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里的童年

影子飞满天

　　人生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串联起来，就是人生，里面的喜怒哀乐或许就是某个年代的社会缩影。

老家余粮村是个小村子，在王范街西边，距离王范街五里，背靠崤山听松涛，南临洛水观鱼跃。村子不大，一千多口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队现在叫村民组，我们组就在村子中间的赵家疙瘩上，一条南北向的巷道直通坡根，巷道的两侧是住户。下雨了，雨水就在巷道上冲出一道或深或浅弯弯曲曲的水沟，雨停了，人们出来把它铲一铲垫一垫，又下雨了，水沟就又出现了，所以这条巷道永远也没平整过。两侧的住户都依崖建宅，一家挨一家的，拢共有八九个大门，每个大门里都住着好几家人。我们把大门也叫哨门，记忆中我家的哨门是土坯墙，高大的门楼，还有过厅，吱吱呀呀的大门板，下雨了，院子里几家的架子车篷都依墙竖靠，拥挤不堪。进到院里还有二门，二门前的院子称前院，前院住着的是一个远房堂叔一家子。二门里住的人多，伯父家、我家还有小叔家十几口人。伯父家住两孔土窑和三间瓦房，小叔家住一空土窑，土窑里还有一个拐窑，拐窑里光线灰暗，即使大白天，想找东西也要点灯才行。我们家只有两间瓦房，我的哥哥们都是出去借了别人家的屋子住着。院子不大，人口众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也有鸡飞狗跳，哭喊吵闹，但都是直系血亲，倒也相安无事。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杂院里度过的。

那时的日子过得很慢，拿母亲的话说：那叫煎熬。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一辈子只会种庄稼，种庄稼全靠天，收成也不好，家里生活一直很拮据。收了麦子，晒干扬净，装上几袋，用架子车拉到王范粮店交公粮，顺当了跑一次，不顺当了等一天，粮店下班了，天黑还要把它拉回来。有些人家是粮食不合格没验上，没验上的也要拉回来。我家交公粮都是母亲选的最好的，从没有因质量问题给退回过。

交公粮的日子，父亲总要把我带上，我主要是坐车。父亲把粮袋装好，我就爬上车，坐到温乎乎的粮袋上，架子车就突突突的上路了，那个时候去王范还是石子土路，车滚撵着碎石子，抖得我浑身痒酥酥的，那感觉比现在坐汽车都舒坦。过了冲口桥是一个慢下坡，坞西竹园道是一个慢上坡，一个蛤蟆四两力，我从架子车上跳下来，父亲在车前的横梁上帮一根杀绳，我撅着屁股使劲拉，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了，等把车拉上坡，我再坐上去，父亲拉上车又突突突晃荡着往前走，坐架子车的感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去王范街赶集。秋天的玉米地里兼种大白豆，有些地块里兼种的是红小豆，这是水地，就是能浇水的地。坡上的地里不能浇水，是旱地，旱地里可以种黑豆、芝麻、棉花等，当然还有菜地，萝卜、红萝卜、大白菜、长豆角、洋柿子、黄瓜都种过，留下吃的，大多都拿到街上卖钱。我家还养过牛，等牛犊长大了，也牵到街上赶集。可以说从王范西头的牛市到东门口的粮食市，我跟着父亲都在那儿停过。

只要卖了钱，父亲就带我去吃肉包子。吃包子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了，焦皮肉馅，每次我都能吃得肠饱肚圆心满意足。平常街上是没有卖包子的，也只有集日的时候才有。在街边支一个大散煤炉子，一个油哄哄的的大铁鏊，炉子旁靠一根长长的铁火椎，想吃的人都围一圈在那等着。胖师傅身穿大背心，大裤衩，黑红皮肤，肩上搭一条长毛巾，只见他抓起火椎，用力捅进炉心，三摇两晃，煤饼火缝开裂，火星四溅，火苗呼呼上冒，师傅用大手把铁鏊端上炉口，抹上油，把包好的包子挨个排好，再滋拉拉浇上半瓢水，啪嚓扣上锅盖。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从四圈冒出来，把站在边上的人们都炙烤得往后退，锅里的香味溢出来，使整条街的人都不自觉的往这儿看。稍等片刻，掀起锅盖，香气腾空，师傅顺手拿小磨香油在包子缝隙间游走一遍，再拿长铲翻个，这锅包子就能出锅了，这是我童年最留恋的味道了。走的时候，我们再捎上几个，用黄草纸包好，带回去，叫哥哥姐姐们吃。

那时候，钱难挣，卖的东西不值钱。有一年冬天，父亲拉一架子车白菜去后山赶集，不知道去了几天，卖了不到六块钱，又下了雪，天太冷，父亲买了一顶火车头帽子回来，相当于一车子大白菜就换了一顶帽子。火车头帽子就是雷锋帽，那顶帽子真结实，在我们家至少戴了十年，大哥戴罢二哥戴，虽然早已少色，二哥戴完我还戴了几年。每年冬天，只要天冷了，就要把那顶帽子找出来。

清晨，阳光普照。大人们下地干活，就把我们小屁孩带到地头玩儿。平展展的黄土地总能给人希望，田间小路两旁高大的沙兰杨让斑斑驳驳的光影洒下来，紫色的雾气笼罩在远处湿漉漉的树梢上，一切都显得静谧而祥和。女孩们喜欢花花草草，落在草尖的蝴蝶能引逗得她们兴奋；一只爬动的癞蛤蟆也能把她们吓得丢魂。我总是很专注地捉蚂蚱，绿蚂蚱红蚂蚱，或跳的或飞的，我总能把它追到。拽一根长长的狗尾巴草，把捉到的蚂蚱穿成串，提留在手里，一晃一晃地跑来跑去。有时也搞恶作剧，捉只蚂蚱丢到女孩身上，看她吓得怪叫，我觉得特开心，看她要打我，我捡起地上的蚂蚱撵着去丢她，她惊慌失措地转身就跑，哭喊着找她妈妈去了。远处古老的洛河在阳光下闪着光，永不停息地流淌着，蜿蜒曲折。下工了，我提溜着蚂蚱跟在大人身后回家。

我妈说：旦儿真乖，知道捉蚂蚱，回家把蚂蚱喂鸡，等鸡下了蛋，煮一个叫你吃。

那时候吃鸡蛋的次数很少，一年也吃不上两回。等鸡下了蛋，母亲就把它收起来，放到鸡蛋罐里，攒够多半罐的时候，卖给收鸡蛋人换钱。

我家的鸡窝就在二门里房屋的窗边。半夜里，黄鼠狼钻进来了，所有的鸡都吓得扑棱棱嘎嘎惊叫。母亲很灵动，父亲第一个起床，窜到院子里，吼吼的吆喝，应当有月光，父亲看到黄鼠狼逃跑了，抓根细棍飞似的撵出去，老半天才回来。

“好大的黄鼠狼！”父亲说：“好在鸡窝门关得紧。”第二天，伯父伯母小叔小婶都过来问咋回事，父亲比划着黄鼠狼的大小：“这么长的黄鼠狼，跑得真快，我一直把它撵到了坡上。”父亲的话，给他们都提了个醒，到了晚上，伯母小婶把她们家的鸡窝门也都关得严严实实。

母亲、伯母、小婶她们妯娌间也经常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争吵。比如，小婶家的猪把伯母家的猪食吃了，伯母家的猪把小婶家的灶火门拱开，糟蹋了半箩头红薯，然后就找上门理论去，嗓门大高，开始争吵，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只等伯父小叔出面进行干预，吵够了，闹完了，都气呼呼的各自进各家灶火做饭。好在我家没猪，但我家的灶火门也都被她们家的猪拱开过。

日子百无聊赖过着，我坐在门墩上，拿一根细小的干柴枝数蚂蚁。天空灰秃秃的，空气中弥漫着闷热，太阳躲到云层里去了。一只母鸡“咯答咯答”地打破了小院的宁静。它从伯母家那边仰头翘尾、趾高气扬地回来了，母亲在屋里就听到是我家的大黄，她赶紧出来，瞟了一眼下蛋窝，已知道大黄把蛋弄丢了。我亲眼看见伯母收了她家鸡窝里的鸡蛋，母亲过去讨要，伯母说：“没有，我收的是我家的鸡蛋。”不过，她家有只鸡也确实先一步下了个蛋。

母亲气呼呼的：“多拿一个鸡蛋，也多长不了一块肉！”

伯母也不吃这话头，拉了脸回敬母亲：“只你家鸡会下蛋，别人家的鸡下的是石头？”

“不该我家的鸡是从你家鸡窝里出来的，”母亲吆喝着：“上次这只鸡都把蛋弄丢了，也是从你家过来的，我都没吭。”

伯母为证清白，进屋把鸡蛋罐抱了出来：“你看看，哪个鸡蛋是你家的？”

我看到了半罐子挤在一起的红皮白皮的鸡蛋。

母亲没过去看，折回身捡了一根树枝，把那只还在“咯答咯答”想邀功请赏的大黄撵得兔毛乱飞，这下小院热闹了：所有的鸡都跟着乱跑，像无头苍蝇到处乱撞，有冲到门外的，有疾飞上墙的，有跳上树枝的，它们都惊魂未定的嘎嘎叫着，把看热闹的小黑狗，也吓得窜到了院外，回过头无辜地朝天空“旺旺”地狂叫了两声。母亲把毒气都出在了鸡上:“你这只不要脸的丢蛋鸡，每天喂你吃，喂你喝，你吃吃喝喝也不干一点人事！”

回到屋，母亲问：“你看见大黄的那个粉色鸡蛋没有？”

我如实回答：“我不认识。”

母亲一巴掌拍在我脑门上说：“滚！”

从这以后，母亲和大黄较上了劲。每隔一两天，感觉大黄该下蛋了，就在那天早上打开鸡窝门，把大黄给揪出来，用手指摸大黄的屁眼，有，直接拿筛子把大黄扣住，等下了蛋再把它放出来。后来，母亲就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母亲交待的任务。天亮了，太阳也出来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脸也不洗，干巴的眼屎还粘在眼睫毛上。知了已经吱吱的鸣叫了，一只不辨方向的金龟子从我头顶掠过。放鸡的时候，我把别鸡窝门的褐色小木棍抽出来，把鸡窝门开个半眼儿，看探头探脑的鸡一只只从半开的小门缝里挤出来，跳到院子里，伸懒腰，抖翅膀。等大黄一探头，我眼疾手快伸手就把它薅住，不管它咯咯地叫，不理它身上扑棱下了几根鸡毛，学母亲的样子摸鸡屁眼儿，果然有硬邦邦的鸡蛋在屁股口，兴奋地吆喝着叫姐赶紧拿筛子，放到下蛋窝里把它扣上。

习惯在于培养，几次三番，大黄习惯养成了，再下蛋时，就乖乖地卧到了我家的下蛋窝里。

母亲奖赏我的鸡蛋往往在我生日那天。我不清楚哪天该我生日，但母亲记得。我在外边疯累了、饿了，就跑回家找母亲，母亲把煮好的鸡蛋，用碗扣在灶火的面板角，然后小声的告诉我：“偷偷地把它吃了，别叫你哥姐看见。”

我欢天喜地轻手蹑脚地把灶火门开条缝挤进去，掀开碗，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鸡蛋，还是两个。轻搕蛋皮儿，拨开一半，一点点品尝，滑爽的蛋青，温润的蛋黄，感觉真是幸福极了。我吃一个留一个，晚一会回来了再吃。

等我疯一圈回来后，那个扣在碗里的鸡蛋不见了，我翻箱倒柜地找，掘地三尺地找，怎么也找不见了。哥哥说不知道，姐姐也说没看见，于是，那一个找不见的鸡蛋带着我的遗憾永远的滑进了童年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