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家兄张大光

张琦

怀念家兄张大光 家兄张大光，因患急性白血病，化疗引发脑梗，2021年9月26日下午2点整于上海瑞金医院不幸病逝。享年68岁。 人活着的时候，不数算白天和黑夜，一旦没了，日子就堆了起来。算一算，今天是哥走的第三十五天了，俗称“五七”。我还在恍惚中，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每天什么都不想做，躺在床上反复听他往日在我手机上的留言，就觉得他还在。心想：哥没走呀，我就说嘛，他怎么会走呢？ 可是，三十五天过去了，他都没再叫我视频，这是多年里前所未有的！盯着手机上他的名字，我就悲从中来，知道他是走了。在这个世上，我没有哥了！ 哥一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生活悠闲自在。8月21日起自觉右腿乏力，行走时偶有失衡，歇息片刻后会很快自行恢复。依然可以开车、散步，其它无碍。去医院看病，被诊断为周围神经受损，原因不明。后因病情发展迅速再去求医，9月9日验血确诊为急性白血病。 10日那天，他没有告知任何人，在痛苦与绝望中，默默地面临将要发生的种种不测，有过放弃治疗的念头。 11日，他叫我视频，说：“出大事了……” 最后悲切地说一了句：“血癌啊！” 我脑袋里嗡的一声，思维顿时断了挡。埋头许久，假装轻松地宽慰他：“没事儿，现在白血病治愈率挺高的。” 这话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信。哥将信将疑地盯着我，我别过头去，不敢看他。 关闭视频，我泪雨滂沱，彻夜未眠。 12日中午，哥又叫我视频，含泪说正在写遗嘱，难免伤感，想说说话。 那个沉重的下午，窗外秋雨淅沥不停，天在哭泣。我们兄妹聊着关于病情与生死的话题，说到不测与身后事，相视凝噎，悲泪横流。 13日，哥将遗嘱抄送给我一份，嘱托我做见证人。他说自己想开了，决定配合治疗，如果不治身亡，那也是天意，没什么可怨的。悲壮得令我心碎。 当晚准备住院事宜。他知道入院后不许吸烟，那天晚上特意多吸了几支。睡前选了两本喜欢的书揣进包里，以为住院期间还可以静下心来读读书。 9月14日哥住进瑞金医院血液科，条件不错，双人病房，很安静。他和我视频说：“和宾馆一样，就是床窄了点儿。” 也有怨言：“管得太严，连床都不让下，好人也给憋坏了。” 哥一辈子没住过院，以为治疗之余可以出门散步、放风。入院后突然没了自由，很不适应，当晚人就有些消沉。我劝他振作起来，积极配合治疗，争取治愈的希望。他无奈地说：“我配合，生存这种大事，哪能放弃呢？” 话是这么说，可我心里明白，配合，谈何容易！即将出现的化疗的痛苦和副作用，还有病情的不测，都令我有不祥的预感。 15日、16日两天，护工用轮椅推着他去门诊做各种检查。除了血检异常，其它均正常，人的状态尚可。路过花园时，他深情地感叹：“新鲜空气的味道真好闻！” 还开玩笑说：“过路的人里，谁能给我一支烟抽，我会感谢他八辈儿祖宗。” 17日上午开始化疗。当晚人就变得异常虚弱，精神萎靡，吃不下饭了。 18日我和二姐赶到上海。疫情期间医院管理严格，不许陪护，不许探视。尽管按特例（哥腿已不便）办理了临时陪护证，也只能由一位家属二十四小时陪护，不许轮班换人。我们进不去病房。 19日上午，我违规混进病房见到了哥。人很虚弱，问他感觉如何，他委屈得像个孩子：“感觉不好，熬过一个疗程就回家。” 看他痛苦的样子，我心疼得发抖，攥着他的手哽咽着说：“嗯，到时候咱就回家。” 之后，扶他起来坐了五分钟就撑不住又躺下了。我陪了他大约半小时，便被护士发现赶出了病房。 20日，化疗的第三天。哥已经站立不起，又被护工用轮椅推去门诊检查。我们借机请求护工在外面多停留一会儿，一起到花园里坐了半小时。他思维清晰、表达正常，并提议与我和二姐合影留念。送回病房时，进电梯前还高举左臂与我们挥别。 从19日到21日，医院中秋休假三天，病房只留一个值班大夫，按照医案机械地给药。其间没有医者关注病人用化疗药后的个体反应，家属接连向医生报告病人出现的各种异常情况，没人重视，甚至懒得理睬，个别医护人员对生命的冷漠令人绝望和悲愤！ 21日，哥的状况呈直线式下滑。夜间持续高热，因药物作用，出现脑梗症状和心功能损伤，治疗措施无效。到22日中秋休假结束，才有主任来查房。当天报病重，停止化疗，但一切晚矣！ 22日下午，我们才被允许轮班陪护。哥已经吞咽困难不能进食。二姐护理时，哥虚弱地说了今生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我要吃冰淇淋。” 他吃下半个冰淇淋，似乎舒服了些。 当夜，脑梗迅速加重，人陷于半昏迷状态。时而昏睡，时而醒来，醒着时他心里是明白的。 23日上午，我在身边护理，他数次张嘴想说话，却已经说不出来，我俩泪眼相对，就那样彼此久久地看着。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哽咽着告诉他： “哥，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 他闭上眼睛，大颗的泪滴从眼角溢出。 24日，报病危。人已经无欲无望，眼神涣散，只是听到身居美国的女儿在视频里叫他的时候，才有一丝微弱的反应。因为疫情，女儿回不来，父女只能在视频里作最后的离别。 25日夜，哥再次高烧、昏迷，生命进入临终状态。 26日凌晨，我先生在北京家里从梦中惊醒，梦见哥在一个浩瀚无垠的地方冲他微微点了下头，转身飘然离去。随之有个声音从远处传来：“他就这样无奈不舍地走了。” 先生当即开灯，写下了这个诡异的时刻：凌晨2点50分。 事后我想，哥是来和我先生告别的。大概在那时候，他的魂已经走了。 他的生命指数在药物支撑下延续了一个上午，我们放弃了创伤性的抢救。下午2点整，哥走完了他平凡却不平庸的一生，化为千古。 从家里带的那两本书静静地放在床头桌上。生命匆匆逝去，他没来得及看。 哥生于1953年3月25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在父母的千般宠爱中长大。他从小喜欢文学和历史，读过许多名著和史书。成年后修得内涵丰富，深沉敛静，柔而不弱，骄而不妄。 文革开始那年，哥上小学六年级。因为是“黑五类”子女，被迫在讲台前低头接受训斥，向全班同学交代父亲的“历史问题”。多年后，他说那是人生经历的第一次屈辱，刻骨铭心。 哥十七岁随家下乡，在公社中学只待了四个月便九年制毕业回生产队干活儿了。 他在冰砬山下的河源屯挖煤窑，在两百多米长的通道里，挑着碎石爬坡上行，每天往返十几个小时。从一个纤弱少年变成粗壮挑夫，人生经历的是断崖式的坠落过程，其中的酸辛苦楚不言而喻。 他在枫树屯种地，天黑收工，晚间生产队还经常开会学习，十点多钟才能睡下，早晨两点半就得起床。困乏到闭着眼睛吃早饭，出工时裹在人群中间边打瞌睡边走路。晚年回忆起往事时他告诉我，那个春天累得昏天黑地，树绿了都不知道。有一天偶尔抬起头，看见了家门前那柳树枝上冒出的丝丝浅绿，心里一阵酸楚，生活本该是美好的…… 后来，他去公社白灰厂打石头。某天放炮崩山后，爬上一块巨石寻找裂缝准备撬石头，转身取铁锤的瞬间，那巨石轰然滚落，距他双脚离开不到三秒钟。哥捡了条命。 那段时间，哥吃住在山顶工地上，生存环境之恶劣，劳动强度之大，均已到了极限。体力过度消耗，食物粗糙没有油水，导致他食量骤增，一顿晚饭能吃下二斤四两窝窝头！ 后来，为生存之计，哥学坐木匠。给村民做家具、农具、盖房子，也做寿材。前些年他对我说，他最怕上门给人家做寿材。第一次就接了个急活儿，死者停在丧家外屋，等着合棺入殓。他在院儿里干活儿，尚能避开遗体。可中午雇主家管饭，三个木匠坐在里屋炕上吃饭，一抬头就能看见死者脸上蒙着的黄裱纸。他害怕，心理不适，恶心得吃不下。又怕丧家不高兴，没敢离开饭桌，端着饭碗，却一颗接一颗地吸烟，结果饿着肚子干了一天活儿。那年他十九岁。 1975年末，按政策哥被招工到西丰县建筑工程队当了木工。工程队按计件发工资，他加班加点干活儿，赚了钱除去伙食费全部交给父亲做家用。 那时他住在工棚里，路远不常回家。我去县里给他送粮票，进过那工棚，昏暗潮湿，气味混浊，两排大通铺，住着十几个人，脏乱不堪。 整整十年，哥在生活的最底层默默地熬着艰辛苦涩的日子。待到乾坤明朗，青春已然不再。 招工之前，他在枫树屯曾经做过三口寿材，最后一口是多病的王家老人预做的。世事难料，哥工作的第二年，我父亲突然病逝，一切都措手不及，王家老人把寿材借让出来。父亲躺在我哥为别人打造的棺木里葬在了异乡的山林中。天意？还是巧合？这背后的玄机，我参不透。 1977年恢复高考，哥没能请假歇工，没有复习，裸考以三分之差落榜。 1979年，社会变革，哥迎来命运的转机，由西丰县建筑工程队调进沈阳市卫生局，分配到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勤科工作。二十七岁结婚成家。 熬过十年的动荡岁月，终于不再做苦力了，他重新拾起心底的旧梦，自学英语和文化课，通过考试转为干部编制。又参加成人自学考试，取得了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证书。之后他放弃了走仕途的机会，35岁辞职离乡，重塑人生。 1988年，哥进入北京外企，在日本商社做国际贸易，代理日本厂家向中国出口服装机械。他苦心钻研缝纫机业务，以敬业务实的精神、诚信守责的品格、还有风趣幽默的人格魅力，很快在中国缝纫机行业立足并颇有名气，成为贸易谈判的行家。 1993年日本商社撤离中国，哥在上海成立自己的贸易公司，同时在北京设立了分公司。其间自己研制了服装免烫助剂扩充业务。 哥是善于独立思考、有深度、有情怀的人。他崇尚文化，清高自律，不贪不贿，不沾染商人习气。经商只为生存而已，骨子里并不喜欢。近些年来，他漫不经心地打理公司的生意，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知足，常乐。满以为就这样无忧无虑的安享晚年，也算不枉一生的辛劳。然而，真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啊！ 面对生命将不久于世，他在遗嘱上写道：“我是理性的人……如有不测，愿意捐赠遗体，骨灰海葬。坦荡来去，不给后人留麻烦。无需奔丧，无需追思告别。” 尽管如此，哥以为（我们都以为）他至少也会有半年的时间，有些心愿还可以完成，甚至还抱有延期生存的期望。怎知道，连捐赠遗体的申请都还没来得及写，死神就来了！苍天不仁啊！ 哥走了，我失去了兄长，也失去了一个知己。 生活中，我与哥三观相合、情趣相投、精神相依。 我先生曾经问我：“你们兄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题，聊起来没日没夜，无尽无休。” 我说大概是一种弥补吧，前半生错过得太多了。 我和哥之间从小远淡疏离，人过中年后才渐行渐近。 我八岁之前在奶奶身边长大。记忆中回过两次家，加起来停留不到半天，与家里的孩子互不相识。回家生活后，彼此亲情淡漠，形同陌路。哥是家中骄子，我是不被家人待见的丑小鸭、“外来者”。家庭地位不同，成长经历不同，气场自然不同。 我从小惧怕家人，不敢与他们平等对话，他们也不屑于理睬我。成年后，自己在外打拼生活，极少联系家人，相互知之甚少。直到不惑之年，碰巧我和哥各自在北京买房安家，又碰巧离得很近，于是有了往来。 　　后来，他迁家到上海，离得远了，相互联系得却越加密切，有了重新认识彼此的机会。 近十几年来，兄妹之间前所未有的亲近，以至无话不谈。 我俩常年在视频上彻夜长聊。聊家史，聊父母亲，聊亲朋好友，聊共同认识的人，聊各自的经历，聊我们对人生、人性及社会的看法和感悟，惊讶地发现思想认识完全一致。人到晚年才知道，我们是最谈得来的兄妹。 前两年，我的文章《怀念父亲》在山东画报社的《老照片》上刊发后，我把那本书埋在了父母亲的墓前，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哥为此说了句掏心的话：“女儿也不白养啊！” 他沉甸甸的一句褒奖，令我不禁潸然。 2017年，我着手写自己的回忆录，几乎夜夜与哥长谈。他极尽支持和鼓励，襄助回忆家事并提出建议。哥对写作有他独到的见解，谈起谋篇布局，语言风格，人物刻画，都很在行。我服他，每写完一章都发给他征求意见。 每次四、五万字的书稿，他都一气读完，把打错的字一个一个地挑出来，记在纸上念给我听。然后，在视频上品评全文，彼此深入交流。记得看过《童年》和《岁月》两章后，问他感受如何，他说：“老泪纵横。” 听他这话，我随之眼睛一热，俩人又沉浸在那些陈年往事中，同心同感，共情共鸣。 今年7月份，我的回忆录已经截稿，哥看完了全部书稿。他从心里为我高兴，背后说我是张家的功臣，把张家的百年故事记录在了历史的缝隙中。 然而，他没有等到我的书出版，还没给“功臣”嘉奖，就匆匆地走了。 哥与我之间从不在意俗礼，可今年以来，他却一反常态，先后五次寄东西给我。我心想：哥是越老越恋亲情了，有哥真好。他入院前一天，还在网上买了根手杖寄给我。我说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寄东西！他微笑说：“是鸡翅木的，号称国际红木，花纹非常漂亮，我买了，很喜欢，就想也送你一根。” 我去上海前一天收到了哥的快递，攥着那根手杖，心里很不是滋味，隐隐觉得像是他最后留给我的念物。没人知道，冥冥之中他自己有了怎样的预感。 睹物思人，却物是人非。 三十五天了，忽而觉得他还在上海的家里，又恍惚看见他就坐在我的对面。待到夜深了，还没听到来自哥的视频呼唤，才确信，他已经在远去的风里了。手足牵缠，我无法走出失去哥的哀痛。 八月中旬，我要给他寄爱吃的北京“天福号”酱肘子，他说天太热，怕路上变质，等天凉了再寄。现在天凉了，我买了酱肘子，却已无处可寄，只能供奉在他的遗像前！ 死亡横亘在生命的两岸，前缘已定，相伴仅此一程。我在此岸，把哭别的泪捧进荡荡的生命之河，追随哥的亡灵流向彼岸。哥 —— 我想你！ 仅以此篇安妥家兄的在天之灵。 （完） 下图：年轻时的张大光。 下图是1953年秋季的全家福，那时还没有我。父亲怀中的孩子是五个月大的张大光。 下图：1965年全家在沈阳小河沿游园。父亲摄影。 下图：1965年，在沈阳红袍西里14号院儿自家门前。那年哥12岁，大姐16岁，二姐14岁，我9岁。 下图：1972年，哥19岁。去清原县学木工期间与大姐和姐夫合影。 下图：1974年春节，哥在枫树屯自家窗前做木匠活儿时与母亲及回家探亲的大姐合影。 下图：1978年，我和哥尚未回城。哥在西丰县建筑工程队做木工，我在农村中学当代课老师。彼时，大姐在辽化当英文资料翻译，二姐被招工回沈阳进了工厂。 下图：1979年，一家人先后回到了沈阳市，只把父亲葬在了枫树屯的山林中。母亲回原单位工作，哥刚调回沈阳市卫生局。大姐在辽宁大学读书，二姐当了工人，我接父亲的班在医院工作。 下图：1981年，我家兄弟姐妹在辽宁宾馆合影。此时，哥在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勤科工作。 下图：1988年，哥进入北京外企，在日本商社做国际贸易工作。后排左四是我哥。 下图：1994年，哥在上海成立自己的贸易公司。公司参加展会时，在展台做全棉免烫技术交流，推广产品。 下图：哥在办公室的工作常态。 下图：1998年，哥回访当年挖过煤窑的河源屯。在我家曾住过一年的房屋前留念。 下图：2006年春节，哥和二姐在北京我的家里。 下图：2017年，哥父女俩和我夫妇俩去欧洲自驾游时，在法国街头的合影。 下图：哥晚年闲暇时自娱自乐。 哥 —— 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