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汾水之畔

难忘的岁月

　　纪念父亲王汶石百年诞辰

父亲的书房
吃过星期六的午饭，我们这些住宿生已经急不可待地盼望早点下课，走出校门，回到朝思梦想地温暖的家。那里不仅有一周未见的父母，还有那些称心的玩具以及爸爸妈妈给我们准备的意想不到的小礼物！
当我走进作协大院时，有熟悉的小伙伴和我打招呼，花园里的花花草草也向我点头致意，鱼池里可爱的金鱼在向我摇头摆尾，长长的砖甬道里散发着青苔的气息和我们急匆匆地脚步声，走进那三个规模相同的小四合院，如同走进静谧的庄稼地，建国路上的喧嚣被远远隔开，透过门帘可以看到里面的叔叔阿姨正在台灯下伏案工作。当我轻轻走进家门时，父母亲亲切地身影映入眼帘，那股熟悉的烟草味儿涌入我的胸腔，我激动得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们家有专门放置书本的房间，书房。我对它始终充满着好奇和崇敬。因为这里不仅有父亲的全部藏书，还有他订阅的各类报刊，如《陕西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后来增添了《西安晚报》。还有我所钟爱地《小朋友》杂志和《少年儿童报》。它也是父亲写出一篇篇精妙文章之地，写字台抽屉里除了往来信件，就是一沓沓印着方格的稿纸，散发着油墨的清香。
　　我回到家里后，常常看到父亲坐在书桌前，脑子里在想什么，一会儿他又俯身在稿纸上不停地写东西。父亲读书、写字时有个好习惯：坐在书桌前身姿端正，双手扶着书本或钢笔，一字一句地读下去。从来没见过他躺着读书，或着靠着被摞子看书。读书时能听到他小声地读音，间或呷一口茶或是吸一口烟，他的手里夹着香烟，烟雾袅袅。他有烟瘾，一天要抽不少支烟，右手食指和中指也被烟熏黄了。这也导致他患上肺气肿，晚年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为了不被我们干扰，使他能腾出全部精力搞创作，他把我和妹妹送到寄宿制学校西安市第一保育小学去读书，每周返家一次。
这一时期，他创作出一批在中国文坛上脍炙人口地作品。比如：《风雪之夜》、《沙滩上》、《新结识的伙伴》、《卖菜者》、《大木匠》、《蛮蛮》等等。 1996年10月，由第三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散文家、小说家刘白羽先生主编的《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丛书》首辑收录了茹志鹃、王愿坚、峻青、马烽和我父亲的短篇小说集。编辑时就指定只要“文革”前的作品，我父亲有十四部入选，和其他大专院校或者出版社选编的作品集来看，这部《共和国短篇小说经典》和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丛书《风雪之夜》是最有份量的。这些作品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地反响，被《人民日报》、《延河》杂志和各类报刊转载，作品中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地活在读者心中。作品中的人物全部来自农村，农民的幽默、狡黠、可爱、坦诚都淋漓尽致地展示在他的笔下。当我后来在单位供职时，工程局领导发自内心地赞叹：他的作品《风雪之夜》我崇拜扎了！宣传部宋部长很清晰地记着《卖菜者》主人公王云河老汉的生活精彩点：云河老汉躺在场院乘凉 ，为了给蝎子让路他把腰拱起，估摸着蝎子过去了，就把身子放平，结果被蝎子狠狠地蛰了一下。谈到此处，大家大笑起来。我深深地敬佩父亲在关中农村多年的体检生活，不管是哪个时代，所有优秀的作家都非常重视体验生活。只有像他那样实打实的在农村扎下身来，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交朋友，仔细观察、认真体验，才能在作品里游刃有余地描写每一个人物。才能把他们描绘地活灵活现，生动有趣。使读者读后经久难忘 ，回味无穷啊！当时，他被文艺界高层誉为“中国的契科夫”，说他是“带着微笑看生活”。
他有一个坚持了多年的好习惯：写日记。前些年准备出版他的文集，在整理他的文档资料翻看他的十几本日记，我看到他二十年如一日地详细记载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尤其是在下乡体验生活时的农村生活场景，他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有意义的事物和各种人物特点把这些都详细记录下来，逐个加以分析，归纳提高以后就转到自己的小说里。他笔下的人物都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在一九五九年八月的一篇日记里，他信心满满地憧憬着：“从今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这十年内，除继续写短篇小说外，计划写十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总名叫做《乡村风云录》：第一部 《自由人》（写农民破产）第二部 《铁 杈》（写农民自发的反叛）第三部 《愤怒的枪弹》（写武装斗争）第四部 《主 人》（写土改）第五部 《粮 车》（写统购）第六部 《穷汉们》（写合作化）第七部 《最后一次寒潮》（写一九五七年春天的风波）第八部 《万村灯火》（写大跃进）第九部 《炼》（大办钢铁）第十部 《路上》（写公社第一年）这十部书每部十五万至二十万字。概括这十几年，或者说是近代中国农村的重大变化”。他在日记里想得很周到：“写这些作品需要一个既不离开农村而又相当安静的环境，实行深居简出，埋头工作。需要非常单纯而诗化的心境进行。这个环境，还得想些法子找一找，真难啊……”。 父亲想得太简单了。他以为只要自己有想法、有勇气、有毅力，就能完成这一宏大构想。如果完成了，这将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值他写作状态进入巅峰时，年龄正是四十岁的壮年，“文革”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神州大地，“516”通知在全国发布以后，即使最高领导人在北京接见赴京串联地红卫兵，父亲仍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会以怎样的激烈地形势进行，他觉得无非是像历次运动那样进行，过几年就风平浪静，“灭四旧”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对此为了表现他与“四旧”彻底决裂地决心，他把给我买的几个泥塑小玩偶，有风流才子帝王将相以及印着阿联（埃及）总统纳赛尔头像的玻璃杯在家门口摔得粉碎，这几个杯子是亚非作家会议主办者赠送的。《海瑞罢官》、《负荆请罪》、《完璧归赵》、《草船借箭》等系列连环画册也当废品卖掉了。只留下了我自己的一本剪贴画册，因为是关于抗美援越的内容，才得以幸存。父亲用毛笔题写了书名，《漫画剪辑》。那些漫画作者有华君武、米谷、方成、钟灵等等。文革后期，方成到西安出差来我家来看望父亲并小坐。父亲和我热情接待了他，谁叫我是他的忠诚地粉丝呢？
文革进入高潮后，西安作协造反派炮制的造反刊物《文学战地》出笼，由编辑出身的李某挂帅，网络一两个笔杆子对作家协会的作家们无限上纲、人身攻击，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其中有几期是专门针对我父亲的，实在找不到罪证就在被他们抄走的日记里找。 “1953年，下乡第一天。”父亲在日记里写到，“来到渭南，可心里仍在牵挂着他们母子。……儿子享受供给制待遇。国家每月供他二十万元奶费、二十二万元（旧币）保育费，儿子简直是个小老财。（而大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标准也只有十二万元）。我们便用这笔钱，将陕北的祖母接来帮我们看孩子，还同时供两个小妹上学，这便减轻了我的一些后顾之忧。”造反派加了按语说“王汶石下乡第一天，不去考虑农村的生产事项，反倒在一旁算计自己凭儿子“小财主”挣了国家的钱，把他贪婪的嘴脸暴露无遗……”
他们联系社会上造反派，在作家协会搞抄家。我们家也被数次光顾，那些身着草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像章的人们在我家出出进进，胡乱翻腾，如入无人之境。好在当时的文科大学生大都出身普通家庭，有不少是农民子弟，思想单纯，到我家是教育父亲尽快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和“反动的文艺黑线划清界线”。他们把父亲的著作装在网兜里提走了。临走还给拿走的《静静地顿河》写了一张借条。

我家其他的“封资修”书籍基本完整地留了下来，如《十日谈》《莎士比亚戏剧集》《金陵春梦》（作者唐人亲笔签名 ，弥足珍贵）《中国四大古典名著》等。我那时听说是抄家地来了，按照父亲指示， 乖乖地躲到院子里，站在远处观看。等人们一走 ，我赶紧回到屋里 ，看我的集邮册是否还在？我的《水浒传》连环画册是否还在？
　　游街和便笺除了抄家，随着文革深入广泛地展开 ，给“走资派““黑五类”游街，被认为是触及灵魂地有效方式。各类大专院校、文化团体都把他们昔日的领导和学术权威胸前挂个牌子，或者戴顶纸糊地高帽，押上大街，在街上绕行。轰动西安市民最大的一次游街是把西北局、陕西省委的头头脑脑和西安作家协会的作家们一块拉出去游街，那可真是万人空巷地一次盛会！那个年代，人们的休闲方式主要是读书、看报。有影响力地作家们深受群众欢迎。能直接当面目睹真容可是一件幸事！那一年的深秋，我也站在西大街的路边，观看了游街的队伍。当车队缓缓开过来时，在震耳欲聋地广播声里，我仰脸看见父亲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垂着头，闭着双眼，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我不敢向他打招呼，只是默默地看着。傍边地人们盯着挂在每个人脖子上的木牌兴奋的说着：这是刘澜涛！赵守一！舒同！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车队走远了，人们还在兴奋地议论着。我顺着四府街往回走，感觉周围的人似乎在对我指指点点：看，这就是黑帮娃！看着灰色的街道、灰色的天空，灰色的人群，我被一种无助的绝望的感觉笼罩着。我也陪同父亲参加了几次游街，当时作协造反派说了，“如果你能陪同你爸参加游街，就能说明你是一个能够改造好地黑帮子女。就不是一个流氓无产者！”那几次游街正值隆冬时节，我穿着棉猴（棉短大衣），手里拿着父亲的短大衣，准备随时给他穿上，免得他受了风寒而咳嗽。缩手缩脚地站在卡车车厢里，迎着凛厉地寒风在西安市的大街小巷驶过。迎风而立站在车头的是脖子上挂着牌子的父亲和其他几位被揪斗的作家。连天的批斗，导致我父亲经常无法按时回家吃饭。我和母亲、妹妹常常等到饭菜冰凉也不见他回家的身影，听不到他那熟悉的咳嗽声。一次我和妹妹等得太晚也不见夜归人，我只好把饭菜放在碗柜里保存，灌了一壶开水放在桌子上。临睡时在台历上给他留了一个便笺：“爸爸，饺子在碗柜里放着，暖水瓶里有开水。用开水泡泡再吃。我先睡了。汾兒， 六，二十八”，晚半夜我父亲回到家里吃了饭并在我留的便笺上又注明：“回来时已是二十九日凌晨零时二十五分。两个孩子均已沉睡，我按照汾儿的意思吃了晚餐。汶石1967，6，29零时35分”。前几年编辑父亲文集，我再一次看到我妈留存下来的那张便笺，我认真读了一遍。我为我当时的文学“造诣”小有佩服！整篇文章用的是竖排本，更精彩的是文中的儿字居然用得是用异体字！ 在文革如火如荼地时期，社会上的打、砸、抢时不时传进我们全家的耳朵。父母叮嘱我不要到处乱跑，以免被社会上的流窜分子利用。我有一天在屋外走动，忽听到“嗖”的一声脆响，原来是一颗流弹从头顶飞过。吓得我脖子一缩，此时正是西郊武斗不久。父母一次发现书柜里出现了一包北京咸菜，以为是别有用心地人放进去的，谁都不敢吃，最后还是给“工宣队”上缴了事。过了几天，在陕工大读书的姨姨回家说咸菜是她放进去的，我们才知道是一场误会。（未完待续）

初入干校遇上奇葩男
1970年，我曾三次踏上征途，奔向远方。第一次是和父亲陪同母亲和妹妹，把她们送到陕北子长县杨家园则公社插队落户；第二次是陪同父亲去泾阳杨梧五七干校报到；第三次是我离开西安，前往紫阳县参加襄渝铁路建设。这三次远征之后，我们家人彻底分开，陕北是我妈和我妹，关中是我父亲和我弟，陕南是我。我妈和我妹在陕北虽说条件很苦，但终归还是和自家人在一起，说啥也有照应。我在紫阳修铁路，劳动很繁重、危险，但是和同学在一起，不孤单。只有我父亲，一个人住在干校，就是劳动、写材料、劳动。
1970年2月初的一天 ，我们父子乘坐从西安到铜川的闷罐子列车坐到永乐店车站，顺着一条水渠到了杨梧干校。报到以后，我们来到分给他的宿舍，在一间八九平方的阴暗小房子里，看到他的室友，一位中年的男子在满屋子的俄文书籍中向我们致意，父亲在整理床铺时，这位室友问我：你们从西安来走了几天？我听了不对劲：西安离泾阳就那么一点距离，我们乘火车也只有两个小时，咋能走几天？我困惑地看着父亲，父亲轻轻摇头示意我别说话。后来我俩走到屋外，父亲低声对我说：此人是留苏学生，失恋以后精神就不正常了。刚才干校的人说了：说他讲话前言不搭后语，颠三倒四，有头无尾，缺乏条理。他属于抑郁型患者。有此可见当时社会是多么混乱，他们单位太随便，怎么就把一个精神病患者塞到干校？如果他哪天突然犯病伤害了我父亲那咋行？临走时我把我的担心给父亲说了，父亲说没问题，干校政工组的人说了：此人是个“文疯子”， 每天就是发呆或者读他的俄文书，或者自言自语。你别理他就是了，我总算放下了心。还好，我父亲总算在干校平安度过两年，未受到什么伤害。搞创作的事业早已停顿，他打算写几部长篇小说的梦想已经被严峻的形势击打的粉碎。他也安下心来，准备在伟大的运动中继续经受改造和锻炼。他也确实是这样去努力实践的。在干校的日子里，所有分配给他的任务他都踏踏实实地去完成，不论是修渠、整地还是除草、摘豆亦或是铡草料，他以50岁的年龄不甘落后的努力劳动着。在给我的信里写到：“（1970年）国庆期间还在干校值班两天，给牲口铡了一天草料，十月一日又摘了一天绿豆，于晚间回到西安休假”。70年11月29日夜给我的信：“爸爸于本月12日参加我校“五七民兵连”第二批上泾惠总干渠改善工程水利工地，到距此50华里的石桥镇参加水利大会战。第一批去的人已完成了土石方工程，我们第二批去的人的任务是砌石和打洋灰渠底，在那儿住帐篷草铺 ，每天五点半起床，干到下午六点 ，有时夜里加班到十一点，最后一班干通宵，直到十八号早晨六点，干完全部工程，第一个完成任务。提前超额高质量的完成工程任务，在全工区开了报喜的广播大会和现场会。以后又支援生产队干了两班，冒着风雪白天干晚上也干。22号下午，拆了帐篷，拔营起寨，又冒着大雪回到干校。23号早晨我便回西安休假三天。由于爸爸年纪老了，在工地上和石头打交道，抱石头、装车、拉车、砸石头，石头大者几百斤，小者数十斤 ，一般都在五十来斤重。当时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回家后腰疼得厉害，全身上下都不舒服，整整在家休息了五天，没出门，哪也没去，到昨天上午，稍好一点，才回到干校来。”他的来信不但写得详细，而且非常有“画面感”，字里行间我能“看”到一群年逾五十的老干部们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住着帐篷，睡着草铺，在水利工地上吃力地抱着石头装车的镜头。干校领导真不把人当人，他们绝对是想把老干部们整一下，也只是为了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表功，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左派”。另外一段：“（1972年）二月二十一号 ，干校收假的日子到了，爸爸又请了几天假，直到2月29日下午六点，才同你妈妈、妹妹一起乘火车北上。晚八点车到永乐店，爸爸下车，出站后，又在铁道旁为妈妈和妹妹送行。爸爸一直用手电照着你妈妈和妹妹所坐的火车窗口 ，她们挥着手 ，直到火车消失在夜幕里，爸爸才独自一人踏着月色回到干校。”你能想象到一个人站在铁道旁，用手电筒照着车厢直到列车走远了，才转身踏着月色走开。写东西能写得如此动情，这就是作家和常人的区别。在干校里除了劳动就是给各类单位的外调人员写证明材料，再就是给家里人写信，诉说他的离别之情和他的思念。由于供应条件比较差，遇到什么墨水就用什么。他写信用的墨水千差万别，有鸵鸟牌蓝黑墨水，也有墨水精兑凉水的自制墨水，还有北京牌纯蓝墨水。六十年以后，当年的信件墨迹已经非常淡化，有些已无法辨认。而我在三线的墨水始终用鸵鸟牌到今天字迹清晰。因为我们所用的墨水是给铁道兵使用的，质量能得到保证。1972年春，干校通知他：他的问题审查结束，他已经获解放，到陕西省文化局报到。在第一时间，他就以电报的形式告诉我这一特大喜讯！他已经获得消息：他将先到文化局等待分配，主要工作是审查那些即将公演的戏剧。然后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我在三线学兵连里和同学们分享了这一喜悦。（未完待续）

书籍的旅行
1969年初，中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从政治争论上升到武力对抗，在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中苏两国即将开战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战备疏散”成了街头巷尾老百姓议论的焦点。在我们中学同学们纷纷表示，如果打仗，我们将踊跃参军保家卫国去！老弱妇幼疏散到农村去。 家里的窗户上贴满了“米字条”，防止破碎的玻璃伤人。父亲也考虑他的藏书也应该转移到乡下，不至于被战火毁掉。于是委托我的姑父段印芳在平安商场搞回十几个大纸箱，是脸盆、暖水瓶、胶鞋、痰盂的包装箱。父亲把他的全部书籍装进十三个大纸箱，用草绳把它们五花大绑，捆得结结实实，通过铁路运回山西老家。存在他少年时期读书的阁楼上，嘱咐我的叔叔妥善保存，不要轻易示人。剩下的书柜送到革命公园我三姑那里暂存。十年后的1978年秋天，我和母亲、三姑前往山西老家，准备把存在老家阁楼上的书籍搬回西安。这是我第二次回老家，上一次是给我奶奶奔丧，已经没啥印象了。只记得供桌上的祭品是用面粉搓成蛇盘起来，顶上插着一个熟鸡蛋。我的叔叔伯伯抱着我来到供桌前，我就毫不客气地把鸡蛋吃掉了。这次回老家，正值秋天水果成熟的季节。我的叔伯兄弟百昌、碧昌、棕昌把一大堆苹果、酥梨堆在我的炕头，我的绥曾叔指着院子里的梨树说：汾，你尽饱了吃！叔叔的梨甜脆汁多，肉厚无渣，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这么甜的梨。在老家的那些日子里，我尽情享受着家乡父老乡亲们的热情和家乡各类果子的甜蜜滋味。我继曾叔盛情邀我母亲和我去他家吃“煮油糕”，老家的人把炸油糕说成煮油糕。由于油里面杂质多，油一烧开满锅的泡沫溢了出来，继曾叔含了一口凉水喷了上去，把泡沫压了下去！都说油锅进水就会暴起，可这一次却出奇的蔫儿了，无声无息地过去了，真成了煮油糕！唯一没有吃到的水果是柿子，秋天收摘得柿子都还在炕上煨着，进行着脱涩处理。还有一部分被乡亲们放入缸里，制作柿子醋。做柿饼的柿子放在场院里的席子上，正在接收阳光的抚慰。在老家，我尝遍了父亲当年在家乡吃过的美食。饺子不必说，是素饺子，村里买不到肉。锅盔、油饼，臊子面我婶子变着花样招待我们。我还吃到了父亲推崇地倭瓜盖被儿和老鸦㒎 ，用面食做的美食。绥曾叔的儿子棕昌用自行车载我去到塬下的秋风楼参观。当时正在修缮不开放，棕昌以我父亲的名义，请民工打开楼门，我们得以上楼参观。秋风楼楼高３０米，下部筑以高大的台基，南北穿通，周围砖砌花栏，东西两向各雕横匾，东曰：瞻鲁，西名：望秦。楼身三层，凭栏远眺，黄河激流尽收眼底。楼上三层存有元大德年间汉武帝《秋风辞》刻石。 我们在楼下广场合影留念。顺便在黄河边歇歇脚，照了几张照片，方才回去。一周后雨过天晴，拖拉机联系好了，我们把书箱子拉到运城火车站，通过铁路发回西安。为了帮忙搬运，棕昌跟我们回到西安。我和我三姑的儿子段金铭和段志铭兄弟俩陪他游览西安著名景点，大雁塔、动物园、兴庆公园和礼泉县烽火大队等地，也是对他在山西对我们的热情招待地答谢。休息一星期后开箱整理，发现少了一部分书。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和《说岳全传》《金陵春梦》《沉静的美国人》《十日谈》《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说》等中外名著都不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量文学名著再版，热爱文学的读者在书店前排长队购买，我父亲在单位订了一部分丢失的书籍，补充了书柜，这是后话。父亲深知“给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的古训。身为一个作家，要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作品，去感染读者、影响读者，自己每一部作品，不论是短篇、中篇、或者长篇，都要立意新颖，风格独特。充分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作品在任何角度去看都要达到完美的结果。为此，他下了较常人更大地功夫去研读世界名著。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自不在话下，世界文学名著他更是钻研、精读了若干遍，在他的日记里都有他写下的读后感。他在1964年购回一本有关自然科学的书籍：《人类改造自然》，这是由英国顶尖科学家集体编著的一本科普读物。精装本，全书用铜版纸印刷，装帧精美。由照片和绘画组成，后者是抽象派作品，封面是一个拱形建筑的特写，因为建筑被人誉为“凝固的乐章”，各项新技术都在建筑行业广泛应用。书中囊括了当时世界上各个行业最先进的成果。包括考古、印刷、纺织、交通、冶金、天文、地理、军事、交通等诸多领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么一段：在一张土星火箭发射的图片说明文中说美国政府曾说过，要在六十年代末把三个美国人送上月球。1969年夏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舱把三个美国人送上了月球！我深感震惊。真是说到做到，现代科学真是了不起！这也使我真正认识到父亲是一个“很会”买书的人。家里藏书丰富，但是像柯南道尔的著作就没有，他说“福尔摩斯探案集”是一些取巧推理的作品，只能消遣，没有什么意义。“文革”后他也听从家人的建议购买了此类书籍，像“血字的研究”“巴斯克维尔猎犬”。父亲买的科幻类作品有法国作家儒勒. 凡尔纳的几部经典：《气球上的五星期》、《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凡尔纳写书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的阶段，书中的预言很多在现实里得以印证，因此在世界上赢得广大读者的好评与追捧。“文革”中我的同学读后就留下极深的印象，六十年以后他们仍能清晰地记述书里的精彩片段。江姐的形象作家协会进入文革高潮以后，“红色造反队”的几个头目先后跳出来，他们摩拳擦掌，誓要把“黑作家”和反动学术权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机关的批判会接连召开，除过几个名家以外，凡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期间在文学领域稍有建树的作者，都被拉到批判会上接受革命群众和造反派的批斗，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让你自己检讨自己，对已经去世的人也不肯放过。比如前作协主席柯仲平，我们尊称他为柯老伯伯。把他的长诗《刘志丹》点名批判，打着红叉叉的白色大字报满院飘舞，和红色的语录牌交相辉映。我们家和批判会场是个对角，距离二十多米，会场上的口号声一阵阵传到我们家，听得真真切切。一次我坐在家里修整我栽植的水仙花时，听到会场里传来那个女造反派一阵尖声尖气地嘶叫：“高彬，你站过来”！后来我妈回到家里时，脸上还带着气愤的表情，我也不敢多问。后来还是我妈给我讲述了那天的经过：那天开的是我父亲的批判会，当会议进行到收尾阶段时，那个主持会议的女头头作总结，她无意中撇见我妈一脸的鄙视神态，心里很不舒服。当看到我父亲还规规矩矩站在台上，就叫我妈也上台，和我父亲并肩站，要借此机会杀杀我妈的威风。我妈当时想：站上去就站上去，和自己丈夫站在一起有什么不行？她就在全体与会人员的关注下，神态自若地走了过去，在离我父亲半尺远的地方站住了。那个女头目不满意，伸手想把我妈拉得靠近一些。我妈头一扬躲了过去，造反派的手抓空了，从我妈头边上掠了过去，把我妈的头发撩乱了。这时会场里响起了一阵惊讶的骚动，我妈很镇定地甩了一下头，用手捋正头发，昂首挺胸地站在父亲身边。我父亲紧张地不得了，生怕我妈会吃亏，他的脸色发白。满会场的人都注视着我妈，会场静了下来，安静地都能听到一颗针掉地的声音。那个女头目一看镇不住会场了，有些手足无措，念了两段语录，便匆匆宣布散会！走出会场，《延河》编辑部的刘广英叔叔走到我妈旁边，低声对我妈说：“高彬，你在会场上的神态就像江姐，我真佩服！那个人抓你的时候，把我吓得心直跳！”刘广英叔是编辑部的资深编辑，看着我从小长大。他为人宽厚，低调、开朗、在编辑部人缘很好，是我妈的老同事。 我的小书柜父亲很重视我们的学习，既关心我们在学校的成绩，也照样关心放假期间我们在家里的学习。只要我们能看懂的书籍，他都在书店购回。就像给他自己买书一样，只要喜欢就不论价钱，只要买到就满意，他当年给我可是买了不少的书。有一次给我买了一整套《水浒》连坏画，二十六本。由书店的营业员给我们捆好，我提在手里，几乎等身。还给我买了《西游记》全套连坏画。通过这两套连环画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了初步的认识。熟悉了武松、林冲和吴用，他们的绰号我是张口就来：行者武松，豹子头林冲，智多星吴用、花和尚鲁智深；着迷的喜欢孙悟空和他的金箍棒，佩服他一个跟头就能飞十万八千里！除了古典文学，现代书籍也是大量购进，记忆里有《月球航行》、《真正的人》，《旧上海的故事》、《新上海的故事》、《三毛流浪记》、《火山与地震》、《蛇岛的秘密》、《野兽医院》科学类书籍有《轮船》《飞机》《火车》《汽车》《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家谈21世纪》等等。这些书籍开阔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知识。对于我的价值观、认识观的形成起了深刻的影响。我父亲在1962年11月17日的日记里写到：“买了几张电影票，看电影前小汾说什么也不愿意去看，这孩子生性爱躲在家里看书，却不爱看戏看电影，好说歹说都无效，只好留他一人在家睡觉。而我在电影院则坐不安席”。“文革”时期在团省委居住的时候，有一次和小伙伴们争论宇宙空间有啥？我说凭肉眼能看见三千个星星，又说宇宙里飞行着像山那么大的石头。小伙伴们说我是胡吹，还向驻军一位军官求证，这位军官对我的说法予以充分肯定！后来我和一个搞通讯的军校朋友说到电脉冲时，他非常惊讶！我和一个喜欢画画的朋友交谈时，我说到印象派画家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对方眼瞪得如同鸡蛋。我和七姨夫谈到国画手法皴擦点染，他欣喜地说你还知道皴擦点染？和一位裁缝聊天时，我说到“四眼八针”，这位裁缝从凳子上跳了起来，说：“你居然知道四眼八针！”有一年作协资料室要精简图书，把部分早年购买的图书低价出售给机关干部。父亲给我买了几十本图书，这些图书的确老掉牙了，大部分还是竖排本、繁体字。封面盖着西北文联资料室的章子。其中有不少苏联少数民族的传说：《乌克兰民间故事》《格鲁吉亚民间故事》，有一本是《苏联的航空故事》，成了我的最爱，翻看了数遍。其中的故事印象很深《第一个空中筋头的人》说的是涅斯切洛夫的传奇，这位勇敢的飞行员也是第一个空中撞击敌机并与之同归于尽的人， 《穿草鞋的飞行员》介绍一战时，一位红军飞行员在战俘营穿着一双草鞋把敌人的飞机开到红区，二次大战中苏联英雄阔日杜布驾驶战机击落德寇六十二架飞机。对这些传说中的杰出人物，我是崇拜地五体投地。对航空知识的热爱我一直保持到中年以后，这也影响了我的儿子。他小学时期就对航空知识喜爱的痴迷，能随口说出那些有名的战斗机的特点和性能。。2009年我家装修时连同我母亲存的一大纸箱中国图书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这一箱子文学书籍包括八人文集，有柳青、杜鹏程、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魏刚焰等八位作家给我父亲赠送的作品，很珍贵的！
父亲的家常饭如果父亲请客人到我家吃面，客人一入座就会在“隆重”的场面眼前一亮：饭桌上除了碗筷，就是各类调和碟和罐子。其中有：盐、酱油、醋、味精、油泼辣子、葱碎、香菜末。桌子中间放着一盆臊子。是由肉末和时令蔬菜炒制而成，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儿。出锅的面条依次加入臊子、盐、葱、香菜末、油泼辣子，下面时放入几片绿菜，你看碗里：白的面条、绿的菠菜、红的辣椒、褐色的酱油醋，五颜六色。为了使我母亲做面条省力气，父亲专门买了手摇家用压面机。我们吃过他推崇地“倭瓜盖被儿，”倭瓜就是南瓜，先把它加入其他辅料炒熟后放在一边待用。和一团软面，揪成薄面片，在开水里煮熟，捞到熟南瓜上既成。每年夏天，父亲爱吃一种凉面：“油扇面”。具体做法是面条出锅后，放在一个大搪瓷盘里，给面条拌上少量熟油，一边用筷子挑起，一边用扇子扇，直到扇凉。此时再浇以臊子，蒜泥和花生酱，油泼辣子，味道好极了！我一顿饭可以吃两大碗。七十年代中“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在东木头市办公。吃饭的人少，每天早上厨房要预订中饭和晚饭，如果出去办事漏订，那只能自己想办法。有几次我们家漏订了，父亲就让我拿上锅到光明电影院门前的羊肉泡馍馆，买上两三份羊肉泡，端回家自己煮。那时泡馍馆讲究啊！你端了羊肉汤，锅盖上放了馍和糖蒜辣子酱以及切好的羊肉，营业员还要叫住你，到后厨再给你的锅里用炒勺舀一勺明油才算完事。1955年9月25日父亲在日记里写到：“在家里吃饭，也是非常快乐的事，这是人生幸福之一。祖母昨天就做了准备，晚间炖了一锅羊肉。今晨又蒸了洋芋擦擦。下午吃羊肉扯面条。两顿饭我都吃得很多，陕北饭，陕北的味儿，可口异常。在陕甘宁边区待了七八年 ，吃这样饭也只有偶尔三两次。它比什么山珍海味吃起来更让人陶醉，它的美味儿是特别的。”

多面手父亲
解放初期，我父亲所在的西北文工团进驻西安后更名为西北文艺联合委员会，在西安东木头市办公。可谓人才济济，有搞文学工作的、从事美术工作的、还有搞摄影的。我出生的那几年，我个人的照片已经不少，现在翻看我的影集，我可以说我当时是机关的“明星”。父亲借单位的相机，给我照了大量照片。和我合影的前辈有：董得理、任士增、李克义、杨韦昕、金拔、孟静等人。我和杨韦昕叔叔的合影很成功，俩人都笑得兴高采烈。围观的人怂恿我：“小汾，做个酸样子！”我把两只眼睛一挤，大伙笑了起来。人们都是二十浪当的年纪，开玩笑说：“杨韦昕抱着小汾，打一成语。”谜底是“如兄如弟”。我还有打电话的、装模作样写字的、戴着纸字娄的特写等等。 后来在搞文学创作的时候，他对摄影的兴趣越来越大。在我家书柜里有几本发了黄的小册子，封底印着一九四九年印制或一九五零出版的字样。书名是《人像摄影》、《照相入门》亦或是《照相机的类别》。作者是陈怀德。这些摄影书籍对初学者是非常有用的，它们细致全面地讲解了摄影技巧，光圈工作的原理，人像摄影的用光，风光摄影的技巧等等。父亲在我初学摄影时曾就“取景框的作用”对我说：“横的线条表示宽广，竖的线条表示高大”。七八十年前的摄影书籍在现在看来虽然印刷技术已经落后，但是用光、取景一类摄影技巧仍不过时。为了节省冲洗费用，他又学会了暗室冲印技术。到了周末或是放假的时候，他领着我在书房摆开阵势，在桌子上摆好了方形的白色搪瓷盆，分别倒入显影液和定影液，把相纸在被窝里剪成需要的尺寸，在一个相框似的夹子里把底片和相纸夹好放在台灯下曝光几秒，再放进显影液定影液，然后挂在铁丝上等待晾干。房子正中是一只红色灯泡，把我们照得红红暗暗。父亲后来买了一架海鸥折叠相机。调整遮光片后，可以拍16张或者12张相片。这台120机子拍出来的相片不用放大，可以直接使用。机子本身带有曝光参考盘，分海滩雪景、薄云遮日、室内日光灯等几种曝光参考值，很适合初学者使用。 1970年我用每卷0.7元的简易胶片装入这台机子拍了不少相片。我曾在南门外采用自行车座子做三脚架拍了一张南门落日，同学说是天安门傍晚。…………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2年了，但他的身影时常在我面前晃动，或是写字，或是喝茶，或是谈论文学现象，或是被别人抽烟呛着了使劲地咳嗽，就和昨天一样。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今年十一月，也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隆重的日子来临之际，我把我们父子之间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以示永久的怀念。
2020.12.1—202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