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郁兄，我的好兄弟

胡杨老林

郁惟骅兄弟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一直想写篇文章纪念他，但每有此意，心里就会有一阵悸痛，像似有块尖锐的石头堵上了心口，于是搁上键盘的手又放下，无奈地对自己说，以后再说吧，时间是解药，或许日子久了，感觉就会不那么强烈。人总是要走的，或早或晚，慢慢会看淡，习惯的。
　　然而，随着我们七〇届下乡5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这几天郁兄的身影又频频出现在我眼前。临近11月份，热心的同学开始在网上征集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员名单，沉寂多时的农友群热闹起来。我明白，我该做些什么了，是时候了，如果这次不写，或许以后再也不会写，人越来越老，记性越来越差，纵使10年后还有60周年纪念活动，纵使我仍在，也未必有能力再写，时间是解药，也是迷药。郁惟骅，我的兄弟，我想在我还没有被时间迷药迷倒之前，留住你的身影。 我们曾经一起耕耘过的土地——崇明新海农场28连 我们上一次，下乡40周年纪念活动是在中山北路一家汽车运输公司里举行的，是郁兄联系的场地，活动先是在礼堂举行，后又到食堂聚餐。他跑进跑出，排桌搬凳，招呼客人，忙得不亦乐乎。活动开展得很顺利，我们快活地享受着同学农友重逢的喜悦，最后还喝了点酒，红光满面地拍了各种组合的集体照。大家都很满意，也认为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们中有一个能干的，混得不错的同学——郁惟骅，他是这家公司的科长，借场地开会吃个饭还不是一句话的事？然而，此时谁也不知道，其实他已经不再是这家公司的职工，他已经下岗，是签了“协保”的待岗人员，他是凭着旧日的关系在张罗这次活动，为了请食堂和后勤的师傅加班，他自掏腰包给他们每人准备礼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医院检查报告告诉他，他的肾功能衰竭已经到了晚期，需要静养休息与治疗。但他瞒住了所有的人，在会场上依然是一副有叫必应，意气风发的样子，一直忙到把我们都送走，然后再去感谢那些帮忙的师傅。我也是多年后才知道真相，他当时是硬撑着病体在张罗。那天回到家，他说，真的累坏了，外套不脱就扑倒在床上，很久都起不来。
　　我责备他不该在这种情况下拦此重活，他腼腆地笑笑道：“找个经济实惠的地方不容易，我与这里的师傅熟，也就这一次了。”
　　此话被他说中，50周年聚会的名单上，已没了他的名字。 “四十周年庆”，这个“庆”字显然写错了，有什么好“庆”的？ 我和郁兄不是一个学校的，我是华山中学，他是成都中学，我们都是1971年末下乡到崇明新海农场28连的，我11月到，他12月到，我比他早到一个月。开初的两年里我们并不熟悉，我在5小队，他在6小队，基本没有交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是个文艺青年，生性活泼奔放，笑起来非常灿烂，还会拉小提琴，夏夜常跑到宿舍后面的小河边去拉琴，悠扬的琴声飘荡在连队上空，引来众多爱慕与嫉妒，全连上下没人不知道他的。他不认识我，是因为我性格内向，走路靠墙根，干活不吱声，且整天紧锁眉头一脸苦相不招人喜欢，除了同小队的队友外连队里没几个人知道有我存在。 图左破屋就是当年连队的浴室，也是郁兄的琴房 我们真正相识并成为好朋友是在搬到“西北角”之后，那时我在植树班，他在植保班又叫药水班，我们的宿舍紧挨着，成了邻居。除了拉提琴，他还爱画油画，真是个多才多艺的有为青年。我则喜欢看书。我们不知怎么一来二往就成了好朋友，我喜欢听他拉琴，晚饭后常会随他去无人的浴室里听他拉琴，连队的浴室空荡得像个大音箱，琴声在里面回荡特好听。他则喜欢听我谈天说地，准确地说是听我讲读书心得什么的，常常我说到一半，正画画的他会忽然把画笔一搁大叫道：“停，等等！我要拿笔记下来。”于是一阵手忙脚乱，旁人都笑起来。他就是这样，易激动兴奋。激情上来后常会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幸福中，半眯着眼，摇头晃脑，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拉琴是这样，画画也是这样。 也曾热闹过 或许是性格使然，他也容易急躁，尤其是带帮女生出去打药水时，一些初来乍到，笨手笨脚的女生更是常要挨他的骂，他发起火来语速加快，瞪着眼睛，一边骂骂咧咧手脚并用地推开她们，一边自己跳进沟里去拌药、扯皮带、扛机器...药水班多女生，那些女生看见他又爱又怕但不恨，因为他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他不会给人穿小鞋，吼过骂过也就算了。
　　他没有环保意识，准确地说是“自保”意识，忙时为了赶进度，即使是使用剧毒农药也不作防护，常用没洗干净的还散发着农药气味的手端碗吃饭，甚至拿着馒头边走边吃，更可怕的是还用裂有口子的手直接去拌药，甚至是剧毒农药。我想他的肾病会不会就是那时落下的根。当然，那时我们大家都没有“自保”意识，都以为自己是百毒不侵的铁人，我们曾一起拿撒过六六粉的脸盆煮花生，用硫磺当柴烧，烧得满屋子都是令人眼泪直流的硫磺毒气，我们也不管，一边咳嗽一边流泪一边抢着吃花生，边吃边说，好吃好吃，放点盐更好。 重回28连，2003年 我和他在一起干活的机会很少，只有到了冬天连队里开河，我们才会作为后勤一起被派去看棚子、跟拖拉机、做打杂等活。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初那次，连队去跃进农场开河，我和他被安排在夜里看做饭的棚子，那年的冬天特冷，开河的那几天更是冷雨连绵，那棚子架在空旷的野地里，三面敞开，风雨呼呼地扑进来，打湿了麻包与我们的被子，我们俩裹着潮湿的被子，蜷缩在湿漉漉的棉花箕上，冻得上牙直打下牙。

　　“妈的，这过得是什么日子！”他嘟囔道。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见他那张露在被子外的脸，那脸铁青，青中带紫，两眼布满血丝，昏暗中可怕得犹如鬼魅，与往日那张快活的、豪放的脸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晚我们一夜没合眼，在哆嗦中有一句没一句地瞎聊。他说，他一定要离开这鬼地方，回上海，干什么都行，就是要离开这里，没意思，太没意思了，什么农业学大寨，扎根农场干革命，骗鬼去吧。于是我们又聊起回上海干什么。他憧憬地眯缝着眼，脸上又浮现出往日那孩子般的神情。他说，不管叫我做什么，8小时上班我一定好好地干，下班后什么也不管，换身干净的衣服去工人文化宫画画，或者去拉琴，然后步行回家，如果女朋友在，就陪她走回家，要不就一起去吃大壶春生煎，不，吃小绍兴白斩鸡，不不，吃什么都行。哈哈！他笑起来。我也跟着笑起来，说，想得倒美，做梦吧！然而，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也不由自主地憧憬起回上海的日子来。唉！回家啊回家，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呢？

耳边尤闻喧闹声

想着盼着，回家的日子竟然真的就来到了。不过，这样的好事自然是他的，他总是那么幸运。也就是在这次开河后不久吧，他赶上了1976年那批上调，我是1978年上调的，他足足比我早走了两年。他先是在北站后面的运输公司当工人，很快就因表现突出当上了干部。他走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每次回上海都要上他家去玩，那时他住在大世界后面的弄堂里。他的父母和蔼又可亲，见我来总是客气地又让坐又倒水，嘘寒问暖，总说，哎呀，我们家小弟常念叨你，说你是他的榜样，又懂事又能干。每每让我受宠若惊倍感温暖。离开时，郁兄总要送我一段，我们常沿着西藏路、延安路或者武胜路散步，有时也去人民广场走走。我大多的时候是听他讲，听他讲上海的新闻轶事，听他讲他的得意与失意。得意大多是工作上的事，公司如何器重他，如何安排他去北京开会，如何在北京结识了部里领导，差点被留下在北京工作；失意大多是个人情感方面的，他是个招女孩子喜欢的人，喜欢多了也麻烦，虽然他也努力用心，但终究没把握好，以致最后什么都没有，十分苦恼。他希望我能帮他出出主意，解开死结。这为难我了，我怎么帮得上他呢？我在恋爱方面是个失败者，没有女孩子喜欢我。我甚至感到内心有某种不平，为什么你有这么多桃花运，而我一回都没有？

　　后来他结婚了，夫人是公司同事。结婚后他搬到了市光新村，我去看过他两回，家庭生活倒也美满，妻子贤惠，女儿漂亮。但毕竟路太远，我们走动得少了。再后来，我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我们各忙各的，年轻时的浪漫故事离得越来越远。

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偶尔还会约出来喝个茶什么的。印象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他笑容最多也最灿烂，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妻子视他为偶像，女儿像他，聪明伶俐极具文艺细胞，九十年代前期，日子过得也还可以，见了面还会鼓动我一起出去旅游，但后来慢慢地就变了，每次见面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甚至还带有一丝无奈的苦笑，只有在说起农场里那些有趣的往事时才会又眉开眼笑，但往往也只是一晃而过的事，很快苦笑又挂上了他的嘴角。同时，从他嘴里得到的愉快消息越来越少了，而负面信息却越来越多，先是公司经营不好，改制了，裁员了，他虽然没被裁员，但被分流到外单位去当道口稽查，浏河、外冈、枫泾，一处比一处远，再后是夫人生病了，鼻咽癌，再后就是他自己感觉身体越来越差，做什么事都力不从心。
　　我们是好朋友，他的处境让我深感同情，我和周克勒等几个好友也曾去看过他和他夫人，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些——探望与安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正是上海国企职工下岗的高潮，多少家庭都陷入了失去工作的困境中，更不用说家里有两个病人，而且还是当家人，困难可想而知。

为农友克思募捐

　　40周年纪念活动过后没多久，他的肾病就发作了，他得的是尿毒症，每周需要去新华医院做三次血透，每次至少半天，血透是很耗精力的事，每次做完后许多人都会有虚脱感，他也是，走路都走不稳。但这些他从来也不告诉我，后来有一次他在医院里遇到了一个农场熟人，这事才传开来。那天这位农友在医院电梯口看见一个病人，摇摇晃晃地走向电梯，见他走路很困难的样子农友就想上前去扶一把，谁知开电梯的师傅当即喝道：“别碰他，碰倒了你倒霉。”那农友当即抽回了手，但再定睛一看，这不是拉小提琴的郁惟骅吗？慌忙又上前去扶住他。

　　从新华医院到郁兄的家，有七八公里路之远，因为夫人身体不好，女儿上班又不住在一起，风里雨里，酷暑严寒，每次做血透他都是一个人坐公交车来去，为了省钱他舍不得叫小车。但听说，那天他是坐小车回家的，是那位农友帮他叫的车，并悄悄地替他付了车钱（另一版本说是农友直接开车送他回家）。

　　我听了这事后难过许久，这么快活乐观的一个人，一个曾经活力四射的有志青年，怎么会落魄到如此。人生，好可怕啊！

我和克勒去他家探望 然而，更可怕的消息还在后面，不久他又被查出肺癌。真是祸不单行，所有知道这一消息的人都以为这回他死定了，肺癌是当今世界的顶级杀手之一，目前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开刀，不开刀撑不了多久，但开刀，他这样的身体怎么行？死在手术台上是大概率的事情。一般人或许到此也就算了，认命了，就等阎王爷来收人吧。然而，郁兄的求生欲超强，他没有被病魔压倒，他拖着病体四处奔走，到处求医，一辆一辆地换乘公交与地铁。那真是艰难的日子啊！他说，我又要血透，又要到处求医，瑞金医院、中山医院，还有你们学校隔壁的华山医院，几乎上海所有最好的医院我都跑遍了。你知道早高峰时的地铁有多挤？我路远，不得不早出门，但真的是挤不动啊，经常连站都站不住，多少次我坐在路边就不想走了，想算了，死就死吧，活得这么苦有什么意思，但又一想我死了我老婆怎么办？她也是个苦命人，也下岗，也是个癌症患者，一个人怎么过？虽说我们困难我们穷，但这是我们的错吗？就该死吗？她对我那么好，自己生病还照顾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东西总先想着留给我，我是她心中的擎天柱，我走了她的天就塌了，她需要我，她离不开我。想到这里我咬咬牙又站起来。还好，最后是新华医院的医生被我说动。我说：“医生，开刀吧，开死算我的，与你们无关。”结果还真闯了过来。那真是命悬一线哪！他说，手术后不久发生了胸腔感染，唯一的办法是洗胸腔，往胸腔里灌一种特殊的消毒剂，然后反复翻转身体，让消毒剂反复在胸腔里晃荡，就像我们洗瓶子那样翻来翻去地转，不过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一般的人扛不住，有的病人做了一回就死活不肯再做，因为这就像是把人的躯干放在火上烤一样，不，是五脏六腑在燃烧。而我整整做了半个月，半个月以后炎症才慢慢退下去。他说，每次做就像在上火刑，什么是地狱？什么是地狱火的炙烤，今生我算是领教了。我大声哀嚎，整个楼面都响彻我的叫声，病友们说我叫得就跟杀猪一样惨，声嘶力竭。 参加28连会所活动 他是在参加28连会所的一次活动时笑着对我说这些话的。我望着他那张被岁月和疾病折磨得发青的脸，望着他那双依然闪烁着快活光芒的眼睛，我的心在颤抖，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哪！他经历过的这些磨难我听都没听说过，他那么快活，那么有自尊心的一个人，竟然会在大庭广众下像杀猪似地哀嚎，是什么样的病痛能摧残到他如此？而就差一脚踏进鬼门关的他，现在竟然还在笑，神情就像是在谈论什么其他不相干的人与事一样轻松随意。
　　兄弟，我的好兄弟啊！你的日子过得可真不容易，可你为什么还要逞强呢？你来会所参加活动要穿越大半个城市，要换乘多辆地铁与公交，路上单程就要花上2个小时，你明明已病入膏肓，来了却还要装出一副精神焕发的样子，表现得跟年轻人似的反应敏捷与潇洒，你真是个怪人。可你傻呀，我的好兄弟，你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你这是在玩不要命！当然，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你是想再来会会昔日朝夕相处的朋友，回忆那些生命中的快活时光，你不需要人们的同情，更不需要怜悯，你要的是那份青春的情谊，人生长恨水长东，来日无多，见一面少一面，在生命落幕之前，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机会，哪怕见了面只说几句客套话，哪怕只是呵呵笑笑点点头而已。然而，然而，兄弟，这一切又何必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已经够苦了，世事如流水，爱恨似烟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人生终有完结处，平平安安走完也是一种幸福，何苦再去翻阅历史的旧篇章呢？

　　

“西北角四兄弟”，摄于28连会所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5月的某天，离他去世大约还有一周时间。那天刘维生做东请我们几个要好的农友在外滩他公司附近的一家饭店里聚餐。其实，维生真正要请的是他，我们都是作陪。刘维生是七四届农友，是接任郁兄的植保员，郁兄带过他，为此维生管郁兄叫师傅，维生后来做了连长，回上海后经过奋斗又当上了企业家。维生是个念旧的人，有活动总要叫上我们，开初郁兄也来，但后来就不怎么露面了，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来推辞，后来维生就专门按他的时间来排活动，结果到点了他依旧不来，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他的推辞是故意的。我曾就此事专门问过他为什么，他开初支支吾吾地说不清，后来被问急了，便冒出了一句，你们都是成功人士，我一个下岗工人混在里面有什么意思？我一听便不再追问，我知道他误会了，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成功不成功，只有兄弟，念得只是昔日情分，没有高低之分。但我知道我现在再怎么解释他也听不进，他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强拧无益。 郁兄最后一次参加70届同学聚会，2018年 然而，维生从此留下了心结，他总感觉郁兄不来他有责任，总想找机会弥补，哪怕一次也好。那天维生对我说，要不你再请请我师傅，现在只有你能请动他，我们小聚一次，找几个他熟悉的人。
　　我挠挠头皮说好呀，我试试。其实近年来我们相处得并不融洽，说话越来越不投机，我们基本不再见面，只是时不时地在网上聊个天。然而，我感觉他的心绪越来越坏，对现实生活充满了不满。这个我能理解，像他这样处境的人你要他说好，要他唱赞歌是不可能的，但说着说着他忽然会情绪激动地冒出一句：“这个社会墨墨黑...”要不就是“你们这些贪官污吏”。这算什么话，怎么就我们、你们了呢？我很不高兴，说，你说谁呢？瞎说些什么！他马上更正道，当然不是指你，你肯定不是他们一伙的，你是改革派，搞改革的。那时我在体改办工作，他私下里半开玩笑半嘲讽地管叫我“改革精英”。但他马上又来一句，你们这些改革精英，整天在研究什么，是不是变着法子要我们工人下岗？瞎讲！我气得差点把鼠标砸向电脑，这天算是没法聊了。有时我们有意避开当今的话题，聊过去的事，一说起过去，他的心情立马好起来，说还是过去的日子有意思，虽然大家穷，但平等，虽然落后，干活机械少，动不动就是人海战术，但人与人之间亲近，互相帮助，累是累了点，但有欢笑，不像现在邻里隔壁十几年了还像是陌生人。他说他向往昔日农场的生活，蓝天白云，田野芬芳，还有激昂的歌声。我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我说我不愿意回到过去的日子，那是人过的日子吗？白天与天斗与地斗，晚上收工回来还要开批斗会与人斗，哪有什么蓝天白云，田野芬芳？我说我在农场七年，见多了愚昧与恐怖。什么激昂的歌声？那是你们小分队一帮人的愚昧叫嚣！他曾经在农场文艺宣传小分队待过，非常怀念那些日子。我这一说他生气了，于是我们的聊天又不欢而散。 郁兄与刘维生（图右）、李鸣（图左）参加28连40周年活动 虽然感觉不一定有把握，但我还是试着联系他，出乎意料，这回他没有迟疑就答应了，还说很高兴与大家见面。他高兴，维生更高兴，忙去落实聚会地点与人员。
　　维生叫了一桌人，都是郁兄熟悉的连队老朋友。约好见面的那天他来了，除了脸色发暗，感觉其它倒也平常。离上次开刀已经过去了2年多，大家都祝贺他命大，应该不会再有大问题。至于尿毒症，现在已经不是致命疾病，有人说，现在的血透技术越来越先进，只要坚持做，再活20年也没问题。哈哈，20年，那时我还不知道在不在呢，我说。席间气氛顿时轻松活跃起来。郁兄也呵呵笑笑，说，我现在做血透也习惯了，不再像过去那样难受了，就跟平常挂水吊针差不多。于是大家都说好好好，于是又是一轮敬酒祝贺。郁兄不能喝酒，也不能喝饮料，任何液体的东西都不能下肚，所以只是拿酒杯碰碰嘴唇，算是对大家的答谢。不过接下来他告诉大家的消息就不太好了，说是另一叶肺上也发现了病灶。这回不能开刀，再开肺就没了。看见大家又严肃起来的神情，他宽慰道，没事没事，病灶很小，现在保守治疗技术进步了，效果很好的。再说，他咧咧嘴笑道，我早就赚了，现在我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上帝，我又多活了一天。 最后的午餐，2019年5月15日，中午 那天小聚整个气氛都好，朋友们有的谈过往趣事，有的插科打诨，也有的揭人当年囧态，哈哈哈，席间笑声不断。只是在临近结束时发生了争执。郁兄要AA制，维生要做东买单，相持不下，有点尴尬。维生看着我说：阿德，你说句话，你说怎么搞就怎么搞。我自然明白维生的意思，他想这桌谢师宴多年了，今日如愿，怎么能让师傅掏腰包呢。于是我便说，哎，这样，现在朋友聚会都流行AA制，我们聚会以后经常搞也要这样。不过今天是第一次，又是在维生的地盘上，今天要给他个面子，让他做回东，以后就让他做召集人，坚决AA制，怎么样？众人纷纷附和说好好好，今天给维生一个面子，以后AA制。众人都这样说，郁兄也只好作罢，说：“好吧，那就下一次，一定要AA制哦！”
　　然而，这一次他没说准，下一次有，但他没有了。一周后他突发心梗去世。

　　参加完郁兄的追悼会，维生又把我们几个拉到公司附近，还是那家饭店，还是那个包间，还是那些人，只是中间少了郁兄。众人睹物思人，感慨万千。维生说，幸好阿德那天说话起作用，我算是答谢了师傅一回。

最后的留影，2019年5月15日 郁兄走了，默默无闻地走了。一个知青，画上了他坎坷人生的最后句号。追悼会上没有单位人出席，也没有退管会的人出席，街道社区也没有人来。在一个什么都由组织掌管的社会里，他就像一个流浪在路边的孤儿，走得无声无息。

　　幸好他还有朋友，致悼词的是一个街头合唱队的领队，一个头发稀疏的老头，郁兄生前喜爱音乐常去参加他们活动，家属找不到组织，只能把这老头请来权当一回组织代表作致词人。然而来的最多的还是40年前一起战天斗地的农友，有6小队的，药水班的，还有28连会所的。

不知是谁说的，说我们这代人最苦，长身体的时候遇上三年自然灾害，上学的时候遇上文化大革命，工作的时候遇上上山下乡，好不容易挨到改革开放可以放手大干了又遇上了讲文凭，而人到中年身上担子最重的时候又遇上下岗分流，老了老了又遭遇疾病缠身。

我不知道这样的概括对不对，但套在郁兄身上，还真确切不过，岂止是确切，简直就是典型，苦也，我的兄弟！
网上农友们在发历次活动的老照片，我发现不只下乡40周年的纪念活动是在郁兄的公司里办的，还有20周年活动也是在他那儿办的，那是我们历次纪念活动中办得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两次。而那两次成功的背后，郁兄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50周年了他不在了，永远不在了。我不知道届时同学们欢聚一堂时有几个人会记起他来，记起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一个脸上经常洋溢着孩子般笑容的，两眼炯炯有神的，热情奔放的同学加农友——郁惟骅。
然，兄弟，我会记得你，会记得风风火火拉着皮管子在田间打药水的你，记得在锅边与我抢食的你，记得在开河工地上裹着棉被索索发抖的你，记得在人民广场一起散步时给我讲上海新闻的你，记得你的眼神、你的笑容、你爽朗的笑声，还有小河边你那悠扬的琴声。
雁儿已经飞过，天空并无痕迹。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一天，走过时光隧道，消失在茫茫的天地尽头，末了，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子女，恐怕很少还会有人再记得你。郁兄，你是不幸的，一生艰辛又早逝，但你又是有幸的，你虽然走了，却留在我的心中，留在维生心中，留在众多关心过你，曾与你一起在崇明大田里摸爬滚打过的同学和农友们的心里。
有人说过，因为记得，所以存在。
兄弟，你做到了。

2021年11月14日

我、盛承忠与郁兄，2008

笑得这么欢

2018年德和茶馆，70届部分同学聚会，那次郁兄是先走的，与大家道别时连说：下次叫我，下次叫我...然而，下次有，但你没有了。

干杯，兄弟！ 雁儿已经飞过，天空并无痕迹 然，因为记得，所以存在。郁兄，我们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