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往事悠悠——我的6个十年》第一章 黄永毅 著

人间正道史

（序一）

苍山残阳悟人生

——永毅文集《往事悠悠》序

方家驹

大约6年前的一次高中同学聚会上，永毅悄悄地告诉我，退休了，闲来无事，准备写回忆录呀。我心里一动，口里随即表态：你完全有这个条件和能力，莫迟疑，赶紧写；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义不容辞，全力以赴！我俩会心地一笑，紧紧地握了握手。其他同学正在兴奋时，大呼大叫着：“你们干啥秘密勾当了？快来喝酒呀！”我们应答一声，也就没有往下深谈了。

上星期，2014年8月15日，永毅将厚厚的一摞A4纸，多达500页、约30万字的文稿整整齐齐地拿来了。他要我帮忙的事不算多，先当首批读者，然后写一篇序（其实说是“读后感”更贴切）。秋日已临，炎热不再，我便怀着急迫的心情，几乎是一口气读完。所得感受一言以蔽，说“满意”显得轻飘飘了，更多的是震撼，是感动，是自愧不如，是深长而思之！实话实说，和留名青史的人杰相比，永毅屑屑不足道也，那些人在青壮年时期就业绩累累，晚年有暇、有力、有资本、有发表欲了，就大写其自传、正传或别传（有的请人代笔）。但永毅无愧于一个大写的人，他半个世纪以来，竭尽全力完成了求学时做好学生、进部队里当好军人、转业后无愧好公务员的人生目标。这是一段漫漫征程，永毅同样走的是一条光明道，一条五彩路。退休后则成了一介草民，一个个头不低、身心两健，只是在人海汹涌中容易被淹没的寻常老汉。最为可贵的是，此时的他再度发力，做了每个草民老汉都可以做、但绝大多数草民老汉做不了的事情——为自己著书立传。这难道是轻而易举的吗？否。我们可以想见，他一旦下决心坐在电脑前敲字，必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说什么“倚马可待”，说什么“一挥而就”，那毕竟是被文学语言夸大了的传说。但我们感悟得到，永毅决不是那种在平地上伸伸手、踮脚在空里够一够，够不着就势撒手认输的角色。他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得用多少心力来干这件事。如今终于用7年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给自己布置的一道作业难题。就此，也值得我们来点赞一个:好样的，永毅！

我和永毅仅高中同学两年，但保持了50多年的亲密关系。高二结束时，他报名应征入伍。当时我们都不理解：作为全校有名的品学兼优学生，凭基础、凭努力，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他竟然“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记长鞭便甩往远在天边的新疆阿克苏。从1962年到1985年，他用23年的宝贵光阴在人民解放军这座熔炉里自觉铸炼，用心力诠释着中国现代式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广泛涵义，并交出了一份独特而体面的答卷。转业后，他回到西安，进了环卫部门，这是一个人人离不了、但又未必能理解的“冷门”。他很快潜入新的领域，显示了自己的张力、韧劲和亲和力，当了一名埋头苦干、一心为民办小事和实事的“芝麻官”，显示了和贪官污吏、官迷们的根本区别。直至2004年，他才踏实从容地离开了工作岗位，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六七十年，说简单也简单，他的人生不过就是打篮球的“三步上篮”——一步上学，二步入伍，三步从政。他的阅历用哲人的话来说是“无话不可对人言”；但似乎也无须长篇大论。读其书等于听他慢言细语的心理告白，你不能不感到，人人皆有说不尽的故事，一旦开张便有似天方夜谭。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永毅的《往事悠悠》给人生教科书的书架上増添了他的一册“夜谭”，其分量不失厚重。

我实在佩服永毅的强闻博记，60余年的事情竟能记得如此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全文的框架，也包括故事的每一个细节。我曾问他是否记有日记，且数十年从不间断。他笑说哪儿有啊，不就是一旦开个头就一点一点想起来了吗？我不由得惊呼：苍天啊，大地啊，人和人的区别，怎么就这么大呢？老天怎么就这等偏爱他呢？相比之下，我就经常忘事忘人，够得着的也说不细，令人懊恼的健忘症！虽然我对“记忆”缺少研究，但也知道，人之“有心”或“无意”是记忆水平的表现，除了生理因素外，还有心理原因。就多数人、多数场合而言，心理、心态是最重要的，也是可以把握、可以调理的。在此，我不能臧否人物，我只能说永毅的记忆能力本身就很强，保存得又很好，发挥得还超好。他的五官——鼻目口舌耳，几十年有效地储存和吸收着大量的信息，但既不是一盘散沙似的，也不是“狗熊扳苞米”式的；它们经过大脑的加工整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使之成为一幅幅立体的画面、一个个完整的思想。既能长期保存，又可灵活使用。通读文集，你不能不被永毅一生涉猎的广阔生活视野所吸引和倾倒。他真是一个有心人啊！洋洋数十万言中，包容着无数的信息。作者像村里最年长、最有见识的长辈，在大槐树下对后生娓娓而谈，但凡掌故、风俗、来龙去脉、著名人物，都一一谈及了，你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随之贴近，你的见识随之升高。又像极了从山外游历归来的资深学者，在讲台上向学生们宣讲着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物，包括其现象、实质和规律，使听者“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虽然他并不泛泛说教，只是以自己童年至老年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人，但因为全是木板钉钉的实事和事实，所以令人兴味盎然，绝不感到枯燥。又因为他始终饱含深情和激情，所以极容易引起共鸣，使得一曲《阳春白雪》后面必有众人以《下里巴人》相和。我读完这本书，第一个感觉就是30万文字不是艰辛地“拔”出来、“码”起来的，而是如涌泉，如光闪，从源头处自然地流淌过来、速递过来的，正像白居易听琵琶曲：“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样一来，他的所有故事都有了不可克隆的独特性，他的人生也有了典型的认识价值和教育意义（尽管不是他的写作目的）。我不否认永毅在掌握素材方面的得天独厚，但我更叹服他长期练就的注重观察、积累、分析，终至于厚积薄发的功夫。

我还羡慕永毅思维的潇洒而缜密。“事情”和“事理”历来都是记叙文的写作对象，“事”无论大小，只要发生过，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开头、经过和结局，是我们教科书常说的记叙文“六要素”。但凡事又不可无理无情，一定意义上，“理”和“情”是“事”中附着的主观意识，即思维，包括思维过程和方法。任何人的表达能力最终体现于思维水准。永毅的思维是科学的、活跃的，又是严谨的、生动的。他的文章不短，但不显冗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表达的“事”是与“情”“理”同存并茂的。每个人的人间岁月都是一天天捱过来的，事情也是一点点展示的。事有首尾，理有因果，情有正邪。一本好书必有一条思维的主干，然后才分叉，才枝繁叶茂，它们之间相互不矛盾，不中断，不无端迂回，这才能显示出思维成熟的威力和魅力。永毅的这本书无疑做到了。不仅如此，他非常注意在前因后果中具体记叙、描述事件，同时恰到好处地将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加以抒发。潇洒却不失缜密，真切而不随意妄断。本书的主线就是“我的6个10年”，大事小情贴紧这条主线，顺理成章地展开，水到渠成地收拢。读者不用费多大劲，就可以心悦诚服地跟上作者走。同时，他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恳切，喜怒哀乐，跃然纸上。对父母亲、对乡亲、对战友、对至爱、对儿女，全是说事时抒发情怀，归纳至理，决不矫揉造作，文过饰非。其效果是明显的，一定会打动“心有灵犀”的读者，“心太软”的读者估计还会陪着作者伤心流泪。唐代文学家韩愈认为“文如其人”，评价文章就是评价一个具体人生产的精神产品。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三言两语还真说不明白；但我同意韩愈的看法，由文能见人，由人必识文。这总是一条至理，是衡量质量的最低要求，也未必不是最高标准。

我喜爱永毅文笔的流畅而优美。在学校上学时，永毅就是班干部，一直当到中学学生会主席，口头笔头都来得；出了学校以后当过文书、干事，锻炼机会常常有；即使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也是有影响、有名气的“一支笔”，许多材料都是他自己动手，决不一味依仗他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写作是一门修之不难、成功不易的技艺。我虽然不是作家，但多年在对中学生的写作教学中翻山越岭，感受颇多。我以为永毅的写作能力经过长期的锻炼，已经远远超越“笔杆子”、“翰林学士”的水平了。无须讳言，他当然写过难记易忘的许多报告、经验、讲话等应景之作，但这本书中却全然没有人们习以为常的“党八股”的痕印。他的文字通顺、连贯、得体、准确、鲜明、生动，好文章的标准无不具备。永毅的成才也许原因很多，但这本书至少表明，在不良风气甚嚣尘上的日子里，他没有被污染，他凭借天良和觉悟，进行过力所能及的抵制。唯独如此，在思想松绑后，他才能身心愉悦地“我手写我心”，他的优美的文笔也得到充分的展示。这一点决非“科班出身”、缺少免疫力的人可比。如若不信，只需读读他的贯穿全书的写景文字就能得到证明。他用优美的散文笔法演绎了“江山如此多娇”的“如此”二字。

说到这里，我油然想起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兼杰出的诗人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写的那首词《忆秦娥·娄山关》来了。词的下阕为：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这几句诗，人、事、景、物、情、理件件具备，而且是水乳交融的，从不管哪一个角度都能引出无穷的美的联想。大凡这个世界的“美”，无处不有处处有，虽然个性鲜明，各有所爱；但更普遍、更壮阔的美总是综合性的。尤其是人生这大部头书，对有志并终生践行者而言，那是描绘壮美人生的专著，岂是几个简单的模式能囊括的！又岂是一堆堆砌的形容词或你抄我抄的文字够应付的！永毅的一生无意张扬，但读他的这本文集，一定会使许多同龄人看到自己在共和国的大地上和史册中的“曾经”：他们曾经创业艰难，失而复得；曾经风雨飘摇，积重难返；但重要的是他们终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使命，认定了民族和国家的振兴之路。世上没有完人，但从来不少承前启后的好人和真人。他们书写的历史最能启迪那些条件优越、在蜜罐里泡大的后来者。最起码的是，能让他们在往前看、向钱奔的同时，也能转回身，认识和辨析一番，不忘人生的长远目标和个人的历史使命，从而在“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大背景下，听到一声长啸后总能奋勇出击，尽力拼搏。这才是时代需要的真壮士和和青史留名的好男人啊。

呵呵，说了不少了，尽管言犹未尽，但我告诫自己：不要忘了嘱托，不得喧宾夺主。我这就闭嘴、搁笔了啊，永毅。

（ 2014年8月20日完成）

（注：方家驹，陕西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陕西省劳动模范；全国“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 全国中小学优秀班主任；铁道部优秀教师。）

（序二）

浓墨重彩谱心曲

容嘉谟

永毅的“大作”我不是一口气读完的，是分几口。因为他边修改着，我边品读着。我觉得一口比一口来劲、提神。写得好，老黄，给你点一个赞！

我和黄永毅同志是同年入伍的战友。1962年夏天，我们同被一列闷罐车拉到新疆的一个火车小站，后又换乘汽车走进了阿克苏军营。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分分合合，我们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在步兵11团的那段岁月里，我们同在团部机关，我做着司令部参谋，他是政治处干事。也许是领导有意，让我和他有过许多的“在一起”：我们一起下连，一起拉练，一起“支左”，一起执行紧急任务。肚子饿了，也会一起悄悄溜到连队打个牙祭。“支左”时，军代表被学校造反派扫地出门，半夜了，我等几个人找到他所在的那所学校借宿；部队拉练翻越天山，夜晚宿营我俩钻一个被窝，互用身子抵御着严寒。可能是这种甘苦与共奠定了我们不同寻常的友谊，见不到面会想念，见了面少不了先调侃、戏谑一阵，这可能就是那种纯粹的战友情谊。

说起永毅的作品，我是门外汉，谈不上评价。但我知道，他的文笔原本就不错，在政治处众多的“笔杆子”中，他是得力的一个，领导常委以重任。不过，以前都是给人作嫁衣裳，这回轮到写自己了，他定会用心给力，仔细打造。看他的《往事悠悠》，我觉得，他写幼年的童趣天真，写乡情的情深义重，写父母的恩重如山，写军营的生龙活虎，写拉练的气势如虹；翻越天山的艰苦卓绝，迈上阿里的险阻重重，一笔笔都栩栩如生，力透纸背。其中的许多往事，我们是一起身临其境，一起走过来的。他写得逼真、生动，读起来饶有兴趣，回味绵绵，把我也带进了对往昔眷恋的长河之中。

永毅的人生是多彩的。他干一行爱一行，不为名利，不计得失。从部队转业后，他进入了环卫部门，这是一个人人离不开，又人人都嫌弃的行业。别以为谁干这一行都会不皱眉头，永毅真的没有皱眉头。他热爱环卫，并干得风生水起，他和这里的工人融汇在了一起，用他的话说，就是爱上了这一行。而且，一干就是十年。永毅的人生是以十年划线的，6个十年等分了他的大半个人生。60年人生，他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退休了，本该安度晚年，享受生活，永毅却再度发力，7年铸一剑，完成了一部30万言的洋洋大作。这部厚重的作品，无疑给他绚丽的人生又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为永毅鼓与呼，我为永毅额手庆。

永毅是个重感情、热心肠的人。对部队、对战友他一往情深。转业以后，他和张贵成、苗稳泰等一起拉起了战友联谊会这面旗帜，26年间，搞了12次聚会。作为秘书长的他，次次都能把300多人的场面组织得有条不紊、热热闹闹。这个平台成了战友们互相交流和感情沟通的桥梁，并且超越了陕西籍的范围，辐射到新疆、甘肃、山西、河南以远。他的组织能力和热忱精神博得了广泛好评。由他撰写的光碟解说词，受到战友们的普遍赞誉，在战友圈中，他的影响和感召力是公认的。

如今，出书已成为一种时尚。战友出书的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这部《往事悠悠》我相信会成为大家喜爱的一部。我向战友们推荐这部书，因为在这部书里，您可能会找到您那被岁月磨蚀了的脚印。

2014年8月5日

（容嘉谟，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原司令员）

一、故乡篇

第一章 故 乡 记 忆

家 在 川 道

我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农村，离城30里，在西安城东南一隅。一条长（乐坡）鸣（犊）公路，把它和西安连接。

这是一个两塬相夹的川道，白鹿原和少陵原隔河相望，浐河从中间流淌。村子的前边是河坝，有成片的水田，可以种稻，可以养鱼，可以种菜。村后，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坡路，层层梯田鳞次栉比。塬的尽头是大兆塬，乡镇政府设在大兆镇，现已更名为大兆街办。气若长虹的西康铁路浐河大桥，东西飞架，一头稳稳地扎在村子的北头，火车天天从村头隆隆驶过，穷僻的乡村不再寂寞。

村前原本是一条古驿道，村人习惯称“官路”。官者，“公”也，古今皆是。官路沿线的村名，诸如等驾坡、马腾空、候驾坪、引驾廻、鸣犊镇、马嘶坡等，据考，都有渊源和出处，且和帝王南山出巡狩猎有关，有慈禧说，有光绪说，还有李世民说。总之，它证明这片贫瘠的土地不是被遗忘的角落。

我小的时候，官路上终日车水马龙，商贾、马帮川流不息。马帮，乡间亦称驮货骡子，它让古道变得喧嚣、躁动。每天黎明，听着马帮人的吆喝和叮当响的铃铛声，妈就会把熟睡中的我唤醒，然后烧水、洗脸，背着书包上学校。学校在庙上，只隔着一条官路，琅琅的读书声，会不时传进家门。对上学，自小我就很上心，总要比别人到得早些，从不迟到，常为妈唤醒得迟了心急火燎。官路上，除了一队队的马帮，还活跃着一串串的 背驮人，他们背的是山货，大多是炭背子，木炭、板材之类。背驮人的艰辛，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小山一样的驮子，使得躯体弯成了一张弓，低着头，瞧不到两米远，只能后脚撵着前脚走，趔趔趄趄，如履薄冰。每人都手执一柄丁字杖，用以支撑背架。一声长长的“咳哟”，是在传递休息的口令。撒尿只能是站在哪儿是哪儿。为此，常遭到小孩子们的不屑。他们是秦巴山区的山民，以镇安、柞水人居多。在村头简陋的客栈里，我常常围观“背架客”们生火煮饭，喝着一碗又一碗的“糊汤”，少有干粮，炒面算是奢侈品。再后来，当我稍大些，每当吟读白居易“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的诗句时，脑海里不由浮现出“背炭人”的形象。我确信，诗句中的彼“南山”，即此“南山”。其时，不谙世事的孩童，常跟在背驮人的身后高喊：山蛮子，背背子，勾子吊个布袋子。“勾子”即屁股。“布袋子”亦即炒面袋。淳朴的山里人对孩童的嬉闹，报之一笑，自走自的道。

家在川道，川道自有川道的特色。在我们那儿，当被问及“你家在哪儿”时，答案只有两个，或曰塬上，或曰川道。塬上，是指大兆塬或三兆塬。浐河两岸的通称川道。川道人常以川道人自居，不光是吃水不犯愁，洗脸用不着脸对脸吐唾沫，还有俗话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川道。原因在于这里旱涝两收，有麦也有稻。川道也自有川道的不便处，抬头是塬，低头是坡，沟沟坎坎，坡坡崖崖。自南而北的十多个相接的村落，多以“沟”或“岩”命名，不是这个沟，就是哪个岩。诸如王家沟、卢家岩、强家沟、黄家岩、康家沟，孟家岩等等，不一而足。送客出门，总忘不了提醒：小心点。意即别跌进崖里，特别是在夜间，牲口跌落沟里，人掉进崖里的事，时有发生。村里女人吵架、闹仗，多以“跳崖”、“跳井”相要挟。崖，当然也有它的好处。依山而栖，傍穴而居，自先祖起就这样。住窑洞是川道人的专利，它的好处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冬暖夏凉，冬天暖烘烘，夏天凉飕飕。一溜串的庄子临崖而建，一户挨着一户，半是窑洞半是厦房，崖势越高，庄子越好。窑套房被认为是最佳的建筑模式。平心而论，住窑洞确实是一种无奈，为穷困所致。挖窑，耗费的是力气，用不着一砖一瓦，因为力气有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窑洞渐渐被淘汰，代之以崭新的瓦房，更有步子迈得大些的，“两层”也崭露头角。旧村落已经荒芜，新农村正在形成。

家在川道，川道自有川道的风景。村前是弯弯的浐河。它自秦岭山涧汇聚而出，自南而北，缓缓流淌，滋润着浐河两岸的沃土良田。那时节河床较宽，水势也不小，无风也起浪，昼夜喧哗。盛夏，小孩子们成群结队到河里打浆水，所谓“打浆水”，就是在水里乱扑腾，连带洗澡，图个凉爽。每次下河，大人们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不敢到水深的地方去！

打浆水，几乎是孩子们夏令的一道佳肴。每逢正午，赤裸着臂膀，肩上搭条毛巾，下河了。浐河也有不温顺的时候，忘不了1956年夏的那场连阴雨，河水暴涨，水漫过了村头，高高的白杨树只露出一个梢。河面漂浮着门板、家具和猪呀、鸡呀、南瓜之类，村里几个会水不要命的人，趁机一展身手。那年的庄稼收成又特别好，持续的连阴雨使成熟的麦子倒伏在地，发霉长芽。大凡关中人，谁都不会忘记吃“芽芽麦面”的那个年份。

村河头有一条水渠，供引水种稻用，所以河道有成片的稻田。一口深深的水井，“财东家”的一架老式水车，让我最早认识了农用水车的模样。夏日的傍晚，我们南北两院的老幼会聚拢在场间，边吃饭，边歇凉，一家一摊子，汤汤罐罐摆的到处都是。蛙在河里鼓噪，蝉在枝头鸣叫，树叶送来凉风，星星眨着眼睛，飞舞的萤火虫划出一条晶莹的弧线。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尽情地享受这最悠闲的时刻。见多识广、博学多闻的人会谈天说地，说古道今。六伯母、八伯父、永芳哥、鹤亭兄的身旁，总围着一堆人。古经、往事，都从这里开始传播，吸引着村里人，也有驻足一赏的。大场，成为最聚拢人气的地方。聊到夜深，酷热渐散，晚风送凉，也有随便拉一张席片，就地蜷卧的。我爸则在整个夏天，除却刮风下雨，两个碌碡，一副门板，崖嘴嘴，是他不变的露天卧榻。记得有一次，妈送我回家睡觉后在外头继续乘凉，熟不料闷热的酷暑让睡不安稳的我掉下炕来，熏蚊子的火绳烤着了屁股，哭喊起来，惊动了大场的人，一时传为笑谈。

家在川道，川道自有川道的苦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可川道人也有过“种稻谷无米吃”的无奈。那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人们为了填饱肚子闹革命，我们那一带的农民，肩挑车推，人人忙着“换大米”。在全国一炮打响的春晚小品《换大米》，就是长安人生活的缩影，鸣犊、魏寨人是换大米的主角。永生哥曾对我说过，他在纬十街换大米，城里人一句“你们乡里人咋不爱吃大米”的问语，让他一时语塞，只好如实相告：不是不爱，我们的嘴一样地爱吃白米细面，只是娃娃多，吃不饱，一斤换斤半，就能撑个肚儿圆。其实，大米还真的不招乡下人喜爱，不光不耐饥，还得有菜伺候，农村人无钱买菜，谁家不是浆水菜吃半年，浆水水当醋调。为了糊口，我的三弟曾在西安走街串巷换大米。我听说，父亲以年迈之身到高陵县换大米回来的路上，车子拉上秦沟坡，竟没了一丝力气，多亏在常兴的表兄家给了一碗饭吃，才趔趔趄趄地回到家中。每想到此，我心中异常酸楚。

有时，我会冥思苦想地努力追寻童年的记忆。我是日本投降前一年出生的，影影绰绰的记忆应该是在刚解放那阵子。

“过队伍”，是朦胧记忆之一。我家的屋后是官路，屋前是大场，门前有两棵大皂角树。站在门前，官路上人来车往，一目了然。一天，正在大场上戏耍的我们，蓦然看见官路上过兵，长长的队伍，散懒的样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娃们家立即来了精神，争相张望，指指划划。大凡有兵们经过，老百姓都叫“过队伍”，提心吊胆，心存戒备是起码的防范意识。看着小孩子们的叽叽喳喳，指指画画，大人们赶快阻拦：“不敢指，不敢指。”据说这是对“兵们”的大不敬，是犯忌的。后来传回话说：西安解放了。当然也无由知道，这是胡宗南的队伍在向陕南撤退。

时间应在1949年的初夏。

至今在我的脑海里，还保留着“躲窨子”的记忆。是解放那阵子，兵荒马乱。

窨子，就是地道，亦称地洞。为了躲避兵匪，不少农户家都挖有窨子。当然，穷苦人家是用不着挖的，一跑了事。我们这个家族是一个衰落的大户，彼此相接的门楼，自下而上，被称为“岩上”的两个门楼，分南、北两院，弟兄八人同挤在一个屋檐下，名符其实的“十家院”。十家院里是非多，合用一口井，进出一个门，也少不了因鸡毛蒜皮而碰碰磕磕。然而，大难临头，亲如一家决毫不含糊。一说躲窨子，本院的四妈、七妈、八妈、九妈，还有五嫂子、二嫂子、琴姐等一应人，携带零碎细软、日用小件，汇聚到窨口。窨口开在前院，在七伯父家的灶间，挪开柴筐，一个黑黝黝的洞口昭然若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妈背负着我下窨子的情景。刚满五岁的我趴在妈的背上，两只手紧紧地箍住她的脖子，生怕跌落。妈顺着洞壁的脚窝，一阶一阶地往下挪。趴在妈背上的我感受到了妈的艰难和无助，听着妈一声又一声“抓牢，抓牢”的叮咛，我的心一阵又一阵地抽搐，生怕妈一步踩空，母子俩堕入无底的深渊。妈是尖尖小足，馒头般鼓起的脚面，足尖如同茶壶的嘴嘴，艰难地探寻着洞壁交错的脚窝。几丈深的地窖，几十个脚窝，我们终于平安落地。这是我第一次身临险境，第一次领略了什么是母爱。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忘却。爸那天不在，伯父们也都没见到，大概男人们都躲远了。

洞底别有洞天。不一会儿，隔壁的冬茹姐、香棉姐以及六妈、十妈、二嫂子等，都从另一个巷道口走来了，她们打着蜡，提着灯。正当大家松口气，开始说笑时，只听“通”的一声闷响，顿生诧异，还以为是洞口跌落了物件。接着，听到了五嫂子的高喉咙大嗓门。原来，心急火燎的她赶到洞口，见已空无一人，她慌不择路，不容分说，一个蹦子跳将下来！多亏她和包袱蛋蛋同时落地，竟然毫发无损。

躲窨子，是我的第一次。当然，也是最末一次的切身体验。

我要上学。这是一次挺有趣的上学记忆，在我混沌初开的年龄。当时村子还没有正规学校，办了个窑洞学堂，请的是私塾先生，招了十来个学生，对老师，大家都习惯称“先生爷”。学堂设在我家门前的一孔废旧坑坑窑。所谓坑坑窑，就是平地掘坑挖窑。我天天在崖畔上玩耍，琅琅书声传之于耳，萌生了上学的念头：“我要上学。”我给爸说，爸爽快地答应了。一天，爸搜寻出家中仅有的一本“书”，带我到坑坑窑上学。见了教书先生，爸忙不迭地说：“快给先生爷磕头！”我磕过了。先生爷是一位拿着水烟袋、戴着眼镜的老者。爸说：“夏娃（我的小名），你上着，我回去了。”还没等到老师开口，我也不容分说地说：“那我也回！”这样，我和爸都回去了，算是过了一把上学瘾。到家后，永生哥说：“我看你拿的啥书。”看毕，哈哈大笑，说：“是一本历图（旧皇历）么！”我读书心切，爸目不识丁，闹出这样的笑话不足为怪。一个充满童稚的笑话。

又过了两年，庙上兴办了学校，是公学。这次是正儿八经地上学。在鸣犊镇的三月初九会，爸领着我，专门购置了一只小方凳，还有笔、墨、砚、纸等。那时用的都是毛笔，墨盒是少不了的，磨墨的砚台也得有。几张白纸就订个本子，妈又缝制了一个新书包，我高高兴兴地上学了。

昔 日 白 庙

我村的一座庙堂，名曰白庙。浐河两岸，它的香火旺极一时，其盛况可步嘴头庙、瘟神爷庙之后尘，遂成为村落的标志和代名词，过往行人可以不知黄岩，不会不知白庙。

庙宇踞于官路之侧的高坡上，一阶一阶沿坡而上，需仰视可见的两扇红漆大门，在松柏映衬下，肃穆、庄重。庙门上两层砖砌的门楼居高临下，一览无余。与大门遥相呼应的，路边蹲卧着两只石羊，公母形态各异。北旁耸立着一座高大的石碑，透过白土沟豁亮的沟口，隔河对峙。我记得碑头有“皇清 嘉庆”的字样，至于碑文，不是我那个年龄关注的。碑身听说修路时已埋于强沟坡下。碑座下镇压着一只石龟，一只断了头的石龟。据推算，立碑的年代应在公元1800年前后，距今约有200多年历史。庙宇和石碑应该和浐河两岸民众争夺水道的恩恩怨怨有关，断头的石龟可作见证。听人说立碑、建庙，给河这边人带来了福祉，水随人愿，河水改道，稻谷丰收。河对岸却水患连年，渠溃堰毁，洪水逼近村头。一切的恩怨都归结于石龟。马兴人村大狗也恶，一个风高月黑夜，发起了对石龟的偷窃，野蛮地锯断了龟头，弃之于白土沟内。我辈所见到的龟脖颈位置的四方小孔，是为二次对接时所凿。即便如此，对岸人仍不肯善罢甘休，发动了二次窃龟，这次窃了龟头，一掳了事。龟头没了下落，此后两岸人的纷争、械斗便从无止息。直至人民公社时期，才在长安县政府主持下，重划疆界，相安无事。

庙门前有数棵百年老槐，三人合抱也搂不住树干。枯朽的树洞可容几个人站立，孩子们常在树洞里捉迷藏。巨大的树冠浓荫如伞，是村人上下坡歇脚的地方。两只石羊则是孩子们戏耍的坐骑。我敢断言，凡本村长大的孩子没有不在石羊身上磨破裤子的。庙后是一排排葱葱郁郁的苍柏，形成一个小柏树林。庙南一箭之地是一个称做西坡沟的地段，一座墓冢被一小片柏树环抱，在这里长眠的是白庙的主持神太奶奶。

再进庙看看。庙堂的院庭呈阶梯式排列，中间是一条青砖铺成的长廊，一阶连着一阶。庙宇分上下两层，错落有致，落差两米多，殿堂连着殿堂，一室接着一室。殿堂雕梁画栋，壁画栩栩如生，一幅图画隐喻着一个故事。可惜我等不是寺中人，不解画中意。殿堂按上、中、下三殿排列：下殿为小鬼阎罗殿，中殿为判官、“娘娘婆”殿，上殿是老姆“移山爷”殿。移山爷据传为大禹神灵。大禹治水移山填海，神州华夏人神共仰。祭祀大禹意在镇妖驱魔，祈求风调雨顺。庙宇由相邻的六村七社的民众捐资修建，气派之大曾轰动浐河两岸，以至狄寨、杜曲以远。还听人说，建庙期间，夜夜有两只狼守夜，以至通宵达旦。所有的传说意在建庙封神，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罢了。

上殿正厅里，移山爷身披黄袍，头挽黄巾，鬓插金簪，器宇轩昂，威风凛凛正襟危坐。看上去真的是一个护佑万民的英明之神。持刀佩剑的护卫，分左右两边站立，个个面若重枣，肤如染墨，手执利刃刀戟，呲牙咧嘴，一副嫉世骇俗的模样，令人望而却步。乡人称为“黑虎灵官”。大殿两厢站立着各路辅佐神灵，其洞在何方，仙居何处，不得而知。左厢是一位双目朦胧、慈眉善目的女神，据说，是庙堂主持“神太”奶奶之位。

宽敞的上殿正庭，是烧香、诵经、跑功、打坐之所。村人四时八节殷勤祭祀，香火不绝。本村亦有一班诵经老手，以北头子学孔爷和仲玉伯最为热心，他们的吟诵抑扬顿挫，高亢洪亮，常令我等痴迷。每逢祭祀活动，人们咿咿呀呀吟唱到天明。小时我常随母亲彻夜听经念佛，以至达旦。置身庙堂，阴阴森森，凄凄惨惨，壁回音绕，令人不寒而栗。娘娘婆女神专司生儿育女，常有不孕不育的妇女，来此祈福求子，进香许愿，在娘娘婆像前跪卧良久。临了，在神像背后一摸，怀揣一小泥孩悄然离去。当然，泥孩是要长着小鸡鸡的。自此，那妇女便夜夜与小泥孩同榻而眠，揣进被窝，喜得贵子就会指日可待。

有关白庙的故事，大都是听妈说的。

白庙的兴建赖于一个被四方称颂的“神太”。“神太”，本村人氏，系黄永泰之先辈。她得真人点拨，造化有方，通晓阴阳巫术，除病祛痛，深受四方民众称颂。据传，她曾给西安城的一个什么达官显贵祛病消灾，被赏赐重金，整修庙宇，重塑金身，并赐给一名贴身丫鬟，侍奉终身。妈还说，神太仙逝后，出殡那天，轰动了东西两塬，哀声恸地，悲声撼天。苍天也为之动容，明明骄阳当头，骤然间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百姓皆合掌称奇。

人神共处不足两年，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处处打神拆庙，解放初期，庙堂几乎大都变身成了学堂，白庙亦不例外。1952年前后，由村子里一帮“二杆子”带头，挨着个儿搬神，昔日威风八面的神像，脖颈上被套根绳子，随着“一、二、三——拉”的口令，顷刻间灰飞烟灭。我等小学生则忙着在灰尘中寻觅“护心镜”，即一个如拳头般大小的铜质小镜 。老人则诅咒着：“苍天有眼，必遭报应。”我记得，打神的为首者是黄进平，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

大多数村人不愿看到曾经顶礼膜拜的神灵身遭涂炭，千方百计予以保护。推倒了小鬼、判官，要确保“移山爷”金身不倒。他们斗胆违禁，屏蔽了上殿大厅，连同移山爷在内的一排神像在内。如此的保护措施也未能旷日持久，记不清是什么年代，反正我已不在白庙读书了，被屏蔽了的神像最终也难逃被清除殆尽的厄运。从此，“庙”彻底地不“妙”了。从“白庙小学”到“三友小学”（三友者，三联村与友联村之合称也），几经换代，逐年修缮，昔日白庙现已成为一所新型学校，原来的南北两厢已耸立起两座崭新的教学楼，白庙消逝得无影无踪。

白庙，留下一段被忘却了的记忆。

王 沟 看 戏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齐吼秦腔。”秦腔是秦人的喜爱。我的家乡鸣犊一带盛产秦腔。也称“戏窝子”。几乎村村有戏班，社社有戏台。和我村毗邻的，左是友联社，右是五联社，戏班子涵盖了七个自然村，我村名副其实地处在戏的包围之中。再向南，留公村、嘴头村的戏远近有名，且名家辈出。秦腔名家肖玉玲、康正绪，是这儿的乡党。有年过会，我村请的嘴头的戏，唱戏的都吃派饭，给我家派来的俩女娃，挺合我爸心意，因为女娃吃的少啊。其中的一个就是肖玉玲。那时节，还没有进城的肖玉玲就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晚，她饰演的是《五典坡》中的王宝钏。这出戏成为她日后的成名戏。

农村唱戏多在忙罢，忙罢过会是长安的乡俗。按照约定俗成，一村一个日子，错开了过，为的是不撞车，因为农村都是连村的亲戚。过会的含义应该是收完麦，种完谷，看娘家，走舅家，蒸花馍，送曲莲，喜盈盈，庆丰收。其受重视的程度仅次于过年。老百姓一年忙到头，也就过年过会这两个节日。唱大戏又最具张扬，最能显摆。每逢村里唱戏，都会打发孩子把亲朋好友请个遍，这是一种炫耀，也是一种感情联络。往往一村唱戏，会招来十里八乡看热闹。六、七月火红的天，火红的地，火红的日子唱大戏。一唱便唱个三天三夜，也有唱五天、七天的。白天一般是折子戏，晚上是连本戏。兴致高的还会唱起“对台戏”。所谓对台戏，就是两台戏对着唱，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哗众取宠，吸引观众，看谁能把对方唱垮。这是实力的较量和比拼，戏迷自然乐不可支。看一回对台戏，兴奋会持续数月不散。逢到庙会也唱戏，三月初九，鸣犊镇的瘟神爷庙会，阴历十月一，嘴头庙会，都是颇具影响的传统庙会。牛皮大的，还会请县上或城里的剧团前来献演。

看戏是村人不可或缺的文化生活，也是一种文化熏陶。这种熏陶对自小在农村长大的我，不无影响。

我自小爱看戏，在村里出了名。只要有戏看，无论远近，我都会跟着大人跑。大兆塬、鸣犊镇，从不含糊。大人们对我这个小尾巴也挺感兴趣，来来回回带着我。看戏不就图个热闹吗？一帮子人出了村，吆吆喝喝，大呼小叫，有的还会毫无顾忌地吼上两嗓子。回家的路上，听着品评，谈古论今，别有滋味在心头。

看戏，忘不了的是王沟。王沟的戏给儿时的我平添了童趣和欢乐。喜欢王沟的戏，不光因为是邻村，图个方便，还因为熟悉演员，仲科、尊荣、彩琴都是同学。那时，演员不叫演员，叫唱戏的。近在咫尺的乡党，不是同学，就是同学他爸，或是村里玩伴的他舅。基于诸多原因，我熟悉王沟就像熟悉自己的村落一样。挨着门可以从西坡数到南坡。谁家门楼朝南，谁家门楼向北，哪儿有个碾盘，哪里有个高坎，一清二楚。村中间的戏楼是最聚敛人气的地方，用现今的话说，就是文化活动中心。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子，比俺村大不了多少，却能把个戏整得红红火火，风风光光。我不能不叹服王沟人。生丑净旦末，行当齐全，吹拉弹唱打，样样不缺。父子搭班，兄弟同台，姊妹争先，蔚成风气。掌门人王永明是个深孚众望的倔老头，他和我爸是干亲，我常到他家“出门”。出门，即走亲戚。他一个人管着俩儿子，当爸又当妈，还管着一大堆村里的闲事情。他的“煞法”硬是村人皆知的。老二儿子德荣因为一出薛平贵的《别窑》没按点拿下，硬是两天不给吃饭。戏班子杂七杂八的事都得看他的脸色行事。一年正月，他领着戏班子，走东塬，上西川，唱哪儿红哪儿，从狄寨塬的牛角尖大红大紫而归。至今人们在怀念那个时期的同时，也怀念那一帮子唱戏人：王文斌的胡子生，寅的须生，王文敏的小生，马老四的大净，绳头子的青衣，彩琴的花旦，春长的耍丑，宗宗的老旦，步贤的打板。斯人已去，口碑犹在。《辕门斩子》是他们的招牌戏，《火焰驹》《游西湖》《周仁回府》等则常唱常新。留公、五联的戏虽然也看，但对王沟的戏却情有独钟。人一辈子无论走多远，年龄有多大，儿时的记忆永远像刀刻一样地痕印不灭。

说到看戏，还听妈说过一则笑话。这是在七十年代末，王沟村恢复了唱戏之后，一次，爸带着孙女斌莉去看戏。临走时妈一再交待，戏台下人多，小心娃。爸便默默地地记着两件事：一手抱着娃，一手夹件褂褂。可戏散后，他把褂褂披在身上，却怎么也找不到娃了。满戏台地找，找到了戏楼旁的斌莉姨妈家。一进门便急呼呼地问：“见俺斌莉么？”人家笑着说：“姨夫，你胳膊肘夹的不就是斌莉吗！”爸这才恍然大悟：“嘿嘿，我还以为夹的是褂褂。”

人的一生都会有许多的第一次。我第一次看的电影是《草原上的人们》，故事梗概已经模糊，只记得一群群的羊、呼呼刮着的狂风、无边无际的草原，应该是草原上人和羊的故事，是在孟家崖看的。县上放映队的两名女放映员，住在我家前院的北厦房，少见多怪的孩子们隔着窗户眼瞧人家洗脸，还说倒出来的洗脸水有一股胰子味儿。那时节，管把香皂叫胰子。

坑坑窑情思

一座破败的坑坑窑，勾起我多少情思、多少梦！

坑坑窑本不是我家的祖业，据说是妈伺候了一位同族长辈继承所得。那个长辈我应该叫“五婆”。五婆去世后，这座坑坑窑变得挺神秘，因为村人都知道，五婆并未按照“谁抚养，谁继承”的规矩办，至死金口紧闭。家私藏在哪里，银元埋于何处，都成为不解之谜。这样一来，一座空院落里面扑朔迷离，牵动多少骚动的心！我爸少不了是挖过的一个，无所斩获。也有乘虚而入的闲人，所得不详。据可靠的推测是，为一个寄居于此的南山叫花子所得。叫花子挖空心思地寻觅，尽人皆知。最后，在一个夜晚人走窑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坑坑窑归于沉寂。

幸运之神也会眷顾好人。一场大雨过后，不知从哪个角落冲出了三枚银元。自古常言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得了这三枚银元，一天，才三岁的大哥在一个夜晚突兀地鼻血如注，流淌不止。妈吓坏了，隔窗大呼：“八嫂子，你快来！”八嫂子即我的八伯母，同住一个四合院，门对着门，窗对着窗。等到花完这三颗银元，哥的鼻血也止息了。妈常说：“这叫命里没的不强求。”妈是信命的。

这座闲置的院落归属我家，自不待言。

坑坑窑，一所下沉式的独立院落，在白土沟边。门口是村人上下坡必经的路径。路边不远处有一孔窑洞，高高的崖畔，破败的门窗，门前一条小径，对面是一条大沟。我的儿子黄河回家看了说：“真像田小娥住的地方。”我亦有同感。那时，陈忠实的《白鹿原》刚刚出版。

坑坑窑，一个不大的院落。进门迎面的崖脚下，有一口水井，位于一个凹进的崖背，可以遮雨。井水极旺，清凌凌的透着甘甜。夏天我们在房门道里歇凉，水担子来了，就会上前挡住，牛饮一通，末了还咂巴着嘴赞叹：“凉到心里去了！”窑院离房院也就二三百米，几户人家同吃一井水。窑院有两棵石榴树，大的叫大石榴树，小的叫小石榴树，个个枝繁叶茂，颗粒饱满。自石榴露出尖尖嘴起，每次到窑里去，我都会引颈张望，一个一个地数，可总也数不清，巴望着石榴快快长，有时也会偷偷地勾一个下来尝尝鲜。每年中秋节卸石榴，妈总会先挑选几个个大粒饱的，连着枝叶一起捆绑，给哥留着。哥在周至教书，过年才能回来。一棵弯了腰的洋槐树，生机勃勃。在洋槐花飘香的早春，我常会捋些槐花，让妈做成槐花麦饭。邻居家的也会来这儿采摘。院子南首还长着一棵枸树，宽大厚密的枝叶，如伞覆盖，给院落带来一片阴凉。一眼渗井，半边碾盘做着井盖，坑坑窑的排水是第一大事。两孔窑洞面南而踞，分别叫大窑和小窑。靠西的崖壁上还凿着两孔不大的偏窑，堆放着柴草之类。一扇栅栏门安置在如洞的窑门口，一条挖着脚窝的小坡，拐了个弯通向院外。崖畔上的两簇迎春花，紧贴着崖壁攀援而下，修长茂密的枝条像女人的披肩长发，款款下垂。春寒料峭时节，迎春花悄然开放，最先把春的气息带进村庄。这两簇迎春花是村子里开得最早的。它面南、向阳、悬空、踞高，每天最早见到太阳，也最惹人注目。女孩子会争相采撷，在发际别上一朵，或拿回家插进瓶子养着。令人瞩目的当是崖嘴嘴的一棵柏树。它的主干不算粗壮，枝叶也不够茂密，却傲然挺立在崖畔。它的根须一部扎进干裂的崖缝，一部裸露在外。它的躯体凌空扑向空中，似乎在向人招手，也似乎显示着自己生命的顽强。它是一道美丽的风景，也像一个守护着庄院的卫士。我的一家人都对它情有独钟。妈常在树下缝缝补补，有意无意地眺望大路上的人来车往，或巴望着远行在外的儿子归来。爸在树下歇凉，端着老碗吃饭。它是我家的一道风景，看见郁郁葱葱的柏枝，就像走进了家院。站在柏树下，可以远眺秦岭，可以俯瞰浐河，这里也是合家留影的好景致。我保存的一张爸妈的合照，还有我和三弟及儿女们回家的留影，都以这棵柏树做背景。打从我记事起，它就这样屹立着，至今还是这个老样子。至于它是何人栽植，树龄几何，已无从考证。每每回老家，我都会在这棵树前伫立良久。我沉思，我遐想：崖畔险峻，黄土干裂，连雨水都吝啬得不肯停留，它却不屈不挠地生长着，它耐得疾苦，经得风霜，不正如爸妈一样地坚毅刚强吗！

童年的记忆离不开坑坑窑。我在这里成长，我从这里起步，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和寒暑。这里留着我的梦，镌刻着我的憧憬，烙下了我的脚印。

开始，坑坑窑是一座空院，堆放着柴草。小时候，天天傍晚我会陪着妈去纳柴，或者陪着琴姐去，因为九伯家的柴草也堆在这儿。后来我家养了一头老黄牛，这里做了牛圈，我陪着爸在牛圈睡觉。吃完晚饭，饭后一袋烟，是爸的老习惯，他还会再困会儿，等到我们回窑睡觉的时候，天地间已经漆黑一片，只有庙门楼上的灯光闪闪，这里常聚集着一帮说闲话的人。我紧跟着爸，还有几分胆怯，为了给自己壮胆，索性放开喉咙喊几句：“窑门外拴战马……”这段不成腔调的《别窑》唱段，是我的拿手戏，扯开喉咙就来。大窑里盘着一个牛槽，牛圈的后边又盘了个石磨。窑门有窗无扇，在窗子的位置上钉着几根木条，夏天糊几张报纸挡风，冬天挂个稻草帘御寒。一条土炕，一张凉席，一床棉被，蜷曲着我们父子俩。冬天进了窑门，爸先点火烧炕，妈会在每天的后晌给我们煨好炕。两人睡觉背靠背，靠紧了才暖和。小孩子家睡不着，就翻身、动弹。为此没少挨爸的训斥。我不乐意了，偏不靠紧他，留个缝隙，还轻轻地吹气，“以示抗议”。记得一个冬夜，风狂雪大，清晨起来，拉开窑门，成团的积雪破门而入。再后来，财物归了公，入了社，这里成了生产队的饲养室，面东又新挖了两孔大窑。从此，沉寂的坑坑窑变得喧嚣起来：扛犁肩耙，牛吼驴叫，人出人进，熙熙攘攘。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爸是一贯制的饲养员。上小学的那几年，割草、放牛，是我天天放学回家必补的“一课”，还兼给饲养室记账，是孩子们的青草帐，一月一兑现。夜里爸要起来几次，给牲口添草加料，听着他的吆喝声，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后来爸不当饲养员了，这所窑洞依然是他的一块福地。酷暑盛夏，吃完午饭，趁着生产队的铃声未响，爸总会在这里歇会儿晌，比起没窑的人家，爸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爸喜欢住窑，坑坑窑陪伴他度过了半生。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经历了60年代、70年代的变迁，坑坑窑是他不变的寓所，30多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孔窑洞。他喜欢窑洞的冬暖夏凉，更喜欢一个独院的宁静。当了饲养员，坑坑窑自然成了他的栖身之地。只是在年老后，不能上工了，也不敢独居了，才和坑坑窑作别。我的一家都和坑坑窑结下不解之缘。大嫂从周至迁回，也在坑坑窑安的家；我从新疆探家归来，也在坑坑窑栖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坑坑窑就是我家的一所偏院宅子。

凡到过我家的人也保留着对坑坑窑的印象。当年7972部队政治处干部股王股长，至今仍能绘声绘色地叙说在坑坑窑见到我爸的情景。时值1967年夏，他是为干部政审外调而来的。据他说，那天爸不走运，一边拉王股长“炕上坐，炕上坐”，一边抱怨：“把他家的，把桶掉到井里去了，还没捞上来！”“一个好老汉”，这是王股长赞不绝口的评价。妈也不止一次地说过：“王股长是好人。”当年的王股长，名王书义，后来的库尔勒军分区副政委，转业后成了咸阳铁干院的党委副书记，至今我们还往来着。

坑坑窑，也有被悲哀笼罩的时候。

1955年冬，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在倪家滩上完小的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一个霹雳噩耗：崇崇跳井了！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家时，坑坑窑门前已经停放着一具尸体，屋前屋后已经哭声一片。崇崇是我的堂兄，九伯父的次子，我们在一个院住着，时年19岁。他由恐惧症变成癫狂病，歇斯底里的狂躁时常发作。一发作就呼天喊地，闹得大杂院没有安宁。我放学回来，走到墙背后，得先听听院落的动静。怕他胡跑伤人，迫不得已，家人只好把他捆绑在一块厚重的门板上，至今这种痛楚的场景仍然挥之不去。

防不胜防，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一天清晨，爸在窑院子扫着雪，已经扫到茅子（厕所）了。听得急匆匆的脚步声，等回过头来，崇哥已经冲到了井边，随着一声“我不活了”的大叫，他的头已经朝着井口了。等爸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时，只抓住了他的一只鞋。

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崇哥走了！是强家沟铁蛋下井打捞的。

崇哥的逝去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好些日子我们院子一片悲哀，哭声不绝。可怜的九妈啥时想起来啥时就哭，放长声地大哭。无论是夜半还是清晨。妈自然属于陪哭又劝哭的人。九妈一边哭崇哥，一边哭诉着英年早逝的森娃姐，命运对她的确是太不公平了。九妈的哭泣让我们院子的大人小孩都陷入了悲戚之中。崇哥是属牛的，大名叫永初，大我七岁。小时，我外出总跟着他，他成了我的监护人。他长得结实强健，虎虎生气。十八九岁正当步入人生黄金时期的他，却流星般地陨落了。死者是对活着人的不幸，长时间的悲哀和哭泣，使九妈落下了严重的眼疾，常年泪流不止。九伯父耳聋眼不花，他把一切痛楚都埋在心底，变得更加沉默。

崇哥离去的好长一段时间，我仍走不出悲哀和恐惧的笼罩，甚而不敢到坑坑窑去。去了，也不敢走到井边，甚至不敢朝着井边回望。阴影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渐渐消失。

白土沟和桃园

浐河在这里拐了个弯，进入了沟壑纵横的地质带。我村所在的那一带是穷乡僻壤，什么都缺，不缺的是一道又一道的大沟。村村相连，沟沟衔接，崖崖相望。和王沟村紧邻的那条沟叫猴子沟，我家门前的那条沟叫白土沟。猴子沟没听说过有猴子，白土沟却的确出产白土。所谓“白土”，是一种乳白色的粘土。晾干、浸泡后，可用来漫墙，是农村人天然的粉墙涂料。在我的记忆中，每逢到了年跟儿，白土沟异常红火。一拨又一拨的人涌来，主要是塬上的人，还有相邻村落的。按照传统，腊月二十三祭灶，家家户户贴门神，送灶王爷上天的日子，除旧迎新，家家都要大扫除。这样，白土沟的白土便派上了大用场。一条弯弯的小路，一条狭窄的沟道，涌满了川流不息的人。有挑担的、有背筐的，有推车的，还有驴驮的。四处打洞，竞相开挖。白土是一种雨水冲积形成的沉淀土层，分布在沟道底层，开挖起来相当费力。口不能太大，洞不能太深，大都是“狗爬式”的洞穴，只能容得下半个身子，深了不安全。挺潮湿的，攥一把，湿漉漉的，能捏出水来。又地处沟底，搬运起来十分困难。一般分两步走：先背出沟道弄到场间，进行晾晒、敞风。这样，大场上一摊连着一摊，棋盘一样，房前屋后俨然成了晾晒场。有的晒到日头偏西，有的干脆隔日再来。如此的场面数日不散，俨然是一道迎春的风景。

至于白土漫墙起于何时，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它兴盛于解放初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白土漫墙已经成为过去时。留下的只是一个传说，就像白灰被涂料代替，涂料又被壁纸代替一样。

如今，白土沟名字犹在，面目全非。西康铁路的路基像一堵大坝，把个白土沟拦腰斩断。沟西口是贯穿南北的长鸣公路。故园六十年，旧貌换新颜。

村子的桃园早已成为一个记忆中的符号。其胜景盛况，现今六十岁以下的人，只能听凭耳闻了。

那时侯村前的坡下是成片的桃园，一家连着一家，是浐河西岸首屈一指的桃乡。连接着桃园的，是一畦一畦的稻田，纵横的河渠一道接着一道。碧水清清，蛙声阵阵。春暖花开时，站在崖头回望，我们的村子，简直就是一座鲜花盛开的村庄。收获的季节，稻穗泛着金浪，红扑扑的桃子笑脸迎客，累累的果实等待着采撷。收获无疑是欢乐的节日，家家都会在园子搭个庵棚，白天歇凉，夜晚看守，连饭也会让人送到园子里吃。有的还养一条护园的大狗，用链子拴着。成熟的桃子每天都会随几十副担子发往西安桃市。永远、永和、宝存、东舍、盼老大、臣老二等，还有那个弯弯老九爷，都是村子出名的力气过人之辈。长年的推车挑担，他们的脖颈大都前倾，脖后鼓起了一个圆包。大家爱拿宝存开玩笑，说他脖子一扯20里，不用换肩的。永远哥堪称村子第一大汉，一米八几的个头，一双超大的脚板，衣服老是披着，鞋老是屐拉着。他声如洪钟，隔河喊人如在耳畔，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他力气超人，力鼎千斤，面不改色。据说，村人盖房上梁，梁上去了，柱子却偏了。正当无计可施时，只见他略舒猿臂，拉开鲁智深倒拔垂柳的架势，怀抱立柱，一声大喝：“正！”立柱稳稳地挪了个位置。一片喝彩声！结伙出门，他是领头大哥的不二人选，大家信服他，跟着他吃不了亏。他的小名叫豹子，一听“碎豹子来了”，连小孩子都会止住哭声。他带领一帮南乡桃客，硬是在西安桃市打出了一片天下。桃子成熟的季节，每天的午后，我们村的青壮汉子们人人一副担子，排成长长的队伍，忽闪忽闪地上路了。还有俗话说：“杉木扁担两头翘，宁担担子不坐轿。”接踵比肩的桃园，学坤爷家是第一务桃大户，不但桃园颇具规模，苹果园也已挂果，一座大房悄然崛起，成为村子里第一殷实人家。他的发家史是以桃园发端的。

桃园陪伴我走过了童年，年年夏天都有吃不完的桃子。至今家乡的其他已经忘却，唯有那吃不完的蜜桃，想起来仍满口生津。八伯父每天从桃园回来，都会带回好多桃子，为的是逗引我。我额头上的那道米粒大的疤痕，就是当年吃桃落下的印记。那天正午，我正兴致勃勃地在门道玩耍，听到八伯父一声“吃桃了”的呼喊，一个蹦子从大木凳子上跳将下来，不料想跌了个“狗爬”，额头撞在土地爷堂堂的墙基上，磕开一道口子，落了个小疤。小时候，为了吃桃子，也会动起歪脑筋，趁着晌午，估摸着大人快回家吃饭了，我们一伙，有玩伴铁印、六羊等，就结伴到河坝洗澡，末了趁机溜进桃园，一顿饱餐。路边学财爷、永远哥和卢家崖卢霞瑞家的果园，则常常是我们打劫的对象。大人对孩子们的做派是宽容的，有时他们也会端着饭碗站在崖头上观望，大不过吆喝几声作罢。

说到桃园，记起了我平生的第一次卖桃。看到别人卖桃，自己心里也痒痒，和铁印说好，就伴进城卖桃。第一次出门做生意，充满了激动和好奇。妈给我缝制了一件粗布衫，还专在胸前缝个兜，为的是装钱。趸了两块钱的桃，挑了俩筐上路了。为了赶第二天的早市，太阳偏西时就从家里起身，夜里睡在和平门的门洞里，睡到半夜，还被警察叫醒盘查了一番。第二天一大早，我俩在大差市、解放路一带晃悠。小孩子家做生意，缺的是耐性。蹲一地儿没几分钟，就急急地挑起担子走人。碰到个顾客，人家会问：是利核还是黏核？我俩抢着作答：“黏核，黏核！咬一口，蜜蜜顺着指头流。”人家一听，嫌不卫生，走了。岂不知农村人图个好吃，城市人要的却是卫生，这就是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区别。那时节，西安城刚刚兴起女警察，就是这些看着挺神气的女警察，撵得我俩团团转。我们老在民乐园一带转悠，不敢走到大街上，瞅见没人，也会放开喉咙吆喝几声。眼看着太阳要落山了，无论便宜贵贱，也得快快出手。不然，还得钻回城门洞。回到家一盘点：一天一晚，吃的是自带的馍馍，除却5分钱的茶水钱，净赚八毛钱。八毛钱不算少，是我自己赚来的，爸妈还直夸。

桃园伴我走过了解放初期那段红红火火的日子，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它的消逝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桃园入了社、姓了公。部分村民一时接受不了，护桃分社，热议纷纷，有人甚至蒙受不白之冤，付出了锒铛入狱的代价。桃园终于还是在劫难逃，一夜之间被砍伐个精光。

庙会及其他

鸣犊，城南一古镇，距我家五里地。在我幼小的心里，它可是个大地方，犹如赵本山小品里的铁岭一样。它南接引镇，东连魏寨、炮里，西临少陵塬，北达古城，是纬（什街）鸣（犊）公路的终点。据记载，鸣犊镇形成于唐宋之间，唐时帝王常狩猎于鸣犊西塬，这片荒蛮之地竟有不少王公贵族、遗老遗少的遗迹。清至民国，为长安八大镇之一。解放后一直为区公所、乡政府的所在地。宋史载，浐水西岸，地处浐河断层边缘，隔若干年发生一次地质滑坡，地啸时曾听到老牛唤犊之声，故称“鸣犊”。当地人习惯称为牛犊镇。牛犊镇是爸常挂在嘴边的地方。

鸣犊不光因镇而著名，还因为有一座庙，名曰瘟神庙，建于明代，又名法音寺。我听过、也见过不少庙，唯独觉得瘟神庙很另类，甚至有些诧异。《封神榜》记载，瘟神吕岳为三只眼，面如蓝靛，赤发獠牙，曾受申公豹之请，助商伐周。姜子牙封神时，封其为瘟蝗昊天大帝之职，俗称“瘟神”，历代祭祀不绝。鸣犊的瘟神庙在民国年间香火旺极一时，均缘于民国年间的那场关中“虎烈拉”瘟疫，据说，凡在瘟神爷庙求签问卜者，均平安无恙。自此瘟神爷名声大噪，信男善女纷至沓来。庙宇坐北向南，依次为山门口古戏楼、大雄宝殿、瘟神殿、城隍殿，西侧为客房、菩萨殿、禅房、灶房。瘟神殿前的“二十四根不挨墙”的明柱建筑，使人赞叹叫绝。庙内碑文有“风雨五百年，历尽沧桑”的记载，高悬着一块民国二十四年“有求必应”的大匾。经“文革”扫荡，也经两次修缮，现为长安县人民政府挂牌的宗教活动场所。

瘟神爷是家喻户晓的神灵，常被挂在嘴边。倘有不遂心的事，或脸有愠色，就会有人问：“咋凶得像个瘟神爷？”或曰“吊了个瘟神爷脸”。在人们眼里，瘟神爷就应该是个凶煞恶神模样。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九庙会，更使瘟神爷闻名遐迩，香火祭祀不绝。庙会经久不衰。还因为它是浐河沿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成为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易骡马大会。初春时节万物复苏，备耕备夏，农忙在即。有人企盼着买点什么，有人巴望着卖点什么。杈把扫帚，蒸笼瓢盆，家畜家禽，牲口农具等，都是交易的对象。妇女、孩子则巴望着逛庙会。三天会期，在通往鸣犊的路上，成群结伙的人流，有牵牛拉驴的，有挑担推车的，老人也会坐着推车去逛会。遇见个自行车，当属稀罕之物。一次，我和爸一起牵着头毛驴去赶会，爸在前边牵着，我在后边赶着，没事找事的我，竟然拿着小棍戳驴的屁股眼，冷不防被驴弹了一蹄子，我的腿顿时如腾云驾雾。孩子们巴望着逛会，无非是能向大人讨得三两毛钱的零花，吃碗饸饹面、炒凉粉什么的，解决垂涎欲滴的问题。其实，几毛钱也不是好讨要的，有时还得流几滴眼泪，哼哼唧唧好几天才能如愿。一年到头的农村人也就逛会这点“文化生活”了。

离鸣犊二里地，浐河的东岸是嘴头。它横空出世，虎踞龙蟠，位于汤峪河和库峪河的交汇处，像一道天然屏障，扼守着库峪峪口。这种奇特地貌的形成，传说是一条黑龙趁夜潜出秦岭，沿汤峪河驭水而下，妄图祸害长安。因途中发困，睡着了，等到天亮，无处藏身，摇身一变，成为风凉塬。塬脊上的庙，是闻名遐迩的嘴头庙。相传建于东汉中期，也有汉武帝刘彻年间之说，是为方便帝王祭祀东岳泰山，特在京郊附近建成东岳庙。东岳大帝又名黄飞虎，主管人间生死祸福，同时还供奉着三清、灵官、财神、药王等神灵。东岳庙在当地百姓中极具神威，嘴头庙求签卜卦，被认为是有求必应的。当地人向来习惯以嘴头庙说事。劝你行善莫作恶，则会以嘴头庙相威胁：作恶的人，死后嘴头庙不收，便会成为四处飘荡的野鬼，永世不得超生。阎罗爷掌管着人间生死簿，生死存亡，在乎一念。无论谦谦君子，还是芸芸众生，都会来这里一问吉祥。求生者会顶礼膜拜，巴望着增福增寿；求死者也要烧香磕头，祈求早死早托生。回想当年，我从新疆探亲归来，父亲病卧在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假期已到，进退两难。信奉神明的姨母劝我：“到嘴头庙烧烧纸，让你爸快走。”这话虽让我不悦，对神明的虔诚之心可见一斑。至今每年阴历十月一，民间的寒衣节，西安城四面八方的信男善女都会涌向嘴头庙，诵经焚香，竟至通宵达旦。我第一次上嘴头庙是在1950年前后，大哥领我去的，过浐河，是大哥背我过的水。那时的浐河边聚集着一帮背夫，专司“背河”，还有车夫，以驴车、马车渡水。庙内各具神态的神像、毛骨悚然的阴曹地府、阴森森的十八层地狱、惨凄凄的小鬼推磨，令人浑身颤栗。历经“文革”，千年古庙荡然无存，公社化时期建成了国家粮库，碑石遗物被埋进地基，现今仿修的仅皮毛而已。数年前的十月一，我偕妻去嘴头庙一游。出鸣犊东行，人流如织，车水马龙，一条不足二里长的便道，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挤了过去。昔日放荡不羁的浐河，在一座水泥桥下静静地流淌，上一道坡，就看见了这座庙。庙内香烟袅袅，人声鼎沸，游客出出进进。岳王爷大殿里，盘腿打坐着一帮老婆、中年妇女，劫后余生的嘴头庙，已经今非昔比。

儿时的记忆有的稍纵即逝，有的挥之不去，有的过目即忘，有的却落地生根。

小时的我每到夏天，总摆脱不了“摆子”的纠缠。因为每在午后发作，也叫它“半晌子”。还有个别称叫“放牛”。生了这种病，真是“热时节热得蒸笼上卧，冷时节冷得牙关搓”，六月天，披上棉袄、盖上被子还打颤。这本是蚊子惹的祸，几片“奎宁”就会解决问题，可在事事“钱短”的农村，对付这种病的法子是一个字：躲。所以有“躲摆子”一说。估摸着日过午时，“牛”将来临，爸会领着我躲到村外，或一个陌生的地方。也会在星稀人静的傍晚，悄悄地领我到房后的麦场，大八叉地一躺，照着影子划个板模样，然后，把碌碡推来推去的碾三遍，走人。不许回头张望，不准见人说话。一次因为“躲牛”，我竟躺在坑坑窑的麦桔堆上睡着了，差点被从崖顶倾倒的麦秸掩埋。

少时谁也免不了头疼脑热，但谁也不会随意请先生（大夫）治病。习惯的法子有二：一是凭“扛”，二是请“神”。

紧邻的芦家岩村有个“神老婆”，孩子们管叫她“神妈妈”，也有叫“锁柱妈”的，一个和善的老婆。神妈妈有请必到，成为我家的常客，因为妈信这个。神妈妈进屋打坐，先问病，后“法”神。吃啥喝啥的问一遍，头上摸摸，继而开始打呵欠、拍脑门。呵欠要连打三个，：脑门也要连拍三下，神灵才能附体。开始了念念有词，咿咿呀呀。究竟咿呀了些什么，是很难入耳的。过一会儿，她自己会做个道白：无非是走路撞见了哪个野鬼，或得罪了什么人之类的说教。等到神妈妈再拍脑门，再打呵欠，说明灵魂回归，法事已毕。神妈妈会当场开药：表灰一包，用温开水冲服，或把屋内某某物件挪动，避开冲撞。临走时，妈绝不会忘记给神妈妈封个两毛钱的礼包。在农村，稍有不适，还有“幕魉”一说。所谓的“幕魉”，就是端一碗水，拿三根筷子，口中念念有词：“他伯呀、他婶啊，你站住，送你走，别找娃的麻哒。”也有客气点地说：“你站住，给你点个火，抽带烟，送你回去。”正在念念有词，忽见筷子真的立起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作法者厉然色变，“叭”！手起刀落，筷子被拦腰打倒。接着，把那碗清水送出大门以远，泼到一个犄角旮旯。至于这些做派灵不灵，妈在第二天会说，娃睡醒觉来就凉了，或说，交过夜就减轻了。她总会给神灵留出足够的面子。

我真的很佩服王沟人，一个不大的村子却五花八门，能人迭出。无论什么事，他们都能做得风生水起。法马脚、驱水、唱戏，样样不落俗套，就连农业合作化也敢为人先，王沟河里的水磨曾经成为一道风景，它让儿时的我，豁然开了眼界。

驱水，就是其中之一。

持！续的干旱使人们盼雨心切，各种驱雨活动花样迭出。至今，我对王沟村的“法马脚”仍然疑窦难释。这一天，人们会敲着锣鼓家伙，抬着芯子，舞着龙舟，摆着三牲祭品，热热闹闹地祈风求雨。从村头到村尾，围个水泄不通。两个狂奔不已、风头强劲的马脚，自然是最吸引眼球的。只见他们脚穿草鞋，手执长矛或大刀，装扮怪异，歇斯底里地呐喊，一副怒不可遏的模样，直惹得围观的人群如潮水般汹涌。“红铧脊里锅”，最让我触目惊心。六个人合抬着一口炭火大炉，红红的木炭冒着青烟，通红的铧角兹兹作响，疯狂的“马脚”却对此情有独钟，坐在炭火炉上面不改色，脚下的草鞋不见冒烟，屁股下的黄表纸不见燃烧，还频频作秀。有更惊人之举：马脚手执两柄烧红的铧角，嘴里还噙着一柄，表情自若地向人展示。对此，我至今不得其解。数年前偶遇当年的“马脚”之一康娃兄（王宝亭），我想一探其中究竟，他避而不答，一笑置之。另一“马脚”王春长，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也已英年早逝。

至于“马脚”是如何脱颖而出的，童伴告诉我，是“烤”出来的。是夜，应“烤”者悉数到场，庙门紧闭，锣鼓家伙齐鸣，敲得人们灵魂出窍，如椽的香柱在颌下猛熏，熏得人几乎神经错乱。有的垮了，有的倒了，有的疯了。疯了的，就成了“马脚”。对此说我将信将疑。

农人乞雨有多种形式。老婆们烧香磕头，念经求佛。白庙的移山爷庙，自然是祈风求雨的好场所，会昼夜香烟缭绕，诵经不止。姑娘们不甘寂寞，会水洗狮娃。我曾尾随在琴姐、香棉姐身后，看着她们成群结伙地洗狮娃。石狮娃在村当中金风家门口。一个个十来岁的女孩子，端盆携桶，提着清水，聚于门首，给石狮娃洗澡，一边洗，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狮娃哥，狮娃哥，天不下雨该咋着，毛头女子谁养活。”接着，就开始了实质性的操作：先洗狮娃头，水从瓦格流；再洗狮娃腰，白雨往下浇；三洗狮娃腿，雨水遍地滚。唱唱诺诺，不一而足。女孩子洗狮娃，是禁绝男孩子参与的，以示虔诚。我们这些小家伙们，只有远远围观的份。

（待续）

（请提岀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