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石磨”

延河农夫

　　庚子隆冬，疫情闹春。

在外地工作回家过年的大哥、四弟被疫情紧紧的锁在家中。时间久了，难免无聊之极。不知谁说了一句：“四兄弟难得团聚，何不回老家乡下转转。”

　　所谓“老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家，而是在上世纪困难时期，我们家下放的一个小山村，距县城有一百多公里，在那里居住了十八年，渡过了我苦难辛酸的童年少年。

说走就走，我们哥四个立即开车前往，疫情期间，高速封闭，低速车少。不到三个小时，我们就回到了村上。村庄一片破败萧条，全无昔日的闹腾景象，原来百十户的村子，现只住了十二户人家，清一色的孤寡老人。村子里原有的乡间小道都已杂草丛生，山坡上居住的人家，不管是砖窑、石窑，还是土窑，都已人去窑空，院子里长满了齐身高的蒿草、狼牙刺和酸枣树，大门上的铁皮锁早已生锈不堪。正应了抖音平台的那句诗：“残门锈锁久不开，灰砖小径覆干苔；无名枯草侵满院，一股辛酸入喉来……”。

　　留下来的那十二户人家，可能实在是走不出去，全部搬到了道路旁边，原生产队为队部和下乡蹲点干部修建的二十孔砖窑中。我家正好居住在队部上边，由于杂草密集，已没有了道路，我们只好借来铁锨、镰刀，铲草砍枝前行，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才艰难的爬到了院子。院子里己长出了多棵碗口粗的槐树，土窑洞已经坍塌，只留下两个洞口，依稀看到墙皮上糊的报纸。注目良久，不知不觉得潸然泪下，哽咽难语……

　　这时四弟尖叫一声：“看，妈妈的‘石磨’！”我们不约而同的奔跑过去，慢慢的从厚厚的黄土中挖出了那对久违的“石磨”。

　　小时候家里很穷，妈妈几乎天天都逼着我们去推磨，不停的磨一些麸皮、饲料、树叶，从中变废为宝，弥补吃的不足。我们曾无数次的瞒怨妈妈，诅咒过这扇石磨，就戏谑石磨是妈妈的宝贝、妈妈的石磨。

妈妈生于民国十四年阳春三月，外婆家居住在距蟠龙古镇两公里的村子，有十余亩薄田，自给自足，家境殷实。妈妈小时候十分乖巧，聪明伶俐，学什么会什么，不到十岁就学会了农活、针线和做饭。特别是飞针走线，得心应手，能绣出好多漂亮的花鸟动物，受到了外公、外婆的百般疼爱。可惜的是外公、外婆受封建礼教极深，没有让妈妈读书上学，而且还残忍的进行了缠足裏脚。

妈妈十五岁时嫁到蟠龙镇上我们老张家，上伺公婆，下要照顾弟妹、子侄等十几口人，生活极其困难。

当时家乡一带刘志丹、谢子长正领导穷苦人“闹红”。大爸、三爸、四爸先后都参加了 “闹红” 的队伍，离开了家乡。家属和孩子还要爷爷养活，爷爷靠租种别人家土地而生活，父亲去给人家当伙计，挣点小钱，日子过得相当恓惶，也可以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蟠龙镇是当时西安、延安向北通往榆林、内蒙、山西北部的必经之道，过往客流较多，商贾云集，五天一集，红火热闹。

一天晚上，聪慧的妈妈对父亲说：“我们住在镇上，为何不做生意，非要种地揽工？”

一下子点亮了父亲，父亲就将临街的窗、门打开，办起了以面食、烩菜、水饺为主的小饭馆。妈妈凭借娘家学的手艺，将水饺捏得像小鸟一样，如有人喝酒再配几样可口的小莱，味美价廉，一下子成了街上最红火的饭馆。我们家的生活也就日渐好了起来。

喜爱倒腾的父亲，胆子越来越大，在开饭馆的基础上又开了日用杂货店，甚至还经常到西安、榆林等地做生意。有时还会收购一些地方稀有珍贵特有东西到白区换药品、枪械，然后再卖给游击队，挣了很多钱。父亲常常给我们炫耀，他当时拿得手枪，就像你们现在的手机一样，都是最流行的德国造，比首长警卫员的都好。没出几年，我们家就成了蟠龙镇上的首富。

在胡宗南进犯延安前，家里除了饭馆、骡马店，还办起油坊、粉坊。妈妈也就忙里忙外张罗打理，成了镇上有名的内当家，推磨碾压就成了她的主要工作。

为了磨出上好劲道的面粉，父亲专门去榆林清涧，花三块银元打造一副陕北最坚硬的碇石石磨。石磨有十几公分厚度，虽不大，但很沉，也不易磨损，磨出的面粉十分劲道。不像当地青石做的石磨，石材易磨，磨的久了，石粉就混在面里，有碜的感觉。

陕北有一句俗语：女人围着锅台转。而我的妈妈不仅围着锅台转，更是围着石磨转了一辈子。

延安光复后，爷爷去世。这时大爸和四爸随彭总大军去了甘肃陇南，三爸负责洛川县工作，十分忙碌。父亲只得一个人将爷爷草草掩埋。1951年，父亲为了夸富显摆，在爷爷去世三周年时，请了县民众剧团和民间八班吹手，大摆宴席三天，方圆十里路的百姓，只要烧香祭奠，就可以免费吃喝。就因为这次宴席，父亲被当成“三反五反”的典型，到处游斗批判，多年经营的产业也被强制公私合营。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好好工作混日子。

转眼到了1958年大跃进，父亲又管不住他那张嘴，说了一些过激埋怨的话，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海德令哈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其实父亲只上过一个冬书三个月的学，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学了点字，也就是打个收条、借条，会写个简单的书信而已。）后来转成了农场正式工人。1979年政府给我的文盲“右派”父亲平了反。但妈妈却常给我们说：“你们老子是有错的，跟不上形势变化还不听话，我们小老百姓一定要听上边的话。你们也一样，一定要听话，上边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父亲去青海的四年间，妈妈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异常困难，有时连水都喝不上，往往是由外爷隔两天下来担一缸水，她做饭用水时都要不断比划，是否倒多了、浪费了，洗衣服都是到河里去洗的。为了生活，妈妈总是起鸡叫、睡半夜。就守着石磨，遇集卖点便饭，艰难度日。

好不容易熬到六十年代，在父亲回来两年后，又赶上“社教”运动，在我一岁时，响应上级“我们都有两只手，决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就被下放到距镇十几公里的乡下，搬家时，妈妈坚决要将石磨带上，惹得父亲很不高兴，大骂一通。

初到农村时，家里还有点积蓄，经常会有村民来家串门，聊到高兴处，父亲总是会拿出香烟招待他们，（而当时村民抽得都是自种的旱烟）。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变得越来越穷了，仅靠父亲一人挣工分，养活我们姊妹兄弟六人（当时大姐已出嫁）。到年底分红时，我家除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出粮钱，也就是向挣工分多的人家出钱，以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时就只好东凑西借，变卖一些老物件来还帐。每年一到六月、七月份就断粮了，只好挖野菜、磨树皮度日。记得有一年天大旱，连苦菜也挖不着，就跑到山里摘一些野果充饥。路遥先生中篇小说《在苦难的日子里》描写的情节，我都经历过。

面对困难，坚强的母亲就充分发挥石磨的作用，把从志丹饲养场姑父处便宜买来的饲料和一些植物秸秆、树叶不停的用石磨去磨。

那时生产队有十头驴，上午村民家里可以使用，主要是推磨、推碾子，加工农产品；下午由生产队使用或进行吃草喂养。农闲时，驴可以自由使用；到过年时，加工量大了，驴也就按户分配，十几户分一头，轮流使用。我家使用驴的次数最多，常惹得饲养员不高兴，妈妈就让我带一个窝窝头，讨好饲养员。用得驴次数多了，对驴也就十分熟悉，最让大伙喜欢的是一头被阉过的黑驴，劲大不偷懒，无欲则刚，总想早干完早休息，妈妈还会用双手喂一把麸皮，以示奖励；还有一头灰色老驴，似乎通人性，主人来了，跑得很快，主人不在了，就磨洋工，甚至趁人不注意时会偷吃一口，面对这头驴，妈妈就会让我们帮着它一起推；还有一头暴躁的枣红色倔驴，你要顺着它的脾气来使用，否则它会踢你的。

文革期间，生产队来了县民政局驻队干部，他们与村民同吃同驻同劳动，帮助我们村改变面貌，多打粮食多贡献。吃饭是轮流到农户家里去吃，当他们在我家吃饭时，被妈妈高超精湛的厨艺所折服。就商定：凡是领导视察、上级检查和干部开会一律由我家做饭接待，队里给补助粮食（主要是小麦、玉米和榨油的麻子）。其实在规定之外，那些驻队干部时不时的还是上我家来吃。这下妈妈有活干了，我们也就忙起来了，只要不上学或放学回来就是不停的推磨，为了推磨，我们兄妹几个常常偷懒闹矛盾，或者因为你推得多了，我推得少了而争吵不休，更会慌称老师叫，偷着跑了。惹得妈妈很生气，常常骂我们。有时妈妈也会流着泪，好言相劝：“好娃娃们，不这样，我们就没法生活呀！”就这样把生产队补助的粮食加工后，继续给驻队干部（有时包括生产队队干）做饭吃。周而复始了好多年……

妈妈在生产队的时候，人缘好、善处人，对谁都乐于帮助，还收了好多做针线、做年茶饭的小徒弟。每到夏天，在院子里的槐树下，都会有好多年轻媳妇请教妈妈的针线活，妈妈做的布鞋不重样，几乎都有变化，耐磨耐看，用牛皮纸剪的鞋样成为妇女们做鞋的标本。每到年关，总会有好多人讨教妈妈做年茶饭的技法，从兑面（当时人太穷，蒸馍时都兑几种面粉，不敢蒸纯白面的）、倒水（滚烫的开水、温水、还是凉水）、发酵及发酵的时间、温度等等，妈妈总是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教给他们。还有做肉时，先放肥肉、再放瘦肉和骨头，然后放点蒜片，把水分榨干后，倒酱油上色，再倒滚烫的开水，不能倒温水或凉水；还有放盐、放调料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并要掌握好火候，大火炒、小火炖等等。有时来的人多了，就现场操作，不断演示，蒸炒熟后就互相品尝，为此他们吃了我家不少东西，可妈妈却毫无怨言，似乎很高兴，很有成就感。

记得我刚结婚的那几年，城里长大的媳妇是不想回家的，因为那时交通不便，要坐长途车、倒三轮摩托车才能到家的，但为了吃上妈妈做得可口饭菜，也很愿意和我一起回家，而且每次回去，都会吃到刚做好的小炒肉或刚炖好的鸡。妻子十分惊讶，就问我：“你是否提前通知了妈妈？”我说：“没有呀！”因为那时是没有固定电话、传呼、手机等通讯工具的。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她一直在掐算时间，你们走了多长时间了，应该回来了。因为在她的心里，只有我们几个儿女。

妈妈年龄大了，见到我们总会不停的唠叨：“她小脚上不了山，干不了重活，但她靠石磨养活了你们。”充满了自豪感、幸福感。说来也怪，我们兄弟姐妹身体都十分健康，特别是肠胃功能出奇的好。也许是谷物经过石磨不停的加工便于消化吧。

1989年夏天，妈妈生病住院，由于年轻大夫用药计量过大，导致病危。大哥、四弟急忙从银川、宝鸡赶回，当我们兄弟四人齐刷刷的站在医护人员面前时，才引起了主治医师的重视，转危为安。他们想不到，这么个农村小脚老婆：竟能生出这么几个儿子，对妈妈肃然起敬。其实当时我大哥是长庆物探公司的十大技术革新能手，四弟是西安大唐表彰的青年标兵，我后来成为陕西省第二届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前几天，小妹参加村里女子在延聚会，不约而同的叙说起了小时候的苦难，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一劲羡慕我们家吃得好，说什么：“驻队干部在你们家吃饭时，常常害得我们在你家硷畔底下流口水。”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也只能吃点剩的、喝点汤……

妈妈的一生是苦难的，但也是幸运的，她一生哺育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个个强健务实，成为社会的好公民。她的聪明睿智支撑了我们这个家；她的勤劳吃苦养育了这个家；她的仁慈厚道、善解人意博得了大家的的同情，使我们家化解了很多矛盾，渡过了艰难岁月；她的善良能干获得周围邻居和村民的尊敬。特别是她的任劳任怨、乐观向上、藐视苦难、不屈不挠的生活态度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做人的标杆。

妈妈的石磨，磨出岁月的艰辛与苦难，磨出我们强健的体魄与坚强的意志，更磨出我们不愿原地转圈、走向远方的希望！

初写于2020年3月

修改于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