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昨天群友发出了这段 文字:<br> “ 民国三十八年(1949)的夏天,仿佛时光倒流,桂林再一次成为战争的大后方。当年《桂林通讯》以《南云天气话桂林:大批京官们陆续涌到、金条租房子居住维艰》为题,报道了末代桂林市长的租房政策:桂林,现在又将成“后方重镇”了!京沪一带的人士已陆续有人到来,开始则是由青岛的人先来,其次是桂省在京沪一带居住的人,不必要的,或他们的家眷,半个月来都已纷纷反桂,这批京官回到桂林,感到非常轻松,有的人想拿点金条来买点房子或地皮,桂林的地皮也因之涨了很多。<br>桂林市苏(新民)市长为了这批疏散来桂林的人将一天天多起来,在一天的周会上,他宣布称:希望居民对于外面避难来桂林的人士要处处予以协助与方便。他说“我们不要以为外面有人来桂,对于房租等就拼命喊高,使人望而却步,我们应该有同情心予避难南来的人以安慰,务使老少安怀,此亦仁者之政也。”苏市长现在正奖励市民建造房子,同时私人土地过期不使用的,政府将代为出租使用。(利生)[5]”<br><br>这段内容把我引入童年的回忆。<br> 1949桂林解放前我已满三岁,对那时国民党军政人员途径桂林溃逃的事有片段记忆。<br>我当时住在丽君路一个大宅院里。大院往西走几百米(要过铁路)就是章亚若怀蒋孝严、蒋孝慈时住的地方。60年代我寻找那座大宅院,已成了锯木场。现在那里沿街开了一溜的饭店。<br> 房子是我堂叔的。他是一个在桂系军阀里有较高职位的军官。他大概是李宗仁任北京行辕专员时到北京的。在北京娶了二房。北京和平解放他名誉上就成起义人员了。留在北京,那里也有家室。实际上也不便回桂。在桂林这座大宅院里住着他母亲(我们叫她八奶)、原配及两个女儿。我父亲从柳州流落回桂,一无所有,也借住在那里。<br> 堂叔在北京,这座大宅院就由他的母亲管日常事务。我叫她八奶。在这栋房子里来往的达官贵人还是很多的。有人请吃酒时我家也占了亲戚的光,被捆绑在一起请了。赴宴稍许远一点客人都要顧“黄包车”抵达,我跟母亲挤在一辆车上。<br> 在记忆中有几件事历历在目。<br>1 .当时的口号“毛主席万岁”和“蒋js万岁”同时放在一起喊的。可能是李宗仁任代总统,希望跟共产党和谈。幻想能分而治之。广西人积极跟进。我喊过。<br>2 .叔奶请客(当时很兴打边炉,现在叫火锅)我也可以跟父亲一起上桌。我是两家唯一的男孩,尽管我小得可以骑到那匹狼狗的背上。我母亲和姐姐反而不上桌。她家其她女辈也不上桌。<br>大人给我夹肉圆子说:“来,吃颗原子弹。”我是第一次听到原子弹这个词。<br>3 .那些从北方准备撤往台湾的军官家眷有的也借住在大院里。一口纯净的国语。女子讲话非常动听。有天晚上,我跟母亲铺垫席在院子路边乘凉。一位年轻漂亮的官太太操着国语逗我玩,然后从她房里捧出一大把糖果给我吃。要知道那时水果糖是非常珍贵的。可能我从那时起开始认识到女性的美。<br>4 .丽君路一带可能驻扎了很多待撤离的国民党军事机关。满街都是电报纸,一刮风飘得到处都是。我们小孩扯着电报纸像拉彩带一样满街跑。<br>5 .国民党从桂林撤退时,废弃的军需品到处乱丟。像马鞍、日本刺刀、头盔在街上可以捡得到。路人连看都不看一眼。<br>6 .桂林人对共产党不了解,解放前夕有的人家像躲日本军一样开始第二次逃难。有点带不走的家产就在自家的天井里挖个大坑埋进去。这是我亲眼看到的。<br>我家也逃。没有家产,很方便。逃到侯山背一户姓刘的农家里静观城里动向。<br>我是被人挑在箩筐里赶路的。越侯山坳到侯山背。这也是桂林保卫战国军撤退的路线。现解放军通讯部队营地占据了前面的通道。如果你想到那里看看跟哨兵讲清楚他也会让你进去。穿过候山坠道从西面上侯山坳已行。<br>当年挑夫到了侯山坳歇脚。我从箩筐里趴出来。看到一座石头凉亭。后来才知道是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为牺牲将士建的忠烈亭。十年前去,纪念亭没了。只剩一堆乱石。陈济桓的墓碑在乱草中。去年再去,看到又砌了一座忠烈亭。很大,比我在箩筐里看到的原建筑要大了好几倍。不知是毁掉这座建筑的人想忏悔故意把它扩大呢还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看错了眼?我觉得自己没看错,这座纪念亭对我印象太深了。现在的纪念亭把整条山道复盖了,人要从亭里穿过,49年我是被人挑着从亭前过的。<br>陈济桓的墓碑是不是还在,我没有下去看。七十几岁了 ,老了,懒得走了。有人说骨骸早迁走了。<br><br>7 .桂林市市长是苏新民。桂林很小,很多市民都可直接跟他交往。稍微有点社会地位的人邀请他出来跟朋友吃餐便饭他也应从。我看到的文史资料没有人揭发他是贪官。可能出自于整个国民党政府就是贪官政府就不必再给个别官员重复定性了。<br>有亲友请苏新民出来吃饭,要求他给我父亲安排个工作。他把我父亲安排到法院看守所。<br>8 .一听到“法院”二字,再加上“看守所” ,让现在的年轻人马上联想起红岩里的渣渣滓洞白公馆。其实不是的。看守所不是监狱。只管民事纠纷的在案人员。我前面提到侯山背那家姓刘的农户就是在一桩婚姻案上得到我父亲的帮助两家才建立起深厚友谊的。解放后几十年都有来往。如果父亲属于渣滓洞那类的看守早就坐牢了。现在到公安局去查老档案,我家的成份在抗日胜利前是资本家,抗日胜利后是伪职员。文革时在写我的大字报里抖出来了。<br>9 .父亲在法院里的地位有如现在的城管,虽属于“公务员”但地位低下。父亲瘦高,手无缚鸡之力。做文案工作。国民党法院在榕荫路 ,古南门旁。“看守所”好像就挨着法院,不从法院的正门进。在法院的北墙。解放后桂林中级人民法院也设在那里,直到本世纪般到七星区。<br>只要有熟人,看守所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我父亲就带我进去过一次。<br> 门口一个哨亭 ,狱卒把老套筒丢在哨亭里自己却在外面跟人聊天。一点警惕性都没有了。进到里面是一排低矮的班房,跟贫民的民舍差不多。不同的是有窗框而没有窗页。窗框有木栏杆。栏杆很细,稍用点力就可以把它扳断。里面关着的都是男性,青壮年。三三两两地在摆龙门阵。见有外人来了反而挤到窗户看我们。有的人还很礼貌地打招呼。没有狰狞面孔,都是善良面相。让人感到他们不是在坐牢,是在排队等着办什么事。看不出他们有急着出去的欲望。反正吃饭不要钱。这种牢房放到现在隔夜人都跑光了。<br>10 .为了上班方便,父亲在法院的正对面租了两间房。房东性郭,是个鳏夫。跟已可出嫁的女儿住在一起。后来听人说他是个体育老师。有次上房捡瓦摔了下来,要我的童子尿喝。中医疗法,治内伤。我跟母亲的房间打开窗户正对法院的大门。行刑前死囚清早从这里装上车。到底是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杀国民党我记不清了。因为父亲在解放后也在共产党的法院留职过少许日子。不久共产党把自己的法院队伍组织好后,所有的留职旧人员一律辞退。 母亲一打开窗户看到这种场面,马上关窗。惊恐的说“又要杀人了。”从不让我看。<br>11 .旧广西大学培养出来的建筑师还是不错的。有西方的审美观,又能就地取材。<br>日本人把桂林炸成一片废圩。光复后在短暫的时间里又冒出很多“小洋房”。这种房子是用竹篱笆砌的。外面抹上淡黄色灰浆。灰浆鄒成凸凹的波浪型。从外看像西式别墅。我住过。抗日战争时期,安徽属桂系军阀势力管辖的范围。看到一篇文史资料。过年时桂系国军里的知识分子在占领区写对联:“建設科建設安徽还可以;保卫部保卫国土却不行”。讽刺抗战不力的军官。<br>现在的“广西省立艺术馆”是抗战后重砌的。德派风格。要点是墙外的涂料用四氧化三铁。绛红色,化学性质稳定,永不变色。以前这种建筑在桂中甲山校区很多。那里抗日时是德智中学。<br>改革开放发时期文化系统搞内部承包。那里的管理负责人不懂行,觉得绛红色太土气了,外墙全部涂上黄油漆。参加过西南剧展的文化人士从台湾回来看到艺术馆被弄成这个样子 ,掉眼泪了。现在艺术馆的色调恢复了。重新复盖了红油漆。不是四氧化三铁。原来的黄油漆刮不掉。缺乏历史文化素质的人干了件不可逆转的事。<br>现在桂林有的建筑也想模仿德式红色外墙。但由于审美和用料的问题。不管这么看它都像西藏建筑。<br> 桂林是桂系军阀的老巢。因此1949年对很多桂林人来说是前途未卜的一年。上世纪在北门观音阁一带随便一个拉板车的、干泥水工的、拾破烂的、修小五金卖丁丁糖的,只要一打听你就会知道他们不少人都绶予过国军上尉、少校军衔。现在这些人都死光了。<br> 我母亲很长时间都保留着几个厚实的“洋瓷碗” ,很难看。解放前家屋是用瓦碗。上瓷的铁碗是碗中的贵重品。我问她怎么保留这种东西。她说:“如果没有生路了就带你们去讨饭。”<br> 流水账一篇。内容全凭孩儿时期的记忆。可能会出差错,到底是孩儿。但时代气氛不会错。<br>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大有人在。但有神气写出来并放在网上的人并不多。此篇或许会让年轻人感受到过去。<br>感谢群里几位研究桂林文史的学者。如果没有你们对学术的执着,没有你们的激励我根本产生不了写这篇东西的热情。<br> <br> 坐七望八 <br> 20211027<br><br><br><br><br> 侯山坳的忠烈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