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往事悠悠——我的6个十年》第二章 黄永毅 著

人间正道史

　第二章 父老乡亲

怀 念 乡 亲

我的家是个贫苦的家，我的家族是个庞大的家族。说庞大，是因它人多，户大，占据了村子的半壁江山。从村当中“台台”往上数，永远、永昇、永德、永林、永余、永和等一溜摆，都是我们的“自家人”。永昇老汉是永字辈的领头大哥，从我记事起，他就已经很衰老了。他的孙辈珍藏的200年前清时的契约文书，证明了我们的一脉相通。我们的一个某老祖宗，埋在留公塬上，每年的清明、十月一，族人们都会集体上坟祭祖，领头的是永远哥，清楚不过的是“分蒸馍”。那时，白蒸馍也稀罕，特别是在馍庄“缴”做的。据说，这是吃的老祖先的香火地。族里的公有资产诸如办喜事的花轿、饰盒，办丧事的抬杠、大绳等，都有专人保管，收取的租金年终按户分红。年长的兄长，如永远、永余、永华等，热心地为大家承办公益事业。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族人不请自到。哪个遇到意外事故，大家危困相帮，人多、心齐，召之即来，是村子里强势的一族。

小时候，隔壁院子是我常出常进的地方，几乎天天。除了有我的玩伴松怀堂弟外，院子的伯伯、妈妈们对我都很好。六婆是我记忆中最年老的长辈，当时她已是耄耋之年。六婆并没有生动的故事留给我，只是她满目疮痍的胸膛，常常让我触目惊心。从妈的口里我知道，那是一场浩劫给她留下的终生残疾。

那时，六爷的日子红红火火，“四豁头”的院子独一无二。向来是树大招风，家富招贼，他家自然成为土匪打劫的目标。一个风高月黑夜，贼人打着火把进了宅子，上房又揭瓦，“踩得房瓦嘎巴嘎巴响”，大人、小孩都钻窨子躲了，留下六婆看家护院，权作应对。贼人抢不到财物便拿六婆煞气，扫帚骨朵蘸上清油，一个惨绝人寰的烧烤逼供。我事后所看到的，只是一副布满疤痕的胸膛，两只乳房抹为一平。由于半边身子的汗腺被破坏，夏天的六婆总裸露着胸襟，老人家肯定是酷热难耐。

印象中的父辈少有大富大贵，多为淳朴忠厚长者。二伯父克让，无疑是祖辈众多子孙中的佼佼者，作为长子的他，继承了六爷的祖业，亦农亦商地经营着铺子，一座气派的大房，是为见证。廊子格的门窗精雕细刻，巨幅匾额高悬厅堂，古香古色的家具做工考究，屏风、中堂肃然在目。敞亮的高房大屋，小时常是我们躲猫猫的去处。

农业社时，这里成了生产队的仓库。

六伯父进益，是远近闻名的接骨匠，宽厚仁慈，誉满乡邻。八伯父进誉，体魄魁梧，说话办事总是一副急乎乎的样子，传言曾是杨虎城卫队的卫士，他老是蜷曲着左手无名指，疑似枪伤所致。九伯父进杰做过生意，当过掌柜，没发过大财，却遭过大殃，因一桩烟土生意失手，火急攻心而致聋。他聋得深沉，小孩子都称他“聋爷”，我和他说话，亦离不开以纸笔做传媒。他是我如父的老人，在部队时，抵不住对他的思念，常常写信问候。他知书达理，喜学好读，一笔好写，无人可及。血溶于水，十指连心。他虽移居塬楞，下河上工，常忘不了到我家看看。人老了，走路气短，一步一哼唧，听见院子的哼唧声，就知道是九伯来了。十伯父进贤识文断字，学究一样的农人，平生最看不惯圣贤的书、字遭人践踏蹂躏，路上拣片书报，也要塞进墙缝，“别”在高处。床头屋脑常贴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或“坐想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之类的格言警句，我的启蒙识字也从这里开始。五伯、七伯、九伯和我父亲是一母同胞。五伯和五妈，独居在半坡的那孔老窑，几个堂兄都在旬阳县做工，两位老人相濡以沫，形影相吊，吃水、磨面都由我的父亲常年照管，他（她）们是他如父如母的长兄和长嫂。五妈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耳朵、鼻孔老塞着棉球。腰不行，行走离不开拐杖，每到我家串门，妈都会送她到坡口的皂角树下。

在众多的堂弟兄中，三哥永善父子两代人跌宕起伏的悲喜人生颇具传奇。他独享了二伯父一份丰厚的家业，日子过得独领风骚。自古言道，家有万贯，抵不住抽、赌糟践。斯人已乘黄鹤去，大房一座空悠悠。未成年的孤子堪印，度过了一段母亡父丧，后娘受虐的恓惶日子。只是寄居在堂叔家后，才得以读书成人，这个情深义重的叔父是黄鹤亭。峰回路转，否极泰来，堪印的人生，自有人帮扶，隔壁的永天堂叔（我的大哥）怜念他的无依无靠，遂在周至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自此，春斌（堪印）的日子柳暗花明，事业和光景蒸蒸而上。当我常常听到隔壁大房内充盈着的欢声笑语，看到春斌子孙满堂的融融亲情时，总会感叹伟人的一句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最可宝贵的。”

我素以为，二哥永富是族辈弟兄中最有能耐的一个。他脾气耿介，性格豁达，精明能干。只是人强命不强，老天往往作弄争胜好强之人。在一次进山（旬阳）途中，不慎跌落进秦岭山涧，保住了性命，却摔折了腰骨。自此行走离不开拐子，落了个“跛子”的绰号。我对二哥的钦佩源于他的见多识广，语言达练，上三皇，下五帝，他几乎无所不晓。天阴下雨闲暇无事，大人小孩总爱在村当中（恩娃家门口）聚堆，这里是神侃闲谝的地方。在这样的场合中，二哥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到曲终人散，他是不会走开的。“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也让熟读圣贤书的二哥常常黯然伤神。我和二哥同族又同宗，同一个祖父。长子长孙的他，自然会事事上心。1969年春节，我第一次探家归来，其时，我已提了干，是个年轻的军官。二哥对我说：炒几个菜，弄瓶酒，请弟兄们来坐坐。他的意思我明白不过，无非是认为我有出息，给先人争了光，露了脸，显摆一下。这种想法其实也无可厚非。不过，探家无事天天忙，等到想起来的时候，我该动身了，忽略了二哥的一番美意。等到我再次探家归来，他已与世长辞。二哥其实是我们这一宗的大哥，大伯父的长子。大伯父育有四子，叫永富、永章、永铨、永恒，他们都在旬阳县做着事情，我们习惯称为“山里头”。老大和老四后来都返回了原籍，老二和老三却终于成了“山里人”，并且客死他乡。我脑海里的一幅经久不去的画面定格在1952年的初夏，那是一个吃过早饭的时间，永章哥挑着一副剃头担子，二嫂跟着，他们是在回山里去的，邻人们都出门送行。看着他们背井离乡的身影，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山里头”在孩童的眼里，那是一个崎岖又遥远的地方，他们靠着边剃头（挣盘缠）边行走，猴年马月才是个头。记忆中的永铨哥（小名吉祥）长得人高马大，连进我的家门都得弯腰，操一口浓重的“山里”口音，大嗓门，进哪个门都是人不到声先到。我对他别有一丝敬畏，最后的一次离别大约是在1958年。他终于在旬阳县落地生根，至死我未见过他。鹤亭哥，一个我敬重的兄长，村子的头面人物。他能说会道，能打会算，器宇轩昂，乐于助人。从互助组、农业社到人民公社，他是不歇肩的村干部。村子的许多事情少不了他抛头露面。红白喜事，他还是当仁不让的主持人，面面俱到的安排，滴水不漏的应承，总让宾主两悦。他执言仗义，注重亲情，我对他有偿还不了的人情债。那年父亲病卧在床，奄奄一息，我和三弟远在边疆，遂把身后诸事委托与他，他不负重托，事情办得圆满周到。母亲的身后事自然又少不了他来帮忙。年老的鹤亭哥患了脑梗，每从城里回家，我总要和他坐坐，只是我没有送他最后一程，心中常隐隐作痛。堂侄堪民给出的解释是，出殡那天大雨如注，不便劳人。年轻的堂兄堂姐们也不乏事业有成者，玉生哥是村子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后去了东北黑龙江的一个地矿部门，后移居山西。秀芳姐是第一个走出农村的女师范生，她酷爱绘画，师从刘文西等名家，有不少佳作面世，举办过个人画展，是咸阳市小有名气的女画家。如果说我和三弟永浩早年从军，先后成为解放军营、团职干部，当时尚属凤毛麟角的话；那么，堂侄黄护民晋升为炮兵师职干部，堪称出类拔萃。

难 忘 老 父

对过去的苦难，我记忆不多。家的以往主要是从母亲的口中得知的。

人常说，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油透爷”的家道如何中落无从说起。从我记事时起，我的家，还有伯父们的家，日子大都过得紧紧巴巴。据此推测，至少从祖父辈起，已经走向了没落。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托尔斯泰语）我的爸妈苦心经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穷家。爸是个苦命人，他生于清光绪31年（1906年）农历七月初九日，他的苦命是伴随着他的诞生来到世间的。听姑妈说，奶奶临终咽气时，爸还吃着奶，这边正忙着给死者穿老衣（寿衣），爸却哭着爬到奶奶的怀里找奶头。情急中，被人扔到了炕地下。爸是如何长大成人的，他的幼年经历过哪些苦难，我从未听他提起过。不知是说不清，还是不堪回首，反正他把一腔苦水咽进了肚子，密闭了起来。有爹无妈的他，听说是由长姊、长嫂带大的。不识字肯定不是他的错，吃苦受累肯定会缠着他。一个兄长在外经营着小本生意，一个兄长在家领着家事，他的双肩挑起了一个大家庭的生活重压，那还是个饥肠辘辘的遭年馑的年代。既然上苍赐给他一个受罪的命，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父亲弟兄四人，大伯（按家族习惯称他五伯）早早地分家另过，据说是因为家事不和。其余三弟兄（七伯父、九伯父），一个锅里搅勺把的日子维系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

弟兄本是同巢鸟，羽翼丰满各自飞，分家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我的家据说是爸妈执意要分的。事情的原委是：一个年关将近的腊月，爸到周至找做着生意的兄长，想给全家要几个过年钱。熟料不但没要到钱，还受到一顿奚落。忿忿不平的爸回来后，旋即要求分开另过。家分了，心也散了，弟兄俩从此结下了不解的“死结”，老死不相往来。不过，这并未影响子侄间的亲情融融。

分家时，我家分得了二亩半薄地和二间半厦房，这是妈常挂在嘴边的话。从我记事起，一间厦房作牛圈，一间厦房住着哥嫂。其时，大哥在外当学徒。另半间房是土托木的房子，依托着厦房的山墙搭建，是厨房，也住着一家人。20平米的小屋，捉襟见肘的布局，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锅台连着炕，占去了大半边。另半边，一把椅子靠着一个三条腿的小木柜（另一条腿下垫着砖块）放置，挨着木柜的是案板。案板倒还宽展，只是拐角被老鼠啃了一个洞，灶边蹲着一口半截水瓮。盛满了这些物件后，屋子中间只留下二尺宽的一个过道，转个身都难。一张土炕挤着爸、妈、弟和我四口人。夜间，爸和我顺着睡，头朝着锅灶头，妈蜷做一团横着睡，她的腿从没伸直过。四口人合盖一条千疮百孔的破棉被。为尽着我和爸盖，妈只能拉个被角捂着，怀里还搂着小弟。至于铺麦秸、溜光席，家家如此，不值一提。我最嫉恨的是光屁股溜席，常被席篾扎着了屁股蛋，常翘起屁股让妈拔签。冰冷的炕面咯得妈胯骨生疼，成天劳累的她一到夜晚，便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得不时地取尿盆。听着妈一声声的长吁短叹，我夸下海口：“妈，等我长大了，给你买个毡，垫脊背。”就为这句承诺，妈心里很受用，曾学给同院的九妈、八妈听，夸我：“自小就有良心。”我没有忘记这个许诺，只是兑现的时间推移到了20年之后。1969年，我从部队第一次探亲归来，遍寻西安大街小巷，终于在西大街买到了一条羊毛毡。这条毛毡妈一直不离炕地舖着，直到寿终正寝，成了一件遗物。忘不了，在毛毡的一角还密针细线地补了两块铜钱大的补丁，那是烧炕烙的。

我家的灶火边蹲着一口半截水瓮，半截瓮是有来历的。说是在分家时，几家争着要。瓮高，半截子埋在土里，怎么也搬不动，用力也只掰下一块瓮边。情急下，伯母便怒而砸缸，拦腰洞穿，瓮成了个半截子。就为这，每次挑水，妈总要趴在瓮边瞧瞧，生怕水溢出来，本可盛五担水的瓮只能盛两担半了。这似乎是笑料一件，但农村里还有比这更有趣的呢，说的是有弟兄俩分家，为一根杆面杖，也会拦腰一刀，二一添作五。兄弟失和的薄情寡义，由此可见一斑。

分家并未分走贫困。大哥又是在多灾多难的民国十八年出生的，日子更加冰上加霜。为了养活一家人，我的父亲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他终年跑南山，钻秦岭，下安康、进旬阳，做着背粮、背盐卖脚力的活儿，一年又一年。父亲的肩膀头扛着一座苦难的大山，任凭累断了筋骨，却怎么也没个完。重重苦难，在他的嘴里只成了平淡的一句话：“（我）能把南山踏平了。”走一趟旬阳用7天，半月打一个来回，跑一次安康20天，记不清跑了多少趟，说不清熬过了多少年。只知道一滴汗水甩八瓣，滴滴洒在秦岭的座座山梁上。常年和爸搭伴的是永远哥，他俩是村子里出名的汉大力不亏的主儿，换了别人会嫌累赘，他们是一对最好的搭档。有一年在翻越秦岭时，父亲跌落进了山崖，摔折了臂骨，是永远哥背扶着上山，安顿好住店，赶回来报的信。妈的不知所措是必然的，亏得五伯父进忠和六伯父进益拉头毛驴做脚力，远足三百里进山救弟。六伯父是远近有名的接骨匠。经调治，又躺了半年多，爸始得痊愈。妈常常感念六伯父的救命之恩，常说给我们听。别无报答的她，只得纺了几斤（棉）花，做为酬谢。我的老家至今保存着的那副汗渍斑驳的背架，是爸这段苦难生涯的见证。背架上的草索和磨得光滑的把手，凝聚着爸的汗水和辛酸。这副背架和我小时候喊的“山蛮子，背背子”的那种毫无二致。底座是个小木箱，可盛吃食，无非是几个冷馒头。上部是个穹庐似的货架，背在身上如小山压顶。瞅着它，我不由悲从中来。一年，清明节上坟，我把那副背架带到爸的坟茔，披了红，摄了影。睹物思人，我跪拜在父亲的坟前，眼前闪现出他踽踽独行在秦岭山脊的身影。这副背架承载了一个家庭的苦难，让一个贫困潦倒的家没有陷入绝望，我们是背架上活过来的一家人。妈对这副背架自然情有独钟。她是善于保管古董的，把它高高地置于厦房的楼顶，稍有闲暇，往往手抚实物话当年。这个特殊的物件，应视作一件传家的“宝物”。只是锈蚀斑斑又汗渍累累进不得城的，尘封的老屋才是它的居所。

因为这一丝情缕，我对安康、旬阳难以割舍，憧憬着重踏父亲走过的路，寻觅那一段苦难生活烙下的印记。上世纪九十年代，单位组织春游，当开往安康的列车，跨过长长的浐河铁路大桥，从我家门前一晃而过时，我看见了我家的房舍在火车的疾驰中震颤。这条铁路线的大致走向和当年爸用脚板丈量的山径大体一致。不过，人的脚印往往要比铁路延伸得更长。当我徜徉在安康新城的街头，这条有着三百年历史，用石板铺就的古街，条条巷陌保留着一排排的老客栈。看着沧桑客栈，我的心沉沉的，我凝思，我神往，我急切地东张西望：哪条巷陌是爸当年投宿的小店？哪个客栈容留过爸疲惫的身子？

旬阳县也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我想在那里寻觅父亲的足迹，察看父亲走过的路径，感受父亲当年的艰辛。这个愿望终于在2014年8月16日实现了。这天是个星期六，一大早儿子说是拉着我和他妈出去溜溜，当我们都上了车，他说去安康吧，酒店已经网订好了，这样，不去都不行了。做派显然有点强横，但也算是儿子的一片心意。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喜出远门。当我们翻秦岭，过柞水，经镇安，来到一个叫小河的地界时，我打问，此地经不经过旬阳。儿子说，想去就去。他知道，旬阳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我们沿着一条不算弯曲的旬河顺流而下。自走上这条秦楚古道，我的思绪就一刻都没有平静过。凝望旬河，听流水喧哗，我在寻思，逝去的河水是否还倒映着父亲的身影，崎岖的山路是否嵌镶着爸的足迹。汽车在疾驰，车厢里的人在重复着一个不变的话题，是关于秦岭和脚夫的。八十年沧桑，八十年风雨，当年爷爷为生计苦苦奔波，如今孙儿驾车思旧寻根。及至望见旬阳县城，这个锁在深山人少知的八卦城，终于解开了我的团团迷雾。我一直弄不明白，一座小小山城为什么会吸引南来北往的客，父亲是这里的匆匆常客。原来，这是一片山环水抱的富庶之乡，旬河水在这里弯来拐去，把个县城割裂成一个形似“逗号”的别致小城。当我们沿山径而上，站在山脊俯视县城时，一个八卦形的轮廓清晰可见。倚在观景台的栏杆上，我的思绪如打开的闸门，波澜起伏。儿子黄河则在旁指指点点，说哪是老城，哪是新区，还说位于城边的，那是一座庙。我的眼前浮现出父亲背如满弓的身影，在秦岭山脊上苦苦跋涉，他正步履蹒跚地一步一步朝我走来。我想到，他背上的那座“小山”，自日出到日落天天不离脊梁，来驮盐巴、布匹，去背粮米、山货，个中的艰辛难以描述，心头不由酸楚起来。看着我用纸巾擦拭盈眶的泪水，妻和儿子轻轻地走开了。

暮黑时分，我们赶到了安康市区。

望滚滚汉江东去，听滔滔浪花拍岸，江河依旧，逝者如斯！爸平生对他历尽的千般苦难很少提及，我听到的只有一次。那是一个饿死饿活的二、三月，爸推了一车硬柴上焦岱赶集。鸡啼上路，“爬一个大坡，肚子饿得咣咣响，腿啪啪地颤，几阵子都拱不上去。爬在河渠边，喝了一肚子水，紧紧裤腰带，才一蹦子上去了。”。这几句话刀刻一样地刻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其实，这只是爸受苦受累的冰山一角，对于滴血的伤疤他从不愿触及，也不肯轻易示人。这就是爸，他是一座默默的大山，是一丘浑厚的黄土，承载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大哥有时也会忆及过去，在他的记忆里，最耿耿于怀的是做饭。妈顿顿只擀筛子大的一陀面，下到锅里，给爸捞碗干的，给哥舀碗稀的，剩下的面汤不管有多稀，她自己只喝一碗。哥说，每每看见那陀面就来气，气得从擀面杖上抹下来，狠狠地摔打在案板上。

　　爸钻秦岭，下安康，度过了一段令人心碎的日子。也许是因为那次骨伤所致，接着他又开始了长工生涯，而且一熬就是13个年头。长工虽苦，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不用担风险走山路，也不会让妈担惊受怕。主家是王家沟村的王永丰，我们两家似乎还沾亲带故，他把我爸称“一哥”（排行十一的简称），我则称他为“永丰爸”。爸经年在王沟扛活，以至于王沟的年轻人都以为他原本就是个王姓人。究竟是长工养活了地主，还是地主养活了长工？这个古老的话题，各有各的答案。提起这段日子，妈是这样说的：给人家扛活，稍带着把自家的地种了，还能用上人家的牲口。困三、二月，青黄不接，别的人家告贷无门，咱总能借出个一升半斗的救命粮。简言之，应该感恩王永丰。1964年长安农村社教时，工作组再三动员爸检举揭发地主的罪行，因为在村子里爸独享着“老长工”的名誉。但恪守“沉默是金”的爸却一言不发，这很让工作组不悦。事后爸对人说：“咱不能空口说白话，说对不起人的话。”老实巴脚做人，凭良心办事，是爸一辈子的准则。妈也常常念叨这一段的生活。那时，大哥还小，每天不管多晚，总要等到爸回来才睡觉，为的是爸会带回一个热蒸馍。做长工的爸每每端一碗饭，拿俩馍，蹲在门口吃。这是长工呆的地方。为了节省个一个馍，他多喝一碗稀饭，悄悄揣个馍在怀里。这个蒸馍遂成了大哥天天的奢望。

人常说，风水轮流转。七十年代中期，我探家归来，永丰爸来我的家坐坐。那天，大哥也在家，过问老人的棺板、寿衣，显示了一种人文关怀。永丰爸的回答却出乎意料：“没准备，轮不上。给娃们的媳妇、房子还都没着落，哪能轮上我？我死了，卷个席片子就行了。”末了，又半是解脱半自嘲地说：“我年轻时耍钱、抽烟，把钱糟蹋扎了，老来受罪，这是报应。”我默然良久。难道这真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老话么？

妈常为命运鸣不平，会半是发泄、半是倾诉地数落爸：“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这十个滴血的字是发自内心的呐喊，也是真实的写照。我的爸，的确像一个忍辱负重、不知劳累、不知疲倦的牛，他的一生正像文学大师鲁迅说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做儿子的我们，不就是吮吸着父亲的血汗、母亲的乳汁长大的吗？

人，最忘不了的是苦难，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父母。妈诉说的以往常在我的脑海浮现。

听妈说，在我身前有过两个姐姐，都因为穷，看不起病夭折了。说到这儿，妈总会沉痛地说：“都是没钱治，活活给‘扛’死的！”。重男轻女是一根夺命的绞索，贫病交加是一把杀人的利刃。有了大哥这根“顶门杠”，爸就不把女娃子当回事，“保一个”（男娃）是他的底线。女孩有病，只能干耗着，眼睁睁地看着断了气。一个死去的姐姐是虎年出生的，和玉生哥同岁，是在牙牙学语的年龄没了的。

往昔的苦涩用现今的目光扫视，如同天方夜谭。“吃不饱，穿不暖”，似乎是对旧社会的综合描述，它的内涵却是不一样的辛酸。孩童时的大哥白天会因为饿着肚子恨天长，夜晚则会因为黑灯瞎火而怨黑早。为了节省灯油钱，我家向来都是摸着黑吃饭，摸着黑睡觉的，妈也会摸黑串门子时“掐帽辫”。年幼的大哥甚至对灯为何物，亮有何感，不大明白。偶而的一次点灯，竟让他喜出望外。清晨起来向人夸耀：“俺家夜黑点灯咧！”那时节用的是清油灯，灯油亦即食用油，一个小碗穿根捻芯，烛光如豆。饭菜里没有一星油花，当然轮不上点灯熬油了。

妈还常说，你们弟兄仨都是靠白糖泡蒸馍喂大的。缺吃少喝，妈自然就没有奶水，对自己吃“焖蒸馍”的往事肯定没有印象，三弟吃“焖蒸馍”的情景却历历在目。虽说解放了，妈仍然沿用老方子。磨面时，收些高白粉，蒸几个白馍，晾晒干了，掰多少个馍蛋，能吃几天，她都心中有数。吃时用开水冲泡，再捂会儿，就变成了糊糊状，加少许白糖喂养。我们弟兄都是这样长大的。

家里日子的转机是在解放前几年。那时，大哥在周至县南大坪一家烧锅坊学做生意，已经混出点名堂了。有一年，他和一个叫“高乡”的伙计，赶了两头骡子回长安夏收秋播。用大牲口耕种，对小户人家来说，是令人眼热的，也会带来不小的轰动。听到解放的风声，有的人家急于倾销土地，我们家却开始了收买。当然，是零星的。地是命根子，这是爸妈一生认定的理。老人家一辈子为田所苦，为田所累，视田如命，我们兄弟三个的名字分别取为：春田、夏田、生田，都不离一个“田”字。爱田心切，可见一斑。为了致富，爸妈的日子依旧过得十分节俭，省吃俭用的粮食都用在了置地上。一年添上二、三亩，到入社时已经由当初的二亩半地，增加到十六亩之多，养了头牛，还和八伯父合养了一头毛驴，老牛隔年还会下个牛犊子。爸妈终于过上了“二十亩地一头牛”的日子。买地置业，历来是顶荣耀的事。请客、吃饭，盘粮、缔约，冷清的家门也会洋溢着少有的欢乐。最后，买卖双方在中间人“恐口无凭，立约为证”的朗声中签字画押。还真有点《白毛女》的味道，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一幕。只是买回的土地获利甚微，有的只收了两三料庄稼，就入社归公了，无非是过了一把获得土地的瘾。近地、丑妻，历来被视作“农家宝”，我家的土地除了位于尖角埋着爷爷的二亩半祖业外，其余的都七零八落地分散在西坡沟、庙后头、半硷、阳坪和北岭等地段，夏秋两料，奔走于塬楞沟脑，十分不便。但爸认定了一个理：不怕不便，就怕没有。有，就是最大的方便。大哥的前妻风琴嫂，是解放那年娶的，那时我才五岁。记得我常站在炕头光屁股拍打着肚子，口念着“一打铁、二打钢，三打锚子、四打枪……”嬉闹的情景历历在目。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妈37岁就当上了婆婆，妯娌中她是最年轻的婆婆。苍天不负苦命人，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得到了实现，过得和人一样了。

我家日子的转机，之所以来得快些，教子读书无疑是爸妈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望子成龙，人同此心，毋分穷人富人。爸妈在食不果腹的困境下，含辛茹苦供子读书，无疑具有远见卓识。“念了书腿长，有了本事是自己的”、“书装在自己肚子里，别人借不去，贼娃子偷不走”，妈的这些“训子经”，我的耳朵几乎被磨出了茧子。以至于我在看《大宅门》电视剧时，听到香秀妈那一声声长长的“好好念书”的呼唤，就想起了妈。现今有一句流行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倒是觉得，这两句话用在我爸妈身上合适不过。读几年私塾，可能算不上什么文化程度，但胸有点墨，总会“腿长”。凭这点优势，大哥16岁走出家门（那年我才出生），在熟人引领下，先在泾阳，后到周至，在私营商号学相公（店员）。到解放前夕，已经混得有头有脸了。解放初公私合营后，他又在当地参加了教育工作，成为一名小学教员。村子里在外面工作的人尽管不少，大哥总以只有他和黄进昌两个是“国家干部”而自豪。多一把辘轳吊水，日子就会大大宽松，我的上学读书也赖了大哥的资助供养，我当没齿不忘。

知识改变命运，大哥改变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命运，还有一个家庭的命运。

牢 记 母 恩

经历了新旧社会冰火两重天，爸妈常常感念新社会的好处，忘不了旧社会的苦难。也可能是苦怕了，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成了妈一辈子改不了的习惯。

人常说，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一百家日子会有一百种过法。妈的省吃俭用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她过日子的细微末节都给我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里，我想实录几件。

镜头之一：“耳畔常闻机杼声”。妈手摇纺车、飞梭织布的身影常在我的脑际浮现。

一盏油灯，一架纺车，妈盘腿打坐在纺车前，一手摇动纺车，一手接续棉捻，条条棉线便会像春蚕吐丝般缓缓抽出。纺车扭啊扭，灯光闪啊闪，我睡一觉醒来，纺车还在摇；再一觉，睁开眼，纺车还在响。我会心疼地央求：“妈，睡吧，睡吧！”妈嘴里答应着，却仍纺到半夜，甚至纺到鸡叫。傍晚时分，我也会趴在油灯旁，一边听着吱吱扭扭的纺车声，一边咿咿呀呀地念唱本。那是一出《五典坡》的老唱本，不认识的字，我便会用“啥加啥来啥加啥”搪塞。光阴荏苒，随着那间老屋的坍塌，纺车和织布机已在一片颓墙废墟中寂寞闲置。每每望见，我都会既亲切又心酸。这部织布机陪伴着妈度过了寒冬，熬过了酷暑，织出了单衣和棉被，织出了希望和温暖。纺车见证了妈的辛酸，渗透着妈的汗水。我们这个家如果一半是爸用背架背出来的，那么，另一半就是妈用纺车纺出来的。一家人无论是穿的、戴的、铺的、盖的，还是冬的、夏的、单的、棉的，青一色的“粗布牌”。我甚至腻歪了粗布衣衫，眼气人家的洋布制服。一件对襟的蓝洋布衫成了我的“品牌形象”，以至于老同学相见，都从这里说开去。有一次春临中学召开家长会，爸破天荒地参加了，回来给妈的“汇报”是：“就咱娃穿得旧，就咱娃上台讲了话。”他指的是我代表学生的讲话。我曾想穿双短腰袜子，磨唧许久，也未能如愿，直到当兵出走。我平素穿的是那种没过膝盖绑个绳绳的长腰袜。唯一的一件制服衫还是穿嫂子的，引起同学们的窃笑，我却莫名其妙，觉得这不挺好吗。

妈不但能织会纺，还能集染、浆、裁、剪于一身。白布不耐糙，妈会买来膏子（染料）自己染色，也会用石榴皮甚至连水潭里的淤泥也可染色。一遇到染布，她的一双手好长时间都是带色的。一家人穿的虽是粗布衣，但在妈的调理下，都会“洗得净净的，槌得硬硬的”。门道里的一块槌布石，时常发出清脆悦耳的槌击声。妈的裁剪手艺也较别人高出一筹，伯母、嫂子们常会拿着布料、衣样来，请她剪裁，在人们眼里她几乎无所不能。

妈这一辈子钟情于织布纺线，小小织布机是她的人生大舞台。日子过好了，她仍然身不离机，手不离梭。在那个一切凭票证的年代，布证的身价与日俱增，粗布补充了穿衣紧缺的状况。我家的细布、花布、格子布样样不缺，还有笼布、抹布甚至办丧的孝布，她都预备得停停当当。妈没有留下任何遗物，唯一的是一块细密的格子布，上边有一道一道的蓝格子。这肯定是她在七十年代末期的“封机”之作。那是1985年的初夏，我们举家搬到西安前，老人家郑重地交给了我。我明白：这是纪念，也会是一件遗物。另一块她说留给姨母，那是她唯一的体己。

这块格子布至今静静地躺在我的箱底，对妈的思念也深深地压在我的心窝。

镜头之二：每回老家，当我伫立在坑坑窑崖畔，面对着那半是坍塌半是裸露的半窑“刈子”时，我的心绪总是难以平静，妈苦苦地、执著地“刷刈子”的情景时时浮现。

刈子即柴屑草末，是冬天煨炕的燃料。

一粥一粟，当思来之不易。 妈把这一古训运用得淋漓尽致。居家过日子，要吃要烧一样都不能少。妈的节俭从拉风箱杆开始。她一辈子围着灶台转，掌管着柴米油盐，她坐在灶门前，拉动风箱杆添柴拨火的情景成了我终生挥之不去的印象。即使她日后使唤上了儿媳妇，风箱杆的权力却始终不肯交出。在她看来，方寸灶门，节柴（财）之道大有讲究：如何添柴、怎样投放，观火候、拉风箱，都要恰到好处。她常说，饭少吃一口不要紧，柴少添一把水不开。妈看不惯的，是那种瞎子烧火靠风箱，“扑哒扑哒”冒黑烟的做派，说不知有多少柴禾，都从烟筒冒跑了。

妈过日子的精细是出了名的。细水长流，未雨绸缪是她始终如一的信念，“当在有时思无时，勿在无时想有时”是她常说的话。她把“节俭”发挥到极致，把“仔细”运用得纯熟。万事“舍不得”是她的痼疾。一把柴，一滴油，一根针，一条线，会样样在心。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一次炒菜，妈“失手”把油倒多了，让她好心疼。就往瓶子折，一铲又一铲。岂不知，眼神不好，瓶口又小，油全淌到了锅台上了，让人啼笑皆非。我家住在公路之侧，和生产队的大场毗邻，夏收秋藏，晒麦碾场，总会有许多的糠秕、柴末散落在场边地角，藏匿于旮旮旯旯。上下过往的村人谁也不在意，唯有妈看不惯白花花的柴屑遭人践踏，她把这些碎柴烂末扫集在一起。几年下来，竟也堆集了有半窑之多。这些细微末节无不渗透着妈的心血，流淌着妈的汗水。我没有看见过妈佝偻着身子，猫腰驼背清扫的情景，但我知道，那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小时候，我常在北头崖“刷刈子”。为啥要用个“刷”字？那是因为枯枝败叶藏匿于杂草缝隙，非扫帚“骨朵”用力扫不可。刷了又刷，扫了又扫，扬了又扬，还得“拣了又拣”。扬，是那种双手掬起，高高地抛向空中，使碎石、土蛋自然分离的“抛扬法”。我家墙脚堆积着的铁丝、绳头之类，就是妈在烧锅时分拣出来的。我虽没有看见过妈汗湿衣衫、步履艰难的身影，但听当着学校老师的仲民告诉我：“你妈跪着，一把一把地抠，一筐一筐地揽，下工的人还帮她提。”我为之动容，为之心碎。母亲以古稀之龄，孱弱之躯做如此不屑之事，苦为何来？那是因为她经受过太多的人生熬煎，阅历过许多的临终苦痛。不言自明，她是在为自己的“后来”悄然地做着准备，怕在临老时腿脚不便，病卧在床，遭炕冷席凉之罪。

命运往往捉弄命苦的人。一向殚精竭虑、瞻前顾后的妈，怎么也不会料到，她临终的那一刻，竟会来得那样地猝不及防。既无酷暑盛夏的煎烤，也无寒冬冷夜的折磨，仅仅几十个小时就撒手人寰，溘然长逝！

母亲化作清风去，空留刈子枉叹息。

思绪至此，又一件往事涌上心头。

1985年，三弟在西安安排停当，把老屋托人看管，接妈进城。举家搬迁无疑是件挺轰动的事儿，邻居、乡亲不少人前来送行。妈走出屋门跨出那扇栅栏门时，见脚下一根柴棒子，仍像往常一样，弯腰拾起，悄然转身，然后，颤悠悠地送回到大门以内。这个动作她做得是那样地娴熟、自如，似乎她等会儿就能回来。周围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只是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不经意的动作，竟是妈这一生的完美谢幕。一年后的一个初冬的黄昏，当妈挂着氧气袋被护送回家时，已经是气若游丝，奄奄一息，呼不言、叫不醒了。从此，村子里多了一句劝人醒世的话：“啥都想开点，甭学夏娃他妈。”我知道，其潜台词是：一根柴棒子都舍不得，留下高房大屋也枉然。

是的，“活着省吃俭用，死后啥也带不走”虽是一句老掉牙的话，可谁都难以跳出这个圈子。看今日之我曾经的家园：旧屋破败草封门，可怜父母辛酸泪。

镜头之三：每当我静坐、凝思、神往时，眼前总有一堆又一堆的破旧棉絮若隐若现。一年一度的入冬前，妈总要添衣换被。每到这个时节，妈总是在调理着一堆堆的破旧棉絮。那些从被套、棉衣内掏出来的棉絮，像一张千疮百孔的渔网。抖一抖，会落下一堆核桃、弹球般大小的棉团。妈的任务就是修复这张“渔网”，把棉花蛋蛋复原成片片棉絮。那些天，她会天天坐在草墩上，又撕又捻。直撕得腰酸背痛、眼花缭乱，仍难理出一个头绪来。真的是“斩不断，理还乱”！整天在一堆棉花蛋蛋里翻来倒去，也许连她自己都觉得烦。和妈做着同一道“习题”的，还有隔壁的十妈，见天端着个筐筐过来陪着。只是十妈的工程远比不上妈的浩繁和艰巨。妈的那双厚厚的、略微凹陷的大拇指甲，似乎是专为撕棉絮长成这样的。妈的双手总能把浑圆的棉花球球撕得薄如蝉翼，如同片片雪花。每逢这时，我家的筛子、簸箕、蒲篮都盛满了摞得高高的棉絮片。接着的任务是填充，“拼地图”一样地填充。那些摞起来的棉絮片像一幅幅的省区地图，周边残缺不全，妈得照着衣样、裤样，一层一层地填充成衣裤图样。那是一件挺细致的活儿，妈做得相当认真：真是“薄薄手中棉，片片慈母心”。拍拍，压压，再碾碾。一拍一压之间，寄托着母亲的一片深情。为了暖和，也为了帮衬，有时中间也会夹上一层新棉絮网住。至于被套就没那么幸运了，名副其实的“百衲被”，挨到寒冬，自然会有“布衾多年冷似铁”的感觉。

我就想不通：地里明明种着棉花，盖一床暖和的新棉被，咋就这么难？其实，妈是把新棉花都用来做了织布纺线线，轮到缝衣做被，就只好零零碎碎地穷将就了，是谓“新三年，旧三年，拉拉扯扯又三年”。这使我想起了“买盐的喝淡汤，买凉席的睡光床”那句民谣。妈演绎的是她那使人忘不了的过日子“经”。

铭心刻骨的记忆，挥之不去的身影，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如影相随。让妈和棉花蛋蛋告别，给老人家换成暖暖和和的棉衣、棉被，是我的一桩夙愿。以后，我每次探家，棉花、网套是两样“必带”。加之，新疆的长绒棉尽可成全我的孝心。 1969年春节前，当我离家7年，头一次享受探亲假时，除了葡萄干、肥皂之类，就是两个4公斤的网套。下了火车，夜宿东八路省军区招待所，第二天清晨，踩着冰雪赶路，不承想滑了一跤，胸前一个大提包，背后一个大背包，两件重物在肩，压得我坐在地上动弹不得。亏得一位上班的大嫂拉了一把，才站了起来。冰雪天，开往市郊的58路公交车停运，只好把行李寄存到家在端履门的战友高林的家。第二天，当我携妻来取时，在纬十街倒车后，对着两个用毡子包裹着的网套，竟然束手无策。当然，里边还夹裹着杂七杂八的东西，死沉！只好像东北人拉雪橇一样地拖着，缓缓而行。拉到等驾坡，借力南岸子乡党的架子车，才得以到家。以后每次探家，这两样必不可少。1982年冬，借送兵探家之机，我又带回20公斤棉花。当我照例先给妈留下一份时，妈的一声“不要了”竟出乎我的意料。妈说够用了，我便满足了。其实，我心知肚明，妈的那只时时锁着的大柜，除了一床又一床的棉被，别无贵重之物。妈更像个老管家，看着门户，掌管着一串钥匙，柜里装着一床床的棉被。无论谁回来，一人一床。她要的就是这种舒心的满足。

我总忘不了妈的一双手，更忘不了那一对大拇指。妈的手是一双粗糙的手，干巴又布满了沟纹。妈常说，女人手小抓绸缎，手大刨食吃。如此看来，妈生就是吃苦受罪的命。这双手做吃做喝、织布纺线、屋里地里、筛筛簸簸，一辈子都没有闲暇的时刻。妈的一对大拇指，上面是两片近乎畸形的指甲。指甲盖深深地凹陷进去，能盛几滴水，能容几粒米，指甲向上翘着像个微缩的“盆地”。妈还老说她的指甲好，扣扣掐掐的方便。岂不知妈一辈子的吃苦受累，都在这对指甲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按照现代营养学的说法，指甲饱满而光滑是营养良好的标记，妈的这双指甲却沉淀着苦难的印记。至今想起妈时，总忘不了她的一对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