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王圆箓的“功”与“过”

马荣家

莫高窟的洞窟多，故事也多，其中第17号窟算是最有故事的一个洞窟了。

这个编号为17的洞窟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是“窟中窟”，是藏在16号窟里边的一个洞窟，所以后来在给洞窟编号时，窟口门上的标记是“16—17”两个号码，即走一个门进两个洞窟。

“藏经洞”是名副其实的藏宝洞。收藏了从公元四世纪到11世纪古代各类文献资料及文物艺术品约5万余件。大量的佛经、佛画、法器、和其它宗教、社会文书等珍贵文物被秘藏于此。

莫高窟从公元336年开凿第一个洞窟开始，在后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开凿了700多座洞窟。现在，莫高窟有编号的洞窟共有735个。

而在公元1900年之前，人们知道的莫高窟只有734个洞窟。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像后来这样，为了便于管理，把所有的洞窟编成号码，但所有的洞窟都明摆在那里，洞窟的总量一目了然。而有一个洞窟却一直隐藏着，在近千年时间里一直不为人们所知，这个密藏的洞窟就是17号窟，即“藏经洞”。

这个秘密却在公元1900年6月22日午夜时分被打破了，在中国敦煌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

而发现“藏经洞”的主人公就是道士王圆箓。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1849—1850年出生。清光绪初，入肃州（今酒泉）巡防营为兵勇，后离军，受戒为道士，1897年落脚在莫高窟。

一日，王圆箓所聘的文案杨某磕烟锅头时，觉16号窟甬道北壁有空洞回音，疑有密室，以告圆箓。是夜，即公元1900年6月22日，王杨相与破壁探查，果见密室，内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大量经卷文物。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始末。

王圆箓的发现堪称伟大的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物具有重大价值，后来学术界把它 与“甲骨文”、“汉简”和“明清档案”并列为中国近代的四大发现。

尽管王圆箓的发现与1974年陕西临潼农民一镐头刨出兵马俑一样偶然，但历史把重大发现的机会给了王圆箓，王圆箓在藏经洞的发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次发现，让王圆箓与藏经洞文物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带给他毁誉参半的人生。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16窟及17号窟的由来。

据窟内文物证实，16号窟的窟主是晚唐高僧洪辩法师，因吴姓，俗称“吴和尚”。16号窟建造时间大约在唐大中五年至咸通间，即公元851—867年间。

16号窟里边、窟北一侧的17号窟则是吴和尚的“影窟”，即洪辩的“影堂”（纪念堂）。

影窟面积不大，只有2.6米见方。靠北有一张禅床，禅床上端坐着洪辩高僧像，像背后是一面壁画墙。

其实，王圆箓打开“藏经洞”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洪辩的坐像。当初往影窟里藏经的时候，可能空间不够，就将洪辩塑像移出了洞窟。

据文革前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专家回忆，洪辩的塑像被发现在16号窟附近的362号窟里。1965年，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与他们共同研究确认了洪辩塑像的真实性，并由他安排人将洪辩塑像移回藏经洞。

可以说，洪辩塑像的发现和回归，也是莫高窟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发现。

今天，当我们遥望长达1600多米的莫高窟的山体和700多个洞窟时，我们不禁会问，其中还有多少未被发现的宝藏。这也许是一个待解的秘密，只有等待未来的人们去发现。

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是谁把“影窟”改做了“藏经洞”了呢？

据专家研究考证，大约在公元11世纪初，大批佛经、佛画、法器及社会文书等被密藏于此窟。然后砌墙封门，饰以壁画，伪装起来。从此，藏经洞在大漠之中被封存了九百多年，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无任何文字记载。

至于是谁，又出于什么原因藏经于此，学术界至今也无定论。

藏经洞出土文物的价值到底有多大？

这座蕴藏丰富、包罗万象的古文献文物宝库，满储了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文献资料及文物5万多件，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藏经洞出土文献资料，年代时限，上起三国时期，下迄赵宋王朝，延续时间长达12个世纪，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的历史文书典籍。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文物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科技、史地交通、民族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民俗、音乐舞蹈等提供了其它史籍所未曾记载的珍贵资料。

因此，有学者称：“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藏经洞出土文物是名副其实的世之瑰宝。价值之大，无与伦比。

这是“藏经洞”发现的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刚经”。经卷最后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字样。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被世界公认的最早的书籍。“藏经洞”文物之珍贵由此可见一斑。

藏经洞的发现，就像打开了一个金光灿灿宝库，立即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从1907年开始，一批批来自海外的探险家、考古学者、淘金者，纷纷来到敦煌，开始了瓜分掠夺盗窃莫高窟珍贵文物的盛宴。

“藏经洞”被发现时，共有文物文献资料5万多件。到了1910年清政府接管，运到京城后只剩下8697件。不足“藏经洞”出土文物的五分之一。

其中大部分被英法俄日等国盗取、掠夺和骗购。

据资料记载，从1907年至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以700两白银骗购13000件。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用500两白银骗购5500件精品。1912年日本人橘瑞超等用350两白银骗购400件。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骗购残卷500件。到了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时，“藏经洞”的文物已经被瓜分殆尽。他把掠夺的目标转向其它洞窟，用75两白银，粘走26块精美壁画。同时盗走彩塑及菩萨各一尊，另有经卷2件。这些被骗购盗走的“藏经洞”及莫高窟的文物，现在大都存放在英法俄美印等博物馆内。

其余相当数量的“藏经洞”文物去向不详。

胡适曾说过，最开始发现“藏经洞”文物时，王圆箓不懂文物价值，把部分经卷卖给附近居民，烧成纸灰，当药服用。

还有资料说，王圆箓在保管期间也私自出售了一部分文物，用于日常修缮管理费用。

更有官吏在得知文物价值后，开始伸手窃取藏经洞文物。

特别是在运送藏经洞文物进京途中 ，层层扒皮，被各级官吏据为己有。

其实，从明朝关闭嘉峪关以后，地处沙漠深处的莫高窟渐渐被人们淡忘。虽然沙漠侵袭了莫高窟，掩埋了部分文物 ，但也在在一定意义上是保护了文物。正像埃及有些神庙，墓葬，雕塑、木乃伊等文物，在沙漠掩盖下平安地度过了几千年，直到近代才被人们所发现。如果没有沙漠掩盖，恐怕这些文物早就被破坏、被盗走了。

同样，如果没有“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世界的注意，也许，莫高窟进入西方人的视野会被推迟一些年。如果推迟到百年后的当代，或许莫高窟就不会遭受损失和破坏。可是历史不能假设，藏经洞偏偏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清末时期面世，由此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劫难。

在莫高窟参观过程中，特别是介绍到“藏经洞”的传奇故事时，王圆箓是导游提到次数最多的名字。发现“藏经洞”的人是他，低价出售“藏经洞”文物的人是他，造成莫高窟大量文物流失的也是他。对历史上莫高窟被造成的破坏，在英法俄日诸外国强盗名字之后，王圆箓就是头号的千古罪人了。

一些旅游宣传小册子把王圆箓描写成愚昧无知 贪图小利，出卖文物的卑劣小人。在一些正式著作中，也把王圆箓妖魔化。其中，余秋雨的“道士塔”就把王圆箓说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为王圆箓正名的还大有人在。这些文章中列举大量事实，还原了王圆箓辛辛苦苦看守藏经洞文物的历史过程。

王圆箓本是道士，由于被莫高窟特殊环境所吸引，甘心留在佛家圣地莫高窟。在此期间，他四处募捐，省吃节用，用化缘积攒的钱，清除窟内积沙，维护修缮毁损建筑，做了许多保护性工作。据说，仅清理16号窟的沙子就用了两年的时间。

在发现藏经洞后，他虽然不懂文物的价值，但他本能地意识到这些东西的重要性。虽然初期他也散失了一些文物，但大都保存完好。他在采取措施保管好藏经洞的同时，积极向官府报告。有记载， 他在藏经洞发现不久，就曾徒步50里路赶往县城， 向县令汇报。无奈县令目不识丁，不予重视，王不得不无功而返。

第二年新县令上任，王圆箓又选带一包写本和绢画前往拜见。虽得到县令重视，并亲来莫高窟考察，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后甘肃学政见到藏经洞部分文物后有所震惊，并建议将文物运送兰州保管。可是却迟迟没有行动，令王圆箓陷入长久的等待之中。

心有不甘的王圆箓再次挑选两箱经卷，骑着毛驴，行程800多里沙漠瀚海，赶赴肃州（今酒泉），以求得当兵时的老上司帮助。如果谁有过穿越沙漠瀚海的经历，他就会懂得一个人孤身穿越人迹罕至的戈壁滩是多么恐怖的事情。虽然老上司对此事不感兴趣，但还是被王圆箓行为感动，同意上报甘肃蕃台，建议将这些文物运省妥藏。

可是甘肃蕃台却以路途遥远，耗资巨大，银两难筹为由，签发纸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在长达7年的看守过程中，仅凭一个贫寒道士，无钱无力 ，有何勇气坚守下去？面对官府冷漠态度，如何能不心灰意冷?

有人提到，在1904年，遵从第二任县令命令，对“藏经洞”进行封闭。据说，封闭之前，王圆箓从中拿出一部分藏品，私自进行出售。

这被指为王圆箓的一个重要过错。果真如此吗？如果王道士真的出卖了部分文物，那换来的钱又哪里去了。

这是16—17号窟的三层木构窟檐。是王圆箓1906年主持修建的。这正是王圆箓看管藏经洞的第六年，他所完成的一项保护藏经洞的大工程。

没有修建木构窟檐的洞窟大体都是这样的，门脸破败不堪。

与16—17号窟的三层窟檐即三层楼相媲美的是96号窟的九层楼。这个九层楼是民国时期的1935年在原4层楼基础上修建的。

这两座木构窟檐楼至今仍是莫高窟最有特色的建筑景观。

人们不仅要问，在1906年的时候，一个贫穷的道士，在官府未出一文钱的情况下，有何财力有何力量能够完成如此恢宏建筑？

我们是否可以推断，王道士真的用出售了文物的钱完成了他对藏经洞的升级改造？如是，我们真没有资格责怪这位“将全部心智都投入到已经倾颓的庙宇修复中”贫苦道人，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恢复他心目中大殿的辉煌”。

本是国家的财富，腐败的清政府却不闻不问，既不出钱，也不出力，把偌大的莫高窟管理推给了一个衰老贫弱的出家人。

带着极度的失望，经王圆箓之手，一批批珍贵的藏经洞文献文物被卖到外国人手中。也带沉重的着精神上的折磨，王圆箓走完自己曲折离奇的一生。至死，他也没有等来朝廷拨发修补佛窟的款项，他上书朝廷的“催募经款草丹”一直也没有投递，搁置在书箱中。

1931年，贫病交加的王圆箓带着遗憾走了，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富。

其徒子徒孙赵玉明等，把王圆箓埋葬在莫高窟大泉河东岸沙滩上，并起塔立碑。总算在其倾尽大半生精力奉献的莫高窟旁有了一块立足之地。

这碑这塔，是功德塔？纪念碑？或是耻辱柱？都交给历史去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