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九死一生铸传奇英雄 信仰 崇高忍辱负重展奉献一生

蔡平

蔡敏，曾名尤贵、庆生，化名蔡胜生、罗汉等。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生于广东揭阳县（现揭西县）五经富乡坡头圩，祖籍揭阳棉湖镇，全家在祖父去世后随祖母侯惜金迁居到坡头圩。父亲蔡举基，母亲佘赛金，育有三女两子，继母方老实，育有三女，蔡敏为家中长子，排行第三。家境贫寒，仅有一亩薄田，靠开一家名为蔡和利的小店维持生计。

蔡敏同志

（1920.12.14～1991.10.23）

家乡祖屋

　　1936年和家人合影

　　蔡敏在蔡氏宗谱排字“和”

　　潮汕地区是个革命老根据地，党的影响很大，家中就有人参加大革命和广州起义，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周围的革命环境以及父亲和家人的理解支持，对蔡敏同志在青少年时期就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毅然走向革命道路是有一定影响的。蔡敏同志是在研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后选定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而自觉投身革命的。

　　蔡敏同志解放前通读并珍藏至今的马恩著作

　　虽家境不丰但全家仍供蔡敏同志一人读书。一九二八年春进入本村镇江小学读书，十三岁起即离乡游学（曾就读过邻村的养中、庵背培英中学、省立潮州金山中学），时值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在进步思潮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蔡敏同志大量阅读和传递进步书刊，在同学们研讨辩论是信仰三民主义还是信仰共产主义时果决的站在了后者。一九三五年初在培英中学参与领导闹学潮被学校开除。

　　学生时代

　　蔡敏同志学习努力，求知欲强，肯钻研问题，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小学三年级起开始喜欢读课外书如新小说、报纸、杂志，中学时自学拉丁文、世界语。喜欢锻炼身体，游泳、打篮球，还是校队队员，亦喜下围棋。其性格内向，仪表斯文，态度谦和，遇事冷静沉稳，不急不燥，老师和同学们均赞其品学兼优。

　　1937年于揭阳

　　蔡敏同志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参加“青抗会”组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受组织委派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初在本村镇江小学任教，一九三八年底满十八岁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一九三九年春奉派到南侨中学高级文专班学习并开展党的工作，任学生会干事和夜校主任以及大洋山区救亡宣传工作队副队长，一九三九年中调回家乡五经富一带任青抗会干事和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九年秋被派到梅县梅州中学读高中，任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搞学生运动时遭到国民党当局怀疑准备逮捕，得此信息后经闽西南特委方方同志决定紧急调送新四军。从此蔡敏同志走上了公开的职业革命的道路。

　　一九三九年

　　蔡敏同志几经辗转于一九四零年六、七月间经由韶关转乘火车到达八路军新四军桂林办事处，由李涛主任安排装扮成上等兵乘军用卡车送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八路军新四军桂林办事处旧址

　　一九四零年夏蔡敏同志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后先后在战地服务团、动委会、军政治部民运部任民运干事（正营级）。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

叶挺军长题字:抗战到底

　　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

叶挺军长住所----种墨园

　　一九四零年新四军所用的臂章

　　云岭新四军纪念馆

蔡敏同志因皖南事变突围过清弋江时冻伤致残

　　云岭新四军纪念馆中收藏油画<军歌>中的蔡敏同志

　　皖南事变发生地41-1-7广场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蔡敏同志亲历了皖南事变-上饶集中营-赤石暴动这一段悲壮的历史并做了祥实记载，还原历史弥足珍贵！

《 从突围被捕至赤石暴动 》

蔡敏

千古奇冤 浴血皖南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时,我正在新四军军政治部民运部工作。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在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重重封锁包围下,我党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其在皖南的部队开始转移,准备绕道苏南,渡过长江,转战江北。是日傍晚,我和万海浩等三个同志随同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夏征农跟特务团(即军部警卫团)作先头部队,从军部所在地云岭出发。我们的任务是负责在前头发动群众支援我军,了解敌情并封锁我军行动消息。经过两夜的急行军,于第二日清晨到达了茂林,队伍在茂林呆了三天,七日先头部队在皮岭山上与反动派部队开始了战斗。敌人步步紧缩包围,我军部被敌前后夹击,困阻在皮岭山坑内。当时军政治部即把人员分散到各团作战。我被分配带领一组人到三团,并发给我五十元备用。部队转入石井坑后,又坚守阵地抗击敌人,艰苦作战了几天,至十二日晚, 我军乃发动了全面总突围,当晚我们一直冲到拂晓,仍未越出重围,白天我们又退回山上,但敌人已迫近我们,远处敌军又用炮击,我们即反冲锋,突破了敌军机枪炮火的层层封锁网到达了李村。队伍集中起来只有百多人了,部队建制已被打乱,如按原定路线前进有困难,因这条路线及群众均不熟悉,故决定取道熟路,掉转头来拐小道冲回章家渡河,以便从繁昌、荻港一带过长江到无为,与皖北新四军会合,如不行时,再转向苏南过江。当我们冲到章家渡河河边时,对岸敌人用密集机枪火力压制,我与三个连长一个营长临时碰商后,决定非冲过章家渡河不可,当时队伍倒退,我以政治工作人员身份,鼓动部队涉水强攻,号召党员、青年队员(团员)起模范带头作用,说明只有前进才能生存。队伍看有指挥人员,又蜂拥选择地点强渡,在部队的奋战下,终于压倒了敌人,到达彼岸。那时部队已很疲劳,全身湿透,又冷又饿。强渡河时,牺牲了一个排长和一些战士。过河后天将黑,我们乘胜冲到山边一小村,正想利用战斗间隙,刚准备做饭烤衣服时,敌人又包抄过来,我们只好乘黑越过高山,连夜行军到了铜陵县戴家会区。我脚上的鞋子也不知是渡河时还是爬山时丢掉了,严冬季节脚早已冻僵,到白土塘才找到一双穿上。这时部队零散集中起来只有三十多人了,相当疲劳,很难管理。那天风很大,天寒地冻,同志们饥寒交迫,又听说戴家会有敌驻守,我们就改为白天绕过戴家会,于晚间宿营于铜陵与戴家会之间的一个小林子。因为那时我们已普遍走不动,为了避免黑夜行军拖延时间,故决定休息一晚以便白天强行军迅速突出重围。但第二天天亮前,我们正吃完稀饭出发时,发现已被敌军及区、县武装分三路包围,在敌机枪封锁攻击下,眼看敌人已有一路打进村子了,营长腿部中弹,队伍被打散,我正靠在一墙边回击，营长知无济于事,催我躲避,我只好边打边令其他几个同志立即掩避,以保存实力,再趁机突围。退到村内,看看茅屋不易躲藏,也怕连累基本群众,我就直奔一砖房,从侧门进去,发现一房间地板离地面很高,我就弄开几块砖石,俯伏进去,再将砖石照样砌上,并把枪口对着外面，由于连日来行军作战,疲劳已极,以致晚间在昏睡中哼出了声,被屋主雇工发现,(屋主已逃跑)群众在外面叫“同志出来,是自己人,不要怕”等,我被惊醒后,但已不能动,急忙将枪就地掩埋起来。群众挖开地板扶我出来,我即一面进行群众工作,一面打听过江路线,我问他们是否参加青救会、妇救会、农会?他们点头并表示要帮助援救我,热情地给我炒饭吃,烧水洗澡,给我一件长袍化了装,还给我一张已经用过的到无为去的路条,但因我的脚已冻伤,躲在地下受潮又没有活动,脚肿得很利害。洗澡时撕破袜子脱下用热水一泡,麻木的右脚立即剧痛起来,根本不能走路了,群众商量了一下,只好天亮前巡逻间隙,带了点米,由两个男雇工轮流背我,到了另一山区住户家,但该住户说曾有敌军搜查恐不便,因而又把我藏到田边一藏山芋类的地洞里,我要求群众我弄点酒、罗卜等给我擦脚,我以为休息一、二天脚就会好,所以我一边安慰群众不要担心说我很快就可以走。白天群众来给我送了饭和擦脚用物,但脚无法一下消去痛,当天想走已无望,眼看太阳快落山了,只见几个群众急急忙忙地跑来告诉我说“你的枪被敌人搜到了,就要来抓你了”,此时群众已无法再掩护我了。我也考虑到转移出去将会连累他们。于是我作了被捕准备,忙把剩下的大部分钱埋藏在稻草泥土下。不一会敌人逼着群众带路来到洞前,就这样我被捕了。

铁窗烈火 九死一生



被捕时,我的态度是镇静的。一方面我作了随时为党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准备;一方面也准备了对付敌人的审讯。我想到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胜于生,但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屈服于敌人,如能出魔掌,那又将胜利的生还，自己又能继续为革命献身了。在这样的思想下，我化名为蔡胜生。为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考虑到自己不象个一般战士,因而我选用了战地服务团团员的职称。我严格按照出发前党组织动员时所指示的“要坚持革命气节，不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当把我抬进区公所屋里时,我发现一起被打散的同志也被捕了,躺在地下,还有那个营长,大家没有说话,只是以目相视。他们可能是被117师抓到的后由117师押走了,我是伪区公所抓的,把我关到一个房间的悬空的小木笼里,笼里已关进了两个新四军的同志一个是闽东人,说是伙夫,一个是湖南人,说是当兵的。我们在笼内每天清早醒来就高唱新四军军歌,进行宣传工作,鼓舞和提高我们的斗志。一天,被捕地群众有一老头和两个壮年人,说来赶集顺便看我,还表示要设法救我,我很感谢群众的关心,但我很清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我只请那位老头到洞里帮我找一下钱,如有的话就拿点给我。第二次老头来说,没有找到钱,被人搜走了。老头自己给了我一点。我想难怪敌人在审问我时,旁边有人说我可能是个副官。

关进区公所后,即听人扬言,要把被捕的新四军集中起来看押。果然在戴家会区公所不久,正是阴历小年前后,我们同笼的三个同志被绳反缚着牵在一起,被押送到铜陵县监狱。当我们到达时,那里已集中关押了十几个新四军的同志了。这个监狱里阴暗,满地虫子,敌人还不给我们吃饱。敌人对我们新四军的种种残酷的迫害,更增添了自己的阶级仇恨,我们新四军的十几个同志以讲新四军的抗日故事和唱新四军的歌曲等进行宣传,以团结我们内部及其他同狱的难友(也有地方上押来的),同时还开展了反饿饭的斗争。过了几天,敌人又将我们新四军的同志押送到了泾县。当我们到达时,那里已集中了一大批新四军了,我们被关在一排房子里。

泾县,叶挺军长曾亲来过这里打日寇,援“友军”,想不到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打日本鬼子,竟然把枪口转过来打我们真正抗日的新四军,今天我们居然以“抗日有罪” 而被囚在这里,当时心情是万分愤恨的。还有令我不能忘记的是:有一天突然听到隔壁牢房里有叫“蔡同志”的声音,我从板缝里一看，原来是刚参军不久的前泾县茂林镇大康村的民兵队长王彪,我曾在那个村子开展过工作,所以他认识我。他悲愤地流着泪告诉我,他是在突围被打垮后,就躲回家里,敌人清乡时被捕,挨了很多毒打,站了牢笼。他哥哥王贵在家里收藏了一挺机枪,被敌人发现,也挨了毒打。他看我脚肿身体不好,还从缝里挤过一点钱来给我,我不肯收,他一定不肯拿回。被捕以来革命群众和战士在这样的条件下仍然对我如此的关怀照顾,使我很为感动。我鼓励他一定要坚待斗争到底，为了革命虽牺牲也在所不惜,他的态度也很坚决。

不几日大批被俘新四军又由泾县被转解到屯溪。在起解前,敌人整队区别官兵,叫着要把当兵的补充到前方去打仗,叫当兵的站出前列。我想这是个逃跑的机会,打算假冒战士混出去,于是我也站到前排去试试看,但被敌人推回了后排。在押送我们到屯溪的途中,我们与敌人也作了各种斗争,沿途敌人企图掩饰他们打新四军的罪恶，对群众不敢说我们是新四军,而说我们是壮丁。我们怀着满腔怒火高唱新四军军歌,我还向道旁的群众说,我们不是壮丁,我们是抗日有功被抓来的新四军,揭露了敌人的阴谋。

从泾县到屯溪,长途跋涉,我的脚肿未消,不但得不到治疗,一路上走慢了，走不动了,还挨骂、挨推、挨打。再加上吃不饱,所以一到屯溪集中营我就病倒了,而且

病势很重。开始敌人还给几片奎宁,以后就根本不管。我的病越来越严重,在地上常常昏迷不醒,后来同狱难友告诉我,敌人曾三次宣布我要死了。由于患难战友的斗争、援助,才免被敌人拖出去活埋。幸得战友李铁飞等同志悉心照料，尤其有一位难友王忍之是中医生,据说是安徽徽州地下党员,他确诊我患的是重伤寒,弄了些中药给我服,竟然起死回生,病情逐步好转。经过这场大病,我的头发脱落,瘦得皮包骨,病后又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和调养,所以身体一直很瘦弱。

约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间,我们又由屯溪被转送到上饶集中营,先是乘船由屯溪到金华,一路上我们都在酝酿着逃跑事,当船行至浙江兰溪时,我们在一个晚间研究准备集体暴动,但因敌人戒备很严而未遂。到金华火车站时,又想个别逃胞也未成。最后被押上火车,直送到了上饶周

田村。

上饶集中营分军官大队和特训班两个部分,我们这批人员中,一部分同志被敌人认为属军事人员性质的编进军官大队,一部分同志被认为属政工人员性质的则编进特训班,我是被编入特训班的,和一些先集中在这里的新四军以及地方党同志,政治嫌疑犯关在一起。

特训班“训练”的花样主要是上课、出操,劳役如打墙、种菜等,有时还点“文娱”方面的东西,如唱歌、打球、演戏、出墙报等。我因身体弱,脚肿一直未消,有一条脚筋已硬化,大脚指不能动（注:因此伤后被评定为因战三等残废军人）,行动不便,同志们都热情地帮助我,并开玩笑地称我为“病鬼”,这也减低了敌人对我活动的注目,我也以身体病弱来掩护自己,对付敌人。如劳役时就怠工,出操时就中途掉队站在一边,上课时则无精打采地想我所想,在什么“三民主义”等本子里,夹看传进来的活页马克思哲学论著,或在地上划外文,传字条嘲哄敌人等等,以对付敌人的所谓 “政治教育课”。开会读什么“党员守则” “军人读训”等,我们只动嘴巴,敌人也听不清我们念些什么,唱“三民主义”党歌时就唱“三民主义狗党所宗”。记得有一次特工王寿山为了我们唱不好党歌,迫令我们重唱,仍唱不好,就罚跑步到深夜。有时我们也能看到敌伪报纸,从反面来了解我党我军动向和消息。当时从敌人三战区《前线日报》上透露的消息中了解到陈毅同志当新四军代军长,我们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队伍和根据地更扩大了,我们都很兴奋。敌人要的花招也不少,除了搞墙报外(我没有投过稿),有一次又搞什么 “论文竞赛”,妄图从中了解情况,有个题目是“我的童年”。当时有个从屯溪来的小叛徒罗继恒靠近来带威胁的口气对我说 “这次写文章要和缓些好”,我说“想写什么就什么”,给我顶了回去。我们胡乱编了一通。

到特训班后,我看到万海浩同志,他比我早到这里,化名朱致中,我们装做互不认识,暗中联系。后重新编队时,他被编入第三队。不久,从隔壁铁丝网边,又看到关

在军官大队的詹炜同志,他化名章子伟,是和我一同到新四军的,后编入第三队。他告诉我,和我们一同到军部的李鸣铮同志在来上饶集中营后逃跑出去了。我们都为他的逃跑出去而高兴。

关到集中营后,事实上就等于宣判为无期徒刑。那么是消极等待形势好转,坐守牢房呢,还是积极设法越狱逃跑或暴动呢?同志们经常个别地在一起议论这个问题,而我一直对敌人不抱任何幻想,要想获得白由,继续革命那就只有越狱暴动,我主张如条件成熟集体暴动那是上策,否则就个别逃跑,能跑掉一个算一个。我和一地下党的区委负责人龚贵堂同志有过接触,从他那里了解到赣边有我党的游击队活动，且在山上办过训练班等情况。有一天，我们准备在大操场举行暴动,但因敌人看守很严未能实现。这之后,我和陈子谷、李铁飞等曾分别几次商量,想利用出去作劳役、洗澡等机会越狱逃跑,都因敌人警戒太严,未能实现。

斗争越来越尖锐,我们队伍内部也在分化,有的已叛变自首,敌人对我们的迫害更残酷,想尽办法用尽酷刑来折磨我们,看守更严了,而我们斗争阵容也更严整了。敌人又耍了个新花招,把上饶集中营美其名曰地改为什么“中央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并来了个重新编队,将军官大队和特训班合为六个队。把一些自首变节分子集中起来在一个队里,女同志也集中编为一个队,而把特训班的一部分和军官大队第三队的一部分被敌人视为“顽固分子”的人集中起来编为第六队,第三队,外号叫做“顽固队”。敌人对这两个队是特加看守的。在编队前,特训班找我们去“谈话”,同我“谈话”的是总干事肖芬,就在特训班的办公室内,他照例地问了姓名、籍贯,以后就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答“不是”,“你在那里工作?”答“战地服务团”,“你知道新四军的罪行么?你错了?” 答“我没有,我只晓得抗日就是对,新四军抗日是无罪的”。肖芬冷笑着,我也报以冷笑。简短几句的一问一答,他也知绝对问不出什么名堂来,无可奈何地装笑说:“你是广东人,我也是广东人,(有同志回忆说是四川人,不知确否?)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广东人的脾气我晓得,好吧,以后再谈”,便打发我回班。从这次敌人的询问,我看出敌人明知我的口供是假的,但也未掌握我的真实材料,拿不出我是共产党员的证据,又没有过去认识我的叛徒。以后,敌人把我编在第六队第二区队里。我以能在“顽固”队里为荣。我很清楚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坐待牺牲一是暴动逃跑出去。

我们一向来都在积极地为暴动逃跑创造条件,除了注意锻炼身体外,也设法从外面取得经济支援,以便弄点吃的东西,来补充我们极度贫乏的营养,以恢复我们的体力，另方面也可作为暴动逃跑后的路上费用。我曾写信给梅县同学方真妹,承她寄了五十元钱给我。我分了一些给詹炜同志,方信中还暗示已通知我家里也寄给我。但我一直没有收到。解放后才知道家里寄过多次钱,也收到回信，显然这是敌特伪造我信骗了很多钱。据家里人回忆说,有的回信说在外生病,有的信说要结婚需钱用等。共计有18封之多,骗去一千多元。使家中负债累累。后来家里对此有点怀疑就没有再寄了。

　　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碑

　　上饶集中营纪念馆



　　上饶集中营烈士纪念碑，其高度仅次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

　　上饶集中营纪念馆展板

　　上饶集中营纪念馆展板

　　上饶集中营纪念馆展板

　　蔡敏同志当年被囚处

　　向英雄致敬

赤石暴动 举世闻名

改编后不久,日寇己近上饶了。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在节节败退中,然面对我们抗日的“囚犯”看守更严,集中营也随之向福建撒退。行动前我们商量必抓住这转移时机,为集体暴动做好准备,以便在路上见机行动。这时敌人对我们第六队防范更严,时刻都在窥测我们的动向,我们则装着若无其事打草鞋的打草鞋,好象在为撤退做准备。

撤退开始了,由宪兵队和保安团押赶着我们,背着行李徒步转移。第一天歇下来后。我两腿酸痛,同志们仍象在集中营一样,帮我弄酒擦脚,捏脚,帮我锤头按摩,以减轻我的疲劳和痛苦。对同志们的患难相助,我是永远铭记在心头。这一路上,不时听到枪声,听说别的队已有人陆续逃跑了，队伍到石塘时,敌人防范更严了。当晚对我们大加训斥,说什么“不准”我们有“越轨”行动…等,妄图吓服我们。石塘是方志敏同志发动武装斗争的根据地,在烈士的革命精神鼓舞下,我们的斗志更为昂扬。我们一方面麻痹敌人,一方面积极寻找时机行动。眼看到了武夷山下的车盘,离撤退的终点不远了,如果再越过闽赣边的大山走到平原时,行动就会更困难,那又将落入新的集中营牢笼里去了。我们很急。记得在车盘宿营的那天晚上紧急商量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一定要争取明天举行集体暴动,如果全队不可能,那就能跑多少跑多少。虽然长途跋涉,我们己疲劳不堪,但为了胜利地生存战胜敌人,我们的斗争意志始终是旺盛的。

这一天爬越大山,敌人警戒森严,呼呼喝喝,迫着大家紧跟快走,不准掉队,敌人步步防范着我们。过了大山,敌人开始有些松弛麻痹,大队到了赤石镇,准备过河了。

我们第六队是最后过河的,第一、三区队先渡,等第二区队渡到岸边,即由王大钧指挥,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做为信号,停了一下,他把帽子一挥,减一声“同志们冲呀”!我们第六队暴动了。那时我正站在王大钧身边,早已卸下行装,立即和同志们越过面前的水稻田,大家分成了三路,在敌人机枪扫射和追击下,跑过丘陵地带,冲向了大山边。记得商讨暴动时,同志们认为我体力弱，估计在暴动中我也可能牺牲,但党的教导,同志们的帮助,鼓舞着我,给我以战胜敌人的巨大力量，我终于暴动出来了，和其他几十个同志胜利地会合在大山顶上。为了继续冲破敌人的追击、封锁和围捕,我们即向武夷山区转移，一路翻山越岭,经大安到达了武夷山的青竹溪一带，在这里与福建省东北特委陈桂芳同志，以及暴动出来的另一些同志会合了。我们和地方党及群众取得了联系,至此,我们暴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注:赤石暴动是中共军事史上最大的一次成功的暴动）

　　一九八二年蔡敏同志在纪念赤石暴动四十周年签到薄上签字。

　　纪念赤石暴动四十周年老战友们合影

　　赤石暴动旧址

　　赤石暴动纪念馆

　　上饶集中营纪念馆

赤石暴动浮雕

　　劫后余生，上饶集中营战友们相聚北京

　　老战友相聚方得开怀大笑一场

艰苦奋战武夷山上

赤石暴动出来的同志,在与福建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一部分同志陆续分散出去找军部了。蔡敏与吴越,祝增华,丁克等四同志,因体弱留在武夷山坚持游击战争。在当地陈桂芳等同志的带领下,历时半年多才与福建省委左丰美部队会合,并随同一起到(武)建(阳)边找到福建省委机关。蔡敏同志回忆说:“这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岁月。为避开敌人的搜捕,每天不停地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风餐露宿,饥寒交迫。身上只有一件单军衣,还破烂不堪。在深山中常冻得彻夜难眠,只有雾天才敢弄些枯树枝叶生火取暖,几天吃不到一粒粮食是常事。每天出去拣野菜,有时周围可吃的野草也没有,就要走到很远去,但体力不支,时因冻饿昏倒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衣不禁寒、食不果腹,那真是渡日如年啊”。

到达福建省委机关后,蔡敏等四人仍希望省委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快回新四军去,但省委认为有困难。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要求他们留下来工作,并当即恢复了他们党的组织关系。蔡敏被留在省委部队政治部任组织干事。三个月后,敌人又发起进攻,省委机关转移到建阳界首一带。省委委员汪林兴带一支队伍,蔡敏同志为政委,转到丁家山一带坚持斗争。这期间,蔡敏与蔡翔云同志到山上去做群众工作,但由于敌人封山和实行“三光”政策,山上群众搬走了。省委机关又暴露了目标,再次转移到闽南。蔡敏二人与省委和群众都失去了联系,被困守在山上,靠一点生水和野草充饥达半月之久。等到省委部队打过来接应时,他们已饿得不能走动了。蔡翔云同志终因饥饿过度而不幸牺牲,（注:蔡敏同志著有一文回忆此事）蔡敏也由此大病了一场，因营养极度缺乏,致使全身皮肤如同蛇皮一样,只好随军休养了一段时间。

一九四四年一月蔡敏同志回到闽南省委机关。同年三月,省委为加强大田一带的工作,调蔡敏同志到闽中特委,任常委和组织部长。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也就在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国民党又开始疯狂地进攻我游击区,闽中特委书记林大藩等同志遭袭击不幸牺牲。蔡敏赶回省委汇报。省委决定重组闽西北特委,由蔡敏同志任书记,林志群同志任付书记。一九四六年春扩充人员重建游击队,蔡敏任政委，为挺进浙赣边创造条件做好开辟新区的准备工作，扩大自卫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随后受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委派，蔡敏同志负责开辟江西工作，并于一九四七年初成功挺进江西。

　　闽西北特委老战友

将红旗重新插上井冈山

江西是革命老区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控制最严、对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及其亲属伤害和破坏最重的地区，共产党的组织基本不复存在。蔡敏等同志领命后几次从福建带部队都没有能够进入江西，最后只好几个人乔装进入江西开展工作，已经是一九四七年三月间。

蔡敏等三人到江西时,只带有三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他们本着艰苦奋斗赤手成家的精神,深入农村,联络群众。由于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兴国泰和,以及井冈山一带是老苏区,党的影响是很大的,群众觉悟也较高,自红军北上抗日后,一些群众日夜盼望着党和亲人再打回来。蔡敏同志根据江西的情况,决定先在贫农、工人、老红军、烈军属以及革命识分子中间培养对象,发展党员。故很快就联系到一批骨于建立起组织,并陆续成立了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又在紫瑶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党的组织建设从赣南起,先后扩展到赣东北、精中,南昌一带,遍及江西三十多个市县。此外,还在上海、南京、浙江、四川等省市派人建立了组织,开展工作。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一九四八年一月,中共江西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西工委，又称湘赣边工委）在紫瑶山下雷公坑正式成立,蔡敏同志任书记。初期工委机关就设在雷公坑,后转移到杨岭山根据地。江西工委地下工作和革命武装同时发展壮大，组建了革命武装:赣江纵队，蔡敏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一九四九年初,解放前夕，形势大好,江西工委所属各地组织有较大的发展。共发展党员一千多人，赣江纵队拥有人枪五千以上,控制掌握和策动起义的武装力量共有一万多人枪。江西工委及所属地方组织和部队为配合二野解放江西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四九年九月江西全境解放后,江西工委及其所属组织也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蔡敏和江西工委的全体同志两年多来在闽浙赣区党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江西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接管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紫瑶山----江西工委根据地

阳岭----江西工委机关所在地

　　蔡敏同志和原江西工委办公室主任熊荒陵同志在广州编纂《江西工委》一书。

　　江西工委老战友

不计名利为初衷 奉献一生留清名

江西解放后,蔡敏同志办完了移交本拟按原闽浙赣区委书记曾镜冰同志指示回福建工作，但江西省委将他留在了江西。

由于左倾思潮和当时某些领导提出的对于地下党处理方法的十六字方针影响,蔡敏及其江西工委数千同志一直处于受审查和不受信任的地位，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有些同志的党籍或参加革命的经历至今未得到承认。当时江西省委领导找蔡敏同志谈话,意思是对江西工委组织及人员要继续审查，他即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审查。虽对那么多跟随他参加革命的战友们心存愧疚，但为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对此事，几十年来，坚守组织原则缄口不言,从不对任何人提起，并一再勉励同志们要不忘参加革命的本意，忍辱负重，努力工作，要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考验。蔡敏同志以身作则，一直毫无怨言,组织安排什么就做什么，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勤勤恳悬,坚守岗位,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全国解放后,蔡敏同志认为夺取政权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巩固政权的同时,要加紧建设新中国。他一心一意想为建设祖国竭尽自己的全力，实业兴国，知识兴国。蔡敏同志原在江西担任省青委宣传部长兼团校校长和省体协副主任，当一九五三年大批干部转向工业建设时就请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去筹建武钢，曾到鞍钢炼铁厂当实习厂长旨在学习，又于一九五五年到东北工学院上本科学习冶金，圆了他的大学梦，那时他已三十五岁了，弃官就学，这是需要有一定决心的,而能坚持四年,则更需要有坚强的毅力和恒心。由于蔡敏同志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始终积极认真，终以优良的成绩完成了党交给的学习任务。他在总结时写道:“自转工业以来,深感知识不足,很怕掉队,决心要迎头赶上时代。为了能更好地为工业建设服务,渴望有机会系统地学习理论、文化及专业知识,使自己能尽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四年的学生生活虽较艰苦,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但自己的情储始终是饱满的高昂的。感谢党的培养,使我终于在三十八岁时完成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心愿。”

一九五九年十月,武钢已开始投入生产。蔡敏同志回到武钢任计划处处长。

一九六一年四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候补书记、中南计委主任李一清同志指调到计委重工局工作。

一九六三年七月调任湖北省农机厅付厅长。

一九六三年,周总理访非洲十三国之后中央决定从全国各地选调一批有对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进京补充到各外事部门工作。

一九六四年奉调中直机关到国关干训班学习。由国内转向国外,由工业转向外交,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变化。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新兵,他总在考虑如何才能尽快地适应新的工作需要?他很担心自己缺乏外事工作经验,自己有点英语基磁,但距离听、说、用的要求差距甚远,深怕有负党的重望。在干训班学习业务后,当组织要他去学习法语时,他非常高兴,似乎又回到青年时期一样。他虽不服老,但毕年纪大记忆力在减退。他就以“笨鸟先飞”的精神,抓紧时间，早起晚归，勤学苦练发音、背单词、听外电广播等,他要争取尽快地摘掉“外语文盲”的帽子。说,“作为一名外交官,不能什么事都靠翻译同志,起码自己能看看报纸,能听听广播,否则又聋、又哑、又怎么能搞好工作?”就这样,

他又奋战了二年,人也瘦了一圈。

一九六六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蔡敏和许多老同志一样,遭到人身攻击和蒙受不白之冤。一夜间由革命变为反革命，被冠以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如执行资反路线、走资派、叛徒、自首变节分子假党员等不一而足。关牛棚，遭批斗，下干校等等，对此他态度十分镇静泰然，他在冷静地观察思考。每当批斗他时,他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微笑,他心胸坦然，他始终坚定地相信群众,相信党。他说:“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要经得起党内外斗争的考验''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方回到家中，粉碎四人帮时蔡敏同志已年过半百，他总渴望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能再为党和人民做些好事实事。

一九七八年恢复工作，调到全国总工会任生产部长，全总执委，并组建了机关干部局。

一九八二年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同志率领的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日本。

一九八六年离休。

一九八八年在香港新华社的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安排下赴港会见台湾亲友并和在港的原广东地下党和东江纵队的战友们相聚。

蔡敏同志离休后,理应可以很好休息了,但他又要了却一直深藏在心底,过去由于工作忙和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的心愿,这就是要把解放前他和同志们在江西以及福建工作的一段历史加以总结,整理出来,向党向江西、福建人民,向同志们认真做个交待。所以他又立即着手收集、回忆、整理材料,给各地同志写信征稿,并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九八九年冬,他相约前贵州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原江西工委办公室主任熊荒陵同志一起到广州,俩人本着对党、对历史负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日以继夜地伏案疾书,于年底写出十余万字的《中共江西工委革命活动纪实》一书初稿,以便供同志们讨论、修改、补充。这期间,他已身患重病,吃不下饭,休息不好,但他仍一声不吭地坚持下去,直到写完并打出草稿交付印刷时,才回到北京。然而病情已发展到晚期,万恶的癌症终于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蔡敏同志毕生对党对人民鞠躬尽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辉的。他的老战友李铁飞同志在函中写道,“他的名字敲得响、会喷香、能发光。在战友们心中铸下了永不磨灭的崇高形象”。

蔡敏同志去世后,全国总工会在“蔡敏同志生平”中写道:

蔡敏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中,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衷心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学

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支持改革开放。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爱僧分明，无私无畏，忍辱负重,克己奉公，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以诚待人，默默地率献了自己的一生。

蔡敏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蔡敏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和好干部。我们要缅怀他的业绩，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为完成他的未竞事业努力奋斗。

蔡敏同志永垂不朽！

　　1993年，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决定自筹资金拍摄以新四军老战士蔡敏同志的事迹为原型的电视剧，后因经费不足未能实施。

　　蔡敏同志纪念文集

蔡敏同志照片

　　解放进南昌城

　　世界民主青年大会

于刘少奇故居

于广州中山大学

一九八二年在日本

江西老根据地

于遵义

离休后发挥余热

　　身患胃癌绝不呻吟意志无比坚强

蔡敏同志和家人

　　蔡敏和夫人唐慧贞

　　蔡敏和夫人唐慧贞

　　一九六一年在广州

　　1985年与家人合影

　　子、媳、次女及婿合影

　　1991年与前来探病的弟弟蔡群、妹妹蔡芝华及子蔡平孙蔡放合影。

　　2020年12月14日，是蔡敏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传承他无私无畏的宝贵精神财富，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完成他的未竞事业，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蔡敏同志英名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