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教材古诗文争议性解读辨析

野渡舟子

江苏省沭阳县怀文中学周立宇 作者按 　课堂教学永远是论文写作的孵化器。本文从教学中思考而来，发表于全国初中语文教学研究主流期刊《语文教学通讯》·B刊，2021年第10期。（以下为未删减版） 摘要 　　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部分古诗文的微点解读与原苏教版教材有明显差异，笔者以统编版八年级的古诗文为例，尝试对其中争议性微点进行深层解析和解密。从传统内涵与美学规约角度辨析“船顶”和“船底”；从文脉逻辑与情感投射的角度辨析“清洌”和“清冽”；从作者意图与读者参与角度辨析“都寂”和“俱寂”。让思辨性阅读先从我们教师开始。 关键词 古诗文解读美学规约创作意图读者意识 　　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部分古诗文的微点解读与原苏教版教材有明显差异，令笔者所在地区长期使用苏教版教材的老师无所适从，这种争议性的解读亟待厘清。孙绍振教授说：“由于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阅读中，往往给读者一望而知的感觉，但是，这常常是表层结构，其深层密码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而是一望无知，甚至再望仍然无知的。因而是需要解读的，解读就是深层解析、解密。”【1】笔者以统编版八年级的古诗文为例，尝试对其中争议性微点进行深层解析和解密。一、传统内涵与美学规约：“船顶”还是“船底” 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文言文《核舟记》中，在介绍雕刻者落款时说：“其船背稍夷，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细若蚊足，钩画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书下注释是：“船背稍夷：船的顶部较平。船背，船顶，一说指船底。”原苏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核舟记》中，此句的注释是：“船背稍夷：船的背面稍平。背，这里指船底。”两个版本对“船背”的解释大相径庭。 《辞海》中“背”的相关解释是“反面；后面。如：手背；纸背。”【2】没有“正面、上面和顶部”的解释。显然，这里的“船背”指“船的背面”，即“船底”。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透光镜》中说：“世有透光鉴，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文虽在背，而鉴面隐然有迹，所以于光中现。”这里的“背文”即“铜镜背面的花纹”。清代宋起凤在另一篇关于核雕的散文《核工记》开头写道：“季弟获桃坠一枚，长五分许，横广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全核向背皆山”是说“整个桃核正面和背面全是山”。“向背”在《辞海》中相关解释是：“‘正面和背面’，如皇甫冉《雨雪》诗：‘山川迷向背，氛雾失旌旗。’”【3】综上，笔者认为统编版教材的注释中把“船背”解释为“船的顶部”显然是不正确的，应该是“船的底部”。统编版教材的注释中还模棱两可地说：“船背，船顶，一说指船底。”说明教科书的编者也无法确定落款究竟是在顶部还是底部。抛开“船背”解释的争议不谈，笔者有一个强烈的直觉：明朝微雕师王叔远不会把落款刻在船顶上的，只能在船底之上，当然，这需要学术上的支撑。 笔者沿着“款识学”的方向继续研究。款识，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文字。《汉书·郊祀志下》说：“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见于宗庙。颜师古注：‘款，刻也；识，记也’。”【4】后世在书画上题名，也叫“款识”，也称“落款”。 研究发现，随着制瓷业的兴旺，落款也被借鉴到瓷器上来，落款的文字符号主要表明陶瓷时代及产地。一度时期，落款杂乱无章，题写部位和结构布局千变万化，其负面影响正如清人邹一桂在《小山画谱·落款》说画一样：“画有一定落款处，失其所，则有伤画局。”【5】随着历史的沉淀和美学的规约，“失所”“伤局”现象日渐消弭，瓷器的落款格式趋于规范，题于器心或器底成为常态。《中国古代文化史》记载：“北宋后期，河北定窑曾一度为宫廷、官府烧造瓷器，所以有的在底足刻有‘尚食局’、‘尚药局’、‘五王府’、‘官’字或‘新官’字样。”【6】近代古陶瓷研究家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里写道：“瓷皿有款识，始于宋。明代官窑题‘某某年造’字样，亦有用‘制’字者。题款位置以在底足内居中者为最普通。若高足者，或题于足内层之边际者，盖皆横款也。又有题于口上或腰腹际者，亦属横款，横款最为珍罕，始于明代者，至清嘉庆而遂替矣。”【7】这说明，落款于器物底部，从明朝开始已经逐步定型，成为行业标准。相关史料显示，天启、崇祯两朝为明代末期（王叔远雕刻的核舟落款为“天启”年），社会动荡，官窑瓷器锐减，款识体式也少，款识绝大部分写于器底。 中国最古老的雕刻品种之一“玉雕”也有落款，一些玉雕师会选择去藏款，落款含蓄，将落款巧妙融入到作品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保留了自己标志的同时，也使得落款不突兀，比如鼻烟壶的内壁，貔貅的嘴巴里，落款的位置在作品的底部或背面居多，若是直接把落款标记在作品的顶部或正面，就必然会喧宾夺主，破坏作品整体的美感，直接影响作品的价值。 艺术是想通的，王叔远是明代著名微雕家，其核雕作品的构思和雕刻都达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和艺术境界，核雕的落款一定会汲取同时代瓷器、玉雕等款识的美学定式，不会刻于顶部，而会不显山露水地置于核舟的底部。综上，“船背”定是“船底”。 二、文脉逻辑与情感投射：“清洌”还是“清冽” 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三单元文言文《小石潭记》选自《柳河东集》，开篇写发现小石潭：“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原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小石潭记》选自《全唐文》，对小石潭的第一印象中则是“水尤清洌”。前者是“清冽”，教材注释是“清凉”；后者是“清洌”，注释是“清澈”。 《辞海》中“冽”与“洌”的解释分别是：“冽，寒冷。《诗·曹风·下泉》：‘冽彼下泉’。冽冽，寒冷貌。左思《杂诗》：‘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8】“洌，清澈貌。《易·井》：‘井洌，寒泉实。’欧阳修《醉翁亭记》：‘泉香而酒洌。’”【9】一点之差，气象万千。 笔者仔细研读了《永州八记》，梳理《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系列群文后发现了端倪，前四篇在游历程序上是紧密衔接的，是短期内的密集访问。首篇西山宴游，柳氏自述的日期是“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二篇游钴鉧潭只说了坐标位置“在西山西”，第三篇发现小丘是“得西山后八日”，可推理出第二篇游钴鉧潭的日期在“得西山后七日内某时”，第四篇发现小石潭是在“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的地方。柳氏低价购得“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的袖珍小丘后，“铲刈秽草，伐去恶木”，小丘瞬间脱胎换骨，“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行则膝颤，坐则髀痹”【10】的羸弱书生柳宗元，清理完小丘杂物后必定疲惫不堪，于是乎“枕席而卧”。“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应该是在小丘环境治理多天以后所为，毕竟他购得小丘，有了产权，常来看看，周边转转，也符合常态，于是就再得大自然的慷慨附赠——毗邻的小石潭。 结合现代地理学知识发现，柳宗元的贬谪地永州，今为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此地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依据上文“九月二十八日”“得西山后八日”等时间线索推算，游小丘和小石潭应在农历十月上旬，已是秋冬交替，天气日渐寒凉之时。所以柳宗元整理小丘后，才有“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的感受。此处的“清泠”是说“山水清凉明爽”。《辞海》中“清泠”解释是：“清爽寒凉”。【11】研究至此，笔者认为：统编版的“水尤清冽”具有文脉承续上的逻辑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只是浅层次的，要聚焦精神内涵层面的研究，要深入品味、把玩文字，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方可虽幽必显。 　　知人论世是解读文本的重要方法，生平研究可以破译作者隐秘的心灵密码。柳宗元是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遭受沉重的政治打压，高涨的政治热情遽然熄灭。他遭遇了应激性的生活事件，心理学研究认为，应激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在生活中遭受到的急剧的、形成心理上强烈反响的重大事件。应激状态中的个体必将努力地消除或缓解这些应激源，一旦尝试失败，个体就可能会产生对自我能力的否定，这种否定必将导致其处于更高的应激之中，从而引发抑郁。 《新唐书·柳宗元传》记载：“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显然，祸不单行，接连被贬，谪居南蛮，母亲又病故，弱体病甚，天下大赦却不在其列，长期的政治压抑和思想的苦闷，掺和着血泪的悲伤意绪，加之独特的心性气质，笔者认为，柳宗元的“应急源”非少且增，他可能真的抑郁了。 柳宗元具有极敏锐的哲学洞察力，却不具备解决自身困境的能力。在晦暗的永州十年中，他闷即出游，但始终难以超拔。也有“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12】的时候，但紧随这“一笑”之后而来的却是那百忧攻心的“已复不乐”【13】。这种忧乐交替、以忧为主的心态，使其对具有凄冷意味和峭厉之感的意象特别偏爱，诗作中大量使用诸如“残月”、“枯桐”、“寒光”、“幽谷”等词语，大量记游诗作染上一层浓郁的幽清悲凉色彩。《小石潭记》也不例外，其中悲怆的情绪底色所投射出来的意象，无不透露出“荒寒”之感，不论是以名词为主的篁竹、佩环、青树翠蔓，还是以形容词为主的清冽、空游、蒙络摇缀、明灭可见、犬牙差互，都如前人所评价的“柳子厚如高秋远眺，霁晚孤吹”【14】。 笔者认为：“小石潭”这一空间里的景物就是柳宗元情感投射的载体，所以，“清冽”比“清洌”更具有附着悲凉情感的隐秘功能。余秋雨先生评价柳宗元说：“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15】只不过，“相晤与对话”中弥漫着太多的悲怆。 三、作者意图与读者参与：“都寂”还是“俱寂” 唐诗《题破山寺后禅院》选编在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下册第六单元，尾联是“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教材对“都”没作注释。原苏教版选编此诗在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中，诗的尾联是：“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诗下的注释是：“俱”一作“都”。 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16】“诗无达诂”，旨在强调诗歌解读的多元性。常建此诗用字的差异性，不是“诗无达诂”，而是“沿讹袭谬。【17】”究竟是“万籁此都寂”，还是“万籁此俱寂”呢？ 笔者先从成语“万籁俱寂”溯源考据入手。在《辞海》中发现：“万籁俱寂，形容环境十分宁静。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18】统编语文教科书与《辞海》用字迥异。若能在卷帙浩繁中，追溯至常建生活的唐期，能近距离发现成语“万籁俱寂”的文献佐证的话，就可以确定尾联是：“万籁此俱寂”。 笔者按照时代脉络反向梳理，先从清人沈复《浮生六记·浪游记快》中查到：“一路霜林，月下长空，万籁俱寂”；稍早些的吴敬梓也在《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写道：“当夜万籁俱寂，月色初上”；再早些的蒲松龄《聊斋志异· 山魈》中也有：“辗转移时，万籁俱寂。”笔者认为，“万籁俱寂”已是清人常用词汇，属于高频使用的固定用语。 继续检索明朝文献，发现明朝吴承恩《西游记·二十五回》说：“此时万籁无声，冰轮明显，正好走了去吧。”《西游记·六十九回》中又说：“至半夜，天街人静，万籁无声。”吴承恩博览群书，经过时代文化长期浸淫，后中举为岁贡生，曾任浙江长兴县丞。遗憾的是，他反复使用“万籁无声”，而不是“万籁俱寂”。明末冯梦龙《醒世恒言·灌园叟晚逢仙女》里有“众人周围走了一遍，但见静悄悄的万籁无声。”从吴承恩到冯梦龙，只提“无声”不讲“俱寂”，绝非偶然，是明代语言习惯使然。 笔者在元朝萧德祥的《杀狗劝夫· 第三折》看到：“人迹罕曾经，万籁无声”；王实甫《西厢记· 第一本第三折》也是：“一更之后，万籁无声”。在北宋刘斧《青琐高议· 隋炀帝海山记》里看到：“浮浪无声，万籁俱息”；黄庭坚《听崇德君鼓琴》里则是：“罢琴窗外月沈江，万籁俱空七弦定”。唐人诗文中更难觅“万籁俱寂”的踪影，常建同代人诗僧皎然在其诗《戛铜碗为龙吟歌》云：“遥闻不断在烟杪，万籁无声天境空。” 　　追寻至此，笔者隐约觉得即便常建诗中用的是“俱”，也不太可能流行开来，因为诗人常建在当时既非白居易那样名动朝野，有妇孺皆知的认可度，亦无柳永那样“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知名度。从765年（常建卒年）到1763年（沈复生年），跨越千间，笔者从能找到的成语文献中，既没有发现“万籁俱寂”，更无“万籁都寂”。 换个思路从历代唐诗版本流变角度继续追寻。《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笔者发现《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中收入了南宋周弼编选的诗集《三体唐诗》，《题破山寺后禅院》也在《三体唐诗》中，尾联是：“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19】《三体唐诗》全名《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是唐诗选本，原为手抄本，由元初圆至评注，碛砂寺僧行魁出版，世称《碛砂唐诗》，风行一时，后代研究唐诗者，多有引用其见解，其可信度较高。 遗憾的是，在同一部书中，《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收入的《常建诗》，尾联却是：“万籁此都（一作俱）寂，但余钟磬音。”【20】（说明：对统编版和苏教版均认可的本诗中其它争议，如“曲”一作“竹”等不作研究）。《常建诗》卷首“提要”说：“唐常建不知其字，其里贯亦无可考。据陈振孙《书录解题》，知为开元十五年进士，终于盱眙尉而已……此本三卷，乃毛晋汲古阁所刊，云不知何人类而析之……殷璠作《河岳英灵集》，去取至为精核。肃、代之间，所录仅二十四人，以建为冠”【21】。宿王昌龄隐居处，与王昌龄密友李白、王之涣等诗坛名人有大概率交集，却不因缘牵附，不博一时之誉，泊然于名场声气之外，足见“其人品如是，则诗品之高，固其所矣”【22】，“不知”“无可考”，恰是其诗用字扑朔迷离的最好注脚。 笔者研究了上文“提要”中提到的《河岳英灵集》的作者殷璠，《新唐书·艺文志》称殷璠与唐人包融（约695年—约764年）、储光义（706年—763年）及丁仙芝（705年—763年）都是润州人（今江苏镇江），“殷璠当与他们生同时，居同里，故能就近编纂其诗。”【23】常建（708年—765年），曾任盱眙尉（今属江苏淮安），此诗吟咏对象“破山寺”位于江苏省常熟市，离镇江不远，殷璠应与常建共处同一时空，殷璠的记录可信度更高。江苏省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2020年出版的殷璠《河岳英灵集》中，尾联是：“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注释是：“‘都’，汲本、毛本作‘俱’，何校作‘俱’”。 　　这说明《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常建诗》的收录的确是依据殷璠这个集子。《河岳英灵集·前记》中的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关于《河岳英灵集》的版本系统，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殷璠自编的本子原为二卷，此种二卷本一直流传到南宋。二、宋元之际或元明之际，二卷本已极少流传，几至失传。而自明代前期开始，有三卷本出现。三卷本在流传过程中亦经翻刻，各本之间也颇有不同。三卷本与二卷本，分卷不同，字句有不少差异，但诗人、诗篇的总数是相同的。三卷本有可能据宋时某一刻本翻刻，因此在文字上保留了某些合理部分，不能因其明本而忽略之。”【24】笔者认为目前存世的二卷本只能说非常接近于殷璠自编的本子，但三卷本的文字亦有其合理部分。研究至此，陷入困境。 笔者从唐人的用字习惯角度进行再研究。“俱”和“都”皆有“全部”的意思，笔者发现唐人诗作中习惯用“俱”，鲜用“都”。如：常建同榜进士王昌龄的“山水清晖远，俱怜一逐臣”；王勃的“边城琴酒处，俱是越乡人”；韦应物的“谁言不同赏，俱是醉花间”；白居易的 “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杜甫尤喜用“俱”，其诸诗如“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野径云俱黑”“入来泪俱落”使用“俱”字频率达50次以上。相反的是，唐诗中“都”绝大部分读“dū”音，其意思为：京都或吏的俗称等。如白居易的“东望都门信马归”；韩愈的“绝胜烟柳满皇都”；岑参的“都护铁衣冷难着”。笔者认为，唐人更倾向于“俱”，“俱”的文言、文学意味更浓郁一些。 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首列常建诗，评论其诗歌艺术特点时说：“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25】综上，笔者认为对于巧于构思，工于造意的常建来说，他会首用“俱”字，即使用了“都”字，后人抄写，板印，流传的过程中，定会有好事者改为了与其艺术气质相匹配的“俱”字。学者赖瑞云说：“作品只是一部，是固定的，‘完美’的，只是其‘完美’的意义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发现；而读者是无数的，不固定的，每一接受都是不完美的，无数不完美的‘接受’的无限叠加、历史积累使之趋近于作品的‘完美’。”【26】“都寂”和“俱寂”，其中必有作者的原意，只不过在传播过程中，为了使作品趋近于“完美”，读者参与进来了，才有了“都”和“俱”的版本。笔者更倾向于“万籁此俱寂”。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引导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发展实证、推理、批判和发现的能力，增强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认清事物的本质，辨别是非、善恶、美丑，提高理性思维水平。”【27】这是构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笔者认为，此项工作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就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前置性实践渗透。让思辨性阅读先从我们语文教师开始吧！ 参考文献 ［1］［26］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6，128.［16］孙孟明.略说"诗无达诂"[J].语文知识, 2000(10)［17］［23］［24］［25］殷璠，傅璇琮.河岳英灵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2，1，4，7.［18］［2］［3］［4］［5］［8］［9］［11］夏征农.辞海·普及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189,4005，2037，2390，2226，2226，2928，3718.［19］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8.［20］［21］［22］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1册［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433，425，426.［6］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2）［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15.［7］许之衡，杜斌.《饮流斋说瓷》[M].北京：中华书局,2012:160.［10］陈松柏.“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辨——以柳宗元为个案,论贬谪文人研究的“三突出模式”[J].湖南社会科学, 2010（01）［12］［13］张觉.明应暗合破而后立——试析《始得西山宴游记》艺术构思之妙[J].运城学院学报,1996(03)［14］韩一嘉，陈家尧.多重身份挣扎下的风景抒写［J］.中学语文教学，2021（02）［15］刘志.寓情于景自我伤悼——《钴铒潭西小丘记》情感内蕴解读[J]. 语文教学通讯, 2009(10)［2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2020：18，19. 周立宇，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江苏省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江苏省优秀援疆教师，宿迁学院兼职教授，宿迁市十佳志愿者。《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江苏教育》等中文核心和主流期刊作者和封面人物。教育部首批万人援藏援疆志愿者，援疆事迹被全国教师志愿者联盟收入《最亮的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