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朋友们

江泛

我和我的朋友圈

左一为本人，左二为宫辉，左三为丁晓禾，左四为王槐荣，左五为蒋放鸣，左六为朱坤宇，左七为戴韧。

左一朱元昊，左二本人，左三蒋放鸣，左四应兆铭，左五李英，在应兆铭家聚会。

蒋放鸣宫辉及本人在上海火车站见面合影

文：江泛

四十多年前，婺城是个什么样子的呢？在我的记忆中，小码头总是人头攒动，布票粮票可以换商品，凭票供应的大前门蓝西湖香烟，在这里可以高价买卖；人民广场上有个露天足球场，司令台边有个灯光球场，金华的几支工人球队常在那里比赛；老火车站边上常有聚众赌博的人群，也有扒手，专扒外地旅客的钱包;凭票入场的人民电影院门口也会有一群群混假票的小青年，每到月底的时候，兰溪门煤饼店就会有排队的小长龙，小码头粮店也是如此，兰溪门新华书店成了有志青年的俱乐部，工人文化宫以及群众艺术馆基本成为了进步青年的精神家园。多年后，每当我路过通济桥，看着朝岚暮血的江景……脑海中就会出现多年前婺城的老样子，以及清坡门范记馄饨摊上那几把坐下便吱吱作响的残破竹椅，温情而疼痛。

我最深刻的记忆和最早的朋友圈基本来自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时候二十来岁，无事可做，整天东游西荡，三教九流，社会闲杂什么人都交。有些是打工时认识的，有些是同住一条巷子里的街坊邻居，有的是参加工作后的同事，有男有女，穿插混搭，分分合合，一路走来，留下来的朋友却不多。

八十年代，是个八方潮流激荡而至的年份，婺城虽小，但也不例外。玩摔跤拳击的贾剑中，杨建军，周武忠，肌肉发达，走在大街上，会引来无数人的目光，几乎无人不识。不同于玩铁的叶林，李靖们，是靠稿纸上写小说出名的，他们在一些杂志上发表了作品，同样会传遍婺城的大街小巷，甚至家喻户晓。历史的片段在这里聚集或流散，分分合合，潮起潮落。

1982年，叶林在《清明》文学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没有门牌的小院》，后又获得《清明》文学一等奖，当他带着新婚的夫人登上黄山领奖台时，也许，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还在打腹稿，后来获得若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也还在酝酿中。晚上，叶林在下榻的酒店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表达了他获奖的思考，以及对我的鼓励。回金后，他还送给我一只笔筒。当年，金华的文学爱好者，看叶林，如同高山仰止。之后，叶林的小说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北到南，长驱直入，几乎所有出名的杂志都在不断地发表着他的小说。可惜，八十年代末，叶林以一篇获得庄重文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五项大奖的小说《火魂》封笔，并且如同这篇刚硬冷血的小说那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文坛，原因不详。如果他一直写下去，蜚声文坛的也可能是叶林。历史是没有如果一说的。李靖后去了杭州，与婺城的关系也渐行渐远。

1978年，我被招工进入金华农业药械厂，也就是如今上市公司今飞集团的前生，我在那里大约领了七年的工资。蒋放鸣分在解放西路的农具实验厂，王槐荣分在凉帽山的印染厂，李英在农村文化站，张根芳在乡下教书，叶林和丁晓禾后来调入小市文联工作了，地点在雅塘街上的老镇委，那时，我们一有空就喜欢往那里跑，日子过得清贫，却没感觉到苦，也许每人心里都隐藏着一个文学梦。我父亲在印染厂做财务，分到的宿舍与王槐荣为同一栋楼，进进出出，常有交集。那时候，遇到一个好的题材，就忍不住去找人讨论，找的人自然是喜欢码字的人了。蒋放鸣的爱情诗我是很喜欢读的，比如《献给我的爱丽丝》之类的诗，很有才华和激情，也很应景，这与我对他有太多的了解有关。不过他本来就长的帅，才子佳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蒋放鸣在单位管职工教育，常常借培训之名，要求职工交上一张一寸黑白照，于是，他那个办公桌的抽屉就成为了最神秘的地方。有一次，我骑了辆破旧的自行车，去他那里蹭饭吃，他就拉开那个神秘的小抽屉，并拿出一摞照片给我看，我对其中的一张爱不释手，后来，他就主动想办法帮我牵线搭桥。我们约会了，感觉非常的美好，虽然最后没能走到一起，但我依然记得那段青春往事，至今我依然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字。

金华古称婺州,历史上曾称为“小邹鲁”，这与宋代大儒吕祖谦和宋元的大儒“北山四先生”、明代大儒宋濂、章懋关联最大。在婺州，以及二千多年的成建制地方教育，使这里文人辈出，理学成风，金华便有了“文物之薮，理学之邦”的“小邹鲁” 之雅称。但在我看来，先辈的星光并不曾普照一切，只对屈栺可数的年轻人才是希望之火。叶林的《没有门牌的小院》《火魂》以及临河镇系列，宫辉的《孩子与铜像》，为我们开拓了高地，这也使得紧随其后的大批文学青年感到有章可循，自此，也有人眼高手低另避奚径各自为战，由一茬茬新人前赴后继蔚然成风。

个人的成果，总是与林林总总的野生与偶发相关：王槐荣的《红军巷的故事》、李英的《感动之城》《大国治村》《让百姓做主》、张根芳的《金华古言话》、丁晓禾的《算账》《小妖精时代》《广阔天地》……都是来自与时代独处的个人或现实中惺惺相惜与自我关照；来自聚会、酒局、牌桌与口耳相传的江湖道场。今天的风光与神话在昔日何尝不是失落无助的一隅？

我在市农业药械厂工作时期，总昐着休假日的到来。我常常请病假躲在家里写作，茫茫中与自己游戏。自由与文学艺术是寒夜里的星火，只有写点东西，才能证明生命余温的尚存，对抗或逃避主流所不容的现实。后来，王槐荣在兰溪门菜市场偶然碰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乡镇企业局工作？我说，好的。就这样，我调进了机关上班。那时，王槐荣已经是乡镇企业局的党组成员兼人事科长。局长是个南下老干部。

我在机关里呕心沥血不分昼夜，为领导写文章，欲求将来出人头地。回想起那些暗夜里孤军奋战的每一个细节，每天睡眼惺忪的出离与归来，将孤单而年轻的我与香烟过早地捆绑在一起。那段时光，我写过许多稀奇古怪的文字，后又将付之一炬。我感觉到，自由和艺术是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我给领导打报告，要求离开单位。领导感到很惊讶，不断劝我慎重考虑，我一旦做出了决定，是很难改变思维的。直到后来生活中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才开始思考当初的决定是否过于草率。

1988年前后，叶林赴西北大学深造，丁晓禾去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宫辉去北大作家班镀金，他们像几个早期的革命党进京赶考，胸怀大志，围聚一角，他们瘦骨怜仃、长发披肩，是典型的愤青和事主。他们的前行，是那时金华文学艺术的苦涩火种。

1992年，邓公南巡，丁晓禾北上，登上赴京的列车，带着可怜的积蓄，如同开赴前线的敢死队带上了全部家当，算是正式下海。虽然多年后老丁也成为了享誉京城的一代书商，但从他多年后写的一篇《一个书商的忏悔》一文中，看出其中的无奈与苦涩。宫辉被杭州铁路局调进杭州，成为局长秘书，又调入上海，自此，开启了一生顺畅的官场之路。叶林虽然没有下海，但也在单位办了停薪留职，创办了风铃广告公司，由于他的才能，他做的广告词总是很文学，也很独树一帜。风铃广告，一时称盛，门庭若市，几年后，他买下了市中心的地皮，建造了自己的别墅，成为了作家中少数财务自由的人。

叶林的搁笔，丁晓禾的下海，宫辉的远离，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舞台主要角色的突然休假。人们怀念热闹舞台的同时，也等待这无剧可演而带来的怅然若失。80年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有回忆，还有一堆值得面对的问题。80年代的谢幕以一场交易结束，那戏剧性的嘲讽和挫折感恐怕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

市作协主席李英在给我小儿子签名他的作品

谁年轻时没曾投入过一座城？跃入万千生命汇成的热气蒸腾，短兵相接、切肤体验生活给予的所有，仿佛做梦却格外投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进入市二轻工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常常出差，游走于全国各地，从重庆坐船到湖北，从大庆坐绿皮车到辽宁，从北京到唐山，体会那些南来北往的人群，以及城市与山河，这使我受益匪浅。每当回来，都与渐成风气的一群朋友通过“饭局”分享见闻体会。王槐荣、李英、应兆铭、蒋放鸣、戴韧，蒋鹏放、王基高、远村，飞沙等，就是那段时间经常联系的朋友。

我怀念那短暂绽放、隐身埋世于此的一群人，彼此牵引又相互折磨的酒局和江湖，这些人物在婺城如流星闪过，又在新世纪展开的艺术帏幕中递次登场，奠定和索引出这方水土的学理脉络。事了拂衣去，飘沓如流星。

1998年，我再次决定离开单位，移师北京讨生活。离开前，我专门去了一趟黄大仙祖宫，敬了香，向婺城告别。早年写诗的蒋放鸣虽然后来写的不多，但他已成为金华县江北工商局的局长，王槐荣已经调入市文联当上了副主席，专门写他的老革命故事，李英当上了婺城区的宣传部副部长，由于职业的缘故，他从写小说改为写报告文学，最终成就了他二度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当年拉小提琴的应兆铭当上了群众艺术馆的馆长，并带学生，其中有多名学生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昔日的失败和反叛被市场与时尚的春风掠过，难寻踪迹。幸而远村与许多艺术家们仍自我“放逐”，他和朋友们创办的中间带诗群，他写的“荒诞派”成为新的艺术流派，幸免让历史还留下一锅残汤剩水。

人对居住地会有相应的关照与热爱，才不致悬浮失重，不致使自己与环境两不相洽。我是金华的土著，因此喜欢上这座城市是自然的事。正因为热爱，才对一个地方的衰败特别感伤，对婺城就是因为有这历久弥深的感情，才受不了其间失落的诸种荼毒。不知不觉间，我己经找不回那个曾经让我挥霍青春爱恨交加的地方了。

2021年 10月31日

于青春苑

王基高和我在源东看桃花，却没有遇到桃花运。

王槐荣作品，在人民文学，作品与争鸣，美文，中国作家等重量级刊物发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