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往事悠悠——我的6个十年》第三章 黄永毅 著

人间正道史

　　第三章 读书十年

我 的 幼 年

我七岁上学，在本村小学就读，学校和家隔着一条马路，不足一箭之地。那时候，我虽未闻“孟母三迁”的故事，但确是飞进院落的琅琅书声把我吸引进了校门。班级里，我属于小男生之列。解放初期，女孩子上学一般不被看好，同级同学年龄相差大，大女生多。既然是白庙小学，本应是庙在前，学在后，庙堂亦学堂。那些呲牙咧嘴的神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对你怒目圆睁。这厢书声琅琅，那厢香烟袅袅，我们也会边读书写字，边窥视善男信女磕头烧香的虔诚和滑稽。课桌凳子均由学生自备，学校设备的简陋可见一斑。我的那只小木凳，是爸在鸣犊三月初九会上买的，课桌和别人合用。师资匮乏，捉襟见肘。只能采取“二部制”教学法，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课。同一个教室分左右两班，这边下课，那边上课。仅有的两名教师郭先生，留公人。王先生，王沟人。老师调教学生本是应有之义。郭先生善用教鞭“敲”，王先生喜好手背“搧”。学生们反映：那个手背抽比教鞭打更疼。我似乎少有挨训或被敲打的时候，因为在同学和老师眼中，我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娃’。老师都吃派饭，今天东家，明天西家，落了空，只好饿肚子。为宣泄不满，郭先生给学生“影格”上曾写下“饿死饿活，甭在白庙教学”的字样。“影格”是学生描红的大字仿。郭先生的毛笔字刚劲有力，村人红白喜事的楹联均出自他手。学习文具嘛，自来水笔（钢笔）是罕见的，用的是清一色的毛笔。书包里大字本、小字本、大字笔、小字笔、墨盒等一应俱全。墨盒是最难伺候的，弄不好会染墨书本，染黑手指。男孩子个个弄得一脸乌黑。上下学，手里常端个墨盒。我学的第一首歌是“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到处飞扬着“嗨啦啦”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王先生身着马裤呢，挥打着“一、二、三”的节拍，教唱《我是一个兵》的情景犹在耳目。我不知他是不是旧军人出身，只觉得他走路的步伐铿锵有力，对学生的体罚下手也狠。小学生除了读书识字就是玩。农村小学的确没有什么好玩的，“丢手帕”、“抓小鸡”是常玩不厌的游戏。课间休息也会玩个“抗热窝”、“斗鸡”什么的。操场就是庙门前的那块场子。村人眼皮底下的学校，学生的读书声和老师的训诫声，声声入耳。学生谁个优，谁个劣，都会有目共睹。就连谁个在课堂上受罚挨批，没等下课，消息已不胫而走。大人们总爱寻孩子的开心，铁蛋娃的一句“一册才念了三遍”的作答，遂成了笑柄。学生少，为着拼班，跳级很平常，留级也很容易。我也跳过一级，由于学习吃力，又退了回来。这一进一退之间，反促使我的成绩大有起色。那个时候，小学有初小、高小之分。白庙小学属于初小，读到五年级就得转到倪家滩上“完小”。“完小”者，完全小学之意。“倪小”也称“大五校”，是“大兆区第五小学校”的简称。开会拉歌子往往是“大五校，来一个”地喊。如果说，我在白庙小学时还不显山不露水的话，那么到了“倪小”则迅速窜红。初入少先队便戴上了“两道杠”，很快又晋升成“三道杠”的大队委。放学回家的路上，红领巾在胸前飘飘，“三道杠”在臂膀闪闪，我一路高歌，意气风发。因为校南路的学生，缀“三道杠”的，连我才俩。班级里，我是上课喊“起立”、站队喊“立正”的排头生。我的那拖着长腔的一声“立正——”，清脆响亮，常引得高年级同学的侧目。我还充当着班级“小教员”的角色，黑板上抄写作业、复习题之类，非我莫属。我会站在凳子上一笔一划地抄写，这也让我的粉笔字大有长进。圆圆的面庞上带着几分稚气，大概我还讨人喜欢。同学们送我“黄秀才”的雅号，那是由一本《匡秀才》的画书演绎而来的。但是，幼小懦弱的我不时会受女同学的欺负（无恶意），后来成为我妻的她便是其中之一。小学六年我们一起初升高，不是同桌，却是邻桌。只是在步入中学后，各自东南飞了。

小学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太深刻的印记，唯有一条轮廓清晰，那便是打我上学起，从没有让父母操过心。我的“贪书”、勤奋和好学是尽人皆知的。每天清晨，官路上有了驮货骡子的铃铛声或学校的嚷嚷声，便是妈叫醒我的时刻了。我会烧水洗脸，然后，背着书包上学校，天天如此。偶尔的一次叫晚了，我便会使性子、耍脾气，摔摔打打地表示不满。逃学、旷课与我无缘，迟到、早退我视为羞耻。下午放学回家，放牛、割草是铁定的任务。入社前，我家养了头老牛，一年下个牛犊子，北头崖放牛犊成了我的差使。我和堂弟松怀是密不可分的伙伴，他小我两岁。入社了，爸是队里的饲养员，孩子们放学回家，都会争相给生产队饲养室割草，那是一月一兑现来“现货”的。天天割草，43斤半是一个不变的常量，也是草筐最大的容量。月底结算，我总比别人的酬劳要多些。“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手指被镰刀割破是常有的。至今，我左手的指间还留着道道白色的疤痕。手破了，抓把刺棘草浸浸，再撒泡尿浇浇，既消炎又止血。“面面土”（黄土）也是良药，可以凝血。我还兼做着“小会计”，帮爸记青草帐。我的帐记得“清清如水”，常受到生产队会计鹤亭哥的夸奖。无论是割草，还是做农活，铁印和我是拆不开、打不散的玩伴，他是我的堂侄，我俩同岁。老铁自有老铁的脾气，我惹不过他，次次吃亏，躲又躲不掉。说“打不散”，不是我离不开他，而是他离不开我。他的致命弱点是怕狗，“闻吠丧胆”。半坡民羊家门口的那只黑狗似乎是他的宿敌，一见他便狂吠不已，还会穷追不舍。没了我的护卫，他会吓得哭爹喊娘，魂飞魄散。我这个同龄的“夏爸”，还真的做着他的监护人。

六爷是村子的铁算盘，拜“六爷”为师，学打算盘，似乎和现今流行的学前班一样受到青睐。六爷名曰黄志喜。他的年龄不是最大，辈分却最高，是“志”字辈的仅存者。细究起来，我应该叫他太爷，他的儿子余庆，才是爷字辈的。至于他有个“财神爷”的雅号，甚至还在雅号之前冠以“猴”字，变成了“猴财神”，这都不影响他的德高望重和精明干练。六爷住在大路旁的一孔大窑里，另院窑洞开着客栈，能收几个店钱。自我记事起，他就和孤子余庆相依为命。比我大三岁的余庆，两岁就没了娘，据说是死于兵匪的一次抢掠。别以为六爷是男寡妇带娃，日子寒酸、拮据，其实不然。余庆私下说，他们的日子其实很充裕，从不缺零花钱。因为六爷有一手“庖丁解牛”的技艺，是小有名气的宰客。哪家的老牛卧槽，他“牛刀小试”，便会让“骨肉分离”，一锅肉就变成了半把票子。这些和六爷的所有才智比起来，只是小菜一碟。六爷的脑瓜用现今的流行语来描述，那就是一台精密的电脑。他的口算快、帐目清，堪称村里一绝。在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查田定产的日子里，六爷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天到晚“分田分地真忙”。村子里丈量土地，用不着带尺，也不用立杆拉绳，他的步子就是尺子。只见他躬着身，猫着腰，背叉着手，从地这头走到地那头，再步个踅头，多少杆子、多少亩多少分，全一口清。六爷的步子叉到哪儿，木橛就楔到那儿，他就是权威。这就是“财神爷”，一个让人叹服的老头。

六爷家住在大路边，学校旁。他住的那孔窑洞像个官窑，谁都可以进出。任你说闲话，谝闲传，那条土炕谁都可以上去坐坐，暖暖脚，我也在这条土炕上睡过觉。那是在跟着六爷学打算盘的日子，夜晚就蜷曲在这条土炕上。“狮子滚绣球”被认为是打算盘的精华版，人常这样激励孩子：“学会狮子滚绣球，哪怕走到天尽头。”那是说学会了这一手就可以横马行天下。我的算盘从“一退六二五”的口诀开始，“顺九归”打到“倒九归”，“狮子滚绣球”也能打个半生不熟。可我的珠算水平始终平平，只会加减，不会乘除。这说明六爷的精明，他的技艺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学到的，缺少了悟性和毅力，同样一事无成。

六爷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过世的。他的离去是一代人的谢幕。六爷就像个古董，离开了他，村子古老的底蕴黯然了许多。

在白庙上学，冬天最难忘的是一个“冷”字。庙堂四面通风，廊子格的门连张报纸也不糊，准确地说，是没有报纸可糊。天天都是“北风那个吹”，并伴着“西风烈”。写字冻手，听课冻脚，真的应了“十冬腊月，冻手冻脚”的那句老话。上课果真难熬，盼着下课却老下不了课。“跺脚”是唯一的增热御寒法。不过，脚不是随便可以“跺”的，得观颜察色，老师心情好，或许还会放开让“跺”上几分钟。老师脸色不好，就得嘎然而止。手炉是唯一的取暖工具，男孩子几乎人手一个，是那种瓦盆样的，外加个提手，盛着谷糠、稻糠之类做燃料，用包谷芯、烂棉团引燃。还得边走边吹边摇晃，让火燃得更旺些！这样一来，教室从早晨开始就乌烟瘴气。课堂上更是烽烟四起，不是这个踩翻了炉子冒大烟，就是那个燃着了鞋袜冒臭气。“拿出去！”老师的一声呵斥，窗台上一溜串地摆满烟罐子。耐烧又不冒烟的是“煤子灰”，是烧制瓦盆的剩余燃料。王沟南坡的瓦盆窑由河南人开着，我们会借着买火炉的机会，连带要些煤子灰。漫漫冬季，学生间无休止的纠结是火炉：无非是你踢翻了我的，我弄打了你的，吵吵嚷嚷，无休无止。

雨天最难走的是泥泞路。孟家壕，一个二三百米长的壕沟，简直就是一片稀里哗啦的稻子地。弄得男女学生个个望壕兴叹。打赤脚，裤管得挽高高的，稀泥会溅过膝盖；即使穿泥屐，也会如履深渊，步履维艰。泥屐是一种已经绝迹了的雨具，它应该是高翘的雏形，是在两块形似鞋底的木板上加个腿，也就10厘米高。这节“加足”可保涉水踩泥而湿不了鞋。在胶鞋未走进农村，高腰靴子还是镜中之物的时代，泥屐的作用不可小觑，它承载着男孩子雨天的快乐。

1956年，当我读到高小的时候，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农村掀起。当时，我们村子里活跃着一群年轻人。他们都大我三几岁、五六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流，因为我一向乐于和比我年长者为伴。他们个别的在引镇中学读书，大多数则是“倪小”六年级的学生，比我只高一个年级。来来往往，我们行走在上学的路上；热热闹闹，我们收获着放学回家的快乐。我们把仅有的一点知识文化回报给父老乡亲，热情宣传时事政策，出板报、办墙报、学文化、扫文盲。我常手执喇叭筒，站在崖头做广播。文化娱乐也别开生面，扭秧歌、耍社火、荡秋千、敲鼓乐，村子的第一个篮球场应运而生。我们跃跃欲试地筹划沼气池的建设，构思着科学种田的种种幻想。最难忘的是整整一个正月天，村子里天天锣鼓喧天，“敲家伙”（也叫敲铜器）是村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按现时的说法，叫民间“鼓乐队”。擂鼓者，是腮边长着一颗黑志的大群羊（“群羊”是人名，村子有大、小两个群羊），他无疑成为这个团队的核心。因为鼓点就是指挥，得听他的。据说，大群羊亲历过战阵。在一次耍社火的村村对决中，他临阵不惊，临乱不慌，铿锵有力的鼓点让对方大乱方寸，气急败坏的对手竟围追击打他，由此也让他声名大噪。牢牢娃（仲民）的鼓点打得也不错，常充任他的副手。如今有点木讷、略显迟钝的开池，当年敲起马锣子可谓神采飞扬。一面铜锣上下翻飞，玩尽了“花子”，赢足了喝彩。玉生哥也敲马锣，但只能屈居其次。生如乃父的曹娃，一样地魁梧壮实，大锵的首席，非他莫属，因为那是一道重活。我和朋娃、顺顺、六六等小字辈，则只能敲个小小不然的银锣，叮铛作响，多一下少一下亦无所谓。余庆也是银锣队的，不过他是“双锣将”，无名指和大拇指各挂一个。我们村的鼓乐俗称“酥家伙”，区别于那种嗡声嗡气，震天价响的“瓷肚”。它委婉细腻，套路清新，有张有弛，有板有眼。时而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时而如行云流水，清风拂面。融入其中，令人心旷神怡，陶之醉之。乐谱既有《跳龙门》《鱼钻沙》《推火车》之类的老谱，也有新编的乐谱。青年人的事业离不开成年人的扶植，爱好鼓乐的仲玉伯，是名副其实的幕后策划。他边在河坝“捞稻子”，边构思乐谱，那些密密麻麻打着勾、画着叉、标着圈的器乐谱是他的“杰作”。篮球场的建成得益于时任农会主任黄忠文的鼎力支持，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王沟有个王福林，卢岩有个卢大臣，黄岩有个黄忠文。我的姨夫黄忠文曾风光一时，是村子里说了算的人物。

这是一段红红火火的岁月，是一段风风光光的年华。

　　儿时的记忆是不能忘却的一段，儿时的伙伴是不能忘却的记忆。沧桑岁月似水年华，如今有的垂垂老矣，有的英年早逝，且去之者近半。在这里，我想实录下他们的名字，望名思人，也是一种怀念。他们是：玉生、群羊、仲祥、仲怀、开池、曹娃、余庆、育民、堪印、香棉、江鱼、荣宝、牢牢娃。恕我用小名作记，舍此则不能唤起儿时的印象。玉生、群羊是村子第一代大学生，仲怀步其后尘，也由西安石油学院毕业。心高气傲的仲祥，抱着“不混出个模样不回来”的决心，别家离父出走，浪迹天涯，杳无音信。余者均在1956年考入西安市第12中、8中等校。次年，我和仲民（牢牢娃）一起考入了三兆中学。

三 兆 上 学

1957年，小学毕业的我考入了中学，名曰：三兆附中。实际上是一所小学戴帽，全名为三兆小学附设初中班。我们小学毕业的20多名学生，分别分在这里和北池头的45中。那时，不太留意对学校的选择，觉得离家近有近的好处。三兆离城15里，离家也仅是15里。它号称城南第一大村，并不因三兆公墓浪得虚名，一样的大村气派！它类似西安城的形制，街道也一样的东西长、南北短，东西绵延两公里，城门楼遥相对望。南北城门仅留下了废墟。村子大了，一个林子的鸟也互不相识，即便同是三兆人，也要附加一句：你是哪个门的？因为村子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形成了四大村系，习惯于称呼南门村、北门村。学校设在北门外，校门前有一个大涝池。

13岁的我要上中学了，当然是喜事一桩，我家祖辈也没出过中学生。家人忙着打发我，哥给我买了牙膏、牙刷，从此，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刷牙了。妈给我新做了一床被子，被面是蓝底起红花的比较素雅的那一种，至今仍保留着。妈怕我不会睡觉，不厌其烦地教我怎么铺半边，盖半边，并反复地演练。至于褥子、床单、枕头之类的“奢侈品”，不属于穷学生所有。入学那天，当我背着被子离家时，妈送我到强沟崖以远。后来她说，看着我背着个大被子，遮住了屁股，只看见两条小腿一走一晃悠的，不由得心里难过。是啊，儿离家门母担忧，特别是第一次离家。

学校第一年开设初中班，方方面面的条件不敢恭维。没有宿舍无处住宿，没有食堂无处吃饭，仅增添了几座新校舍而已。远路的学生租住民房，和我们同一命运的，还有来自鲍陂小学的。我和强沟的志奎、绪牛就伴，合租了一间房。先在北门阎家巷子，后又到南门王家巷子。一间厦房、一盘土炕、一领席子，一所农家小院，其中就有我们的宿舍。房东对我们客客气气的，也会帮着照看房子，一月几块钱的房租。我的中学生活就从这里起步。

最难的不在住，而是吃。背馍上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农村娃求学的必由之路。例外的当然也会有，只属于个别家境优越的人家。背馍吃，在学校搭了开水灶，每月六角钱的开水费，暖水瓶自带，人手一个，来来回回提着。所谓吃饭就是啃干馍，喝开水，天天如此，顿顿一样。为了有点味道，我们会给泡汤里加盐、加醋、再加点油辣子，弄成调和的。也会带点自产的菜，冬天浆水菜，夏天腌蒜薹之类，来回提个小罐。为了换口味，妈也会给几个零用钱，嘱咐一周吃一次面条。三兆东门外有间饭馆，素面八分，荤面一毛二，或荤或素，隔三岔五地会去解个馋。这样的日子未觉出有什么苦，反倒觉得于艰难困苦之中求学读书是一种幸运。隐忍不安的是，感觉到难为了爸妈，他们供个中学生真的不易。

为了让我上好学，妈费尽了苦心。开始一周一背馍。夏天馍馍容易发霉、长毛，得天天翻腾、晾晒，甚或掰成四匝子晾着；冬天馍结冻，掰不开，得用石头砸；泡不开，换几次水还是温吞子。真个是五味杂陈，尽在其中！后来，学校体谅远路学生的苦衷，改周三下午取一次馍。这样，一周取馍两次，境况有所改善。为了让我能吃上新鲜馍，周三和周日，妈常常是彻夜不眠，前半夜蒸馍，后半夜打发我上路。黎明前送我到强沟崖嘴，看着我和绪牛结伴走了，她才肯回去睡个囫囵觉。我们则急着赶早自习，天亮前必须登上秦沟坡，然后再穿越十里三兆塬。三兆塬是最让妈揪心的地方。旧社会这里是强人打劫之地，狼虫出没之所。解放了，没了贼匪，少了狼虫，可空旷的原野上，纵横排列着星罗棋布的墓冢。夏天的麦子地，秋天的包谷田，穿行其间，一样的提心吊胆。为了壮胆，我们会故意地大声嚷嚷；为了提防，也会悄悄地疾步行进。下了三兆坡，心才往下落；出了三兆壕，才敢放声歌。一路同行的，有仲民、志奎、学理（绪牛）和月娥等。我们是同乡，又是同学。

如今的三兆塬，古径不知何处去，大翠大绿展新容。已经难寻原先的路径。

同桌，是一个美好的名词。谁不上学？谁无同桌？它会带你进入那个烂漫的年华，留下许多温馨的记忆。我的同桌留给我的却是一段苦涩。那时我刚踏进中学校门，分来的同桌姓李，三兆南门人。圆脸、圆眼、圆脑袋，对谁都横横的，嘴里还老不干不净。自从他和我并肩而坐，我们之间就充满着战火硝烟。课桌中间是“三八线”，稍有逾越，他便以“锤头子”相加。其实，那是一条不平等的分界线，只为着制约我的。他则可以随意逾越，甚至夸张地展开双臂占去四分之三，让我无摊书之地。午休时一桌一凳，二人分用，桌子归他还嫌不够，还要恣意骚扰在板凳上蜷曲着的我。他的一条腿故意悬空，吊在我的头顶上晃悠晃悠。我倒过去，他换过来，不胜其烦。我的遭遇同学们都洞若观火，却也充耳不闻，谁都知道那是一个惹不起的主儿，谁遇上谁倒霉。况且，“好差搭配”也是排座位的方式之一，谁让我是班长呢！事事避让，一忍再忍，孰不可忍也得忍！还因为这是三兆，他的家门口。不过，上天也会给我一泄私愤的机会，那就是考试。考试对我的同桌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尽管他极尽咳嗽、吐痰、唉声叹气之能事，却眼睁睁地憋不出一个字来。感觉到他在偷窥，我便严加防范，卷子遮得严严实实，生怕走光一个字。此时，正是我踌躇满志时，思维也因此变得活跃、流畅起来，试卷常常一挥而就。我的以牙还牙，可能更惹得我的同桌变本加厉。今天想来，对李同桌，还是应该给予一点理解和体谅，一个没娘的孩子，三兆街道的小混混而已。让他读书，真的是为难他了。初一没上完，他便缀学了。谢天谢地，不然，我的苦海何时靠岸！后来，车培阳做了我的同桌，我俩亲如弟兄，他邀我搬到他家去住，我们在一条土炕上睡觉，一起上到高中，一起当兵，又在同一个军营生活了10多年。同学、同桌情，造就了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深情。再后来，肖春惠成了我的同桌，她后来又嫁到三兆，多少年来，我们始终联系着，我常到三兆去看她。

老战友在三兆村留影。左起：白兰忠、 作者、 呼民道、 苗稳泰 、张贵成。

那 年 那 事

上世纪中期的1957—1958年，共和国正在经历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有党史学者指出，从1957年开始，我党就偏离了正确路线。不是吗？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紧接着，就进入了为期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天灾乎？人祸乎？悠悠乎，荡荡乎，都是老百姓的灾难乎！我无意评说这段历史，留在记忆里的，只是一团重重叠叠的泡沫。

反右斗争对一个初入校门的中学生来说，当然会不解其意。但是，校园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以及老师们无休止地开会学习，无休止地批判斗争，还是让我瞪目结舌。加上报纸大号加黑的通栏标题和广播上声嘶力竭的叫喊，让。嗅到了一股浓浓的火药味，感觉到了这个天下的不安宁。接着，有大批下放干部被发配到农村来。被“下放”的人，有的头衔就是“右派”，有的则挂名曰“劳动锻炼”。三兆、余王碥，这些城市的边缘地带，一时间变得熙熙攘攘起来。右派们除了每日承担繁重的体力消耗外，就是精神的惩罚。一次蓦然的回首，竟让我惊魂不已。那是在一个深秋时节，学校组织到浐河背沙子，用来填充操场上的沙坑。我们端着脸盆、提着水桶、背着书包，热热闹闹地走向浐河道，这无异于一次秋游。下了三兆塬，在王家碥那弯曲的坡路上，上上下下都是叽叽喳喳的学生流。下坡时，看见一个孤零零的人，蹲在悬崖边上，好奇的我们指指画画，有人还说着担心的话：“可别掉下来啊！”等到我们背了沙子原路返回时，刚走到拐弯处，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循声望去，那个坐着的人霎时变成了一个黑影子，像只老鸹一样，缓缓下坠。那是一面绝壁，有数百米高，下跌的瞬间似乎特别漫长，真的惨不忍睹！我不愿听到那“砰然”的一声坠落，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有王家碥的同学说：那是个右派。在那个年月，死个右派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丧命了还“死有余辜”。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又有多少死于非命？历来众说纷纭。据说有数百万之多，死于非命的难以计数。秦始皇坑儒才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相比之下，秦皇不过是小巫一个。一时间，右派分子的帽子漫天飞，有戴帽和不戴帽之分，有的是帽子拿在手里随时可以戴。右派分子随处可见，右派言论铺天盖地，一句话、一条意见造就一个右派。本是共产党的一统江山，一夜间竟变成“右派天下”，岂不怪哉！学生中也传言纷纷：某老师有问题，某教员被批判。处处草木皆兵，人人惊悚自危。我们又是一所新学校，地处远郊，贬职、发配首当其冲。

1957年的夏秋，真是一个多事之秋。

1958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页。“一天胜过二十年年”，红红火火的日子，让人突兀地觉得：共产主义触手可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旗帜到处飘扬；“乘卫星、坐火箭，十五年赶上老英国”的口号响彻云霄；“没有办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豪情壮志直冲云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到处莺歌燕舞，还有潺潺流水”。连伟人也为之大发感慨：我们的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总之，我们正跑步行进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这是一幅多么壮美的画面，谁不为之鼓舞？谁不为之振奋！可是，在振奋、欢呼、鼓舞之余，却陷入了深深的迷惘。

我只能以当时中学生的视角，管窥这令人迷茫的一页，记录下这号称一日千里的一刻。

大跃进，一个东方地平线上冒出的新生事物，它一诞生，就引得国人瞩目。它使人变得狂热，世界变得浮躁。放不完的“卫星”，夺不完的“高产”，喊不完的口号，鼓不完的干劲。千斤县、万斤田，全在鼓噪一唇间。最能表现这种狂热的，是那首风靡一时《我来了》的诗句：“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我那寂静的乡村也变得喧嚣起来，口号连天，红旗招展，你争我赶，挑灯夜战。到处是“老汉赛过老黄忠，青年赛过小罗成；老婆赛过佘太君，妇女赛过穆桂英”的豪言壮语。在王沟崖上，我亲眼见证了深翻的土地超过了一丈二。这哪是在深翻地，分明是在“塹庄子”，齐刷刷的，翻出来的全是松散的黄土层。我一个中学生尚觉得匪夷所思，何况老农乎！典型的效应是巨大的，随之，村村点着汽灯深翻地，男女老少齐上阵，要的就是呼呼啦啦的大轰大嗡。

大炼钢铁。对于数字我一向过目即忘。唯独对1070这个数字情有独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记忆犹新。因为在大跃进年代，这是一个响彻云霄的数字。1070万吨，是当年全国钢产量要求达到的指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在一片请“钢铁元帅升帐”的鼓噪声中，一座座小高炉、小土炉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这叫“土法上马，遍地开花”。那些耸立在村头的小高炉，有点像当年小鬼子修建的炮楼。冶炼技术似乎也易学好懂，昨天的泥腿子，今天的炼钢工。拿什么炼？不是吃食堂了么？于是家家砸锅卖铁；不是共产主义道不拾遗了么？家家撬门篦、卖锁头。废铜烂铁之类则一网打尽。除了农具，我家没有像样的铁器，只有一件酒器，墩子壶，是温热肆酒的那种铝制器皿。妈掂量来掂量去舍不得。我帮妈出馊主意，说：“没了锅、没了灶，也没了粮食，酒壶还有用吗？捐！”我给妈“捐”了个难言的“后悔”。我的家乡在浐河道，大办钢铁，使静静的浐河变得沸腾起来。青壮劳力夺高产，老弱妇女下河川，浐河道摆开了浪铁砂的战场。人手一个簸箕（或筛子），弯腰屈背，蹲在河滩上，淘啊淘，浪啊浪，漂走的是沙粒，沉淀的是铁砂。那是怎样的铁砂啊，一星半点，比沙粒还小，针眼能滤过，混迹于沙浪之中。沙海滤铁无异于大海捞针。为了实现1070，人民奉献出的无知和虔诚，真是撼天地，泣鬼神。上帝若闻知，定会移一座富铁矿来赐赏。我年仅八岁的弟弟，也跟随着浪铁大军四处转战，营盘扎在王家碥河滩，他因没能完成任务，给发了一面白旗子，气得哭鼻子。弄湿的鞋袜还没地方烘烤，亏了做饭的永富哥帮助。妈参加了兴修大峪水库的队伍，住在大兆西村，给修水利的妇女看孩子。至于这一年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1070是否完成，这当然不是老百姓关心的。人们只是望着那一堆堆炼出来的废铁渣、铁坨坨，心疼不已。回头想，当初为何要把指标定为1070，我揣摩，在那个一切求“翻番”的年代，这肯定是由“535”翻番的数字。

吃食堂。公共食堂是大跃进的产物，这是一出近乎荒诞的闹剧。在一个有五亿农业人口的大国，全民办食堂当属世界级的创举，因为它宣告中国一步跨越到了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我们村办了两个食堂。村下一个，崖上一个。崖上的食堂就扎在我家的前院。每到吃饭时间，男男女女，盆盆罐罐，大呼小叫，热热闹闹。天气好的时候，也会一家人一起聚在树荫下吃，省得坡上坡下提来端去。自古民以食为天，吃饭为大。在那个全国劲刮共产风的年代，生产队长就是土皇上，权力大得很，可以停你的工、停你的饭，开你的会，学童亦不能幸免。“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公共食堂在经历了先吃稠，后吃稀，最后喝稀汤的惨淡经营后，就走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我在瞬间看到的一幕，竟像模板一样刻在脑际。那是一天打饭的时刻，我站在门口的崖嘴嘴，看着上上下下人来人往。只见年迈的永昇大哥，拄根拐杖，颤巍巍地提着一罐子稀汤面条，走到了坡口。“屋漏偏遇连阴雨，绳绳偏从细处断。”倒霉的事情让老人遇到了，冷不防，他的罐系子断了，罐破汤流。接着出现的情景更是触目心也碎的一幕。老人那惊悚的面孔、失神的举止让我惊骇不已。他急切切地跪在地上，一把一把抓起那搅和着泥土的面条，贪婪地、大口大口地朝嘴里塞。我一阵心酸，几欲落泪。老人看着遍地流淌着面片汤，一脸绝望。打饭路过的人都摇头不止：这回老汉闯大祸了，几个嗷嗷待食的孙子断了顿。一边感受着公共食堂吃不饱的现状，一边听着政治课老师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的说教，而且优越性竟有五条之多，我的心岂能不五味杂陈！还有一件不能忘却的事，那就是：我家有两只大板柜，高到胸口，少时我常在柜盖上睡觉，是唯一称得上家当的物件。打造时木匠曾对爸说：“你还得再做一个，一个儿子一个。”柜是用作盛粮食的，在老鼠都成了精的年代，板柜盛粮，气死老鼠。进食堂那阵子，家家收缴粮食，我钻进柜里装粮食，装到最后，妈说：“留点吧，防顾以后没啥吃。”我毫不犹豫地说：“吃食堂了，还留粮食弄啥？”竟扫了个干干净净，一颗不剩。等到我饿得前心贴后心时，想起妈的话，悔之晚矣。

除四害，打麻雀，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一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而且演绎得波澜壮阔，无与伦比。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谓之“四害”。全民动员，必欲除之。任务是刚性的，还带有政治性：苍蝇要验尸，老鼠要数尾，麻雀要数爪，马虎不得的。

麻雀遭此灭顶之灾，无异于祸从天降。

碍于麻雀的机动性、灵活性较大，单兵不好歼灭，只好大兵团作战，大打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西安市全民总动员，机关、学校、工矿、企业一律停工、停产、停商、停学，布下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让麻雀死无藏身之所。战役的部署是：仓库、房舍，林带，建筑物等是重点，由重兵把守；空旷之地则布下疑兵，由稻草人、纸人招摇示骗。草人、纸人妆扮各异，均呈持弓发弩之势。其时，我正读初二，在班主任刘淑珍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坚守在三兆公墓一带，手执长竿，摇着幡子，举着小旗，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击打铁器，我则敲打着脸盆，热热闹闹，不一而足。口里不停地“喔——呵呵”地吆喝着。这叫疲劳战，不能让麻雀有喘息之机，疲惫而死。一群群的雀儿远远飞来，飞呀，飞呀，飞在半空，竟有一头栽倒，坠落尘埃的，如此死法，十分残忍。也有的听见嘈杂的吆喝声，一息尚存，拼死逃命。雀儿飞走了，我们则在一排排的墓群中游走。察看墓碑，品评碑文。有些跌落的雀儿，钻进草丛，嘁嘁嚓嚓，疲于躲藏，我们就四面合围，给予致命一击，雀儿顷刻呜呼哀哉。对学生而言，难得有这样特别好玩的机会，不用上课，天天吆吆喝喝，天天疲惫而归。

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无疑有宣告胜利之日。若干年后，随着大跃进遭贬，也有人为麻雀鸣冤叫屈，强烈要求“落实政策”，平反昭雪。麻雀在遭受了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大围剿之后，“雀口”锐减，元气大伤，从此，种群不振，奄奄一息。后来落实了政策，麻雀被从“四害”名单中剔除，它们才重又叽叽喳喳欢唱在枝头，但作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柄也载入了史册。

这是麻雀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

春 临 纪 事

春临村位于曲江池鸿沟岸边，它居高临下，近可俯瞰雁塔雄姿，远可将城南景色尽收眼底。它不光拥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也是一座方方正正的村寨。东、西城门遥相对望，残缺的城墙断续衔接。学校位于东门外，和学校紧靠的是五典坡村。一曲王宝钏与薛平贵凄婉忠贞的爱情故事，让《五典坡》演绎的经典风靡全国。当地素有“春临五典坡，秀才举人多”的赞誉，是说它的人杰地灵，贤人辈出。

春临、三兆是一方热土。我熟悉它，就像熟悉我的家乡一样。我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成长，时间竟达五年之久。在这里，我吮吸着知识的营养，从初中读到高中，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同学，成为一生的挚友。54中是我的母校，我得到了同学的拥戴，老师的关爱。这里还是我人生的起跑线，我从这里投笔从戎，走上卫国戍边的西陲。这里常让我魂牵梦绕，浮想联翩。春日，我和同学漫步在鸿沟岸边，踏青、折柳；夏日，我们登上汉宣帝陵冢，振臂呼喊；秋日，我们旁经秦二世墓丘，一声叹息；冬日，皑皑雪原留下莘莘学子一行行脚印。

我的求学之路不尽平坦，但我的中学时代仍然充实、惬意，令我回味绵绵。自小我就是村子出名的乖孩子，进入校门，自然又是好学生。无论是在三兆，还是在春临中学，我连年担任着班长，年年获得“品学皆优”、“三好学生”的称号。一个笔记本的奖励也会让我心满意足，分外珍惜。1959年10月，正读初三的我（15岁）就加入了共青团，成为年级少有共青团员。初中毕业，我以保送生的资格免试升入本校高中。进入高中，我似乎又上了一层楼，更多地受到学校的重视和关爱。这时我已经不再担任班级干部，转身成了校学生会成员。高一担任着学生会秘书长，高二当了学生会主席。学校为我搭建的平台使我有了较多展示自己的机会，我频频地在全校大会上露面，处处感受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逢有重大活动，我总是台面上的人物，不是主持就是登台讲话。每周六的卫生大扫除，检查、评比什么的，学生会照例唱着主角，学校的大喇叭不时传送出我的声音。至今当我路过三兆或余王碥时，总会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与我搭讪、闲话。若我略显迟疑，对方便会补上一句：“你就是那个黄永毅吧？54中大名鼎鼎的。”我的两名女校友后来成了随军家属，尽管她们是低年级的，先前并不认识，竟也会一见如故，临了还加上一句：“你赫赫有名，谁不认识啊！”

我的初露头角不以伶俐的口才和组织能力见长，而以出色的学习成绩取胜。无论初中还是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初中时，我们是清一色的农村娃，即使佼佼者也并不显山露水，因为竞争的氛围并不浓厚。升入高中，班上来了一批城市生，他们以45中、37中、陕师大一、二附中居多，且大都是小寨地区大专院校的子弟。他们的加入为班级注入了活力，学习和竞争的氛围骤然飙升。至今忆起我仍觉得，西安市第54中学高63级甲班是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城里娃和乡里娃融汇一起，留下了一串串耐人回味的记忆。在班里，有余秀琴，余家碥人，学习成绩平平，却始终不失质朴热情的本色，担任着我们的班长；缪广勤，缪家寨人，诚实、憨厚、淳朴，负责团支部工作。城市生在学习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方家驹、黄重阳，另外还有我，引领着班级的“三佳”，我们分别担任着语文、物理和数学课的“代表”，次次考试，“前三名”总由我们仨包揽。学生以学为业，学习好的学生往往会惺惺相惜，互相欣赏，我们自然是谈得来、说得拢、关系要好的一拨，一起复课、一起海阔天高的时光令人神往。他们两个，还有周洪志，次年都考入了大学。中榜的三人全是我们甲班的，另一个班竟推了“光头”。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农村娃俨然成了“陪读”，够惨的。怨谁呢？这就是城乡文化的差异，也归结于那个饥馑的年代。二十多年后，当我们重相逢时，家驹对我说过两句话，一说：“你要不走（当兵），准能考上。”我相信此话绝非虚言，要不，学校怎会扣下我的服兵役通知呢？又说：“你走后，我进了学生会，干上了你的那份工作。”我则以为，这是顺理成章的。

方家驹无疑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作为学生，他勤奋好学，备受赞誉；走出校门，他事业有成，建树多多。其实，他走过的路亦非坦途。1968年，他由西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就走进了商洛大山，而且一待就是十七年。他由语文教员做到了“进校”校长，当了省级劳模，做了省人大代表，商山洛水也无情地消费了他灿烂的青春，不惑之年后，才调回省城。他先在85中任教，后调入铁一中。几十年的执教生涯，家驹收获的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是德教双馨，硕果累累。他被荣誉包围着，身上笼罩着一层层的光环。他先后获得过国家教育部“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全国语言文字先进工作者”以及省特级教师等称号，他连续26年坚守在省高考语文试卷评卷点上，由阅卷教师、阅卷组长、材料员、质检组、复查组，直至中心组成员。他获得省级、铁道部级，以及郑州局、西铁分局以上的荣誉称号及各种奖励有三四十项之多。我以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同学而自豪。

我们是在1987年的一个夏日沟通联络的，一个突然的电话将我和他连接了起来。那时他从陕南调回西安不久，我也转业回西安时间不长。接着，便是迫不及待地会面，后来又凭着一股子久别重逢的热情，搞了几次同学聚会，次次都以不同的结局收场。人生际遇，沧桑岁月，即使往昔亲如手足的同学也会平添隔膜。有的几十年秉性不改，朗朗笑声一如往昔；有的即使努力调动记忆的细胞，却难找回印象中的他或她。一次小聚中有人提议：一人一句祝酒词，作为开场白。本是一个很好的动议，轮到一位女同学竟一声叹息，颇多为难，终于呈默不作声状，大家亦悻悻然。可谓“一人向隅，满座失欢”。总的来说，我们这一拨同学有城有乡，差异较大；学文、学工，颇多建树；从商、从政，各有千秋。即便家居农村，也有着别样人生。至于命运多舛又多愁善感，免不了触景生情。

近些年，我和家驹疏于联系，缘于请他作序的这部“大作”，迟迟不能脱稿，我急于画个句号，了却我的一桩夙愿，等送到他手时，想必不会让我失望。

一个偶然的机会，方家驹送我一张他珍藏了50多年的市54中学高63级甲班同学合影。从相片可知：时间约在1962年的早春，地点是革命公园，是以“革命亭”做背景的。中间坐着的是班主任周长乾老师，两边是两位俄语课实习老师（一名叫袁遇海，另一名姓杨），应该是为欢送他俩回校的。看着一张张稚气的面庞，我都找不到自己了。家驹是有心人，他在相片的背面按照排列顺序分列着姓名。我实录如下（后排左起）：

张志强、王学智、刘未生、杨天启、孟荣增、白希平、董智忠、胡君义、丁慎愆、陈栓毛、张振民、车培阳、黄重阳、李菊芳、毋玉芹、李孝霞、强学理、黄永毅、方家驹、赵崇学、缪广勤、秦拴稳、耿二存、曹克定、周洪志、高志德、王怀霞、呼玉芹、车福兰、李清芳、张纪久、李彩霞、韩彩芹、崔芝兰、胡风娥、余秀芹、王福诊、王蒲芳、肖春惠、陈兰英、王芝兰、白逢珍、王凤霞、白桂芳（中途退学）

（共 44人， 打者为已逝）

忘不了绪牛（强学理）啊。

同学、战友、朋友似一片繁星，能记住的总是离你最近、最灿烂的那几颗。我最难以忘怀的，是绪牛，这是他的乳名。

我和绪牛同在一个生产大队，年龄一般大，都属猴。小时的他圆圆的脑袋，头上留着个大玛玛鬃，长着一颗虎牙，脖颈上老围着根红缰绳（一年一换，戴到12岁）。这表示他是一个“贵重”娃。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玩耍，一起从白庙读到倪小，又从三兆读到春临。同窗11载，中学的5年我们一起背馍，一块寄宿农家，一块睡大炕和睡架子床，一块风里来雨里往，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我俩有着太密切的关系，找到了他就能找到我。和他在一起，也少了妈的牵挂。只要有绪牛，妈就不操心。我和他的关系也拉近了我们两家人，一辈子疏于交往的爸竟也和绪牛他爸成了好乡党。

若不是一场突然的变故，也不会让我和绪牛阴阳两隔。

1962年当兵时，绪牛和我一块报的名，一起检查的身体。体检都合格，我们一起欢呼雀跃，但当我如愿以偿时，绪牛却遇上了麻烦。主要是他妈不让走，并闹到了学校，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妈有难言之隐，一个劲地强调绪牛身体不好，不能去。这其中的隐秘只有我清楚：绪牛尿床。在三兆读书时我俩同睡一条炕，他常殃及池鱼，我不免跟着遭“灾”。到了54中，住的是集体宿舍，架子床，为避人耳目，我俩挑了个二层，并着床，尿湿的被褥无处凉晒，也怕被人知道，绪牛老自己“暖着”，我替他保着密。他妈这么一闹，绪牛当兵的事自然就搁浅了。

高中毕业他回乡在本村小学代了一年课，1964年长安县搞社教，他的“当兵风波”使他的一家备受冷落。为摆脱窘境，次年他只得又选择了从军之路。绪牛终于来到了新疆，分在8010部队侦察连，我们很快沟通了联络。但在通过几封信后竟无由地中断了，我大为疑惑，给他的连队写信讯问，也如石沉大海。在此其间家里每有来信，妈总是一再嘱咐：不要游泳，不要到水边去云云，更使我如坠五里雾中。

又过了许久，终于传来了可靠的消息：绪牛死了，是淹死的。我曾多方打听，说法不一。直到1969年探家，才知道其中的原委：绪牛是在执行一项侦察任务时被淹死的。同时遇难的还有一名战士和班长，绪牛是副班长。他们三人在泅渡一条大河时，先是战士落水，班长抢救也落了水，仅存的绪牛只能选择前仆后继。这样，三个人先后消失得无踪无影。新疆的河水都是天山消融的冰雪，不但冰冷刺骨，还水急流湍，无浪也难站立。侦察连一次亡故三人，成为震惊全师的事故，几乎无人不晓。我打听的也是个长安兵，和绪牛一块入伍的。他还说，连续几年，陆军八师老兵复员时，陕西老兵都要到亡故战友的墓前默哀告别。

正应了“死者是对生者不幸”的老话，绪牛牺牲后，本应享受国家的抚恤待遇，但是，矛盾的非正常转化终于酿成了另一出悲剧的发生。绪牛一家的悲痛欲绝可以理解，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妈不该把绪牛的牺牲归结为当了兵，把当兵归结为村支书的“迫害”。一气之下她跳了井，是村支书家的井。无论谁都经不起妻亡子丧的打击，绪牛爸兆恩叔一时火急攻心，精神失了常。一个好端端的家如此地支离破碎了。兆恩叔病后，队里派谁来陪伴都不合适，正好派我爸。

我探家时遇见了兆恩叔，每每欲言又止，他似乎也在刻意回避着我，彼此相对无言。我知道，我和他肯定在掂念着同一个人。好在政府没有忘记这个不幸的家庭，几年后，给了绪牛的弟弟一个招工指标，进了西郊某工厂。后来我又知道，兆恩叔有了个不错的结局，和次子堆绪一起在西安定居，命运给了他太多的不幸，他的晚年应该得到慰藉和补偿。

我写下这段文字，权当对绪牛的怀念，也了却了我的一段情思。

绪牛学名曰：强学理。

想起了广勤。

九十年代初的一天，忽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同班同学缪广勤走了，通知我赶到三兆宾仪馆告别大厅。事发突然，匆匆赶去，长长一躬，竟是最后的诀别。

　　广勤是我初、高中的同学。初中时，他是乙班班长，我是甲班班长。毕业后我俩同时被保送上高中，且同分在高63级甲班，他做着团支部工作，我做着学生会工作。他长我两岁，为人憨厚，淳朴热情。高中毕业后，他参加了社教工作队，后转为干部，先在雁塔区，后到霸桥区。前去的同学提起他，无不黯然伤神。同学肖春惠告诉我，这几年广勤的日子刚好些了，孩子也大了，人却走了。她告诉了一件让我心灵震颤的往事。广勤的妻子老家在安徽的一个偏僻山村，岳母长期随他们生活，老人亡故后，老家的亲属坚持要将遗体送回原籍。对广勤来说，这是个天大的难题：谁都知道，铁路上是不准运尸的。出于孝心，也出于做人的良知，广勤采取了超然行动。他缺钱，自然雇不起车，然而，他有他的办法：自己背运。他用被子包裹住尸体，打个双折，捆了个严严实实，外面再敷以塑料布，密不透风。想必老太太的身躯是瘦弱的。就这样，在火车上，他昼夜在车厢的结合部晃晃荡荡，躲过了警察和工作人员的检查；下了火车，又上了汽车；下了汽车，又继续步行。千里背尸，不知疲惫，终于运送到了那个偏僻的山村。广勤背尸的故事让我震颤不已。他在人生的里程碑上，书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当我在殡仪馆门口的白绢上签名时，我的心灵在颤抖。此时的广勤已静静地到达了人生的终极点。

人都要走完他必走的路才肯歇息。人生的乐谱是一个接一个的逗号，生命终结之日，才是划上句号之时。坦途一生，以一个圆圆的句号终结。抱憾一世，也要以一个不大圆满的句号了结。广勤饱受磨难，英年早逝，遗憾多多，他留下的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叹号！

作者与老同学、老战友车培阳在一起。

　　三兆村附近曾出土过一篇墓志，文中提到“唐乾符三年九月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三兆村”，可见唐时此地已有三兆村。而据村中传言，三兆村早在汉代便已形成，当时住着杜陵的守墓人。三兆村实为杜陵邑，也就是汉宣帝的守陵人。

三兆村附近除杜陵外，还有墓葬群六十余座，如王皇后墓、陈道生墓、颜师古墓、呼延蒙墓。以这些墓主的身份判断，其守墓人应为数不小。许多三兆人认为，他们正是这些守墓人的后裔

　　寒窑位于西安市南郊大雁塔附近曲江池东面，是著名戏剧《五典坡》（又名《王宝钏》）中的传说上演的地方。唐时，丞相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反抗封建婚姻争取婚姻自由，忠于爱情，在寒窑苦守十八年，受尽人间苦难，终于待得丈夫薛平贵荣归长安与她团聚。

寒窑景点内两树耸立，房屋整洁，景色只是普通，但是因为这里曾经演绎过一曲动人的爱情故事，所以这里的树、房子、桌椅板凳就有了更深的含义。寒窑从沟口到沟内分别建有“贞烈殿”、“望夫亭”、“薛平贵、王宝钏大殿”，还有“平贵降马”“平贵别窑”、“王宝钏挖野菜”、“王母探窑”等塑像。这里逐渐成为城南郊区一处旅游热点，尤以春光明媚之际，常吸引着众多的善男信女前去朝拜观看。

2012年2月，寒窑遗址公园“寒窑·故事”获“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