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寿建党初探

马东明

灵寿建党初探

文/图:马东明

　　灵寿建党，经历了组织创建、三线归一、动荡发展、迅速恢复四个阶段。

　一、组织创建、多线发展阶段

灵寿建党主要有三条线。

第一条线：是灵寿最早的建党线，核心地点丘陵区南燕川，重点人物王振刚、刘鸣霄，关系来源保定志存中学，隶属于保属特委，时间1930年7月。保定志存中学读书入党的西刘庄村学生王振刚，发展在西刘庄教书的南燕川村人刘鸣霄入党。刘鸣霄成为了灵寿县本土发展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入党后，刘鸣宵在南燕川创办了灵寿县第一个党的外围组织“晓声社”，宣传共产主义，联系组织群众，发展左元庆、刘凤海、杨福俊等人入党入团，建立了灵寿县最早的一支党员队伍，成立了灵寿县最早的两个团支部南燕川团支部和徐家町团支部；1930年冬，在南燕川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众学校”，联系宣传劳苦大众；1930年底，推动成立了灵寿县第一个党支部南燕川党支部。

　　1931年7月，由于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学生入党，刘鸣霄被迫从正定七中退学，到灵寿民众教育馆做讲解员，主编了灵寿历史上第一个刊物《向导》周刊，继续宣传革命，秘密发展了城关韩亮（1933年任灵寿县委负责人）和县师范教师孙佐周、学生王叔文等人入党入团，建立了灵寿县平原区和教育系统内的第一个党组织和团组织，城关党支部和师范党团支部。

　　刘鸣霄，是灵寿建党的先驱，点燃了灵寿建党的星星之火，拉开了灵寿建党的光辉序幕。

　　第二条线：是灵寿山区最早的建党线，核心地点陈庄北沟，重点人物邸鸣祥、苏凤德、周学效、周有恕、梁振道，关系来源为正定七中，隶属于石家庄直中特委，时间1931年10月。1931年7月中旬，红24军从山西经平山、南营、陈庄，去往阜平，一路打击土豪劣绅、宣传党的主张，成为了灵寿山区建党的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随后，在石家庄直中特委帮助宣传指导下，陈庄山区贫苦农民争相入党，建立了灵寿山区最早的两个党支部西庄窝党支部和新开党支部。

　　1932年春节，周学效把党组织引到慈峪镇，发展了卖麻糖的马文耀、卖卷子的刘美春等人入党，并建立起了党支部，为后来的慈峪暴动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干部准备。水泉村赵金芳，主动找到新开周学效入党。周有恕发展了行医卖药的行唐人蔡焕章和白家河刘牛（刘庆山）入党。蔡焕章发展了寨头、张家庄一带的党组织，进而推动了车谷砣沟峪建党事业发展。

　　在陈庄建党基础上，1931年底，直中特委批准成立了中共灵寿县委，周有恕任县委书记，周学效任委员兼陈庄区委书记。至此，灵寿建党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条线：是灵寿本土唯一来源于红军的早期建党线，核心地点灵寿镇西托村，重点人物返乡军人刘吉成等，时间1932年春。原西北军排长、后在红五军团任连长、部队入党的刘吉成，以西托为基点，迅速在南纪城、岗头、木佛、南托、牛城、西城南等村发展党员，使灵寿平原区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

　　在灵寿平原区建党基础上，1933年秋，藁城直中临时特委指导建立起了由韩亮、刘吉成、刘双林参加的中共灵寿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恢复发展党员100多人。从此，灵寿平原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农民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二、三线归一、集中领导阶段

1932年3月下旬直中特委派苏凤德（后叛党）来灵寿指导党的工作。苏凤德先与其在正定七中的同学刘鸣霄接头，把燕川、城关一带党组织和西托刘吉成发展的党组织一并接归灵寿县委领导，至此三线归一。经直中特委决定，重组灵寿县委，周有恕任县委书记，周学效、马文耀、韩亮为委员。韩亮兼一区书记，孙佐周任委员；马文耀兼二区书记，左元庆、卢冬喜、刘老茂任委员；周学效兼三区书记，赵金芳任委员。张秋菊任团县委书记兼一区团委书记，刘老茂兼任二区团委书记。这是灵寿建党以来机构最健全、人员最齐整、工作最活跃的时期。

　　在县委统一领导下，灵寿县党组织进一步扩大，到1932年6月灵寿党员数量达到400多人，全县二分之一的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或个别关系，成立了100多个党支部和直属小组，形成了陈庄、慈峪、城关三个区域建党中心，成为了直中地区党组织和党员数量较多的县份之一。

　　灵寿县委的重组，成为了灵寿建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灵寿党组织实现了由分散发展、多头领导到统一发展、集中领导的转变。灵寿有了全县范围的党的领导机构，建党工作走上了统一领导、全域发展、全县推动的新时期。

　　三、领导农运、动荡发展阶段

中国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灵寿党组织一经产生，即与农民运动相结合，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压迫斗争。1933年春，陈庄三区区委委员赵金芳，领导了陈庄北沟500多人的逃荒斗争；1934年春，韩亮、刘吉成、曹老梦等领导发动了城关15个村群众砸盐店斗争；同年春，刘吉成等领导发动了南寨砸盐店斗争；1935年6月，陈庄北沟西庄窝村梁振位等串联发动了3000多人的跑轿子砸盐店斗争；1936年初，共产党员赵金芳、樊德智等领导了樊庄选举斗争，组织成立了“乡民联合会”；等。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使红色革命的种子，深深扎根在了广大农村的土壤之中，在灵寿大地上升起了革命的希望，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灵寿革命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此，群众有了主心骨，斗争有了新方向。

　　特别是1932年6月和8月间，直中特委和灵寿县委组织集中全县党员力量，领导发动了两次慈峪暴动，成立了以曾在旧军队当过武术连连长的马文耀任总指挥的红色队伍，树起了“华北红军游击队”的旗帜，建立了革命武装。灵寿革命由一般的群众运动上升为了武装斗争，打响了石家庄地区党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动摇了国民党在灵寿的反动统治，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唤醒了群众、鼓舞了斗志、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扩大了影响，为灵寿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今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敌后斗争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组织保障、积攒了干部力量。

　　慈峪暴动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暴露了灵寿党组织的力量，国民党政府把灵寿划为“赤匪区”，通缉追捕共产党员，大搞白色恐怖，刘牛、李老树、贡来秋等2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马文耀、周有恕、刘鸣霄等党的县区干部被通缉、被迫流浪隐匿，田黑小被害身亡，全县党组织第一次遭到了严重破坏，基本陷入了瘫痪；只剩陈庄水泉村赵金芳等个别党员秘密串联活动。1933年春，直中特委书记李耕田被捕叛变，直中地区地下党组织全部被告密，灵寿党组织第二次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9月，藁城直中临时特委遭到破坏，直接指导灵寿活动的直中特委委员王有林被捕叛变，致使韩亮、曹老梦、齐文俭、李有山等2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多名党员外逃避难，与上级党组织完全断绝，灵寿党组织第三次遭到了严重破坏，瘫痪达三年之久。灵寿党组织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进入了分散地下、隐蔽斗争的动荡发展阶段。

　　灵寿党组织虽然数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但仍在恶劣的环境中坚守阵地、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始终使革命的红旗在灵寿大地上屹立不倒，从而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党在灵寿胜利开展抗日斗争，开辟、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四、迅速恢复、建立政权阶段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了全民族抗战。10月4日，孙毅、黄励率领的八路军115师教导大队到达陈庄一带开展工作，深入村庄，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0月9日晋察冀省委特派员张达到达陈庄，通过白家河刘牛、西庄窝梁振道、新开村周学效、水泉村赵金芳等地下党员，全面开展了党组织的恢复建设工作。慈峪一带的郭自修、马丙武、王叔文，城关一带的李老树、韩亮、齐文俭等先后奔赴陈庄接通关系，恢复组织，发展党员。1937年底，原有的地下党组织基本恢复，并发展了很多新党员。在晋察冀省委直接领导和115师教导大队大力支持下，建立了以陈庄为中心的后方基地，很多爱国青年、贤达名流纷纷投奔陈庄，陈庄成为了灵寿的抗日策源地、抗战堡垒区、军事要冲和晋察冀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37年12月李慎之在陈庄成立灵寿县政府筹备处，紧张筹备县政府成立事宜；1938年3月组建了中共灵寿县中心委员会，俞恒任县委书记，齐文俭（1939年1月接任县委书记）任组织部长，王叔文任宣传部长；1938年3月下旬在慈峪召开了全县人民代表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民主选举成立了灵寿县人民抗日政府，李慎之任县长，孙佐周任政府秘书，灵寿人民拥有了自己的政权机构。从此，灵寿党组织在中共晋察冀省委、四分区特委直接领导下，在满怀抗日热情的灵寿人民踊跃支持下，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38年达到2000多人，1940年突破了5000人，抗战结束后达到了8000多人。

　　灵寿建党，是中国地方建党的一个缩影，是中国特殊国情的具体体现。学校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成为了建党的策源地和桥头堡；先进的知识分子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迅速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搭起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的桥梁，成为了革命的先锋者和排头兵，使党的组织在灵寿平原、丘陵、山区得以建立和发展；军人、商人、手工业者是建党的生力军，及时觉醒，坚决斗争，踊跃融入革命洪流当中，壮大革命力量；农村是建党事业的根植沃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农民是革命伟业的力量源泉，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灵寿党组织一经产生，就代表着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即与农民运动紧密结合，领导组织广大农民走上了阶级斗争、抗日救国、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