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晚报》专访：带一本《折叠的时空》去看沁源

赵树义

带一本《折叠的时空》去看沁源

——赵树义访谈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毋庸置疑，沁源的底色是红和绿。但该如何观察？如何记录？皇皇28万字的《折叠的时空》给你答案。

《折叠的时空》是中国作家协会2021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全书共28万字，既有散文的风骨，也有诗歌的意蕴，还有小说的格局。作者赵树义用一种全新的美学态度来观照沁源这座小城，以纪实笔法呈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散文笔法呈现山川、河流、植物、动物和历史文化，红和绿、古和今、自然和社会多条线索交叉进行，文学性、哲学性、科学性浑然一体，既是一部地理志，也是一部植物志，还是一部风物志。作者行走在沁源山水间，与老邓谈古今，与郑曙林观飞鸟，乘坐宋勇驾驶的越野车穿行在沟沟川川山山里，观察、辨析、记录，思想深邃，情感恣意，表达自由。

赵树义，1965年生于长治长子县，是当下风格独特的散文家，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虫洞》《虫齿》《灰烬》《远远的漂泊里》《低于乡村的记忆》《且听风走》《经络山河》等，著有长篇小说《虫人》。《虫洞》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散文奖，《失忆者》获第六届西部文学散文奖。

在《折叠的时空》里，赵树义延续了《虫洞》《虫齿》《虫人》一贯的文风，先锋，独立，行文天马行空，结构繁复宏大，文本个性鲜明，探索性强。赵树义擅长以量子思维观照世界，在他的笔下，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甚或一只鸟、一捧水、一缕空气都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构建出的世界却是陌生的、独属于自己的。赵树义谓之“折叠”，这无疑是一种美学态度，也是一次藏有野心的尝试，“时空”呈现出无数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便是世界性，甚或宇宙观。

新作出版之际，赵树义接受《山西晚报》独家专访，他说：于沁源而言，我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我的写作往高里说，要对得起那片土地；往低里说，要对得起自己。我写沁源就是一次回家，就是去写沁源大地上永远迎风生长的东西。

关于作品

用量子眼光来观照山水

“折叠”之后，大地是立体的

山西晚报：《折叠的时空》，光看书名，有点科幻，和沁源也联系不起来。

赵树义：不只你有这种错觉，很多朋友也有这种错觉，还有朋友坚决反对我用“折叠”。但书出版后，反对者变成拥护者，这也是一种“折叠”吧。

在很多人看来，“折叠”是个物理名词，于我，她更是一种美学。当然，这样的美学与物理学是相通的，只不过，与她相通的是广义相对论或量子力学，而非牛顿物理学。在创作《虫洞》《虫齿》《虫人》时，我一直在思考量子力学、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关系问题，也即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关系问题，觉得科学、哲学和艺术是相通的。东方文化始构于《连山易》《归藏易》《周易》，是大宇宙文化，用量子力学完全解释得通。可春秋以降，后人眼中的宇宙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地球，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去年写《经络山河》，我就是想通过中医来做一次印证。一路采访下来，我的想法是对的，《黄帝内经》就是把人体当宇宙，中医是大科学，而非备受争议的不够科学。去沁源，我同样藏着这样的私心，就是想通过一方山水来印证这种相关性，或者说，是否可以用量子眼光来观照山水？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宇宙是“折叠”的，万事万物也是“折叠”的。

山西晚报：就是带着“折叠”来观照沁源山水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抽象的书名？

赵树义：是啊，写作之初，“折叠”就在笔下绕来绕去，但我并未用这个词来做书名。

这部书是王春声先生设计的，他是平面设计界大师级别的人物，太原地铁的logo“太”字出自他手，他是第一个把汉字变成logo的人。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凡大师，做事都极认真，极负责，与他们合作是缘分，可遇不可求。春节前，春声兄的脚受伤了，在家休息，他就把部分书稿要去开始设计。当时的书名叫《沁源，沁源》。沁源这两个字很美，我很喜欢，觉得写一部关于沁源的书，只能叫“沁源”，修饰是多余的。不料，春声兄看过书稿后打电话问我，你看过《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吗？他写的实际上是一座公园，可书名如果叫公园的名字，就完蛋了。他还说，你的书讲的也是个世界性话题，为什么要把它局限在一地？我明白他的意思，脑海里立即闪现一个词——“折叠”。我俩在电话里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定名为《折叠的时空》。

山西晚报：和王春声老师合作，不但有了特别的书名，还有了别具一格的的封面与装帧。“折叠的时空”五个字半布于封面与封底，书脊相隔，两不相交，感觉恰恰是您游走在这时空之间。整本书的设计很独特，理念是什么？

赵树义：这个问题应该让王春声先生来回答，呵呵。

春声兄是个很用心的人，也是个创意满满的人。我曾问过他，你的设计理念该怎样专业表达，他说，运用现代设计语法，突破传统书籍装帧法则。他当得起“突破”二字。从封面到篇章页，到插图，他处处都在表达“折叠”，可以说内容和形式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但他的设计并非图解，而是对内容的有力补充，是美学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是内容和形式的又一次“折叠”。不过，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吧。

山西晚报：其实看过书，就能对您这个“折叠”有些理解。您在书里说：“是写作时空出现问题，我不知不觉便走进一个逼仄的胡同……必须从之前的时空里跳出来。”这一跳，“时间和空间再次折叠”，您“将自由地在沁源大地上行走”。有“折叠”才能“自由”吗？顺着时间、地点写的弊端是什么？

赵树义：“折叠”之后，大地是立体的；未“折叠”之时，大地是平面的；当然，这是站在地球上看到的场景，在宇宙，无物不弯曲，无物不“折叠”。如果空中俯视，平面上的行走是匍匐状的，是一个点，立体上的行走是飞翔状的，鸟儿一样，你说哪种视角里的世界更自由？

所谓自由，有肉体的，有精神的，于一个写作者而言，通常会去关心精神，但事实上，精神和肉体根本不可能分开。可有些人为什么要刻意强调精神呢？那是因为他不明白肉体的丰富性，或者说，他把肉体简单化、概念化了。肉体的本质构造像精神一样，也具有宇宙广博的特质，否则的话，就没有《黄帝内经》。

顺着时间、地点来写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平面写作，而即便在你眼中是平面的东西，事实上也是立体的、多维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平面化写作的弊端：不仅低级，而且有违真相。

山西晚报：“沁源的时空本就是折叠的，或者说，沁源就是折叠的新疆”，书中的这句话怎样理解？

赵树义：沁源采访期间，我有幸获得第六届西部文学奖散文奖，抽空去了一趟新疆。我发现，在新疆看到的景色，在沁源都能看到，只不过，新疆是平面的，沁源是立体的。在新疆，你坐三个小时车，看半个小时景。在沁源，你坐半个小时车，看三个小时景，沁源完全是“折叠”的新疆。记得在颁奖仪式上，我说过这么一段话：“行走在西部，我坚信文学的底色是混沌，文学命定的归所也是混沌。如果你问我散文是什么样子，我会告诉你，她就是西部的样子——足够辽阔，足够混沌！”这其实是我的散文观，写沁源则不过是换了一种呈现方式而已。

山西晚报：有人定义您这部作品是游记散文，也有人认为是纪实文学，两种写作形式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冲着游记散文去，轻松；当作纪实文学来看，厚重。您说您这部作品是什么题材？

赵树义：我从不为我的作品做辩解，读者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但非要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我是当作散文来写的。我个人以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混沌的，她可以是诗，可以是散文，可以是小说，也可以三者兼而有之。这很难，但我以为好的文学就该是这个样子。

之于题材，仅是个标签，我只关心我的写作对象。任何时候，写作者都不能自以为是，都不能自欺欺人，读者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一部作品的品质更不是由题材来决定的。

山西晚报：您在书中提到“最应该寻找一种独属于沁源山水的文化模型，而不是求证古人或今人说什么”，您心目中这个文化模型什么样？

赵树义：谈到文化模型，不得不说约翰·惠勒，他是玻尔的弟子、爱因斯坦的同事，设计了“延迟选择实验”模型，发现“我们此时此刻作出的决定，对于我们有足够理由说，它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产生了不可逃避的影响”；“没有一个过去预先存在着，除非它被现在所记录。”约翰·惠勒认为，于过去，观察是一种干涉，记录也是一种干涉，而我们所能做的，仅是观察和记录。这番话让我想起王阳明：“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而提到模型，还不得不说霍金，他在《大设计》中提出了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并为好的模型设定了四个标准：1、它是优美的；2、不包含任意的、可调整的要素；3、符合并能解释现存的所有观测；4、能够详尽预言未来观测，如果预言不成立则可证伪模型。细细琢磨，这四个标准其实也是美学标准。量子力学与美学惊人相通，是不是很意外？之于我心目中的沁源文化模型，便是《折叠的时空》。当然，这个模型是我的模型，而不是古人或他人的模型，文学说到底就是在建构自己的模型。

关于写作

无采访，无文学

要对写出的每个字负责

山西晚报：您去过沁源多少次？当初就是奔着写沁源而去的吗？您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赵树义：决定写这部书之前，我去过三次沁源，但并无写书的打算。

第三次去沁源是去年8月，跟随作协一个采风团，那时刚完成《经络山河》，想去喘口气。在沁源遇到金所军，他是县委书记，还是诗人，他问我，老赵，最近忙什么呢？我说，刚写完《经络山河》，想歇一歇。他说，歇什么啊，来我们沁源写绿吧。金所军是个工作狂，从不知道累。我笑了笑，没有答应。但在后来的采风过程中，我越来越有感觉，便决定休假，去写一部沁源的地理志、植物志、风物志，去写沁源大地上永远迎风生长的东西。

山西晚报：您是长子人，与沁源同属长治。您在书中说在去沁源之前已经把长治12个县区都走遍了，就是没去过沁源，为什么呢？

赵树义：2017年前一直没去沁源，是因为沁源太偏僻，交通太不方便。现在为沁源“著书立传”，是因为沁源太美了，去了就想住下来，就想把那里当成家。

山西晚报：盛夏酷热，寒冬萧冷，都有您在沁源的身影，最长一次竟在那里走访了一个多月，辛苦吗？

赵树义：写作本就是一件苦中作乐的事，吃不了苦、不愿意吃苦的人，最好不要干这一行。更何况，在沁源山水中行走，那是一种享受，何苦之有？

你我都是做媒体的，都知道一个道理：无采访，无新闻。其实，写作也如此：无采访，无文学。

山西晚报：的确，光看您的书都能感受到沁源山水的美好了，更何况身临其境。写绿色沁源这类题材，有人会落笔于沁源几代人无私奉献，植树造林，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时代主旋律，但您没有简单地去写绿，却把植物、动物、古迹、山川、生态、文化都写了，还引经据典。这样写好累的，为什么要写得这样面面俱到？

赵树义：往高里说，我要对得起那片土地。往低里说，我要对得起自己。不管什么样的题材，不管为谁而写，一个写作者首先要明白，你是写作者，要对你写出的每个字负责——社会的，美学的，甚或科学的——这与累不累无关，与你想做什么有关。一个对文字不负责的人，充其量是个文学爱好者。

山西晚报：“沁源村村都有乡村记忆馆”，您写沁源绕不开这里的红色记忆，也在这方面花费了不少笔墨，几乎每章都有。用这样的篇幅写沁源的红色是为了什么？

赵树义：沁源的底色是红和绿，写沁源，你必须写她的红，必须写她的绿，否则，她就不是沁源。有时候，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是作者可以选择的，虽然作者有处理素材的权利。实际上，怎样写才是作者的权利，素材固然重要，但把素材“折叠”之后重新建构你的世界更重要。而我呢，只是呈现，只是以我的方式呈现我眼中的世界。

山西晚报：除了写景写人写生态写红色，您还呈现了沁源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不是这些都“折叠”在一起，才是您心目中完整的沁源？立体的沁源？

赵树义：“折叠”是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而世界是万事万物的可能性“叠加”，需要写作者去记录。无论面对当下，还是回首历史，一个写作者所观察和记录的，都是个体的选择，都是局部的。

沁源就是那片土地上一草一木一水一石一砖一瓦一鸟一羊一牛一人……等等的“叠加”，我只是尽可能地以我的方式去观察它，且以我的方式去记录它。但选择什么，记录什么，这是写作者的自由。怎样选择，怎样记录，也是写作者的自由。让选择去建构，让记录去建构，这是我要做的，也是美学的义务。于记录而言，古人是我们的榜样，很难超越，但我们可以改变观察世界的方法，毕竟，伴随科技的发达，我们比古人拥有更多的观察手段。

于沁源而言，我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我不知道我笔下的沁源是不是立体的沁源，但肯定是我心目中的沁源。

山西晚报：“在中国的乡村史中，岭上是个别样的存在”；“从沁河源到花坡的公路叫太岳天路，是山西最美的旅游公路之一”；“毋庸置疑，花坡蔓上是观花最好的地方，至少在山西，无一处可与之比肩”……整本书看下来，印证了您对沁源的极致赞美，这个地方配得上或者说值得这样的夸奖或炫耀，对吗？

赵树义：如果你不信，可以带上一本《折叠的时空》去沁源看看，呵呵。

沁源的确值得赞美，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世间万物都值得赞美，世上每个地方都值得赞美，关键是你怎么去发现它的美。不要以为寻常就是寻常，只要你懂得“折叠”，它便会送给你各种惊喜。发现是方法论，也是世界观，不懂得发现，世界便黯淡无光。

在我的书中，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甚或一只鸟、一捧水、一缕空气都是我们日常所见的，但我敢说，我构建出的世界是陌生的，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曾对老邓——书中一直陪我采访的邓焕彦先生——说过，我写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一砖一瓦都是你们沁源的，都是你见过的，但我写出来的沁源，肯定不是你见过的沁源。如果说我还有些自信的话，这就是我的自信。在《折叠的时空》研讨会上，周宗奇先生说我是“灵魂吹着口哨在书写”，是自在的，是“我的文章我做主”。这的确是我追求的写作状态，但我只对我的写作做主，从不对读者做主，我相信读者有时比作者还有创造力。

关于内容

沁源人爱沁源爱得不可想象

是因为沁源越来越美

山西晚报：《折叠的时空》涉及许多人物，包括您刚才说的“活字典”老邓，还有“活地图”宋勇、“爱鸟如命”的郑曙林、护林员“大毛孩”等，这些人物质朴、豁达、勤勉、诗意，他们在您的心里和这本书里是怎样的存在？

赵树义：人不一定是世界的主宰，但一定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是人学，这个似乎没有争议。那么，人学可不可以是文学？如果人学不是文学，谁又在“诗意地栖居”？

华山论剑论的不是剑，是元气。元气是什么？是剑。从有形到无形，从无形到有形，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老子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物如此，人如此，物与人相合也如此。世上万物皆关系，此即所谓的万物互联，当我写人的时候，我写的其实是那片土地，当我写那片土地的时候，我写的其实是那片土地上的人。沁源人的确质朴、豁达、勤勉、诗意，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也是那片土地与生俱来的特质，在我的心里，沁源人与沁源山水是无法分割的，是天人合一的。

山西晚报：书里的人物，不管是常提到的，还是偶一篇章里的村民，都有一种精神在里面，一种沁源人的精神。2019年的“3•29火灾”至今两年多，过火的地方在沁源人独有的精神下已经重生：“修复面积超1000亩”，“生态蓄水池、应急池或大或小，或扁或圆，与明渠珠串相连，筑起一道‘水长城’”。在您看来，这种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又该怎样去形容？它意味着什么？引领着什么？

赵树义：你提到的那一章叫《水长城》，写第一稿时用的是新闻写法，比较传统。修改时很不满意，只好再上雨线岭寻找感觉，推倒重来，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是元旦过后，风很大，站在雨线岭上，人都快冻僵了。岭下的村庄叫汝家庄，抗战时期是太岳根据地兵站。1943年，汝家庄发生了“二月二惨案”。那天下着大雪，日落之后，日伪军大举扑向汝家庄，企图将太行、山东等根据地路经兵站、转赴延安的500多名军政干部一网打尽。军政干部安全转移，日伪军把百姓驱赶到老爷庙院疯狂报复，20多名区干部被打成重伤，十多名区干部被捕，数名村民被当场杀害。2019年，沁源发生了“3•29”火灾。4月2日，指挥部决定在雨线岭开辟防火隔离带，阻断火势北上通道。雨线岭山梁仅8公里，却涌进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吊车等大型机械近200台。早8时许开始作业，晚10时许全线贯通。4月4日，沁源境内明火被全部扑灭。大火过后，雨线岭生态该如何修复？沁源人不回避，不逃避，竟在一道深之又深的伤痕上种出美之又美的风景，这就是“水长城”，一个很诗意的名字。

站在雨线岭的大风中，我恍惚看见一个人夜色中独自徒步勘查，他就是金所军，是他建议指挥部把隔离带开辟在这里的。那一刻，我意外发现，金所军行走的路线竟是心形的，从汝家庄北边绕个半弧上了雨线岭，又横穿山脊，从雨线岭另一端绕个半弧回到汝家庄南边。那一瞬间，抗战时期的故事（人祸）、“3•29”火灾（天灾）和当下的“水长城”无声地“折叠”在一起，沁源人向死而生的生活态度跃然眼前。向死则生，贪生则死，我不知道那片土地下还埋藏着多少故事，但毫无疑问，“水长城”就是柔软至极的钢铁长城，就是沁源人的精神写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沁源抗战时期没有出过一个汉奸，当下，他们也不会做逃兵！

山西晚报：您在书中说“沁源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沁源人都爱沁源，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的“不可想象”是如何做到的？习惯、地域文化、传统美德在这其中有作用吗？

赵树义：沁源人爱沁源的根本原因，就是沁源越来越美了。

之前，沁源当然也是美的，但“藏在深山无人识”，百姓生活很苦，很艰难，出行困难。沁源地形无一不是两山夹一沟，山大沟深，林草密布。2017年前，沁源无高速、无一级公路，国省干线公路超龄服役，农村公路等级低、路况差、隐患多，行走沁源，断头路、瓶颈路随处可见，沟与沟无法循环，乡与村难以连通，沁源人困守山水，几乎与外界隔绝。别说外界，即便乡镇与乡镇之间，也是从此沟到彼沟，看着近，走着远，隔山喊一声听得见，串个门要转半天。沁源不想成为世外桃源也是世外桃源，但这种世外桃源更多是一种无奈，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沁源人来说，它有意义吗？“3•29”之后，沁源把无处不在的防火通道建成旅游公路，“四纵五横”的交通网贯通全境，来这里旅游、度假的人越来越多，沁源动不动就上央视露个脸，你说沁源人能不爱沁源吗？这种爱不只因为美，还因为富裕，沁源人爱沁源爱得不可想象，是因为沁源越来越美，越来越富裕，沁源人自然也越来越有幸福感！

习惯即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即习惯。人们在谈企业文化的时候，总喜欢总结几句口号式的金句，以为这就是企业文化。其实不是。企业文化是这个企业做人、做事的习惯，它像气息一样无处不在，是与企业休戚与共的一种存在。地域文化同样如此。你很难用几句话就把一个地域的习惯或文化概括出来，你想要了解她，就得去那个地方走走，去与那里的人一起干活、一起聊天、一起喝茶或饮酒，只有这样，你才可能深入其中，解得其中滋味。说白了，习惯就是空气，你只有呼吸过，才能感受到。

山西晚报：通过您的作品，我们的确看到了沁源的“变化”。除了环境的变化，还有观念的转变、风气的转变，这些变化使得沁源这些年从寂寂无闻变成“网红打卡地”。在您看来，这样的变化从何而来？

赵树义：所有的变化都与人有关。采访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沁源基层干部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是沁源的政治生态。说实话，写这部书如果说有什么亏欠的话，就是对不起沁源这支干部队伍，他们的工作作风真的让人感动。可为了我所谓的“志”，我竟对他们未置一字！

“郡县治，天下安。”沁源的变化源自一种好的治理模式，而好的治理模式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态，包括自然的和政治的；就是有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有这两个“好”打底，经济社会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一种良性发展状态。所谓纲举目张，沁源的县域治理大体遵循这个逻辑。

关于读后

建议最好以回家的方式

安静地靠近她

山西晚报：通过《折叠的时空》，您深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笔触深深地探进自然深处，剖析自然世界的细微，在您看来，人与自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赵树义：这个问题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出来。

世上万物皆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只不过是所有关系中的一种。而自然是什么？万物的总和？自然若是万物构成的，那么，此物与彼物是什么关系？彼物与彼彼物是什么关系？彼彼物与彼彼彼物又是什么关系？以此类推，最后还会回到它们与此物是什么关系上来。这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一条循环不已、互为相关、互为依存的链条，在这个链条里，所有关系归根结底就一个字——爱！爱是自然中最伟大的力量，我们爱自然，自然也爱我们。反之，如果我们伤害了自然，最终必将遭到自然的反噬。

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是爱万物，爱众生。万物众生为什么要平等？为什么会平等？因为万物众生共有同一个生态圈！

山西晚报：“好的旅游开发就是为游客提供一种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这个理念您在书中反复提及。而这几年沁源打造了各色小镇，还是应了您“让人住下来”这个旅游开发的长久之计。您怎样看待这一旅游理念？

赵树义：2017年，我第一次去沁源。晚上，金所军到宾馆看我，我俩不知不觉聊到旅游开发的话题，我信口说，最好的旅游不是提供一个景点，而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我坐而论道，金所军默默听着，最后笑一笑。2020年，我随作协采风团第三次入沁，一路走来不断有惊喜出现，譬如水泉村的苍鹭栖息地、灵空山镇的褐马鸡保护基地、景凤乡的丹雀小镇、韩洪沟的红色小镇，还有沁河源保护区、花坡自然保护区，等等。那次最让我兴奋的，是他们打造的颇具晋东南特色的民宿小镇。当地人告诉我，入夏以来陆续有游客举家前来，一住就是一周甚或半月，临行时还会留下一句话，我还会来的。这让我震动，就像我当年随口一提的愿景实现一样，我这才下定决心去沁源写这部书。

让人住下来，这是旅游开发的长久之计。让人爱上这个地方，这是旅游开发的最终目的。如果游客也爱上这个地方，还愁自家人不爱家乡吗？所谓留得住乡愁，其实是留得住爱，喜欢多是一时之恋，爱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

山西晚报：读过书后也能感受到您对沁源的大爱。

赵树义：我承认，我对沁源有一份大爱，但这份大爱不只限于沁源。

作为写作者，沁源无疑是我情感寄托的载体，但在写沁源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写我的故乡。在书中，我多次提到回家。在第一章《沁水出焉》中，我开篇就写到我的老祖母，说“天空那张红扑扑的脸便是老祖母的脸，光芒敛起，光泽深沉，微笑着慢慢向西边移动，感觉很快就要落到山巅之上”。这是一种情感代入方式，我在祖母身边长大，最爱祖母，我把对祖母的爱代入到沁源，这种爱才自然而真挚。

我只有把沁源当作我的家乡来写，才写得更沁源。同样的道理，读者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想到更多的可能是自己的家乡。

山西晚报：这部您用轻松、随意、散淡的行文方式写出的沁源“地方志”，会让许多读者有马上就去沁源的冲动，想到过作品有这样的反响吗？

赵树义：说实话，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去预测结果。其实，也不是不去预测结果，而是结果根本不因我的意志而转移。有反响当然好，哪个写作者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但写作就是写作，不要去考虑别的，做好自己，做好每个过程，仅此而已。

山西晚报：在书中，您用亲身体验为读者提供了多种旅游方式，走一走、看一看、住一住、坐一坐、聊一聊，甚至还有呼吸。您深度行走沁源，走进了沁源的肌理，这样的行走还给您的身心带来哪些宝贵的体验？如果请您给读者推荐一条沁源的旅游路线，您会怎样规划？

赵树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个地方如一个人、一个宇宙，行走其间，沉浸其中，观察，辨析，陶醉，记录，你就会发现，眼前的一切都是熟悉的，把它们任意组合一下却可能是陌生的。这是自然的奇妙之处，也是与自然相处的奥秘。于自然而言，无论熟悉，还是陌生，无论寻常，还是奇崛，它都是我们的家，回家的路线需要规划吗？尤其像沁源那样的地方，可谓一步一景，你只要带着你的眼睛，带着你的心，沁源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给你世外桃源的感觉，任何时候都会让你有回家的体验。

我说过，我写沁源就是一次回家。如果你想去沁源旅行，那么，我建议你最好以回家的方式安静地靠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