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孔庙的前世今生

妙莲外史刘毅

刘 毅 萧红尘

每每吟诵伟人“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诗句就不由联想到有“东南锁钥”之称的江山市，这个位于浙江省西南隅，地处浙、闽、赣三省交通要道的县级市也确实无愧于该句诗。江郎山以丹霞奇峰入籍世界自然遗产，又联袂旖旎须江、千年古道、仙霞雄关、浮盖磊石等奇景吸引欧阳修、王安石、陆游、杨万里、朱熹、辛弃疾、徐霞客、林则徐等文人墨客、达官游宦纷至沓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更令人瞩目，江山曾是江南毛氏发祥地，伟人毛泽东的祖居地，历史上共出过240多位进士(其中状元4名)、400多位举人、10多位尚书、65位民国将军、3位共和国将军、5位院士，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江南宝地。就孔庙而言，即便是全国县县都有，江山亦因理学大师朱熹的两次作《记》而独步儒林！如今，江山孔庙也已不存，但遗址上尚有十馀棵树龄几百岁的古银杏，它们曾见证了孔庙的肇建和兴替，更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给这座经历千百年风霜雨雪而不倒的圣庙所带来的惨无人道、毁灭性的劫难。

地属远古姑蔑越楚

县建初唐以水为名

江山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江山境域为姑蔑一部分。春秋末年属越国，战国后期属楚国。自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至唐武德四年，境域分属当时相应年代的太末县、末治县、新安县、信安县。唐武德四年(621)，设衢州，分信安县地置须江县，“以县南有江郎山，北有须女泉故名”（明·天启《江山县志》），隶属越州总管府衢州，为江山建县之始。武德六年(《旧唐书》作武德八年)，废衢州，须江县并入信安县，属婺州。垂拱二年(686)，恢复衢州，江山境域属衢州信安县。永昌元年(689)，复置须江县，属衢州。五代吴越宝正六年(931)，因境南有江郎山改须江县为江山县，仍属衢州。南宋咸淳三年(1267)，江山改名礼贤县，仍属衢州。元至元十三年(1276)，礼贤县复名江山县，隶属衢州路。明、清时期，均属衢州府管辖。

　　辛亥革命后，江山县属衢州军政分府管辖。民国元年(1912)，直属于省。3年属金华道。16年仍归省直辖。24年，属省第五行政督察区。37年，改隶省第三行政督察区。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山，属衢州专区。1955年衢州专区撤销，改属金华专区。1985年撤销金华专区，分设金华、衢州两市(地级)，江山属衢州市。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批准撤销江山县，设立江山市(县级)，以原江山县的行政区域为江山市的行政区域，属浙江省直管，衢州市代管。

始建年代虽无考 朱子尚书皆作记

　　自贞观年间唐太宗下诏各州县建立孔庙及府、州、县学后，江山的孔庙，按说也应建立于唐朝，但已无文字记载。按江山旧县志的说法，“须江建学，南宋后始历历可考”。旧县志里最初记载的“圣庙，在县治东，前俯小河，沿河为墙，宋绍兴十四年（1144），邑令丁昌期辟而新之”，这段话告诉我们：一是当时的孔庙，地址在县署的东面，而不是以后所见的县署西面；话中提到的“前俯小河”，这小河，就是县署东边的县河，址在现县河东路。由此观之，孔庙的原址应在今县河东路的原中山路小学、现在已拆除成了市府大院的东隅。县河，是上世纪50年代改为暗涵而填平的。二是江山的孔庙，应当建造于南宋以前，是在绍兴十四年，也即南宋建立18年后，由县令丁昌期重新改建而为之一新的；到了南宋淳熙二年（1175），福建建瓯人熊可量到江山担任县尉的职务。县尉，本是县令的佐官，职责是掌握社会治安，重点为追捕贼盗。可是这个熊可量君，却对儒学怀有很高的敬意，对恢复孔庙县学的观瞻有执着的追求。刚到江山，见孔庙县学崩坏，当即请示县令汤悦，说愿意担纲修理孔庙。县令嘉其志并助以款项5万，而熊君却再募得善款50万。开工修理后，首作大成殿，再置戟门并辅以匾额，又全面整治学生宿舍。孔庙县学经数十年风雨之后又为之一新。当时适逢朱熹因公过江山，见状，大大地夸奖了熊君一番，并为之写下了大作《江山儒学记》，这《儒学记》可是当年的国家级文学家为江山写下的重要文献，也是小小江山县与朝廷大员的结缘之始。后来《儒学记》收录在《朱子全集》内，至今这篇文章仍是考证江山宋以前古治即在现址的铁证。宋淳熙十二年(1185)，县令邵浩将儒学内“三贤堂”改建为“景行堂”，专为祭祀本县先贤，有儒林徐存、周颖，名臣毛注，忠烈毛栗、徐揆等五人入祀其中，并再次请朱熹撰写《景行堂记》。名满天下的理学大师两次为一所孔庙撰文，这在全国或许是绝无仅有的。南宋嘉定元年（1208），县令黄汝嘉又重新增修孔庙及县学，江西新余人、后累官至集英殿修撰、礼部尚书的章颖曾为之作记。《记》中有一段话说：“县之有学，其来已久，辟墙为重门者，丁昌期也；重建大殿者，鲁訔也；立外门者，商侑也；新讲堂者，邵浩也；知县汤悦、县尉熊可量常葺而记之……”这段话比较有系统地记述了百年之内几次修整的主持人和修整项目，其中提到的人名，都是当年比较有作为的历届县令或官员。

元易地重建初具规模

明更新建制多有超越

　　元初，旧志记“孔庙毁于寇”，这寇是寇盗呢，还是元乱呢，不得而知，或许在宋元交替鼎革时期，毁于蒙人兵燹还是有较大可能的。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达鲁花赤（蒙语，掌印官）马合马执掌江山县事，见文庙毁堕，乃“相地于县治之西”，建文庙大成殿、讲堂和庙门；又三年，主簿兼县尉皇莅又主持增建廊屋51间，立棂星门，开文明池，又建造厨房仓库等一应辅助设施，文庙初具规模。自此，江山孔庙从县署之东移置县署之西，以后经历明清两朝直至民国，七百余年基于此地而再无迁徙，其原址即在今市府大院之西的人民武装部范围内。其院内十数棵白果树，或为当年建庙时所栽，遗爱至今。新庙建立后，继后历任增建维修迭起，重要的有延祐初（1314）掌印官马合谋新建礼殿；至正庚寅（1350）县尹、孔子五十三代孙孔淮重修戟门，重建讲堂。明朝初立，距元朝移址建庙，几近百年，洪武初（1368年）,合肥人程鹏任江山明朝第一任县令，旧志记其为官“严明得体”，说明此人不是庸碌之辈。程鹏在任上重建了孔庙，为新明朝增添了光彩。新庙建成后，后代又增建重修不绝于记。两百余年后的万历八年（1580），名宦知县易倣之又大修一次，累官至礼部尚书的兰溪人赵志皋为之作记，《记》谓易倣之：对庙堂、讲堂、斋舍、泮宫、棂星门等文庙一应建筑，“缺者作之，敝者新之，陋者拓之”，全部作了相应的修整，又发掘得文明池原址，疏浚后得面积两亩多，池畔砌起石板围栏，池顶建立屏墙，题字“数仞之墙”，开左右二门，命名为“圣域、贤关”。这屏墙及题刻之字一直保留至今，400多年前的旧物，确乎弥足珍贵。清朝初建，顺治、康熙年间，又建修重叠，不待详记。乾隆三年（1738），山东胶州人宋云会任江山知县，见前任大修而未完工，知其资财拮据，乃首捐俸禄八十金，又遍告城中士绅，募得重金，于是备材雇工，不数月完成前任之所未完的工程，使孔圣人木主复归其位，又重建尊经阁、崇圣祠，一应旧制，应图合礼，超过了原来的观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云会在修庙之余，又在大殿之右，创设义学馆，名“须江书院”，后改“涵香书院”、“文溪书院”，亦即后来的江山中学旧址。2005年，江山中学迁移他处，此地开辟为房地产。700余年文脉之地，一朝割弃，也总感惋惜。

先被寇焚又遭日军炸

曾作公园今成人武部

宋云会后，孔庙又多次重修，不遑详记。至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过江山，文庙又被毁之一炬。同治三年（1864），知县沈起鹗、教谕载匡，训导刘大封再次发起大修，自礼殿以下至文明池，全部整修，又重建崇圣祠于明伦堂前，但限于资财，全部建筑未及粉刷。四年后知县陶鸿勋拨善后捐款完成粉刷等扫尾工程。同治十二年，知县王彬为之作记，《记》中有说：“以限于资，故先其所急，余工未克如旧观也”，可见当时，限于财力，孔庙修缮并未达到咸丰八年以前的观瞻。同治十二年后，县志断修，未见建修孔庙的记录。想晚清以降，国步艰难，风雨飘摇，孔庙当无重大改观。辛亥革命后，县学废，孔庙尚存。民国17年（1928），当局在孔庙内设江山民众教育馆，也算是市民的一个教育机关。民国29年（1940），改设图书馆。次年3月3日，日军飞机27架次轰炸江山县城和火车站，孔庙未能幸免。民国31年（1942）日寇进犯江山，孔庙又被日军焚烧殆尽，幸院内12棵古银杏树尚留得残喘。后当局植以花草，改称公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因江山人俗称银杏为“阿甲树”，所以民众都称为“阿甲公园”。后人民政府建立兵役局（后改为人民武装部），建署于公园内，直至今日。

清时江山文庙，旧志有图录，布局为前庙后学。文庙最前沿，设有牌坊式大门，上书“天开文运”四字；进而为文明池，文明池后是照壁和棂星门。以上建筑，因门前中山路拓宽，其原址已在大街或街边绿地上。文明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尚存，池东西长而南北窄，池水来自西山雪泉，经西塘循十八曲弄到池内，出而通县河出城；池内有荷花，池畔砌以石围栏。过文明池，是照壁，上首塑阳文“数仞之墙”四字，是为孔庙门墙，象征儒学的

高深；照壁两侧设角门，分别额书“圣域”、“贤关”，现照壁和西侧“贤关”一门还保留不废，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墙头四字，在政治运动期间，有识之士用黄泥封塞，上写“毛主席万岁”五字，得以逃过破四旧被铲除的厄远，现黄泥封堵尚存，依稀还能见到“万岁”字样；照壁背面也有四字为“鲲跃天池”，同样有黄泥封堵。2008年某日，江山市政协文史委假座人武部开会，余与文史专家徐江都，为争辨题字内容而剔泥见原貌。进棂星门，有泮桥，是通往泮宫之桥，泮宫就是州县的学校，县里称为县学，清代考中秀才称“入泮”。过泮桥，又有一道门，为戟门，门上饰以戟形。以戟为门，象征显贵人家。这里的显贵人家，当然是孔圣人之家了。戟门东西分别为名宦祠、乡贤祠，过了戟门，方是大成殿，大成殿是孔庙的核心部分，殿内祀孔子，是学子士人拜谒孔圣人的神圣场所。大成殿前有东西两庑，后面有崇圣祠，是供奉并祭祀孔子先人牌位的地方。崇圣祠后是明伦堂，明伦堂是讲学的地方，是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伦堂的东侧设教谕署，是教谕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教谕是学官，掌管文庙祭祀和全县教育文化礼仪。明伦堂西侧设训导署，是训导办公和居住之处，训导是教谕的助手，直接管理县学。

教官专职学规朝颁

生员有定财政拨款

江山县学设有专职教官教谕和训导。自宋至明，有教谕一人，训导二人；清顺治四年(1647)后，训导改为一人。教谕、训导的人选，明前期要求较高，由科举出身的进土或举人担任，以后逐步降低要求，清朝多全以贡生实授。县学在管理上，奉行朝廷颁发的学规，明朝是《太祖禁例》八条，清朝是康熙《圣谕》十六条，另外又将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作为生员学习和行为的规则。江山县学录取的生员，按学业程度分为廪膳生(享受国家廪米待遇)、增广生和附生三种。名额按县大小而定，明洪武初，廪生为二十人，增广生不拘数；宣德(1426—1435)初，规定增广生名额和廪生相等，附生不拘数；万历三年(1555）又规定增广生也须经提学官考试合格，才得入学。清顺治十四年(1657)，江山因兵乱，下降为小县，取廪生十二人；直至雍正二年(1724)，恢复为中等县，科取廪生十六人；同治四年(1865)，因捐输有成绩，批准增广学额二名，十年因同样原因再增广二名。生员经岁、科两试，成绩优秀者，附生可补增广生，增广生可补廪生，廪生可入贡府学习或国子监肄业，称贡生。江山县学的经费，来自学田租息和地方财政，财政拨款是主要来源。明隆庆五年（1571)知县邵仲禄置学田二顷二十四亩四分许，每年可收租谷一百八十三石八斗，折银价为四十五两许；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清查县学学田，有五顷七亩三分，每年可收租谷一百八十石，折银价为三十二两四钱许。所收租谷或银两，用于廪生的廪食待遇，周济贫困生员，遇文会时供应支出，有余则修缮学宫。康熙五十年财政拨给银一百八十五两九钱二分，用于教谕、训导的俸银(工资)，斋夫（教职工)，膳夫(款事员)，门子(看门人)的工银和饩粮银，同治十二年（1837)因物价上升，又另加银四十八两四钱八分。

崇教素有传统 历代均有大家

孔庙，经历千百年后，在江山已不复存在。但江山人民素重智力开发，在教育事业上不断开拓创新的佳话却流传至今。早在唐嗣圣垂拱年间(约684—688年)，祝其岱即在江郎山设江郎书院授课；宋代徐存在清湖设南塘书院，朱熹曾数度求教；明代隆庆年间，徐霈在城郊设东溪书院，学者接踵；清乾隆三年知县宋云会开文溪书院，文脉延续至今。清同治十一年（1872)，大陈汪膏捐银三千，置学田，设萃文会，祖孙三代均热心举办义学。明清两代，“庐舍附近，别构数椽，曰学堂，延师训弟子，所在多有。”宋至清，全县城乡办有书院十多处，主办者多为名士。其中逸平书院三易其名，延续700年左右，创始人徐存，为理学大师程颐再传弟子，朱熹曾往访求教；东溪书院创办人徐霈，师从王阳明，为姚江学派浙西理学名士。县学办学成效显著，历代人才辈出。自宋至清，科举取士得中者有文进士201人，武进士41人，文举人134人，武举人273人。不论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词，历代均有大

家。《四库全书》录有江山籍8人、著作8集38卷；《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江山籍人士33人。清末，废科举，办新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创办官立江山中学堂(后改为文溪高等小学堂)，马叙伦、余绍宋应聘任教，提倡男女平等，主张教育改良，一扫封建陋俗，近代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继后，石门、长台、峡口、礼贤等较大集镇的有识之土，利用祠产众款创办多所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当局创办县立初级师范简易科。三十四年，知县蒯思曾因办新学有功，省巡抚衙门给予记功授奖。

辛亥革命后，小学成倍增长。民国5年(1916)全县办有初级小学87所、两级小学6所，提前实现教育部“民国12年前每乡镇设一所初级小学”的规定，同时仍允许私塾存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知识青年毛咸、毛渊等受辛亥革命思想和新教育理念的影响，在江山城内创办了私立西河女子两级小学，开创了女子入学的先河。美国密歇根大学硕士，浙江、北平参议员，民国国民大会代表，国务总理熊希龄夫人毛彦文曾就读该校。12年，徐志澄捐钱并集资，创办衢州地区第一所私立初级中学。19年，何炯创办何家山农科职业学校。33年，全县办中心国民学校28所、国民学校263所，被评为“浙江省教育年”10个先进县之一，受到省政府嘉奖。民国末年，江山有中学3所，小学300多所。1949年后，教育事业迅速发展。1950年代初期，村村办有冬学、民校。1958年，全县办普通中学15所，小学686所，中小学生43034人。1960年，国务院授予江山县文教局“全国文教先进单位”......忆往昔，凭借丰厚的文化积淀，江山风光无限。看今朝，江山正

致力于打造文化强市，可谓前程似锦。在“文化江山”“学在江山”的建设大业中，备受朱子青睐的“江山文庙”能否“燕归来”不正是最佳的评判标准吗？果若文庙复建，相信朱子必曰：“呜呼，是亦可书也，抑熹又尝窃有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