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无冕女皇刘太后与交子

草根

诞生在北宋前期的成都交子，是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的诞生，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交换媒介，方便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交子作为一般交换媒介到最终成为国家货币，所经历的不断发展创新过程，无不凝聚着无数先民的智慧。交子之所以能华丽转身成为国家货币，却与北宋无冕女皇刘太后执政期间给予支持分不开的，其功绩永载史册。

刘娥剧照

一、刘太后生平

刘太后原名刘娥（968年—1033年），祖籍太原，祖父刘延庆在五代十国的后晋、后汉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父亲刘通在宋太祖时期任虎捷都指挥使，在领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时，举家迁至成都华阳。宋太祖开宝元年刘娥出生之时，母亲庞氏曾梦见明月入怀，醒后便生下一女，取名刘娥。

刘娥出生不久，刘父奉朝廷之命出征太原，在路上病逝。庞母在无依靠的情况下，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寄居娘家。后庞氏病逝，寄人篱下的刘娥除读书识字外，还学会了一手击鼗（类似拨浪鼓）的谋生技艺。十三岁时，庞家将她嫁给一名叫龚美的年青银匠，龚美带她来到汴梁谋生。在京师，善于结交朋友的龚美与襄王府官吏张旻交好。

二年后，因生计艰难，龚美打算将刘娥卖掉。这时襄王府指挥使张旻得知此事，并禀告了襄王赵恒（后来的真宗），并打动了他，刘娥被招进王府。在这之前，赵恒曾对左右侍从说：“蜀地女子多才有智慧，我想寻求蜀地女子。”赵恒见刘娥天生丽质，聪明伶俐，容貌出众，年龄相当，非常喜欢，倍受宠爱。

因襄王乳母秦国夫人生性严肃不苟，对此事很不高兴，将情况告诉了皇帝，宋太宗闻听皇子与出身微贱且来历不明的民间女子厮混，大怒令将刘娥赶出王府。不久，又为赵恒赐婚，娶了宋朝开国功臣潘美之女。赵恒不敢违抗，又难舍刘娥，遂将刘娥秘密安置在张旻家中，还修馆舍让她居住。就这样两人因诚挚相爱，幽会来往，度过了十五个年头。至道三年，皇帝赵光义病逝，皇位传与赵恒（真宗）。

真宗继承皇位后，征得乳母秦国夫人允许，刘娥被召入宫。景德元年正月，刘娥受封为美人，此时刘娥芳龄30岁，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和真宗生活在一起了。刘娥自与真宗相爱和入宫后，为不虚度光阴，她将精力投入到博览群书，研习治国理政及琴棋书画上，使得才华出众。加之聪慧温柔，更获得真宗专宠，在宫中地位仅次于郭皇后之下。她因在京城无亲，经得真宗恩准，让前夫龚美改姓为刘，继承刘家香火，做了自己的兄长。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真宗封刘氏为修仪。大中祥符五年正月，宋真宗又封修仪刘娥为二品德妃。景德四年四月郭皇后逝世，皇后之位空缺，宋真宗想马上立她为后，刘娥知道自己既无子嗣又出身低微，为被免遭到朝中群臣反对，并极力推辞。这时朝中大臣提出册立宰相沈伦的孙女为皇后，真宗不悦，索性让皇后位置空缺。

就在这时刘娥身边的侍女李氏，一日梦到仙人下降为子，真宗和刘娥知道后大喜，想出了“借腹生子”的计谋。李氏得到真宗宠幸，终怀龙胎，在龙子出生三个月前，真宗宣布刘娥怀孕，这为册封刘娥为皇后创造了条件。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李氏生下一子（即后来的仁宗）。

因皇后位置空缺已久，中书门下平章事请求早日确立国母事项，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德妃刘娥被宋真宗正式册封为皇后。这时刘娥44岁，步入了人生的不惑之年，黄袍加身的她正式摄入赵宋王朝政坛。刘娥天性机警聪明，衣着简朴从不追求华丽，并胸怀大志，通晓书史。经历的朝廷大小事，能记住所有原委本末，真宗离不开她，外出巡视带她随行，批阅奏章侍随在旁。天禧四年二月真宗生病，不能临朝听政，上呈到皇帝的奏章均由她处理。

乾兴元年二月，皇帝宋真宗病逝，由12岁的太子赵桢即位，尊皇后刘氏为皇太后，朝中军国大事并由她处理。刘太后自天禧四年二月（真宗生病）至明道二年三月退位，共主政北宋朝廷14年。期间，她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遏制朝廷党争，结束扰动大宋朝的“天书运动”，坚持不懈整治腐败，澄清吏治，整顿社会风气，设置学田办教育，改革科举制度，改变茶法，减免赋税，鼓励垦田，治理水患新修水利、发行交子等政绩卓著，上承了宋真宗时期的“咸平之治”，下启了宋仁宗后来的“仁宗盛治”，将北宋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了鼎盛。

刘娥垂帘听政

二、刘太后对交子的贡献

北宋真宗“咸平之治”，川峡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与商品流通相匹配的铁钱不能适应需要，出现了钱荒，催生出新媒介——交子。任何事物的存在，总要经历发现、发展、成熟的过程。交子也一样，从早期代替铁钱流通的支付工具，到成为广泛流通的国家信用货币，是与刘太后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

真宗时期，益州私交子在官府支持下，经过富商的不断创新，其货币职能逐渐完善，在商品交换中发挥出价值尺度、交换、流通职能，成为川峡四路代铁钱流通的支付手段。这一时期交子的信誉，是由十六富商联保，凭借整体的实力而运行，抗风险能力较最早“私以为市”的交子信用保证功能大大提升。但这些富商必定是商人，经营活动必然以利益最大化为自的。

由于交子铺发行交子是以客户提供的“硬通货（铁钱或金银）”为前提条件，存入硬通货在先；当需要硬通货时，再用交子到富商处兑换等额的铁钱，这时每贯只需扣除30文作手续费。交子铺户自收到铁钱起，到商户用交子兑换铁钱止，因不是在同一时空段实现，这就自然形成了周转期，必然使一定数量的铁钱沉淀并闲置在钱库里。这样的日积月累，交子铺户就从中摸索出规律，只要留足可供正常周转的铁钱数量，多出的部分就可挪用于购买田产、房屋等不动产的投资，来寻求新的生财之道，对超越自身的其它社会责任不会考虑得太多。

当不可抗力因素（如战争、大的自然灾害等）发生时，交子这个特殊交换媒介在人们生活中就反映得特别敏感，出现挤兑在所难免，这时持有交子者必然会在第一时间找交子铺兑现。当交子出现集中兑付时，必然出现正常周转的铁钱库存不足，那怕对挪用铁钱购置的邸店、房屋、园田、宝货等财产进行变卖，一时也难以变现。

交子不能兑现，铺户信誉就会受损。对可能出现不能兑现的信用问题，朝廷官吏早有认知，在大中祥符末，薛公为益州转运使时，建议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对交子进行发行和管理。因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稳定，交子运行正常，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春季，益州（成都为中心的岷江流域）、梓州（三台为中心的涪江流域）、利州（广元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发生旱灾，物价翔踊，影响到人心安定，朝廷派大臣吕夷简和曹仪乘驿站车马前往赈济抚恤。出发前夷简等奏请宋真宗同意，所到之地慰问官吏、将校，同时提审在押囚犯，与地方长官等查清案情从轻进行判决；百姓愿意拿出谷物救济饥民的，按照原规定分等级加以酬奖。可见川峡地区这次旱灾之严重，造成交子挤兑在所难免。恰遇这年担任益州路的最高行政长官赵稹任期到，朝廷选派寇瑊接任。寇瑊上任，对交子出现挤兑不能兑现的情况进行整顿，强制关闭交子铺，并“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令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对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下达益州今后民间不得置交子铺的禁令。就这样，益州交子被禁三年。

这期间皇帝宋真宗生病，朝廷事务均由刘皇后处置，应该说刘后对川峡地区因交子停用，给贸易带来的不便十分清楚。天圣元年寇瑊任期到，刘太后特选派熟悉益州情况，曾在大中祥符年间担任过益州路转运使的薛田接任（薛田曾在景德年间担任过梓州路中江县令）。

薛田上任，通过对蜀地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更进一步认识到交子的重要作用，并上奏朝廷请求交子改为官办。太后根据薛田上奏，下诏益州路与转运使共同商议。薛田与转运使张若谷接诏后，商议认为：“废止交子不再使用，那么贸易就不方便，谨请求朝廷设置交子务，不允许民间私造”，将商议结果再次上奏朝廷。太后看过奏书，更深入地认识到交子的重要。为稳妥起见，又下诏梓州路提点刑狱使王维明，与薛田、张若谷一道再次对交子利弊进行商议。三人会商后的意见，与上次田、张商议结果完全相同，并上奏请求恢复交子，得到太后同意。朝廷诏令准从薛田等的上奏，并下达同意设立“益州交子务”的诏书于天圣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历1024年1月12日）到达成都，由新成立的“益州交子务”代朝廷管理交子，庚即朝廷又“仍乞铸益州交子务铜印一面，降下益州，付本务行使，仍使益州观察使印记，仍起置簿历。”

交子这个交换媒介因由朝廷赋权，依例规定每二年一界，到期以旧换新，每界以125.634万贯为额，发行面额一贯至十贯10种，于“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公历1024年4月1日）”正式在成都发行。这时的官交子，有北宋朝庭信用作背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货币。交子因具有面额大、重量轻、携带方便、使用安全等优点，便利了“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的商贸往来，受到富商大贾的欢迎，为推动宋代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作用。

宋仁宗剧照

天圣二年二月二十日发行的官交子，开创了人类信用纸币之先河，较欧洲瑞典银行1661年首发纸币早637年；较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始发银单，后来改为印刷品后被公众所接受，成为真正的纸币早了670年。

薛田剧照

三、后世对刘太后的评价

纵观刘太后的传奇一生，特别是在参政听政期间，能把握住国家发展的脉络，顺应历史潮流，建章立制，积极推行一系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新政，对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仁宗盛治”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在支持交子成为了国家信用货币的举措上，刘太后的贡献应该说是巨大的，在我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这项对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的举措，对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影响深远，不愧是中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一代女主。

因刘娥垂帘听政期间喜用帝王服饰，加之皇帝年少，担心朝庭安危，至死不愿还政于仁宗，引得朝野非议。宋之后，刘娥、李宸妃、及仁宗间的恩怨纠葛，迅速被民间艺术化，如元代杂剧《抱妆盒》、明代戏曲《金丸记》，尤其是后来《狸猫换太子》故事的广为流传，把刘太后这位传奇的历史人物妖魔化，与历史中的刘皇后相去甚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为还原一个真实的刘太后，下面引用史家对刘娥的评价供参考。

《宋史》评价刘娥：“当天圣、明道年间，天子年轻，母后临朝称制，而内外肃然，纲纪得以树立，朝政没有大的缺失，奸邪的人不能肆意妄为，是谏官用人得到的结果。”《宋史》又评：“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评价刘娥道：“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

民国历史学者蔡东藩评价刘娥：“彼刘美人以色得幸，专宠后宫，亦何尝不自私欲所致乎？幸刘氏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其事郭后也以谨，其待杨妃也以和 ；即宫中侍儿，得幸生子，饰为己有，迹近诡秘，但上未敢欺罔真宗，下未忍害死李侍，第不过借此以攫后位，希图尊宠，狡则有之，而恶尚未也。然后世已深加痛嫉，至有狸奴换主之讹传，归罪郭槐，归功包拯，捕风捉影，全属荒唐。”蔡东藩还评到：“刘太后生平，有功有过，据理立说，实属过浮于功。垂帘听政，本非宋制，而彼独创之；兖冕为天子之服，彼何人斯，乃亦服之。设当时朝无忠直，不善规谏，几何而不为武后耶？史官以贤后称之，过矣。”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者胡适评价刘娥：章献刘后乃是宋史上一个很有才干的妇人。真宗晚年，她已预闻政事了，真宗死后，仁宗幼弱，刘氏临朝专政，前后当国至十一年之久。李宸妃本是她的侍儿，如何敢和她抵抗？所以宸妃终身不敢认仁宗是她生的，别人也不敢替她说话。刘后死后，方有人说明此事。当时有人疑宸妃死于非命，但开棺验看已可证宸妃不曾遭谋害，况且刘后如要谋害她，何必等到仁宗即位十年之后？但当时仁宗下哀痛之诏自责，又开棺改葬，追谥陪葬，这些大举动都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唤起全国的同情。因民间戏曲、小说逐渐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狸猫换太子》，数百年来，不断演绎，经久不衰，刘娥的形象也在民间被定格成了“一代奸妃”，与历史上的刘后相去甚远。

（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