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心里的故事，1976年9月北京之行

高山

　　四十五年前的九月九日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日子，那一天下午四点钟刚过，文革特有的随处可见的高音喇叭都突然开始播放讣告和哀乐，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毛主席逝世了！人们聚集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讣告，不少人都哭出声来。全国停止了娱乐活动，除了哀乐之外到处一片静默。

我的好朋友Z心事重重的来找我。

Z比我大两岁，红二代，下过乡，喜欢历史，尤其对中国近代史有很深的研究。他是毛主席虔诚的崇拜者，特别对毛泽东四十岁以前的经历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把戊戌变法到红军长征前这个时间段中世界列强和中国历史的背景、中国在当时世界所处的现状做了很多分析和思考，Z特别推崇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为毛主席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的信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毛主席去世我们都很悲痛，国家朝什么方向前进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最大困惑，我们聊着这些问题。

沉默了一会儿，Z缓缓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H，我有个想法，咱俩都没有亲眼见过毛主席，现在他不在了，十八号开全国追悼会，接下去可能按照中央规定和主席当年的倡导，遗体会火化，咱们就再也亲眼见不到了，我……想去北京，看看有没有机会能瞻仰到主席遗容，也不枉与伟人同在一个时代过。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

“啊？去北京？能见上吗？”我吃惊地问。

Z说：“去了能见主席遗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许会有一线希望。丧葬期间肯定会有群众代表瞻仰遗容的过程，咱们去了想方设法找机会吧，努力了最后不成功也不后悔。但如果不去试试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考虑了一下坚定的说：“好，我去！”

　　九月十二号，为了省点钱我们买了一张晚上去北京的硬座火车票和一张站台票，准备蒙混过关。那时候我们个人经济都不宽裕，公费出公差不仅住宿费交通费报销，每天还另有生活补贴费，而自费出门在外吃住开销太大，又不想跟家里说此事，所以只有做点违规的事了。我们只带了一个有背带的人造革小皮箱，装上我俩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另外还带上了全国粮票就出发了。

还好，由于全国都处于国葬期间，一路无人查票，第二天下午顺利到达北京。 我是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混出车站后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就跟着Z稀里糊涂地坐公交车走，天快黑时来到西城区一座不小的四合院门口（忘了什么胡同了），Z告诉我这是他姑父的家，姑父曾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社长（职务相当于副部长），也是陕北红军老革命了，文革中下台闲赋在家后已经退休。

进入院子一看，院子周围一圈都是房子，住了不少人家都在做饭。大院子中间的一所大房子就是姑父家。Z告诉我原来整个院子都是姑父家的，住着警卫和秘书等人员，文革前就主动腾出来让给胡同里住房困难户了。

到了家里聊了聊家常后Z向姑父说明来意，姑父一听脸色就变了，反应冷淡，说：“你们太异想天开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家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北京所有警务人员昼夜安保执勤，主席遗体已经移至人民大会堂，可能会有群众瞻仰遗容程序，但闲杂人等根本进不去，北京市民都需要派代表严格政审后才能获得资格进去，你们就根本别想了。另外，你们就没有一点政治头脑？顶层博弈的格局很明显，非常时期跑到北京这个政治漩涡中来，你们是不是嫌命长了？好了，吃了饭先住下吧，明天我看你们买票回去吧。”

我的心瞬间凉了。Z给我使个眼色，我们去客房洗了洗商量着，

“怎么办？”我说，

Z说：“估计咱们这一趟是白跑了，来前也基本预计到了，不管怎样努力争取过，就是没实现也不后悔。明天咱们先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情况再说，实在不行咱们就去清华大学，我嫂子在那儿上学，学校肯定会有瞻仰遗容的名额，去请她能否想点办法。”

　　九月十四号一早，我们告别了姑父就去天安门广场，上了公交车才知道，广场周边全部戒严，所有公交车广场周边的站点都不能停，长安街西边只停西单路口，东边只停王府井路口，在公交车上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看到，新华门和广场的国旗杆上都降了半旗致哀，天安门前有一辆大型吊车，一些工作人员在往下拆主席画像，可能是要更换新的主席画像。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毕挺的站着，还有广场周围所有的胡同口和大路口，都有执勤的警察、警车，一般人根本就无法靠近。整个广场静悄悄的庄严肃穆，笼罩在悲痛之中，没有行人。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除了公交车还在正常的运营外看不到一辆其他民用车。

        到王府井路口下了车，在大街边上一个胡同里，我们买了煎饼果子和豆汁填饱肚子，就乘公交车去了清华大学。校门口警卫拦住我们，让打校内电话把要找的人叫出来接我们。半个小时左右Z的嫂子出来登记后领我们进去。正对着大门不远有一座清华园礼堂，已经布置成毛主席的祭奠灵堂，里面不停地在反复播送哀乐，一些班级的学生都低着头从不同方向以班为单位排着队，迈着极其缓慢的步伐，去礼堂悼念主席。

        嫂子介绍了目前学校的情况，她是大四的学生，正在进行毕业设计，学校大部分专业毕业班的学生都在外地毕业实习、写毕业论文，主席逝世消息出来后学校通知所有学生不返校，就地参加悼念活动。

所以我俩吃住都没问题，但是想要去瞻仰毛主席遗容，可以说是基本没门。

        因为按规定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去，有人数限制，主要是班干部和学生会成员。这就从正规渠道去是肯定不可能的了。

        晚上我们在男生宿舍住了下来，晚饭也是在学校的学生食堂吃的。

　　9月15号，Z说：“既然没希望了，干脆咱们去八达岭长城转转吧，不到长城非好汉嘛。”

我说：“好，早就想去了，一直没机会，这回终于要遂愿了。”

清华园北边不远有一个火车站，曾专门往八达岭长城、张家口方向始发客车，路不远，我们出了清华大学北门一路向车站走去。途中遇到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问了一下路，男孩子指路时说的地道的京腔话现在还记忆犹新：“甭拐弯拣直走就妥了。”

谁知到了车站一看冷冷清清连个人影都不见，一台破旧火车头孤零零地停在生了锈的钢轨上，根本没有客车，原来车站早都弃之不用了，偶尔有废旧货车皮甩过来停一下。那年代没有出租车，去八达岭长城只有长途汽车才走那么远，不方便，我们只好放弃了。

回到清华大学宿舍，Z说：“想去瞻仰毛主席遗容，看来常规办法是行不通了，咱们以热血青年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写封信吧，虽然批准的可能性不大，试试吧，也许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看到信会起同情心呢。”

“但愿希望成真！”我说。

Z在信纸上简单明了的写了多半篇，把我们是谁、从哪儿来、目的愿望和联系方式都写清楚了，然后我们签了名。Z趁我去卫生间的时候咬破手指在一张白纸上用自己的鲜血写了七个大字：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回来看到后也要咬手指写血书，Z急忙阻止了我：“我一个人写就行了，没必要两人都写。”

加急挂号信发出去了，等待是最让人焦虑的事情，成与不成我们都做好17号晚上离开北京的准备。

另外，我们在举国治丧哀悼期间请假，没参加单位里的祭奠活动，很可能会引起一些领导同事的不满和猜疑，因为那个年代人人首先都要突出政治，在这种天大的政治事件中，任何个人的言行都应该服从单位组织。所以在外多日不知道单位的任何情况，心中不免也有些忐忑不安。

　　寝食不安地度过两天，寄出的信尤如石沉大海渺无音信。我们终于明白彻底没戏了，在国家重大事件面前我们就是微不足道的尘埃。只有打道回府了……

17日下午我们告别了嫂子，带着极其失望的心情离开了清华园。在北京火车站又为了省钱买了一张西安车票一张保定车票，晚上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我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热泪，既是为毛主席逝世悲痛，也是为这次北京之行感到深深的遗憾。

也许在别人看起来我们的行动太幼稚，或起码在思想上政治上不成熟，但作为我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会去做，人活一辈子如果只会循规蹈矩没点冒险精神，那会错失多少精彩的人生？尽管会有失败。不过，这一次的经历给我带来的政治影响是我所未曾料到的，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都是后话了。

第二天，也就是9月18日，列车过了河南郑州，我站起来去上厕所，还没走到突然发现列车员开始查票了！我立即转回去告诉Z，让Z拿上那张到西安的车票，小声告诉他查完票后马上想办法把票给我传过来，我们分开坐，我坐到他后边一排的侧面。列车员慢慢一排一排查验过来了，查完Z后列车员走到我这一排，我心情非常紧张，腿都开始颤抖起来，就在这时Z喊了我一声：“H！抽根烟吧。”一盒香烟就扔过来，我伸手接住转身从烟盒中抽了根烟叼在嘴里，当然，那张到西安的车票也已经捏在手中递给了列车员查验，嗯，惊险过关。我们的这种行为在解放前可以说是机智勇敢，可现在说起来还是让我们脸红，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下午四点正，列车在寒冷的蒙蒙细雨中刚驶过洛阳，列车广播里开始实况转播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了，列车员组织所有人起立收听。王洪文主持大会，华国锋致悼词，整个天安门广场、北京、中国——都回荡着华国锋悲壮的声音。最后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我知道，中国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后来，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顺应民意，做出了永久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决定，并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了毛主席纪念堂，使得千千万万敬仰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人民可以瞻仰到遗容，至今我也去过三次，终于了却了我最大的心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