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核科学家 优秀的共产党员—王承书

兰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核工业部组织编写了一部报告文学集—《核科学家的足迹》，这部报告文学集记述了我国19位核科学家的故事，这些科学家为我国两弹一艇的研制隐名埋姓多年，那次是中国核科学家的第一次集体大揭秘。

因这部书的写作，我走进了中国核科学家——这个神秘而又特殊的群体。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科学家均已离开了我们。我也步入老年，但每每想起他们，我心中就久久不能平静，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核工业。正是有了他们，我们才有了两弹一艇，中华民族才有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

因这部报告文学的写作，我走近并深度了解了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 优秀的共产党员—女科学家王承书院士。

1912年，王承书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封建意识的旧官僚家庭，强烈的性别歧视，使王承书成了家中最不受待见的丑小鸭。对性别歧视的愤怒，使王承书把头深深埋在了书本里，她年幼就聪颖超群，学习优异。她尤其热爱数学，那些枯燥无味的公式在她眼中活泼灵动，她用心灵和这些数字对话。

1930年，王承书被保送到燕京大学物理系，这年的燕京大学物理系只招收了13名学生，其中l2名是男生。四年后，这个系只毕业了四名学生，在四名毕业生中，王承书名列榜首，获得了“斐托斐”金钥匙奖。而后她又用两年的时间读完了研究生。

王承书研究生毕业的第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王承书随着人流跑反，逃难，战争、动乱使诺大的中国放不下一个安定的书桌，手持金钥匙的王承书却无法打开科学的大门。

1939年，王承书的未婚夫，学长张文裕从英国学成回国，到西南联大任教，王承书来到西南联大与其完婚。

在西南联大，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曾是她的学生。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王承书与张文裕先后远走他乡，赴美求学。在那些年，王承书专心致力科学研究，硕果累累，成为物理学界一颗亮眼的新星。

但她始终心系祖国。

1955年，回国的封锁稍有松动，王承书就在为回国做着积极的准备。她把自己的书籍登记造册，按6磅一包的邮寄要求打好包，每天一包寄往国内，一年的时间，300多包，近2000磅的书籍，就这样先期回到国内。

1956年，王承书夫妇携6岁的幼子突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

王承书一家在广东参观时，向导指着一辆解放牌卡车，说：“这就是咱们自己造的汽车。”中国能造汽车了! 王承书想到自己念书时，用的尺、点的蜡，甚至火柴，无一不是冠以“洋”字的外国货。她情不自禁地走上去，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车身，忍不住呜咽起来。

面对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王承书产生了一种深深负债感，她决心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工作中，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献给祖国。回国不久，她以两次“我愿意”，毅然放弃自己熟悉的专业，向新的研究领域进军，填补了我国同位素分离和热核聚变研究的空白。

1959年，前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我国核武器研制面临前所未有困难，首当其冲就是核燃料的生产。为此，钱三强找来王承书问她：“你愿意不愿意隐名埋姓一辈子？”王承书再次回答出：“我愿意！”“那好，你去搞核扩散，把那里的理论搞起来，为扩散厂上马铺路搭桥！”就是这第三次“我愿意”，王承书悄然无声的在物理学界消失了，她承担起祖国的重托，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为我国铀浓缩理论的奠基人和核燃料生产的技术负责人。

王承书一直工作在科研一线，常年住在单身宿舍，吃大食堂，奔波在戈壁荒原，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她从未认为自己作出了什么“牺牲”。

她在我的报告文学上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条件是要人去创造的，我不能再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参加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自己从来没有“牺牲”的想法，为祖国工作，自己怎样也不应看为是牺牲”。

王承书院士毕生致力于科学，她曾信奉“君子群而不党”，战乱时，她在湖南湘雅任讲师时，因不接受加入国民党的条件，宁愿放弃得来不易做导师的工作。王承书回国不久，几位民主党派的同仁找到她，希望她参加民主党派，王承书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新中国的成立，我也许就不会回来了，我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半个世纪的亲身经历，使王承书切身感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61年11月20日，王先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王承书，以党员的标准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我在对王承书的采访中，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一个普通公民都应当做的，何况我还是共产党员呢。

1991年王承书病危住院，我到医院去看她，正好遇到已离休的刘书林部长也去医院看望王承书。那天，刘部长坐在王承书床头，趴在王承书枕边，两个花白的头靠在一起，一个是曾经担任过毛主席警卫员，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革命；一个是海外归来，在学术上卓有成效的科学家，是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刘部长紧紧握着王承书的手，鼓励说：“快点好起来！”“是的，是的，我还有好多事要做，新推荐的院士的材料我还没看完，意见还没写呢。”在王承书重病期间，她心心念念的是仍工作。王承书对刘部长说：“刘部长，你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呢，你还记得吗？”刘部长连连说：“记得记得！”王承书说：“我这个党员做的不够好，介绍我入党没让你后悔吧？”刘部长说：“你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能够介绍你入党，我感到很自豪！” 王承书轻轻摇了摇头，说：“我做的不够好，我还应该做的更好些！”

作为已经有着20多年党龄的我，我承认，在党内一些乱项面前，我已经不是那么纯粹，但看着眼前此情此景，听着两位老共产党员的这番话，我背过身去，擦着止不住的泪水。

王承书一生苦苦追求，功勋卓著，她对自己仍然不满意。

她在遗嘱中说：虚度八十春秋，回国已36年，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主观原因，未能完全实现回国前的初衷，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

王承书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科学，包括自己的遗体。

按照王承书的遗嘱，1994年10月15日，党组织开具出了王承书最后一次缴纳的七千二百二十二元八角八分党费的收据。

作为我国为数不多的女院士，王承书的工资不低，可她却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就这样，王承书积攒下了近10万元。遗嘱中，王先生把这近10万元的积蓄捐悉数捐给了希望工程。

在王承书众多的头衔中，她最钟意的是“先生”这个头衔；她最欣慰的是为核工业培养了“几名”人才；她最遗憾的是只有“几名”，而不是“一大批”。这一大批是青年，是希望！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王承书把她毕生的积蓄留给了“希望”，她要用最后的一举，托起祖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