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过 （五）

董建春

我

山中生活

接上一篇，我（四），秦岭大山中的17年生活由此开始。

上面我已经提到搬到五区正在建设的楼房中一层。二层以上正在建设中。我们搬进去时只能把床放在屋子中间，墙还要抹灰，四周要留出空间待建筑工人抹灰。床都是配发的，很简易，两边两个像凳子一样的床架子，把床板一支撑，就组成了一张大床。那真是纯纯实木的，还配发一张二屉桌。从北京来时，带了两只大木箱，一支爸爸当兵时的皮箱，爸爸说是首长送给他的，记得中间是纸板，外层用军绿帆布包裹，箱子的八个角都用真牛皮包裹，提把手也是真牛皮的，箱子不是很大，和现在的旅行箱大小相仿，非常精致。但没有轮子，爸爸当做旅行箱用，一台缝纫机是最值钱的财产，这就是全部家当。

记得从北京来时带了一个蜂窝煤炉子，我们进山后暂时还没有蜂窝煤，做饭都是用木柴。用哪个炉子放上木柴生火做饭。爸爸上班，妈妈白天就和我们到河边捡一些干树枝堆放起来，在做饭时使用。天寒地冻，炉子放在屋里还能有取暖作用，在当时既没有油烟机，也没有排气扇，在室内生火做饭是个什么状态，是可想而知的，常常因为树枝潮湿不好燃着，整的屋中烟雾缭绕。

四周墙壁抹上灰后，床还是不能贴墙而放，因为刚抹上灰的墙，还向外渗水，屋中寒冷潮湿，真是难耐。就这样，全所厂职工家属都在艰苦中拼搏，与寒冷斗争，与艰苦恶劣的环境斗争。那时，绝大部分职工的孩子都十分幼小。有少部分人把孩子送往山外的父母家中，但绝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着自己父母享受着大山里艰苦的特殊馈赠。事物都是多面性的，艰苦的环境固然令人痛苦，但更可以激发人的斗志，锤炼人的毅力和不屈的性格，三线中的第二代航天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锤炼出来的，在后来的三线建设中，他们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用坚毅的性格接续了前辈们的事业，在后续的记录中，我会讲述我们第二代人的故事。

在等待着开学，在寒冷的冬天，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条件下，在恶劣的环境煎熬中，日子总是感觉很漫长。1969年的冬天，对于我们家来讲，对于刚进山的三线建设者来讲冬天是很漫长的，因为从大城市到大山中，环境生疏恶劣，但我们和我们同去的三线人经受住了这种考验。

1970年的春节是公历2月6号，当然，这是现查的。当时是单休日，年三十不放假。大部分职工工作积极，都是工作到三十晚上下班才回到家中。爸爸是电工，这时就更加忙碌。不是这家的灯不亮，就是那家的开关有问题，都要求在节日之前给修好，爸爸总是有求必应，常常是很晚才回到家中。当然，在这之前已经准备了些年货，物资匮乏，所谓的年货就是托人从山外带一点糖果，少量的瓜子，很多都是凭票供应的，所厂从山外拉些冻肉，凭购货本每人供应三四两肉，常常要排很长的队才能够买到，豆腐都是过年才能吃到，也是从山外拉来的，都是要凭购货本供应。过节每家都要炸一些果子和油饼之类的食品。当然还要买一挂或两挂鞭炮。一挂鞭炮就100只，根本舍不得一次燃放。都是拆开来，每个孩子分上一些，一个一个的燃放。每年我们的新衣服都是要做的，条件再艰苦，爸爸妈妈也会挤出钱来，挤出布票每年给我们做一身新衣服，上身是军绿色，下身是蓝裤子，都是妈妈给做的。妈妈做衣服的手艺很好，衣服都很合身。她虽然文化不高，但会使用衣服的放大样进行裁剪，放大样是标准的，那时的衣服式样很少，男士衣服主要是中山装，女士衣服就是个普通的一种小翻领。裁剪衣服主要是根据人的身高胖瘦比照放大样增减。爸爸去北京出差时还带回过新颖纸质衣服的放大样。记得妈妈存有很多式样衣服的放大样，但能用上的只有中山装等少数几种式样。人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气氛，在春节放假的日子，大家互相走动，互致问候。这也是大家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大山中的第一个春节。也是大家从相识到相知的开始。

就像人们常说的，冬天总会过去，春天就要来临，1970年的春天来到了，大山渐渐的披上了绿装，绿色从山下逐渐延深到山顶，山顶还有些白雪没有化去，还需时日。河面的冰层也开始慢慢消融。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动，忽而游到冰层下，忽而游到石缝中，欢快无比，人们看了也增加了几分精神，各种山鸡，鸟儿跳跃着，飞翔着，欢快地迎接着春的到来。山上的野花也感知到了春的气息，争相迎接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各种山花争相开放，特别是桃花，杏花，嫩白粉红，把山野间映衬得一片生机盎然。

人们在这种美好自然的感召下，也开始精神抖擞，很多人利用闲暇时间开始上山采集野菜。那时采集野菜不同现在是为了调剂口味。人们连续吃了几个月的萝卜白菜，完全没有食欲。采集野菜就是为了增加菜品。在天气晴朗的一天，爸爸照常上班去了，妈妈也准备带着我们哥仨去山上采野菜。这也是我们来到山中后的第一次爬山，沿着山间小路向山上走去，第一次看到了农民住的窑洞。窑洞在半山之间，一家和一家之间离得较远，下山一趟很是不易。当我们路过他们家门口时，他们都是很友好的一笑。我们继续向山上走去，我们爬的是六区马家窑的山上，马家窑是官方名称，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地图上查一查，当我们走到山顶时，眼前豁然一亮，那是一片较开阔的梯田，开阔地离后面的高山较远，所以看起来比较开阔。向山下望去，可以看到大半个所厂，这是进山以来的第一次远眺。原来在山下时看到的距离不足千米，建筑都是在山坳间，拐过这个山坳就来到另一个山坳。所以上到这个山上，能看到较远，心情特别舒畅。记得我回去后和爸爸讲上到山上可以看到有天安门广场那么大，那时小也不知道，只觉得面积很大，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点面积和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是没法比的。只是能看的较远较开阔罢了。

山上有几层梯田，都是种的苜蓿，后来才知道那是农民为修耕土地而种的苜蓿。地的一头有几头牛在悠闲地啃食着苜蓿，也有几个人在采摘着。初春的阳光照在身上非常暖和，蓝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尽管如此，在山上呆时间长了，山风吹到身上还是有些寒冷。我们踩了一些苜蓿，准备下山了。沿着来时的山间小路向山下走去，去过大山中的人都知道，山间的小路是盘旋而上的，人们走山路时只能看到弯道前的小路，转过弯后才能看到另一段小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在转过小路的一个弯时 ，迎面突然走来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人，蓬头垢面，脖子很粗，脖子上长了两个馒头大小的包块，衣衫褴褛，五官有些变形，脸上和手上都有很明显的污垢，腿脚不好，走起路来非常困难。正一步一步非常吃力地向山上走来，我们遇到他时，正好在拐弯处，看到她时已躲避不及，已经走到眼前。她看到我们就站定和妈妈说话，手在不停的比划，嘴里在说着什么，根本就听不清楚。妈妈很紧张，我们也有些害怕，妈妈让我和弟弟先走，她抱着小弟弟边走边躲避着，护着我们。我和大弟弟还站在离她们几步远的地方看着，妈妈很着急地催促着我和大弟弟快走，她在后面边走边应付着。就这样，我们紧张的走几步一回头的看着，当我们离她有十几米的距离时，她还在那说着什么。我们在紧张中走下山去。回到家后，妈妈还说我们以后遇到这种事儿，赶快离开，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人都不知道，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先离开。再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这就是山上的一个农民，是一个残疾的半痴呆状态的人。山中的水缺典，造成了脖子甲状腺肿大，腿脚也有山区地方病，行动困难。很是可怜。在后来的生活中，还碰到过很多次，她也经常下到山下来，捡拾一些菜叶和他们认为能用的废旧物品，她心地善良，碰到时总是先跟你想说些什么，但地方方言和口齿不清说些什么你根本就听不懂。所以跟她无法交流。这是我，弟弟和妈妈上山采野菜，遇到的一段经历，记忆深刻，也初次了解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更加艰苦。

春天来了，不仅仅是有了春天的阳光，温暖大地，温暖万物，大地山川染绿，各种野花竞相绽放，万物复苏，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样子。我们的所厂职工也迎来了第一个春天。所厂子弟学校准备开学，幼儿园也办起来了。大家向过年一样喜气洋洋，奔走相告。所厂子弟小学的开学，对于来三线建设的广大干部职工是大喜事。孩子到了就学的年龄没有学校，这是大事，是等不得的，开展三线建设时，就首先建了学校，学校的房子建得非常好，完全都是青砖水泥结构，记得有两栋楼房都是三层，两楼相隔大致有三四十米距离的样子，作为操场同学们上体育课使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还作为露天电影场使用。

学校开始录取学生，爸爸工作忙，上班去了，还是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去学校报道。1970年，我已经八岁了，妈妈说年龄偏大就直接上二年级吧，从北京已经有了一年级两个月的学龄，学校刚开始招生也没有太严格的规定，我就直接上二年级了。我的很多同学也都一样，都是年龄偏大，就直接上二年级了。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也有个别跟不上了，就又回到一年级。我们班级的同学开始只有十来个，后来逐渐增加到30多个人，都是70年代初三线建设者的孩子。父母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深山中，我们这些孩子从此也有缘相识在山中，从那时起，我们就学习生活在一起，相互了解增进友情，现在我们都已进入花甲之年，当我们聚到一起时，常常谈起儿时的快乐时光。

报道后，听取了学校的要求，我们就回到家中，待晚上爸爸下班后，爸爸带我去小卖店买的本和笔，本是竖着翻页的，纸张又薄又黑，田字格都印得歪斜不整齐，做工粗糙。铅笔也很劣质，和北京的本儿，笔无法相比。后来进入教室时，看到课桌也是条桌和条凳，两个人共同使用一张桌子，共同坐一条凳子，就怀念起了北京的单人课桌和小椅子，开始都有些不能适从。有了在北京的上学经历，就有了比较。人就是这样，从优越环境到了相对较差的环境就不适应。但在当时深山中的环境下，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所厂领导还是非常重视学校建设的，教室宽敞明亮，每个屋子都配有暖气系统，就这样，我的学习生活重新开始了。未完待续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两个弟弟

我和我的同学们

我的大弟弟

我的爸爸

我爸爸和我大弟弟

我妈妈和我小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