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悠悠难回首(3)

倒戗刺儿

　　风萧萧兮易水寒，一场大风暴即将到来，即便是我父母这样的老“运动员”，也难料到这场运动，会这般的冰寒彻骨。

先是我父亲被批被关，大字报贴到家门口，抄了家，这个不稀奇，阵阵落不下他，有准备。后来我母亲也被“学习班”了，这就怪了呀？一，她不是领导干部，没职没权，够不上“走资派”；二，她工作积极，斗私批修，爱党忘家……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国统区“脱党”那一段。是的，后来得知，自建国后，她就一直被当“特嫌”看待着，监督使用，她自己竟浑然不知，这次是“革命群众”给“泄密”了。看来她身边那些熟悉的同志，没准儿就有组织上安排监视她的人，她的一言一行无一遗漏地有人向上汇报。

七口之家，关进去俩，三姥姥主政家中一切事务，一会儿指挥这个给我爸爸送饭，一会儿支使那个去我妈妈那儿“探监”……(其实都是我姐在做，她天生胆大，不怕事儿)

前不久，姐姐给我讲她去长影给我母亲送衣服的经历。“文革”时，长春市文艺界“黑帮”都集中关押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几个空旷阴冷的摄影棚内。姐姐讲，妈妈的铺位是个上下铺，紧挨着墙，上铺是个脸色惨白，被剃了鬼头的女人，两眼呆滞地坐在那里，看着瘆人。妈妈小声说：“她自杀未遂，被革命群众剃了头。”姐姐还说，妈妈铺位旁的墙上贴着“ⅩⅩ必须老实交待！”的大字块，很刺眼，看着揪心。妈妈当时得顶着多大的压力呀，一般人真是抗不住。

我有理由相信上铺那个女人，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形成对我母亲的精神压迫和摧毁 ，相当于“抗拒从严”，逼她无中生有地交待出他们想要的“重大突破”。熟不知我老娘是经中共晋绥分局培养的地下工作者，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

母亲曾讲过一回长影那段经历，有天半夜熟睡中被哨声吵醒，说是“苏修”来犯，要全体紧急集合，急行军转移，“黑帮”们杂七杂八地排着队一路小跑，往汽车厂方向奔去，跑到宽平大路过电车轨道时，后面的人踩掉了她的鞋，乱哄哄的根本没法去找，只好穿着袜子一脚深一脚浅地跟着跑。因为“黑帮”中年龄不一，身体有好有坏，最后沥沥拉拉跑散了。母亲说：“多亏当年经常骑车去汽车厂，熟悉那条路，不然肯定走丢回不来了。”她还挺得意。

　　下乡前全家合影

1969年12月底，母亲请假回家收拾东西，送我们走“五七道路”，走前全家戴着“伟人”像章去照相馆拍了离城留念照，一家人表情漠然，只有我傻乎乎的面露喜色。然后一家人各奔东西，妈妈继续回“学习班”，大哥去了敦化集体户，剩下五口，坐上“硬板”咣当咣当去临江闹枝公社。

母亲直到几个月后，才“学习班”结束，依旧背着“特嫌”的包袱，追我们到了农村。下乡那年我父亲57岁，我母亲49岁，三姥姥67岁，是空前绝后的“老五七”，半年后，三姥姥受不了东北农村的生活，回了北京。

乡下的生活无疑是不适应的，柴要自己打，菜要自己种，水要自己挑，破屋直漏风，照亮靠油灯，窗户用纸糊，如厕蹲茅坑，生活非常艰苦。我父母还要按要求天天去生产队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春天种地，夏天除草，秋天扒苞米，冬天送粪都没少参加。一到缺粮断顿闹春荒，母亲就带着村上的妇女上山扒椴树皮榆树皮，回来剪成小丁和苞米混在一起磨浆摊煎饼，那叫一个拉嗓子，但也没办法，饿呀，咋也不能饿死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抹黑吧。

那几年母亲正闹牙病，白天吃一把镇痛片挺着去队上干活，晚上疼得哼哟嗨哟的成宿坐着睡。一双手也变得粗劣不堪，道道裂纹，以致后来许多年都要用胶布缠绕才不致疼痛。即便是劳累，即便是疼痛，母亲还是常常在煤油灯下向组织上写申诉材料，要求组织查清问题，还自己以清白。那段日子，母亲可真是苦啊。

闹枝公社五七战士合影，第2排左1为父亲，第3排左4为母亲。

说两个与母亲有关的事儿。

在农村几年，家中的柴火大都是我冬天上山去砍。有一次进山，父母和我一起去，到了山上，我告诉他俩在边上看着，别伸手。刚开始还好，站在远处望着，后来他们看见了别人扔掉的树头，就呼哧呼哧地往山上爬，我专心致志的砍树，没注意他俩上了高处，忽听“嘎巴”一声响，抬头一看，俩人正大头冲下人仰马翻地从山下栽了下来，一连翻了几个个。把我吓得连哭带骂，大喊大叫。这俩可好，半埋在雪里满脸是雪的傻笑不已。原来是他们以为发现了“宝贝”，拴上绳子打算把树头拉下山当柴火，正使劲儿间，绳子松了扣，俩人顺势翻下了山坡，若不是冬天山里雪厚，一定摔残了。唉，知识分子真是无用，干啥啥不行！后来母亲总拿这事来敲打我，说我“驴”，是“打爹骂娘”的不孝子孙，哈哈哈。

又有一回去砍柴(咋老说砍柴？砍柴是山里人家的大事儿)，午后才进山，砍完树装上爬犁太阳就落山了，三个小伙伴驾上爬犁往山下放，他俩在前我殿后。下山速度极快，一个小弯没刹住，一侧滑爬犁就翻进了路边的沟里，伙伴早跑没影了。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的，那得多丢人啊！我就下到沟里把木头卸下来，再折腾上来，重新装爬犁上绞绳，天就黑透了，驾上辕拉上套像牲口一样顺着爬犁辙往回拉。整个黑森森的大山里只有这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儿，山里刮怪风，一会儿一股吓人的白毛烟儿，在你前前后后地转，(我虽是“无神论”者，却是个地道的“有鬼论”者，从小就怕鬼怕黑)脚下就有些零乱，待走到上山砍柴被撞死的知青墓地时，早被自己吓得哇哇大哭了起来，这个哭有点虚张声势，又有点表演的架势，声音又大又响旁若无人，不知是壮胆儿还是吓鬼……忽然间，老远处看见有一束手电光在冲这边晃来晃去，我马上断定那是我妈妈在村口的河边等我，全村除了民兵连，只有我家有这个“家用电器”。于是，脚步马上轻松了起来，一抺脸，不紧不慢地，若无其事地拉着爬犁来到小河边，母亲问，“咋才回来？”“你管呢！”我生硬地回道。娘俩一起用力把爬犁拉上了河提。后来，每每在黑夜里看见远处的手电光，我都会想起那束温暖的母爱。

1973年，父亲作为最后的一批“五七战士”返城。母亲因原单位市文联被“砸烂”了，成了无单位的人，被留在了农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