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一中，我的母校我的家，我们两代人与你身相托心相许情相牵！我的父母在这里相识相爱、结婚成家，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直至退休，我的爸爸在这里去世，我的妈妈仍居住在这里。我出生、学习、成长在这里，我的舅舅、姨妈、妹妹、堂兄、表弟也都在这里就读、毕业。如今，我也成为一中的一名员工，天天出入在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校园，对一中这一方水土，我自然有着比一般校友和教工子弟更深的感情，这是一种极其朴素的仿佛与生俱来的血肉相连的感情。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那样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光阴都留下温馨的回忆。任时光荏苒岁月匆匆，那些细碎的甚至不值一提的往事，依然活在心中，不时闪现。 这幅画是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原名杨曦光）于1963年的写生习作，画的是当年一中初中部校园。 小时候，一中校园还分高中部（现在的教学区）、初中部（现在的生活区）。记得当时初中部的校门不像现在这样开放，还是那种老式的窄窄的拱形门洞。一进门不远就立着一块高约五六米的标语牌(70年代末就已拆除)，那上面的巨幅毛主席像还是我爸爸一手绘制的，很多一中毕业的老校友都还记得当年在下面仰头观看爸爸画画的情景。进门的左边，就是现在食堂和学生宿舍那一块，原来是一片很大的水塘，塘面上浮满了水葫芦。水塘的东面，是两栋二层楼的木质的教学楼（及现在的宿舍六栋、八栋那一块），当时我们去上课时，踩着楼梯都嘎吱作响。我记得一次在楼道打扫卫生时，一位同学踩踏了一块腐朽的木板，一条腿整个都陷进去了，楼下的同学突然看见一只脚从天花板上露出来都吓了一大跳，胆小的女生更是尖叫连连。大门的右边，也是一栋二层的教学楼（现在的停车坪），后面是校办工厂，现在的宿舍楼一、三、五、七、九栋的地方当时是一片操坪。 高中部与现在的教学区也是大相径庭，大门的左边即现在的滴翠廊这一块原来是一间体操房，供我们下雨时在室内上体育课用，后来改成了小卖部。过去一点是当时的医务室，再往南一点是学校的花房，养着许多花草。现在的保卫科办公室和收发室这一块原来是两间小平房，文革中这里设有民兵指挥部和工宣队，民兵指挥部的人经常在这里抓人打人，我们细时候不懂事还爬在窗口看过热闹。现在的逸夫楼这块原来是一栋椭圆形的回廊式二层小楼，当时作办公使用，一楼设有图书室。大门的右边即现在临街的操场这一线是学校食堂，再往北是澡堂。现在的体育馆那块原来是三栋二层的教职工宿舍楼。现在办公楼的地方原来是学校的礼堂，小时候我们经常在这里观看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演出。现在的图书馆、科艺楼原来也只是一栋二层的科学馆，我们上实验课就在这里。 六、七十年代，学校还没有集中的宿舍楼，老师们都是散居在校园里和学校周边。最初我们住在校外的军鞋厂宿舍，就是现在的清水塘社区服务中心那一块，那也是一栋二层的小楼，沿着狭窄、陡峭的木楼梯上二楼，我家住在最北面的那两间，隔壁是王猷廉、李洁规老师夫妇。记得妈妈跟我说过我就出生在这里，当时是冬天，非常寒冷，那时候又没有空调、烤火炉等取暖设备，他们用一根绳子连着我的摇篮，每到半夜我哭闹的时候，就扯动绳子拉动摇篮，这样我就随着摇篮的摇晃又慢慢睡着了，他们也省得频繁起夜了。小楼的对面及现在的马路旁的字画店这一线，原来也有两个独立的小院，我记得杨春云、唐树凡、潘铎、汤念慈、江天岳、由杰、丁庆元、余桂英等好多老教师都住在那里。 上小学时，我们搬到了马路斜对面的瓦屋街，这是一个呈凹字型的平房院子，西边紧邻着还有两个小院，都一字排开坐落在现在的教学区第一教学楼的位置，院子的中央有一口水井和几棵泡桐树，夏天炎热时，我和几个小伙伴就常常打井水冲凉。暑假时，每到夜晚家家户户都搬着竹铺子、凉席等到院子里歇凉，当时每家既没有电扇、空调等避暑设备，也没有电视机、录音机等娱乐设备，大人们都在院子里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喝茶聊天，我们小孩更是缠着长辈们给我们讲故事，其乐融融，好不和谐，不像现在住在宿舍楼，铁门一锁老死不相往来。我家厨房的北墙就紧靠着校园，我爸妈去学校上课时只要从厨房的窗户跨过就到了校内，根本不要走大门了。当时墙内是一片花园，园内有桃树、梨树、枇杷树、酸枣树、樟树、梧桐、泡桐等很多树木，这里也就成了一中子弟们的乐园，我们经常在这里玩“躲摸子”、“工兵捉强盗”、打弹弓战、泥巴战，“樟树粒粒枪战”（将樟树粒塞进一节竹筒的两头，用筷子顶住一头向前推送，另一头的樟树粒受到挤压就被发送出去）。也经常爬树摘酸枣吃，还有一种不知什么树的果实，它的叶子弯弯的像盛水的瓜瓢，上面结着小小的黑色果实，我们称作“瓢羹粒粒”，摘回来洗干净炒熟，吃起来很香、很脆。 那个时候的老房子都没有卫生间，要上厕所必须跑到街上的公共厕所，就是现在“利君粉馆”旁边的那个公厕。长沙人当时都把厕所称作“5号”，上厕所就叫上“5号”。当时晚上停电的时候较多，而且公厕的灯老是坏的，每到晚上几个小伙伴总是邀着一起去上“5号”，每人都带着一个自制的“小桔灯”用来照明。这小灯是用装搽脸油的小铁盒滴满蜡烛制成的，其实跟“桔”没半点关系，我们只是套用冰心的《小桔灯》这样称之。而半夜要想上“5号”就只能坐痰盂，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都要去公厕倒痰盂，人多得都要排队。大清早一大群人端着痰盂、马桶排在公厕外，还互相寒暄、调侃：“恰噶早饭冒啰！”、“恰噶哒咧！”、“哎哟！嗯南家又来亲自蹲点啰？”这画面，现在想来都甚是好笑。那时妈妈叫我去倒痰盂，我也是老大不愿意，一是怕臭，二是怕被同学看见不好意思。 一中还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就是学校的防空洞，那个年代为响应中央“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几乎每个单位都要挖防空洞，一中也不例外，许多学生也都参与了挖掘。就在学校田径场主席台的后面，当时有两个防空洞的出气口（现在已被封掉了），我们一帮子弟经常从那里爬进去，顺着梯子下到防空洞里面，因为下面没有灯，黑咕隆通的，我们每人都拿着一张“油毛毡”，把它卷起来点燃当火把用。当时长沙市的防空洞已修得非常好了，地底下四通八达，而且非常宽敞，并排行驶两辆小车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发现可能是通往省委、省军区的道路，那边倒是灯火辉煌，但有解放军和民兵把守，所以没敢窜过去。 记得有一次我和“维宝”、“四宝”、“河马”四个人沿着坑道四处乱窜，窜到了烈士公园里的一个出口，临出去的那一段“烂泥跨水”的非常泥泞，搭帮“四宝”和“河马”穿了他们爸爸的长筒套鞋，于是他们背着我和“维宝”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出口走，没想到快出去时“四宝”背着我突然一脚踩空，踩到了一个坑里，一下子泥水就漫到了他膝盖那里，幸亏还没有摔倒，我虽然在他背上，但双脚还是踏进了泥里，顿时一双皮鞋灌满了黄泥。上去以后，虽然是冬天，也只得在自来水龙头下冲了好久才冲洗干净，两条腿都冻得发木了，回去之后怕被爸妈骂还不敢做声。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还没有电视机，每到周末，学校都会在当时科学馆的梯形教室里播放电视。每到星期六的晚上，梯形教室里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记得当时中央台开播了中国第一部引进的美国科幻电视系列片《大西洋底来的人》，每个星期只播放一集，我们一帮子弟更是早早就去抢占位置了。剧中的两位男女主人公麦克和伊丽莎白成了大家的偶像，男孩子们都幻想能以麦克独特的海豚式泳姿在水中自由的游来游去，麦克穿戴的蛤蟆镜、喇叭裤更是风靡一时，成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穿着。在这里我们还看过“丰田杯”足球赛、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NBA”的篮球赛，以及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等许多的比赛和曾经都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排球女将》、《加里森敢死队》、《武松》等等。看比赛时教室里是人声鼎沸，叫好声、叹息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小鹿纯子的“晴空霹雳”、“幻影旋风”，“酋长”的飞刀，武松的醉拳……更是让我们如痴如醉。 一中的名师很多，教过我的老师也不少。刚进入初一时我分在2班，班主任是郭立人老师，一位漂亮端庄、和蔼可亲的女老师。记得签到领书时，我刚刚写下我的名字：魏鸥，旁边就有同学起哄说：“啊吔，咯里有个叫喂鸡的”，故意把鸥说成鸡，还连着叫了好几声“喂鸡!喂鸡!”。我有点恼怒，随口就骂了一句脏话，郭老师听了也没有发火，依旧笑眯眯地对我说：“注意哟，不要说脏话”，同时也对那位同学说：“也要注意啊，以后不要拿同学的名字开玩笑”。说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教英语的杨春云老师是一位快要退休的老教师，她脾气很好，说话总是慢慢的，柔柔的，无论我们怎样调皮，她也没对我们说过一句重话。那时候我们还小，有时上课兴奋了，大家七嘴八舌，有点过于喧哗了，杨老师总是不急不恼，并不呵斥我们，只是暂时停止讲课，微笑着望着我们，等我们安静下来，她再继续讲课。 教数学的黄莲娟老师是我家的邻居，她是常德人，上课时总喜欢操着一口浓重的“德语”让我们上台默写公式、演算题目，做错了，她是要“骂人”的。教历史的王平老师，花白的头发，总是穿着一身深蓝色或者军绿色的干部服，脚蹬一双懒布鞋，衣服上永远有擦不掉的粉笔灰印。他的课让我这个文史爱好者很是喜爱。 初三时，我转到了六班，班主任是郭惠贤老师，郭老师是一位中年女教师，比较严厉，对我们的缺点错误会毫不犹豫地指出并严肃地批评，因此很多同学都有点怕她，但其实她并不是随便乱骂人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教室自习，当时郭老师家就住在我们教室对面，可能是看到比较晚了，我们教室还亮着灯，就过来看看。已不记得是谁搞了个恶作剧，把一把扫帚放在虚掩的门上，郭老师一推门，扫帚掉下来正好砸在她头上，我们当时吓得要死，都不敢出声，但郭老师并没有骂我们，只是对我们说：“很晚了，大家都早点回去休息吧。” 教我们化学的是老教师戴迪凡，戴老师个子不高，圆圆胖胖的脸上总是笑眯眯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足有一指头厚，我们私底下猜没有1000度也只怕有800度。戴老师讲课非常投入，经常讲得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化学课经常要做一些小实验，但戴老师因高度近视，像往容器里倒溶液这样都有些困难，因此他就经常喊化学课代表陈斌上讲台帮忙，总是叫：“陈斌，上来”，久而久之，只要戴老师一进教室，我们就学着他叫到：“陈斌，上去”。 教地理的李浭老师，就是上面提到的陈斌同学的妈妈，也是一位慈眉善目脾气很好的老师，她课讲得生动有趣，声音清亮，一口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很悦耳。但李老师有个小“毛病”，上课喜欢“拖堂”，几乎每节课她都要拖那么几分钟才下课，有时拖久了，大家难免不耐烦，就开始起哄了，李老师倒也不恼，赶紧笑着宣布下课。 教体育的陆剑锋老师，是我们进初三时刚从井巷中学调进一中的，他是福建人，个子很高，足有一米八，皮肤黝黑，瘦得像根竹竿，别看他瘦，但是手劲极大，上课时当你没按他的要求完成某项动作时，他总是笑眯眯的对我们说：“我们握个手吧？”一握手，他猛一使劲，你会感到一阵剧痛袭来，感觉整个手腕都要断了似的。我们开始都不知深浅，绝大多数的男同学都中过他这一招，后来大家都学乖了，看见他伸出手就赶紧溜了。陆老师口才也极好，特别会讲故事。有时遇到下雨，我们不能在室外活动，他就会在教室里给我们讲故事，主要是讲一些运动员的逸事和他看过的一些内部电影故事，他讲得有声有色，模仿人物活灵活现，我们自然也是听得津津有味。 进入高中后，我的班主任是教物理的应易书老师。应老师个子不高，但长得很帅，有点像老牌电影明星赵丹。一进课堂，应老师总是精神抖擞，声音洪亮，说话中气十足。他的课感情充沛，富有激情，又生动有趣，带入感很强，是当时物理组的头牌。应老师不仅课讲得好，像带领我们一起搞体育活动，一起搞大扫除等，他都喜欢亲力亲为，以身作则。记得有一次他带领我们在原音乐教室后面的小花园里搞大扫除，当时花园里有一个化粪池，盖在上面的石板不知怎的掉了一块，里面的粪便都已经变了颜色跟那黑黑的泥土差不多，当时大家也没注意，应老师带头打扫到那里的时候突然滑了一下，眼看就要掉进粪坑了，说时迟，那时快，幸亏旁边的唐路同学反应快，扑过来伸手推开了应老师，而他自己却没有刹住脚，一脚踩进了粪坑，幸亏那粪便可能是很久没清理了，已变得非常稠密，唐同学才不致于整个人掉下去，我们把他扯上来后，他赶紧跑到水龙头底下冲了很久。这件事一直到我们毕业三十年后还成为我们聚会时的笑谈。<br data-filtered="filtered"> 高一下学期，因生病住院，原来教我们数学的曾仲德老师换成了余泽平老师。余老师当时任教导主任，工作非常繁忙，因此他也只教我们一个班。余老师长得很有喜感，圆圆胖胖的身材，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像个笑面佛。他上课很有幽默感，表情也非常丰富。课堂上，每当我们解题不出或是答错他的问题时，他就作“捶胸顿足”、“痛苦万分”状，好像在说：“哦得了啰，鬼崽子还冒搞得清唉！”搞得我们都忍俊不禁。本来余老师只是临时代课一个学期，但同学们都舍不得他走，因此他又续教了我们一年。 高三文理分科后，我分到了文科班九班，班主任是胡双珠老师，胡老师接我们班时，刚刚送走她带了三年的八四届的5班，她和5班同学的感情很深，在我们面前经常提到5班的同学怎么怎么样，让我们很是嫉妒。胡老师很善于跟学生交流沟通，经常找同学谈心，了解情况，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胡大妈”。说来也巧，胡老师先后当过我堂兄、我、我妹妹三个人的班主任，这点非常难得。她带我堂兄魏敏三年，他于84年考入清华大学，带我妹妹肖榕三年，她于91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后来我还跟胡老师开玩笑说：“都怪你喃家啰，只带我一年，害我冒考起名牌大学。” 还有几位老教师不得不提，他们虽然没有教过我，但都是令人敬仰的老前辈。一位是旷壁城老校长，这是一位慈祥的老娭毑，个子很矮小，可能一米五都不到，但精神矍铄，双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终身未嫁，把一生都献给了伟大的教育事业，学校就是她的家，学生就是她的子女。旷娭毑解放前跟我外婆一起就读、毕业于周南女中，后又一起考到北京上大学，她考入清华大学，我外婆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5年还一起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回湖南后又都在教育界工作，我外婆在行素中学（即七中，现在的一中开福中学）任校长时，她在长沙清华中学任校长，解放后清华中学与省立一中合并后她任一中副校长。旷娭毑就住在我们所住的瓦屋街小院对面的一个小院，那里面还住着孙淑性、吴楚炎等老教师，小时候，外婆经常带我到她家去玩。后来搬到宿舍楼后，她又住在我家楼下。 一位是江天岳老师，江老师教生物，是当时生物组的老前辈，我读初二时还跟随他带领的生物兴趣小组去庐山参加过生物夏令营活动。江老师为人非常风趣幽默，喜欢开玩笑，讲笑话。他有5个子女，一大家子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让人好不羡慕。我爸爸和江老师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聊天。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我读小学一年级时，生过一场大病，发高烧，查了几个医院没查出病因，最后在传染病医院查出得了伤寒，当时就是江老师陪着我爸轮流背着我往返奔波于各个医院，他背着我一路走还一路给我讲故事。在医院抽血化验时，可能是我血管太细，抑或是护士业务不熟，我左手扎了四针都没抽出血，换了护士又换成右手扎了两针才抽出血，当时也是江老师在旁边扮鬼脸，讲笑话，分散我的注意力，才使我不感到很痛，他事后还夸我勇敢，硬是一声没哭。 一是体育特级教师柯中快老师，柯老师没有教过我，但他是我忘年的乒乓球球友。当时柯老师已经退休，他经常在学校乒乓球室打球，他和刘中江老师、谢绍安老师组成的一中老年乒乓球队在长沙市拿过冠军。我当时也很喜欢打球，所以经常找他们切磋。我跟刘老师、谢老师水平大致相当，互有胜负，但我对柯老师总是负多赢少，因为柯老师是个怪球手，他球拍使用的是两面不同性能的胶皮，一面反胶，一面长胶，跟著名的运动员邓亚萍使用的一样，你的球攻过去，他用长胶一档，转球变不转，不转球变转球，旋转变幻莫测，我很难摸清他的旋转变化，所以总是吃亏。当时柯老师的儿子也经常过来打球，他也使用一种独特的打法，即直拍横打。我认为他可能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使用直拍横打的人，比现在的国乒总教头刘国梁使用的时间要早得多。他经常在对攻中突然使出这一招，常常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只是他使用的不太稳定，失误也很多。 一中六年教过我的还有卢礼华、雷实玲、李浩田、盛得福、张振初、黄明湘、杨中琦、欧阳崇清、曾仲德、凌丽庄、李英、兰六义、梁瑞欣、贺建文、娄建文、熊伟、吴太甫、梁建纯、吴楚炎等，他们都是优秀的老师。是他们教给我各方面的知识，陪伴我度过那难忘的青葱岁月，我将永远难忘师恩。 匆匆的岁月真是不留情啊！一眨眼我们这辈人也到了知天命的时候了！一中，教我如何不爱你，半个世纪以来，在一中校园里度过的青葱岁月，依然萦绕流连在心底脑海；一中，教我如何不爱你！半个世纪以来，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你，我的后半生也仍将依偎在你的怀抱里，与你不离不弃，同喜同乐，并努力为你献出我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