看 班 车

太岳新文 李峘

（一）

　　东晋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写道：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想，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念旧情结，会在某天的某个时刻沉浸在淡淡的忧伤之中，或是回旋在带着浅笑的睡梦里，忆起曾经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人和事，恍如昨天。

　　我从小生长在离县城60多公里外的赤石桥村，这里是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另外村里还有供销社、邮政所、卫生院和粮站等五六个县直单位和一个省直国有林场。赤石桥村，三面环河，清嘉庆年间民众在村西用红金石砌筑一座石桥，因桥身红色而得名。村子四周群山环绕，如诗如画，远远望去，黛色参天的森林郁郁葱葱，焕发勃勃生机。宜人的绿水青山和肥沃的良田牧场，足以养育世代勤劳朴实、民风敦厚的赤石桥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这里走出了众多革命先烈和名人志士。

时光静淌，冬去春来。随着一声春雷炸响，雨过天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令随风而至，赤石桥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每天笑声不断，勤快地四处劳动。村里的牛铃声、吆喝声、拖拉机声和铿锵的劳动号子，与高高挂在树头的大喇叭传来的革命歌曲响彻云霄，共同奏响了一部幸福悠长、走向繁荣的动听交响乐。

1980年前后，赤石桥乡被称作赤石桥公社。我七八岁可以记住事的那会儿，赤石桥村乃至全公社的其他村庄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经济社会欠发达。居住在赤石桥村的人们，除了每年农历七月“赶会”能够见识一下外地来做买卖的各色人物，向他们打听一些关于外界社会的变化情况以外，普通老百姓想要了解、掌握可靠的政策与消息，全靠在村东公路旁的河口店看班车。

1982至1983年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赤石桥村先是林场和供销社有了电视机，村里的男女老少争先恐后、成群结队去看电视，获取更多有关改革开放的新闻，观看令人咂舌的影视剧目。尽管如此，大家急于知道、最为关注的信息，仍然是在河口店看班车的过程中获取，所以每天看班车成为村里不少人和儿童们热衷痴迷、津津乐道的不二选择，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副业。而这些不少人当中，除了年岁见老、失去劳动力的农民外，还有几位退休干部职工和回乡教师等人。而我当时还是一名小学生，一年四季起早搭黑，风雨兼程，在大部分时间里埋头苦学，备受煎熬。我除了节假日可以玩耍、看班车外，每天在校背诵课文和公式，完成作业，应付考试。其余时间，我们一家五口人沉浸在林场家属院的幸福时光里舒心度过。再有闲暇，我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目睹了大人们披星戴月、终日劳作的场景和身影，耳闻了村里发生的形形色色、饶有趣味的故事，这些挥之不去的印记深深烙在我的脑海当中。

　　在赤石桥村，人们看班车的“社会活动”应该是在某个年头，从县城开来第一趟班车的时候就全民兴起、开创先河。班车每天按时从县城出发，途经交口、郭道和乔龙沟以及赤石桥村的河口店开往庄儿上再原路返回。班车每到一个村庄和三岔路口停靠都是有“点儿”的，迟早不差半个小时。如果雨雪天气或是其它特殊原因班车不来了，沿途等着看班车的人们大多会垂头丧气一整天，劳动少了气力，三顿饭也吃得走神，所以我熟知的赤石桥村里，每天但凡无事之人就会到河口店坐等班车，而班车也犹如大礼包一样如约而至。因为班车上可能坐着自己的亲戚朋友，或有外地远亲捎来的奇缺物资，更承载了来自县乡乃至党中央的最新消息以及外界流传的各种故事。仿佛班车就是一座可以移动的电台，走到哪儿，新闻就播报到哪儿。谁若能在看班车的过程中搜集到新闻故事的素材，谁就有了在河口店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资格和首席发言权。他会将听到的新闻和故事说的越大越玄乎，就更显自己的本领通天，地球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并且他会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佐以或是慷慨激昂、理直气壮，或是和风细雨、娓娓道来的言辞语句，在众多看班车的人群中慷慨发言，科学研判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同时就流传甚广的一些小道消息，譬如某村有个女孩跟上四川人跑了、公社书记在“三干会”后要调走等不实传言，召集几个平时就非常贴心的看班车积极分子，扎堆埋头予以认真细致的分析与判断，并给在场懵懵懂懂看班车的群众披露一些他们凭空想象的“内幕”，并给出事出有因、顺理成章的可信解释，以博取大家对他本人的信赖和尊敬。

人与人之间要想取得信赖和尊敬，首先得见面散烟问好，所以河口店也是抽烟高手云集、刺激烟草消费的市场。在这儿，人情味儿十足，一派祥和，但也“暗流涌动”，派别分明。

　　在那个刚刚结束“特殊岁月”的年代，人们意识形态中的派别斗争遗风犹存，斗争形式也总是在各个领域和角落或明或暗地进行碰撞，并且闪出火花，但人们不去大惊小怪。“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在河口店这种公开、公共的场合，两派或是多派的意识斗争虽然有时候激烈，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人择机将某些社会问题扩大化或者歧视性地进行讨论，但经过了“特殊岁月”的洗礼，大家不会在心里有太多计较，因为人与人斗的结果不如辛勤劳动的结果实惠而富有成就。人们之间相互撕斗无非是争脸面、争利益，但脸面不能当饭吃，斗来斗去全是自己人，所以这种无谓的思想和做法也就慢慢少了。但赤石桥的人们会聚在河口店看班车，有时还会因一些生活琐事以及个人志趣不投、意见不合而发生争执，但这种争执是人们素日的一种消遣方式，争执的画面也是历史条件下农村生活的一段热闹场景。

（二）

　　在河口店、供销社的食堂门前，几个基本上每天看班车的积极分子中，一派是以公社中学退休教师老杨为首。假如看班车一年三百六十场，他至少主持三百四十几场。不主持的那十几天是他坐班车到县教育局领工资。只要杨老师不出门，他就会到河口店看班车，并站在食堂门前的居中位置，对发生在全县范围的新闻甚至是谣言，或是对人神共愤包括自已看不惯的人和事，发表一番言之凿凿、理论明晰的断言。当然这番引以自豪的演讲是有目的的，这样可以引发所有参与看班车群众对他投以赞许的目光，并在各自心里产生由衷的敬佩，以事实证明他这个人民教师是有文化的、有思想的。并且经他亲手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每年都有考到县城和郭道重点高中的那么一两个，起码在一段时期内，自己在赤石桥村甚至是全公社的学生家长面前精神抖擞、容光焕发。重点是这些家长们约定成俗地应季、应节往他家送粗粮细面和瓜果蔬菜，家里做饭自然省钱不少，老婆李海珍也不怎么“磕打”他，买烟的零花钱也给的多了几毛，每次骂他的口气也绵软了许多。

当然已经打好腹稿的演讲开播之前，杨老师一定是要拽拽刚才蹲着等班车时卷皱的中山装衣襟和裤腿，一定要抢先一步占据比学校讲台更加耀眼的C位，一定要把近视镜从鼻尖推至鼻梁对准焦距，一定要提前咳嗽几声引亮声如铜钟的嗓音，一定要环顾四周有没有姿色好点儿的女人，一定要看清有没有上次和他吵架的林场职工春生……

杨老师是有战斗思想准备的，是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坚定的决心来河口店的，因为他上次演讲时的观点和论调遭到了春生的猛力开火予以反驳，结果他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当他看完班车回到家里，除了被李海珍臭骂一顿，李海珍还火冒三丈，摔了他退休时从学校会议室顺手拿回家的一个白色茶杯(当然盖子还要保存备用)，让他痛苦不已。并且他在村里的威信陡然跌地，从此很少有人再去他家向其请教各种问题，原本经常代别人写信的一沓稿纸也被李海珍锁在箱底不让用了，更别说炕桌上摆的香烟也由“芒果”降成“三环”的严重后果了，而且这盒“三环”烟还是自己狠了狠心用了私房钱，在一天傍晚时分安排住在他家院子西屋的贵山去供销社买的。

杨老师在外抽烟的级别，绝对是一盒不低于五毛钱的。当贵山买回一盒“三环”烟回到院子，前脚刚踩他家门槛儿，杨老师就急迫地迎上前问道:“是不是有人问你给谁买烟了？”贵山说:“没有。”杨老师这才小心翼翼接过烟来，轻轻抠开烟盒给贵山散了一根，接着又抠出一根夹在贵山耳朵上并低声说:“贵山老弟，如果有人问了，不要说是给我买的。找的零钱给你孩们买糖蛋蛋吧。”贵山连忙说:“不用、不用。”推辞了几下，杨老师不敢再坚持，贵山把零钱留在炕上转身回了西屋。

贵山是租住在杨老师家西屋的一个厚道汉子，平时在河口店看班车绝对维护杨老师的面子。他五大三粗的身材站在杨老师身后像个保镖。不过那天杨老师与春生吵架时，连贵山都觉得杨老师有些话说的漫无天际不沾边，所以就没吱声。以前杨老师侄儿长、侄儿短地称呼贵山，并且和李海珍一样，大呼小叫地让贵山在院子里帮他家干这活、干那活，突然杨老师这次主动降级叫了他一声老弟，让贵山一夜辗转反侧，不知如何是好……

　　中国人的感情是吃出来的，但凡伤了感情多半是因为抢了饭碗。杨老师与春生结了死仇，就是因为春生上次在河口店看班车时，在他的粉丝面前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自己的观点和论据，当场让他哑口无言下不了台，丢了人民教师的脸面和威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事后杨老师进行过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反复思考与总结是不是自已确实说错了什么。作为教师是要知错必改、犯错必纠的，这是恪守职业素养的底线。杨老师任教期间，会因个别学生故意捣乱、知错不改，为此在课堂上没少教训他们。一根三尺多长，得心应手的细长竹鞭属于个人物品，退休时也带回了家，虽然现在退休了没有学生可吓唬吓唬，但夏天敲打敲打暴晒的被褥，冬天扒拉扒拉罩在窗外的布帘，还是挺有用的。而且平时可以撵一撵邻居家混进自家院子的鸡鸭猫狗，并把它们臆想成几个顽皮捣蛋的学生，只要看见它们进了院子，他便一股风冲出屋外狠狠的用这根竹鞭横空抽打十几下，借此练练日久抬不起的胳膊。

杨老师经过几天几夜的思想斗争，考虑还是要适当应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这样一想，他的心情就释然了许多，终于可以早点睡、睡好觉，把几天来睡不好的觉补回来。但第二天凌晨还不到5点，被子里的他就反悔了昨天的思想态度，心情极其郁躁，不由得自言自语，生生把一场刚做的好梦给废了。坚持认为春生就会歪理正说，不按常规出牌，真是秀才遇上兵了。转念又想，如果春生在某一天，最好是上午看班车人最多的时候，在河口店当面向他示弱服软，多少让他挽回一点面子。另外再加一个可选条件，让热心充当中间人的村委会李会计“打包”一下春生，把压在双方心头的事儿说开，最好再让春生私下敬送他一条、哪怕是两盒“芒果”烟呢，让过年的时候摆在自己的炕桌上受用，毕竟自己在公社中学教过春生的儿子马俊，并且还很用心，打的也少。但是春生仍然每天在河口店瞅机会插嘴并打断他的话，拆他的台，更别说送烟的事了。

当然几年下来，春生故意和杨老师在河口店闹别扭的事儿也不算多，因为春生初中没毕业就顶了父亲的班（顶班，旧时一种父子间劳动关系的转换）。老马回村务农养老，春生在赤石桥林场端上了铁饭碗。春生的文化程度局限了他很难再抓住杨老师的口误的概率。并且隔了几个月，一直到冬天快过年了，杨老师发现看班车的人群中没了春生那个讨厌的影子。刚开始他并不知道，春生很有福气，儿子马俊从省林校毕业后，子承父业回到林场上班当了技术员，并且他们全家搬到县城住进林局新盖的小洋楼。从此，春生退出了河口店这个看班车的人生大舞台。

为此杨老师再三打听、核实春生不再回赤石桥住了，更不会来河口店看班车了，特意在春节前买了一盒“恒大”牌香烟摆在炕桌上。当他大年初一午饭前送走寥寥无几的拜年客人后，稳坐在还是从学校“顺”回家的靠背椅上，舒舒坦坦地呼吸了口气，这才从炕桌上拿起这盒“恒大”烟来抠开盖儿，用右手中指从烟盒底部猛地一弹，“嘌”的一声蹦出一根烟来，他顺势用嘴叼住后用洋火点着，然后吐了几个烟圈，轻轻弹掉白通通的烟灰，闭目筹谋春节过后第一趟班车来的上午，自己是以什么主题切入看班车人群的C位，说什么内容的话更能打动和他平时溜眯眼的那几个女人……

始终有一件事情令杨老师后悔不已、耿耿于怀。前年他到龄从公社中学退休之时，本想“顺”回家一张新教桌，但宋校长说搬张旧的吧，他赌气没有去搬。硬生生过了一年后，杨老师发现家里确实需要一张桌子，哪怕是旧的。可是宋校长已经调走换成了孙校长，再去找孙校长说想要一张旧桌子时，孙校长断然拒绝了他这个心想“不成问题”的微薄要求，直接导致他在家郁闷了一个多月，并且在河口店看班车时很少发言，也没有人主动给他散烟。原本自己去看班车不用说带什么香烟，就连“洋火”都不用自带。形势好的时候，自己已经一直抽烟头昏脑涨了，还有人热心给他散烟，让他再讲讲县里流传的新闻和故事，但这些天没有了。

（三）

　　少年时光总是度日如年。我7岁到12岁期间在赤石桥小学读书，在校的学习生活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在此期间，武老师是我们读四、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人品好、教的好，但对学生管教的非常严苛，一张很少有笑容的脸和他的抬手动脚都令我们感到害怕。

武老师平时对待学生负责认真，他不支持也不反对学生去河口店看班车。不支持是因为担心孩子们荒废完成作业的时间，不反对是考虑看班车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学会观察社会，更多了解生活实际。记得我上五年级时写了一篇《看班车》的日记，武老师在这篇短短100多字的日记上用红笔从头划到尾，一条波浪式的红线和两行洋洋洒洒的评语从此激起我的写作热情。直到现在，我坚持认为武老师是我人生中最具影响力的导师，是他启发了我热爱写作的动能，是他激发了我写好文章的信心。

在赤石桥小学，同学庆生与我的关系较好，经常在一块儿玩耍，星期天相邀一起去看班车，不过我十分讨厌他在河口店伸长脖子东张西望、急不可耐的怂样子。他就像其他偏僻小村上的孩们一样，因为不通班车，瞅“赶会”或是放假机会专门跑到赤石桥村玩，进供销社圪转，去林场看解放牌“两吨半” (汽车)，并到河口店等着看班车。庆生看班车时不刮眼劲道，我越看他越气人，心里想，纯粹是给我们大村的孩们败兴呢。

一次我和庆生说:“以后看班车不和你在一起‘将败’了。”庆生歪着脖子，挠挠后脑勺说:“辉辉，我跟上你是在保护你呢。” 庆生没说假话。有一次星期天上午，我和庆生看完班车后，我给了庆生一小把炒瓜子，两人一边吃一边往村西溜达。我俩刚走到小学操场，人送绰号“污犊则”的一个外乡女人突然从对面巷子里闪身而立，目光凶狠地单单把我拦住。因为她知道我妈在供销社上班，我衣服口袋经常装着糖果瓜子吃，所以横在路上伸出一只黑乎乎大手向我索要。这时，庆生悄悄转到“污渎则”身后飞起一脚踢她，奋力给我解围，我捂住口袋撒腿就跑。

　　村东到村西，赤石桥的这条街道也就两里多长。当我俩满头大汗、一前一后在公社中学门口碰头时，我把想象中被“污渎则”索走的那部分瓜子又捏出几颗给了庆生吃，所以他说这些话我真的爱听。我出门在校、在河口店除了穿的衣服比其他同学好，行为举止也有“气质”，身边又有庆生前后左右陪伴，就像带着保镖一样底气十足，风光无限。

　　说起其他小村庄的人们看班车还有故事。在赤石桥村往西方向统称后底沟，有几个偏僻的村庄因为路窄人稀不通班车。这几个村的热心干部为了让群众出行方便，也为了让孩子和老年人每天能看上班车，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便号召村民们共同捐资出力修公路，好让县里开辟一条班车线路，并且让其他大汽车也能开到各村，把村里的土特产卖出去，把致富信息和奇缺物资输进来。于是各村挂满了大红标语，“要想富，修公路”“大干100天，定能通班车”……每个村的男女劳力不计“工分”大干快上，老人小孩义务参加修路劳动，盼望早日路通车来。

值得纪念的是，某村的一个后生因为修路炸石头受伤后不治而终，更加唤起了村民们修路通车的信心与决心。“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旧貌换新颜”。若干年后，后底沟终于通了班车，解决了老百姓出门难和看班车心愿，了却了压在各级干部心头的大事。可见班车的通行与看班车“文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多么重要！

还有村上一个平时谝谝侃侃、办事不可靠的男人，外号“不保险”。他有一次因为“投机倒把”被公社主任和公安特派员叫到大队办公室问话并写材料。整个问话过程“不保险”一点儿也不老实，答非所问，避重就轻，而且心神不定、焦躁不安。公社主任看到他抓狂的样子问道:“你这是咋啦？”“不保险”说:“好爷呀主任，你们能不能快点问完，我还要去河口店看班车呢。”

　　还有一天大早，一个头顾不上梳、脸顾不上洗的女人，带着她五六岁的儿子到赤石桥村看班车。可能是这个孩子因为赶时间没吃饱，所以在他妈身后跑的慢。当娘俩气喘吁吁赶到河口店时，班车刚好一溜烟儿开走。孩子他妈望着卷尘而去的班车气急败坏，当着众人的面就“搋搋”地打孩子的屁股，几个大人过来拉也拉不住。这个女人一边打一边冲着孩子说：“倒运子则，跟上你误了看班车……”

（四）

　　当人们在河口店看班车时针对某件新闻、传言而聚集谈论，或者是观点不同的两派在激烈地辩论中，双方队员人人面红耳赤、“撑牙炸武”，唾沫星子乱喷。班车已经开走约摸二三十里了，吃饭时分已过，才有理亏词穷的一方宣布退场。而后两派的参战队员们拍手言欢，一哄而散，各自回家去吃残羹剩饭，还有几个爱看班车、爱凑热闹的女人才赶紧回家生火做饭。因为人是铁、饭是钢，吃饱喝足才有下午或是第二天上午看班车以及再辨论的胜算。

每当我星期天做完家庭作业就会紧跑几步去看班车，住在我家对门的刘奶奶早已等不行我了，提前去河口店占座。倒是看班车的男人们不去争抢食堂门口的那溜舒适的石阶，都乖乖地站在或是蹲在一棵大核桃树下等着看班车。赤石桥村民风淳朴，与人为善，男人们的这点儿思想觉悟还是有的，从来不欺良灭善、夺人所爱。

星期天的河口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现场多了一帮下至六七岁、上至十一二岁的小学生，他们来回跑动打闹，惹得大人们不免训斥几句。当然，上了初中的学生不来看班车，他们觉得这种事儿丢人，是件不屑一顾、非常庸俗的事情，并且对所有看班车的人嗤之以鼻。事实非常明了，学识高、见识广的人有独立的思想和超常的见解，他们不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至少我大哥二哥他们几个上了中学的大孩们，从来不到河口店看班车，专注操练自行车、扔飞刀、打弹弓、掏鸟窝和捕鱼虾等不教自会的功课。

在河口店，“污犊则”又手拎尼龙袋子四处拾东西，有用没用的东西都塞进她的“百宝囊”中。“污犊则”的眼睛根本不够用，什么细小末节的东西都能尽收眼底。一个小孩刚剥开水果糖扔下的“晶晶纸”，“污犊则”立马捡起来用舌头舔一舔上面残留的糖味儿；她看见扔在地下的烟头也捡起来想抽一口，但是没有任何人和她对火。看班车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污犊则”的存在，至少班车没来或是走后她便是大家调侃的对象，也能带来不少笑声，而且她还能带走不少垃圾。

　　在看班车的现场，我听到的无非是农业学大寨好、县城出了杀人犯之类的政策与消息。又听说县公安局过两天还要用大卡车拉着杀人犯和抢劫犯来赤石桥公社批斗游行，我当场就两腿发抖、心乱如麻，就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的家。因为刚好前一天我在家里挥舞鸡毛掸子打碎了一盏25瓦灯泡，我母亲说公安局派人来抓我，当时我不以为然，可是、可是公安局真的要来人了……

我真后悔当天就不该去河口店，不该钻进人群去听这件新闻，害得我几天不思饮食，数夜难眠，连睡觉都不敢脱衣服，做好了只要有人捣家属院大门就立刻逃跑的思想准备。并且逃跑的路线已经规划好了，就是出门跑到刘奶奶家后墙钻进她家的地窖。因为公安局的人有经验，如果找不到我，一定来我家的地窖里找，所以我不能钻进自家地窖坐以待毙。此外我还缜密细致地勘查了另外一条逃跑路线，就是爬上刘奶奶家房后的土楞，进了同学庆生家的院子，然后钻进他家牛圈趴在大大的木头牛槽里隐身避难。

果真等到批斗游行的犯人来了又离开赤石桥村，确定公安局不来抓我了，我才战战兢兢地“圪溜”到供销社，用攒的压岁钱买了一个硬邦邦的太谷饼吃，并顺势站在卖货称重的磅上，才知道这几天的痛苦经历导致自己瘦了五六斤，其实我当时的体重也就五十多斤。这与在家能否吃饱没关系，主要是我只想吃好的，可是那个时期我家在农村能有多少好吃的东西？

在河口店，我一边等班车，一边仔细观察等班车的人们。发现以杨老师为首并多次雄辩的胜方，他们均是在极力表现自己的能力水平与道德水准如何之高，逻辑推断和哲理结论更胜一筹，总想以自己的意志转移别人的意志，顽固地以自己的观点与方法论，教导和训化广大看班车的群众。但背后人们纷纷嘲笑他们，说他们连个小队队长都当不上还谝呢。

当然，看班车的人群里还有几个退休的老干部和在村里比较有文化的人。证明他们身份的标配是穿一身灰色且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或是刚刚时尚流行的土褐色夹克衫，戴近视镜或者老花镜，上衣兜插一支甚至两支钢笔，然而他们的脚上并不是你所想象的穿双黑色皮鞋。他们几个有可能穿的是粗纹布底鞋或是军绿解放鞋，这种装扮反倒成为我对他们极不信服的理由。虽然这个理由没依据、不充分，但我幼小心灵里崇尚的高大人物是十全十美、止于至善的。我想，这种形象的人物在县城、在省城肯定有！

（五）

　　站在河口店对班车望眼欲穿的人群当中，更多的是一些老实巴交、失去劳动力的老年人。他们对时事政治、对包干到户、对谁当书记主任的消息并不感兴趣。他们专注看班车的目的就是想掌握一下谁家的亲戚来了，是男方家的还是媳妇家的；亲眼了解一下从班车下来的人是穿什么料子的衣服，手里拎着什么好吃的东西等等。回头再看看村里有谁是从县城或者郭道回来的，又有谁打扮一新、趾高气扬地坐上开往未知世界的班车走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赤石桥村里的人们把每天看班车当作一件大事、要事来抓。信念坚如磐石，作息孜孜不倦，劲头乐此不疲。

基本上每天有一趟班车往返途经河口店，我看班车的时间只能是在星期天班车来的上午，或是由庄儿上返回的下午。多数见到的是一辆车身刷着红漆，顶部却刷了白漆的班车，四个轱辘架着一个火柴盒。班车顶上还有一圈不是很高的铁围栏，并且有绳网缠着，是让坐班车的人们将随身携带过多的大件物品扛上去托运。往往放在车顶的铺盖卷、自行车和小缸大瓮等物品堆积如山、摇摇欲坠，甚至还有鸡羊猫狗等动物也风风光光地坐上了通往幸福的班车。后来，不知那股风刮来，说班车上不能有带毛的东西，怕班车产生毛病。当我听到这个荒谬的消息后不禁想笑，心想难道冬天穿着毛衣坐班车的人们还把毛衣脱了再坐？

这辆班车的车头左前方有一个上司机的小门，右侧中部有一个对开中门，十几孔小窗排列，大体像个卡通面包，奇怪的是车窗玻璃还能推拉。这就给那些爱逞能、会“脱虚”的人创造了机会和条件，尤其以留着小八字胡，或戴黑色“圪蟆镜”，穿格子衬衫喇叭裤的男青年居多。他们会在停车上下客之际，把头甚至半个身子探出车窗，伸长脖子喊熟人的名字，或打个口哨向不认识的人也招招手显得他人脉很广，并在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笑来。当我看到这一情形，心里很是厌恶却又妒忌不已。暗想终究会有一天我也坐在班车上，心情淡定且温文尔雅，有别于他们俗不可耐的劲道。

　　当我年龄大了一点儿后，也坐过屈指可数的几次班车去县城斜街的姥姥家玩耍。姥姥是我母亲的继母，虽然她不是我亲姥姥，但她每次都很大方地给我几块饼干吃。如果是动物样子的小饼干，最多给我五、六块。饼干有猴鸡狗牛等模样，我一口能吃三块。而且姥姥每次要求我吃饼干时把脏外套脱掉，上炕后脚朝里、头朝外爬在炕沿边双手捧着吃，害怕我把饼干碎沫掉在被褥上难以清扫。

　　还记得有一年夏天，我母亲去省城参加会计培训走了一个多月。因为父亲在林场当技术员，经常一整天在山上植树造林不回家。我实在无法忍受一日三顿都吃大哥二哥做的饭了，就萌发了装病逃课的念头。我和两个哥哥说要去县城姥姥家或者舅舅那儿找医生看肚子疼的病。我大哥二哥都不让我走，说我是想去县城吃好吃的东西，并说没有坐班车的钱。两个哥哥哪里知道我每年从父母手得到的压岁钱和“赶会”时给的零花钱，远远超出了他俩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这笔“巨款”我用吃了饼干的塑料袋包紧，藏在外屋放小米的瓮子底下压着。虽然不怎么隐密，但我基本上每天都观察这个瓮子动了没动。不是我不想把压岁钱藏在更安全的大水瓮底下，是因为这个水瓮太大太重我掀不起来。就这样，我成功用私藏的钱买了一张六毛钱的班车票(半票)，到了我舅舅工作的县农场。当天晚上我和舅舅伙盖一床被子睡觉，舅舅打呼噜好比班车的发动机声，我半梦半醒就在“班车”上尿了一泡，结果早晨醒来被子褥子都湿了。舅舅起床往屋外晾晒被褥的时候，呵呵呵地笑着自言自语:“辉辉尿得像个太阳，圆了个圆。”当早饭铃响了，舅舅又拖又拽让我去农场大灶吃饭，我死活不去，恨自己不争气，已经十二岁了还尿床败兴。最后还是舅舅给我从灶上端回一碗白面豆角“和则饭”才吃饱，上午我就又坐班车回了赤石桥，继续接受粗粮笨菜改造……

（六）

　　住在我姥姥家隔壁的是县文联大作家吉玲阿姨。她当年不到四十岁，细长眼睛大圆脸，爱笑但说话不多。身材胖胖的还把短发烫卷，脖子上经常系一条花色丝巾。她会随季节不同穿一身浅灰色小翻领上衣和大裤腿的西式女装，或穿一件灰蓝色、用细布条拧成扣绊的中式衣服。大部分去上班的时间会穿一双浅圆口、半高跟棕色皮鞋，走起路来“咣噔咣噔”，快慢节奏有度，文人气质十足。

吉玲阿姨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儿子，估计是正在读初中。他的名字记不得了，反正我见面叫哥。他珍藏了许多“小人书”锁在一个小木箱里，有一把钥匙用一根细长银色细铁链系在身上，另一把钥匙则藏了起来。即便是阿姨在家想让我看几本“小人书”，也非等他回来亲自打开锁才能实现。 因为我很听吉玲阿姨儿子的话，他让我给他家扫地，我就扫地；他让我每次只能看三本，我绝不去拿第四本；他让我在他眼皮子底下看，我就乖乖地坐在他完成作业的桌子旁看。他安排我的任务也有我不情愿做的，但为了免费看上“小人书”(街上看一本2至5分钱)，我至少有一两回违心地帮他在大门口放哨，因为他也趁阿姨不在家时“翻箱倒柜”寻找好吃的东西……

　　我每次从姥姥家去找他玩耍，他就会毫不保留地把小木箱底朝天扣下，把倒出来的“小人书”让我翻捡几本自己喜欢看的，但只许看，不准借。映象最深的是一本《火车司机的儿子》，内容记不请了，但是我看了这本“小人书”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班车大了很多、拉人更多，并且是趴在铁轨上跑的交通工具。从此，我回到赤石桥村后很少再去看班车，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当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班车看多了记得开班车的一位师傅姓阎，估摸不到五十岁，是五区人。他个子不高偏胖，理寸头但已经有了不少白发，常年身穿灰蓝颜色、脏的出奇的劳动布衣服。他皮肤黝黑，不苟言笑，总是横眉立目、骂骂咧咧，但胡须总剃得清爽利索，脸颊刺青发亮，颇有日本武士风格。冬天的时候，他身穿厚重的棉衣棉裤，脚蹬“踢死牛”反毛皮鞋，坐在司机座位像熊一样笨拙，下车走几步像一只企鹅左摇右晃。每当班车停靠河口店上下人多、拥挤不堪的时候，他就立马从驾驶位跳下车来，蹿到上下客的车门旁，一边怒骂徒弟兼售票员兵则“甚的事也靠不上你”，一边歪着脖子、喘着粗气、怒目圆睁、拳打脚踢，浑身技艺都使在推拉挤拽等几个标准的武术动作上来。他见招拆招、逢水搭桥，少林武当、以刚克柔，直到成功化解所有问题关闭车门后，阎师傅一脚油门，塞满笑声的班车拖着一股黑烟绝尘而去。这个时候，在河口店看班车的大人小孩都笑得前呼后仰喘不过气来，甚至有人还笑出泪来……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一幅幅场景、一张张笑脸，车里车外好不热闹，就像河口店有人在拍戏，有人在看戏。谁是导演，自有天知！

看班车、坐班车已经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小时候看班车的故事既感到好笑，又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可能有二十多年我没有再去看班车，也没去坐班车，但那种坐在班车里“圪叽楞噔”的颠簸声，各色人物悉数上场的表情动作，一二三四五区人相互“啦话”的场面犹在脑海中翻腾，童年的声音仍在耳畔回响，一种怀旧感和幸福感依然在心底不断冒着七彩泡泡！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回得了过去，回不了当初”。班车还是原来的班车，换了几茬新车并不重要，每天还会在赤石桥村的河口店停靠，只不过物是人非、世事更迭，没有几个人再去看班车了。

　　班车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班车装满了我幼小时期对外界的所有希冀。看班车，是一部主题永恒的儿童故事，再看班车，我的眼角泛起了晶莹泪花……

　　（作者按：七分纪实二分夸张一分虚构，如有冒犯敬请宽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