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嘉兴三中往事

嘉兴老顾

昨天看到班级群发来86高龄、原三中音乐老师韩慧新的精彩表演，不由回忆起五十多年前，在嘉兴三中的一些往事。

古稀之年，要回忆的事情好多，下乡、内蒙、西安、邯郸、还有在嘉兴的谋生经历……。可中学记忆也很珍贵，但时间太久远了，好多细节记不清了，肯定错误百出、张冠李戴，若有指正将万分感谢——让我们一起回忆年少的时候。

我，51年生人属兔，初67的。那批解放初期出生的城里孩子，基本能判断准确是“老三届”里哪一届的。

和班里同学一样，我在嘉兴三中一共待了五年，1964-1969。13-18岁是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长身体长知识最宝贵的时段，这个年龄段心智刚开启。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有好多傻傻的想法，误打误撞的做过傻事、错事。

那五年，正经上学不到两年，还有三年多（实际远不止三年多）不知道干了些啥。

那个年代也是一个很有特点、甚至是“史无前例”的年代。人们为那个年代付出过代价。不过我认为，能亲历到那段历史，是无奈也是缘分。

我1962年从德清到嘉兴，小学五年级转校到嘉兴南湖一小，在老城东的一条叫“新马路”的小街上。

校舍原是一座叫“玄妙观”的道观建筑，是一座庙宇——小城市把庙宇用作学校是通常的做法，普及教育更重要。

作为在闹市区的宗教建筑，很具规模，可作为学校就很狭窄了。一下课同学们从教室里出来，不大的院子立马挤得满满的，做早操都没空间挥动手臂。院子地面还高低不平，所有球类就一个铅球。

上图是我记忆中的嘉兴南湖一小平面图，再北面还有一些辅助设施（如厕所一类的，记不清了）。

两年后的1964年，小学毕业到嘉兴三中，那里的大操场、教学楼和图书馆等，犹如进了天堂，白底红字的校徽胸前一别——兴奋不已。恨不得晚上睡觉也戴上。

宽大明亮的教室里，一人一只翻板课桌，木椅子靠背左上角有约6✘15公分被刷成黄漆，正楷红字标明每个同学姓名——暗示这把椅子，你将在这里坐三年或更久。

同学们也都来自嘉兴各小学，“建设中心小学”居多，那时也是有就近原则，城东二中为主、城西是三中，当然，还有其它很有特点的中学。

一下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很自然，刚开始会跟熟悉的小伙伴在一起，我没有，但新鲜、兴奋让我感觉不到“孤单”，而且很快就融入新的集体。

当时五年制中学在三中搞试点，有“中四、中五“高中班。初进校看到有不少“人高马大”的高年级同学，觉得他们是“大人”。也很惊奇地发现班里的女同学也像大人一样胸部挺起了。到了那个年纪，自然会注意女生，可自己没啥能耐，没人在意。那就自己玩吧！不过，那时候男女生一般不太接触。

我们1964年进校的有四个班。我在二班，还有一班学俄语；三班四班学英语。

也许是巧合，有人说我们四个班各有特点 : 一班郊区学生居多、二班城市工人子弟居多、三班领导干部子女多、四班低年龄学生多。想想还真像那么回事。根据学生特点编班，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吧。

当时学校学费每学期17.5元。

上图是1964年三中的总平面图（由陈学贤提供素材）主要建筑的相对位置不会错。

慢慢地在回忆三中1 三中的沿革

这学校以前叫“民德女中”，是教会学校，最早由一个礼拜堂、一个叫方天井的围合建筑、还有一些建筑组成。解放后排名老三叫嘉兴三中。（一中是纯高中、二中是秀州中学）

那时三中在嘉兴老城偏西，估计是周边有发展余地，六十年代开始学校发展很快，新建了“东大楼、西大楼”两栋教学（实验）楼，大大的运动场（含足球场）和几个篮球场，充实图书馆，引进很多外地毕业来的老师等，成为省重点学校，试点五年制完全中学（后来又改回六年制了）。

能在三中读书，家长也高兴。有一次天阴要下雨，妈妈借故给我送雨伞。回家后一直叮嘱要我好好读书，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给我有这么好的学校上学。

上图是自己记忆中的东大楼西大楼。两个楼格局一样，楼梯细部记不清了，自己觉得合理的就画上去了。

慢慢地在回忆三中2 三中的特色

学校足球是强项，64年还代表省里参加大连全国中学生足球赛——对当时的少年，很有吸引力。

运动场外西北角，专门建有一堵画有1 : 1足球球门的厚墙，球门里根据射门难度画了好多方格，方格里有分值。我记得两侧最边上，自上而下是10、8、9分，最中间是0、0、1分——供同学们练射门意识。那里一天到晚“嘭、嘭、嘭“击球声不断。

除了校队、后来还组建了二队，作为后备、确保高水准。由有经验的老师执教。队员们也练的很苦。经常能看到一些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也为省专业队输送一些人才。文革期间的“三中足球队”，名气很大。足球进校园——当年嘉兴三中有丰富的经验。

学校图书馆设在老教堂（也称小礼堂）旁方天井西南，有很多很多有趣的藏书，阅览室在教堂大厅里，高高的穹顶，光滑闪亮的水磨石拼花地面，阳光透过窗上的彩色玻璃，让室内一切多彩，夏天在里面很清凉，在里面能让人安宁。

那里也有喧闹的时候，常有一些文艺节目彩排、演出，一般是在晚间。曾有电台在那里为校民乐队录音，经常能欣赏到“金蛇狂舞”等一些名曲。同学们有学习乐器的氛围，竹笛居多。

上图是三中图书馆（原教堂）南面

慢慢滴在回忆三中3 不是主课

学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远离教学楼不影响其他教室上课。记得音乐教室里有一架立式钢琴，第一次看到“真的”钢琴，和风琴声音不一样，很新鲜。更新鲜的是墙上的贝多芬肖像和他的名言“音乐当使人类精神爆出火花”，虽然字面很震撼，当时还不太理解其深刻内涵。还有就是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教课，韩老师的歌喉和演唱表情，当时真的“吓一跳”。

音乐课不仅是学会唱几首歌，还有乐理知识、音乐欣赏和个人演唱。

第一次在生物实验室上解剖课，几十台显微镜🔬让我震撼。能实际操作显微镜，看到奇妙的微观世界，会激发对科学的向往。

记得老师的叮嘱是“调试时不要太向下，别把载玻片给压碎了”。

上图是“方天井”内看四周。

慢慢地在回忆三中4 老师们

学校有很多很好的老师，刚进校时听到同学称年岁较大的老师叫“*先生”，感到有趣，后来也习惯了。

他们都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但也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点，为同学们津津乐道。尤其是后来的文革、文革以后，直到现在，各有各的归宿——祝他们健康长寿。

记得教我们班的老师们（不一定对）

校长 陈达唤 副校长 吴鸣皋

语文 陈守人 数学 沈人筠

物理 骆汉祥 俄语 盛蕙兰

几何 何仲洛 潘 敏

音乐 韩慧新地理 姜以枫

体育 杨老师 沈富麟

还有教导主任方文琳老师

文革时无法无天，看到吴校长被打时，他反复说“打人不对，打人不对”，让我一直记着，几十年震撼心灵。面对拳头，吴校长本能的反应是“打人不对”，而不是“不要打我”。他还在教学生对与错。

“打人不对”是从小受的教育，可后来也受了“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的教育。对孩子来说，要分辨好人、敌人很难，结果就是“听指挥”。

这，很无奈。

上图是二班部分男生，向几任班主任 : 潘敏、骆汉祥、沈仁韵老师送花篮、合影。

慢慢滴在回忆三中5 生活及其它

学校有不多的学生宿舍，有些郊区或离校较远的同学住在那里。

学校也有学生食堂，我记得是为大部分学生中午蒸饭的。

那时同学们人手一个铝制饭盒，在家里放入合适的大米。早上一进校门就先淘米，加水盖紧放在大笼屉里，午饭时取出吃。虽都有记号，但要一下子找到是不容易的。有时会有一根香肠一起蒸，当年美味。

还记得淘米方式，是把饭盒装上2/3水，盖上使劲摇几下，两三次后就算淘好了。后来参加工作，在矿山选矿厂看到自磨机，就想起在三中时的淘米。

那时候很容易饿，上午第四节课就开始饿了。饿了就想吃的，根本听不进老师在讲什么。

上图是后来的三中校门。

慢慢地在回忆三中6 教改试探和教学

社会建设急需人，基础教育要压缩。当时小学试点五年制有个别学校在搞，中学方向也要五年制，这样把十二年基础教育压缩两年，在人才急需的年代很有意义，虽然当年人不少。

嘉兴三中作为省重点中学，也在积极地作很实际的尝试。如我们同届的二（4）班，大部分学生是小学五年制的，过几年他们将成为首批十年制学生走向大学。

当年在这方面，三中可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我们也常听到“这是新教材”、“这门课原来是*年级的”等说道。

上面有调整好的新教材、老师们也在很辛苦地配合大纲教学、为了让学生努力，也有严格的升（留）级标准。

可不知为啥后来取消了，我觉得具体这事，通过教材压缩、课程调整、教育方式改进等等，是能做到的。

估计有别的原因才取消的，为啥？我瞎猜可能是有更能快速培养人的中专学校，也在大力发展。

现在面临老龄化、人口结构不合理，对学制也有这方面要求，也看到网上专家们的议论。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劳动者提前两年能上手——诱惑不小。

上图是原本即将要迈入大学的高年级同学，后来和老师的合影。

网友提供的照片。

我的三中学业

前后那五年——

一开始懵里懵懂读书，

后来文革玩个痛快，

最后稀里糊涂下乡。

功课，那两年所有课成绩都一般，就是对地理和几何稍感兴趣，66年上半学期期末听说不考试了——欢天喜地的。

最开心的还有 :

下午课后的踢足球、打篮球，从此爱好运动。

图书馆看课外书，喜欢看书伴我同行至今。

每年的校运动会和春游，短暂的放松。

每年两次去农村的“双抢”个“三秋”劳动，住在那里约一周很开心，在那里我学会了划农船等农活，以至于后来的当知青，小队农民还以为我是“老下”。

通常那几年可以学到更多知识，

实际上那几年经历了“史无前例”。

不仅是“那几年”。

很无奈、摊上了，这是“命”。

后来文革了

去过几个外地所谓“长征”革命大串连。我生性爱凑热闹但年少无知，听他们两派辩论都有道理。兴奋、好奇看着那奇异的世界，被裹挟着旁观了“八一五”和参加了“一一五”。当时不觉得啥，后来想想后怕、也感觉幸运。

也回过几次学校，接到通知要“复课闹革命”，好像也没上课。就记得有一次在校门口传达室里，潘敏老师指着我们对旁人说——要不是文革，这些是高二同学。

文革这场闹剧，当时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更惨的是会影响“深远”、灾害无穷。当时全过程参与者的“革命小将”，现在看来简直是“鬼迷了心窍”。

上山下乡

后来到1969.3.8.，很无奈地被逼下乡了，和班里的几个同学下到学校指定的大桥公社永丰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三中，作为学生管理者，认真地执行政策、卖力地“动员”学生“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当然，逼迫学生下乡不仅仅是学校，还有街道和学生父母单位，是全社会总“动员”。

至此，三中的五年时光，结束了。离校，和刚进校时的心情，大不一样。

最后一次三中的作用，是下乡两个多月后的1969年5月，所有“自愿”去内蒙兵团的三中同学，以三中为单位在那里登记、集结，一起坐火车到内蒙，被分在巴彦高勒的一师三团六连沙漠里“战天斗地”。

很多人下乡是被逼的，而去更艰苦内蒙兵团，却是“自愿”的——那些天真的年轻人啊！又一次为理想“出征”，前一次是三年前的满怀激情，这次是无可奈何。

远离家乡，同学比老乡更亲近。

回忆三中

1969年离开三中，开始人生另一个阶段，但三中给我的印记以及三中的老师同学们的一直伴随，几十年让我受益匪浅——感谢他们。

巧合的是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女儿和很多家庭成员，都是三中毕业。

完

谢谢三中校友老李、老郑、老陈和老吴提供图片和修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