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和煦春风］

“母亲”这是一个多么亲切悦耳的称呼。可是现在任凭我千呼万唤，却听不到母亲的回应。2011年11月21日，七十六岁的老母亲，突发脑溢血，仓促地与四个子女不辞而别…… 母亲的匆匆离去，给家中长女的我留下了太多遗憾、愧疚和自责。每每想起这事，心中总是难以释怀。 母亲走后的这十年中，我无时不在把她怀念。她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她的谆谆教诲总是萦绕在我耳旁；多少次梦里相遇，可她对我不理不睬，形同陌路…… 俗话说：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可在我们家却本末倒置，因为父亲老实本分，唯唯诺诺，胆小怕事；母亲果敢坚毅，有勇有谋，聪明智慧，好学进取，她用一个女人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家中这片天。 1950年，由于家境的突然变故，年仅15岁的母亲嫁给了大她十三岁的父亲。随着她一同进入这个新家的成员还有外婆和八岁的舅舅。父亲无爹无妈，独自一人在鄱阳湖边陲的一个小镇——吴城，经营一家名为“黎明”的照相馆。 父母的结婚照 　　年少的母亲并非等闲之辈，来到父亲身边后，不甘平庸和寂寞，自强自立，跟着我父亲学起了照相。由于她有一定文化基础（旧社会念过四年私塾），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悟性好，不到一年时间，就基本掌握了照相的全套技术。从此她与父亲妇夫唱妇随。 一九五二年秋天（母亲婚后的第三个年头），我出生了，那年母亲17岁。在随后的十年中，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相继出生。好在外婆一直跟随在她身边，担负起了带孩子做家务的重任。 母亲深知儿多母苦的道理，一九六二年的春末夏初，她毅然决然只身一人，来到南昌第二附属医院做节育手术。那个时候国家根本没有提倡计划生育，来医院做此手术的人寥寥无几，且都是自己主观意愿而为。 　　母亲的节育手术手术相当成功。术后第四天平安返回了家中。 当天我亲耳听到母亲告诉外婆：“我的手术是在医院的一个大厅内进行的。由于实施的是半麻，当时神志清醒，我看见手术台周围凳子上站满了身穿白大褂的人。为我主刀的是一位男大夫，他一边手术，一边跟周围的人进行讲解。” 外婆问她怕不怕？母亲坦然地回答：“要说不怕是不可能的，那样的场面谁经历都会害怕；可是怕有什么用，我已经躺在手术台上；再说这是我自己的决意……” 　　听着母亲这席话，十岁的我内心深处充满对她的敬佩！ 　　术后的母亲，经过一段时期休养，身体康复如初。从此，她以饱满的热情，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母亲不满足相馆的经营现状，决定在原有基础上开拓创新——跟黑白照片“上彩色”。这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那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小镇可谓是新生事物。父亲虽然是位照相老手，可他对这項新技术一窍不通，爱莫能助。 母亲想到做到，独自一人来到省城南昌“真真照相馆”拜师学艺…… 　　通过一周的学习，母亲大致掌握了跟照片上色的基本方法。考虑到不能离家太久，于是打道回府。 跟照片上彩色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母亲没有半点美术功底，况且外出学习时间很有限。可她没有丝毫畏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从此，母亲每天专心致志地端坐在桌前，跟调色盘，水彩笔，打起了交道。她先尝试着跟那些废旧黑白照片上色，以此来练手。 年少的我，出于好奇，总喜欢驻足母亲身旁观看。只见她跟照片上色前，先用豌豆粒般大小，半干不湿的小棉团擦拭干净黑白照片上的灰尘和脏迹，再用又细又软的毛笔蘸上调色盘中的色彩轻轻添上去，边添边端详，边琢磨。一张不满意，又来第二张……直到自我感觉良好为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践，一张张色彩靓丽的照片终于出现在母亲的巧手下，母亲欣慰地笑了！ 从此照相馆玻璃镜框的样片中，出现了令人惊艳的彩色照片。它的出现为相馆增添了新的生机，吸引了不少中、青年男女的眼球，他们纷纷要求为自己的照片上彩色。相馆的生意为此日益红火！ 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为了进一步拓展业务，家里的工作交给父亲打理（那时父亲身体欠佳，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落下了严重胃病），经常背起沉重的老式三角架相机，跋山涉水，奔走四乡。除了本镇四乡之外，还去了距吴城约六十华里远的邻县（新建县）昌邑乡。那里的陶家、杨家、周家等自然村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母亲不辞辛苦，不畏劳累，回家总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可她从未有半句怨言。 正是因为有了母亲的辛苦付出，家中生活有很大改善，全家人吃穿基本不愁，我们姐弟四个上学完全无忧。 母亲上的第一张彩色照片（我和她的合影） 　　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也难逃厄运。由于父亲是外地人，又是解放前夕来到吴城的。有人怀疑他有重大历史问题，还有人说他是国民党反动派潜伏在大陆的特务。 这可了得，我们的家被抄了，父亲和许多“三查对象”（家庭成分不好、有重大历史问题、对现行社会不满）一样被关押拘禁起来了。 记得那是一九六七年初秋的一个夜晚，吴城商业部门开批斗大会。地点在樊家垅附近工商联的一个较宽敞的会议室。接受批斗的是那些“三查对象”。会前，造反派头目通知我母亲参加。 夜幕降临，我把三弟妹安顿好，悄悄尾随母亲来到了会议现场。那里已经围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我从人缝里挤到了前面，看见“三查对象”们个个低着头弓着背站在那里，有的身上还挂着木牌，等待接受批斗。 轮到我父亲了，造反派头目声色俱厉地对他说：“老李，你把自己解放前历史问题和所做的坏事老老实实向组织交待，不得有半点隐瞒。” 父亲战战兢兢地说：“我是江西安福县钱山村人。我年少时，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在省城南昌工作，家里四个男孩，一时照管不来。我一度曾被别人领养做崽……长到十三岁时，父亲将我接回，送到南昌一照相馆学徒。解放前夕经行内人士引荐来到了吴城。” 造反派头突然拍案而起，厉声道：“你根本不老实，我们已经掌握了你……” 看到这一幕，15岁的我浑身上下直打哆嗦！ 此时只听父亲轻声说：“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 也许父亲解放前的确没有历史问题，也根本没有做任何坏事，加上他平时做人低调。造反派头目没有再追究下去，倒是转过头凶巴巴对我母亲说：“张淑贞，你回去后跟老李做个黑袖章！” 母亲没有丝毫畏惧，淡定自若地说：“做黑袖章可以，那袖章上写什么字呢？我家老李解放前一没有做甲长，二没有做保长，三更没有当鄱湖司令；你们不说出个眉目来，这个袖章我就不好做了。” 听着母亲掷地有声的回答，我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子心仿佛被提到了嗓子眼上。 造反派头目被母亲突如其来的这席话，问得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是好？稍稍沉思一下，勉为其难地说：“那你就在袖章上写上‘重大历史问题反革命’这几个字。” 没过几天，父亲回到了家里。胳膊上戴起了黑袖章，上面倒是一个字也没有。 　　母亲不惧强权、恶势，据理力争的那份胆量着实令我震惊、钦佩！ 　　母亲性格果敢坚毅，有一副侠义心肠。平时见了不公不正的事，总爱打抱不平。 2006年，吴城镇镇政府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决定将“二府套”这个农贸市场，迁往望湖亭附近。老农贸市场地处镇中心地段，周围人口密度大，而且是从解放后一直运营至今，老百姓习惯了它。 对于政府此举，小镇上绝大多数居民强烈不满，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因为新建的农贸市场，地理位置偏辟，在小镇最北面，冬天特别冷，附近常住人口稀少。一旦农贸市场实施整体搬迁，这给大多数居民和菜农都带来极大不便，特别是年老体弱者。 镇政府全然不听取大多数民众意见和呼声，我行我素，说干就干。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紧锣密鼓筹建、施工，新农贸市场终于竣工了。镇政府让镇城管队员负责老农贸市场整体搬迁工作。 就在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摊主们和附近居民硬是不同意搬迁，双方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升级为肢体冲突。据说在这场冲突中有人流了血，还有位女摊主被打晕在地。好在经过医院及时抢救，没有生命危险。 老农贸市场整体搬迁，由此按下了暂停键。年过古稀的老母亲，也选择站在大多数民众一边（不同意农贸市场的搬迁），她耳闻目睹发生的这一切，心急火燎，寝食难安。 为阻止老农贸市场的搬迁，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理性选择智斗方式。悄悄请文笔好的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先生写了一份请求报告（相当于诉状，当时年轻人不敢写，母亲不得已而为之。），随后逐一上门找人签名，按手印。好家伙，这份报告落款者竟有一百多人。一切办妥后，母亲带上它，独自一人悄悄地来到县城找县委书记。 苍天不负有心人。母亲在县城等了两天，终于走进了县委书记程利民的办公室。程书记热情接待了她，亲自为她沏茶，还招乎她坐下。程书记耐心听过她老人家一番陈述后，又认真看了她带来的请求报告，最后挥笔在上面写下这么一行字：请当地政府，依照民意办事。 当天下午，母亲小心翼翼带着有程书记亲笔签字的请求报告回了家。她趁热打铁，将这“尚方宝剑”当面交给了时任吴城镇的党委书记。 后来，镇党委经过慎重考虑，彻底放弃了农贸市场的搬迁，继续延用老农贸市场。百姓为此拍手称快，奔走相告。许多人由衷地夸奖我母亲有勇有谋，伸张正义，不愧是女强人！ 母亲去世前的照片 　　母亲是一个极为平凡普通的女性，可她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小镇上人们的敬重、赞扬。她优良的品质是我们四姐弟的宝贵精神财富。母亲身上的正能量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我，我为自己有这样母亲感到无比自豪。愿母亲在天国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