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我的老家八斗丘,在川东北明珠达州通川区犀牛山下一个名曰谭家沟的小山村里。这里居住着祖祖辈辈的张氏家族,世代繁衍生存延续至今,大概有三百多年的历史。</p> <p class="ql-block">八斗丘这个名称就如同一个人的小名,不论你有多大岁数,孩提时代的称呼人们始终都会记得它。而且叫起来比什么村什么组显得更加亲近,也更具有地域特点。</p> <p class="ql-block">八斗丘这个名称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土气,但它却是祖上传承下来的。据88岁的父亲讲,在他的上祖时代,我们坡上张氏家族人多族旺,有几十个人在一个锅里盛饭,生活难以调剂闹起了分家。族里有一个稍微平整的水田,族长不得已就把它划分成八块分给了参与分家的八户人家,八斗丘因此得名。父亲说原来也有叫过八角丘的,说是八户人家因只分得水田的一角。也有称八担丘的,说是因这个水田能产出八担稻谷。不论哪种叫法,都说的是与张家祖上分家离户有关,现在的张家已然是几十户百十号人的“大户人家”了,单就我们这辈人上下共有六个辈分的人生存生活。</p> <p class="ql-block">八斗丘的官称与市县区镇村一样历经多次更名,什么合作分社、生产队、村二小组、一村民小组等,无论官方怎么改,但张氏家族的男女老少似乎更加喜欢称呼八斗丘这个小名,无论是问路还是寻人都习惯性地称呼八斗丘,比如打电话发语音都会说"我在八斗丘来耍嘛”“明天回八斗丘有打麻将的没有?”。甚至在微信群依然能看到“瓜果香飘:八斗丘”的群名。</p> <p class="ql-block">八斗丘这个名称似乎会与世长存,但那个八角大田早已修建成一口大堰塘了。据父亲讲,大概在一九五八年前后,那时的村名为互助合作社,他担任合作社分社长,由于八斗丘地处犀牛山和龙船山的半山腰,土地贫瘠,又没水源全靠天吃饭。为了解决农业灌溉和社员打杂用水,分社向驻社工作组报告要利用八角田修堰塘。工作组的人察看后觉得此处低势较低,不同意在此修建,他们决定让社里把堰塘修建在后头樑上桠口那个田里。为此,父亲还与工作组的人发生了矛盾。桠口那个堰塘建好后效果并不好,由于面积较小加之是沙土地质易漏不好蓄水。不久,父亲还是坚持在八角田里修建堰塘,社里主要负责人何国福也同意,于是组织全社劳动力突击奋战终于建成。为这事,在“四清”运动时,父亲挨批斗这也成了一条罪状。实践证明父亲的做法是正确的,桠口那个堰塘早已荒废。而八角田修建的堰塘至今完好,而且塘深水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为八斗丘父老乡亲洗衣打杂以及种养等农业灌溉用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p> <p class="ql-block">八斗丘是我成长的摇篮,浸润我十九个春夏秋冬。尽管有40多年从军远离,但永远磨灭不了我对孩提时代许多往事的印记。那个时期,印象较深的是大概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第一次跟随爷爷去30里外的县城看国庆放礼花:记得那天天没亮就出发,同路的有两个爸爸辈的张举四和张举才,还有土木湾的王如书表公,爷爷背了三四十个柚子。我们从八斗丘出发,沿着沙树湾的山间小道翻过土地桠直下龙王潭才走上了公路。那时,从现在的通川桥到磐石公社只有一座桥名为新桥,为了减少脚力,大多数人都选择不过那座新桥,而是直接走几公里路穿过矮子洞,从小河嘴花两分钱坐摆渡过河从南一庙进城。那时的达城只有两处集市,即大北街和猪市街。我们去的是大北街,柚子大概能卖到八分至一角二分一个,也就是说爷爷背着六七十斤重走了三十几里地的柚子能够卖四五元钱。</p> <p class="ql-block">就在爷爷的柚子快卖完的时候,父亲的同辈我们叫张尊席爸的二女儿张明玉也来到大北街,她只带了20几个鸡蛋,但那时的鸡蛋是紧缺物品(凭副食品票购买)只能交售人民公社的供销合作社,是不能私自到集市上出售的。但集市出售比供销社价钱高,一个能卖0.15元,二姐想偷偷出售。她刚把鸡蛋摆地上就遇到了戴红袖标的市管会的人,非要没收不可。于是二姐就与他们争吵起来了,说自已这鸡蛋是放着送亲戚的不是出售的。市管会的人不依他们就互相拉扯起来,爷爷和两个叫爸辈的见此就上前帮忙并解释,其中一个说她是我闺女,我们卖完小菜就去走亲戚,鸡蛋是送亲戚家闺女做月子用的。经过力争才算把鸡蛋保住了。市管会的走人后,二姐还是偷偷地把鸡蛋卖了3块多钱才回八斗丘。</p> <p class="ql-block">中午,他们几个大人每人打了二两散装白酒买了几块豆腐干外加一碗素面吃得喜笑颜开。爷爷用一角多钱给我买了一碗包面外加一个肉包子,也吃得格外开心。记得是下午五六点钟,我们去了凤凰山下的黄角树旁边王如书表公的闺女家,放下背娄吃了一碗面条后大家就直奔大操坝看礼花燃放。尽管天还没黑,但坝坝上早已是人山人海了,到不了中心地带只能站在边边上观看了。爷爷怕我被人挤着了就把我护在他胸前。这是我第一次进城也是第一次看礼花,只听得一声声闷响,抬头一望天空中就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星星点点的礼花了,真是好看极了。可是没看一会儿,操坝中心位置就发生了拥挤踩踏事件,现场顿时混乱起来,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大家四处散开甚至惊慌失措,一片哭喊声。礼花燃放迅速终止,由于地处坝边,跑得也快我们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跟随爷爷们去黄角树亲戚家歇了一晚,第二天才回的八斗丘。后来听说那天晚上踩死踩伤了好多人,事情的经过被乡邻们传得沸沸扬扬。这件事估计地方志上是有记载的,这在当时也是天大的一件事啊!</p> <p class="ql-block">在八斗丘,如果要列生产队或小组的干部名单,我大概也能上榜。因为我曾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尽管时间就一年多,但那得算一届哦。记得在1977年,我高中毕业后回到八斗丘务农,名曰回乡知识青年。如果是城市户口高中毕业到农村,那叫插队名曰下乡知识青年,如何传富、张宪等就曾到八斗丘来当过知青。当时生产队长是张明谱,他说队上青壮年男人的工分每天10分,女人的工分是8.5分,你虽然个头矮(不到1.6米)不够强壮,但毕竟是个男人就给你评9分。接看他就给我分配工作,就是每天去大坡看护山林,按现在的说法那就叫护林员了。我高兴得屁颠屁颠的就每天去看护山林了。</p> <p class="ql-block">没想到没过多久,县里驻大队工作组的陈、梁姓二同志就让我与张明谱队长搭挡当生产队会计,出纳是土木湾的退伍军人王兴忠。当上会计后,我才知道生产队实在太穷了,没有什么家底,只是每年上交公粮统购的粮款,一个10分工值才三角几分钱。生产队连个磨面打米的机器都没有,如遇天干缺水粮食就减产,社员们生活比较困难。这时我想到了看护的大坡森林里那些树围几尺粗的松树,如果能卖掉一些不是就增加了收入吗?于是我就与队长商量决定卖树(如果不获公社批准就是乱砍乱伐)。不久,十七大队的张加东家修房,我们就给他家卖了一批,前后卖了两三批收入好几百元。有了钱就想着要干点事情出来,记得当时我和队长专门跑到城里去找张明海,他当兵退伍后安排在新达农机厂上班。生产队要买一台柴油机、一台磨米磨面机,同时配套四五十米的水管能把堰塘的水抽到桠口田去往黄泥巴及下湾一带的农田里实施灌溉。张明海一家人都生活在队里,听说这事后很是积极,很快我们就完成了采购任务。为了节省钱,队长组织全队的强壮劳力硬是把这些机器设备从三四十里路的城里给抬了回来。机器设备调试安装后,生产队社员们从此告别了靠人力碾米推磨磨面的历史,也满足了邻队社员们的需求。同时,队里采取打米磨面收取加工费的办法也增加了集体收入。这样一来,社员们的日子稍为好过一些了。</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大概是那个时候看《我们村的年轻人》《红旗渠》《朝阳沟》《李双双》等类似电影看多了,脑袋也逐渐膨胀起来。我提出在集体保管室前面晒稻谷的坝坝上设立篮球场,队长很支持,亲自出马与张明全等会木匠和解板的人一起砍树制作篮球架,用废铁找谭家沟的铁匠打造了一副篮框,没过多久就把篮球场建起来了。集体出钱买了一只篮球,队上的年轻人们闲暇时玩得可开心了。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如牛儿、四娃、川娃、云娃、大果果等都还记得。就在一九七八年夏季收割稻谷时,我还组织了一个青年突击队抢收。记得有牛儿、少皮、云娃、川娃、渠儿、四娃等人。有一天我们从早晨开始挞稻谷,中午没吃饭直挞到下午两三点钟,收割了好几亩田的稻谷。其中云娃实在累得不行,说不要工分也不干了,很坚决地不再参加我们这个组挞谷子。就在这年冬季,我报名参军,戍边卫国,一晃四十多年。年初,我从北京回了一趟八斗丘,见到了从城里居住回来的云娃,说到这件事时他还记忆尤新。</p> <p class="ql-block">故乡八斗丘,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乡情!当兵离开时曾经记得的那些老年人都已作古,那时的中年人健在的也已经不多。即使那个时期的青少年,有些已撒手人寰,健在的也都五六十岁迈进了老年队伍。特别是那些曾经年轻漂亮的姐妹们自出嫁离族都基本上未曾相见,几十年过去了,你们都还康健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