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的美篇

经纬

岁月沧桑

（一）

人生就是个苏醒的过程，这个世界层层叠叠地向我们展开。每当我听到歌唱家郭兰英“汾河流水哗啦啦“歌声的时候。我对家乡的幢憬和热爱就油然而生。太行，吕梁，汾河的歌词，是如此的亲切，如此的扣人心弦。更使我怀念起了这块沃土上善良的人们和那里的一草一木。对我这个多年在外打拼的游子而言，是情有所至，情有所愿。

汾河一这条由北向南流去的北方名川。也叫山西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用她丰富的乳汁养育了两岸勤劳勇敢的人们。就在这汾河向西南拐弯处的晋中盆地一带，就是我们吴家祖先繁衍生息的地方。

祖先们是否是从洪洞大槐树下移民过来的？暂无具体考证。不果，我也去大槐树博物馆考察过几次。据记载：在大明洪武，永乐年间，向北方边陲迁移过几次，也包括我们这一带……。（元末明初，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百姓怨声载道。地方官府，秦折朝廷。移民安迁，拓地开荒，发展经济……）

一脉相承，生生不息。逝去的追溯己很遥远。在吴家的宗谱上曾经出现过“老四门"和“新四门"。四门是指四支，及正支，分支。也就是兄弟四个，长大成人后，娶妻生子，另立门户，承上启下，传宗接代。因老四门时间久远，己很模糊。加之族谱，神位和供桌上，“供奉天地三界老爷之神位“，也在文革中被毁了，赶上破四旧。没有留下有力的佐证，只有脑海中的点滴记忆！

新四门就是和我爷爷栽枣树的大门长子吴宗侃，也是我的曾祖父即盲人，四门排行中老三吴宗明的长兄。

在这里我要补充的是，在吴门家族中曾经出过三个举人两个秀才。虽然是传闻，却也说明了血脉传承，吴家也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曾祖父因为生下来就是先天性瞎子，所以在起名字时，就在宗字辈上起了个日月的明，标示着重见光明的寓意！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后人有个交待的宗旨。把自己知道的或者是听到的记录下来。那怕是片言只语，点滴也罢，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在“新四门“中要数我曾祖父的长兄吴宗侃了。他既是大门的长子，又是四门的撑门人。和我们不是一门，我们是三门。那时候是晚清时期，实行过一段公众的生存生活方式。也就是和解放后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化相似。就是兄弟姐妹在一起不分家，同吃同住，统一领导，轮流值班，一个锅里吃饭，一块地里劳动。磨面碾米，洗衣做饭，清理粪便，打扫卫生，都是轮回操作。曾祖父因为是瞎子只能协助磨面，后来又拜师学艺，学了点说评书的本事，凑合有顿饭吃。

当时候，整个吴门家族发展的挺是不错，也算是吴家的兴盛时期。掌门人吴宗侃德高望重，是个领军人物。很有经济头脑，敢作敢当，用现在的话就是敢于担责。他拿得起放得下。在前院，就是正街上十字街的北口两侧，占据了东西两处院子。西院正房坐北朝南阔面五间。樑柱立木，桩棂结构，青砖蓝瓦，里生外熟。南房四间，东南留有一间是出入的大门。按八掛方位图的说法，称做子午门，很是讲究。东西两院一街之隔，很是协调，也很对称。东院子除气派的四间正房外，靠正街还有连套空的四间南房，门窗朝外，有二尺多高的台阶。像现在典型的门面房，开着旅店，迎接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我记得集体时缝纫组还占过。后院也就是后街，还有一处空旷的场地，用作收秋收夏的打粮场。

曾祖父吴宗明，因为残疾，到三十多岁上，由长兄张罗给在芦村娶了一房，做为媳妇，拜堂成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叫王二妮，以后的吴氏，两人相差十几岁。只有一个大姐嫁到介休白家堡，这是后话。

1911年10月，随着武昌起义，清朝政府的灭亡，社会发生了大的动荡，直到1920年，吴家四门财富的削减，公众的解体，逐步走向了衰落，开始了分家单干。因为财产分配的不均，发生矛盾，掀起了一场风波。

大门，二门强行占据了十字街口的东西两院，老三，老四分得了后街只有几间茅草屋的空旷场地。真是“屋漏又遇天阴雨“，雪上加霜，本来曾祖父是瞎子不能自理，又遇到不合理的待遇。据说，当时候我曾祖母也站了出来，与长兄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不了了之，生米己成了熟饭，也就成了不公平的“辛丑条约“的仿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爷爷心怀不满，敞着气去“牛马院“当了长工，开始了独立生活，也为以后的穷则思变埋下了伏笔。

（二）

因为是随笔，所以我写起文章来比较随意。想写啥就写啥，不太规则，也不想拘束，否则就写不下去了。说是记叙文吧！又有叙有议，或夹议夹叙，我也不知道是甚体裁。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

曾祖母是在新四门同辈中仍健在的唯一的一位。不果，在1963年的秋天，因上地里割草，发生了件不幸的事情。崴了脚弯，造成小腿骨折。因曾祖母出生在晚清妇女缠脚盛行的时候，所以她也是小脚，走路肯定不方便，加之在渠里不太平的土埝上找草，不小心摔倒才受了伤。知道消息后，爷爷和我拉着小平车从地里接了回来。并请了大夫，也就是邻居懂点骨折关节方面的土医生，我叫他青山爷爷。

留在记忆里的都值得怀念。

爷爷把曾祖母接回家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住房紧张。因为是在二爷家住。其实不是紧张，是根本住不下。三间房子两盘坑，三代十几口人。（其实我爷爷的房子产权，只有间半，另外间半是我二爷的。因为父亲成家实在没有办法，才让我二爷出外，在张银旺院子里租赁了三间东房一直居住），晚上二叔和我在门道支铺睡觉，用两条板凳搭块木板，晚上支起白天卸了，因为白天要腾下走道。门道也叫堂屋，就是东间，西间到院子里通过的走道。北方农村建房盖屋，就是这种造型格式。堂屋里摆放着盛粮的大瓮小瓮和水瓮，加之杂七杂八和紧靠墙堂屋中央供献祖宗的八仙桌。

晚上睡不着在煤油灯微弱的亮光下，肆无忌惮的大小老鼠，在桌沿，墙根，粮瓮盖上串来跑去。不时听到老鼠相互嘶咬的吱吱声。睡觉是有被子没褥子，孩子们大部分是一半铺一半盖。

屋里闹老鼠，院子里也偶然见到蛇。有一次在院里，我就见过大黄狗和蛇搏斗的场景。狗不敢用嘴巴咬，只是用前足拨打，知道蛇有毒。蛇也不示弱，竖起半尺多长的脑袋脖子，做出攻击的架式。孩子们追着喊着打砸蛇，爷爷见到此状，总是过来阻止住孩子们，用铁锹把蛇拾起来送走了事。

在这种住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爷爷下了决心准备盖房。在靠南房的位置，离开前檐，留下七尺明堂，盖起了两间东房。但不能说是大兴土木。说是房子实际是棚子，完全是用土坯垒的，柳树枝搭顶，里间外间。外间是个敞口的棚子，堆放着柴草，供夏天当厨房用。里间有坑，简单搅泥了一下，这样曾祖母就总算有了个住处。二叔，三叔和我也搬了过去，住在一起。

那时候，虽然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声，但是地里仍是粮少草多。生产队连牲畜的饲料也解决不了，开始收一种名叫芦则草类的小草，是牲畜的很好饲料，每斤三分还是五分钱，记不准确了，反正是这个价格。我也割过卖过，挣了点小钱。

因为割草，学校还给派的任务，每个同学10斤还是20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三叔还出了场不小的风波。闹的学校、家长乱了套。事情是这样的，星期天，三叔根据学校布置的割草任务，和四五个同学结伴而行，早上走后，直到中午，晚上都没有回来。这样家长们着急了，纷纷到街上去学校闹开了，到处找孩子们，校长更急了。

己到太阳落山，还不见三叔们回来。我父亲也真急了，只见他进到家，在箱子里拿出手枪插在腰带上，骑自行车找去了。那时候乡政府的主要领导们都配备着枪枝弹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虽然逃到了台湾。在1962年，蒋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内外形势严峻，乡镇一级政府也佩上枪。但他从来也没有用过，只见他在院里朝树上开过两枪，还是打麻雀除四害。

我也见过父亲铮亮乌黑的手枪，用红绸子裹着，在黄皮套里装着，放在木箱子里的包袱下面。子弹我也见过，在一个小硬纸盒里装着，一排5发共有两排10发子弹，放在隐秘的抽柜里。

我也见过一张老照片，上面是父亲和白玉华，赵子衡，张增跃四个人蹲着拿枪照的。父亲那时候兼公安特派员，我也见过上级发的证件。在1958年前后，还在宁固镇人民法庭工作过。那时候，爷爷，奶奶经常吩咐他不让惹人，处理事情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话也铭刻在孩子们心里，好似成了种传承，一直至今，晚辈们也尽量不惹人不得罪人！

天大黑的时候，三叔和同伴们回来了。原来是他们割草淌过汾河，去了平遥和介休交界处的大甫村，在一个伙伴的亲戚家吃了饭。三叔闯下这么大的祸，估计少挨不了我奶奶的打，我记不清了。不果，家里打孩子的总是奶奶和我母亲，我爷爷和我父亲，从我记得没有打过一次孩子。

（三）

自从把曾祖母接来以后，伤痛基本痊愈，更重要的是享受到了四代相緊，天伦之乐的快乐与欣慰。特别是孩子们更是兴奋，时常围着她让讲故事，猜迷语。曾祖母肚里的东西也多，七十多岁了一点也不迟钝。记忆力很强，给孩子说以前义和团的故事，男人义和团女人红灯照，刀枪不入……。说的娓娓动听，孩子们也听的冿津有味。

后来我也想，曾祖母是1886年生的，义和团是1900年发生的，己经十几岁了，应该能记得了。后来我看了作家鲍昌长篇小说“庚子风云“以后，书中和曾祖母说的基本吻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在大清帝国庞大的躯体内“新与旧在交替，中与外在冲突“。山西，河北的义和团以异军突起之势，由南向北，从东到西，展开了波浪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

曾祖母也有求必应让猜迷语。有时候容易猜，有时候又难度大，就需要提示。如她说的：一群黑狗，打死不走。我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猜上几次也碰不对。后来求她提示，她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恍然大悟，一拍坑沿上的砖，终于猜对了，大家哈哈大笑！又有一个迷语“盆盆扣盆盆，里边扣的四条龙“。这个更难住我们了，左猜右猜还是不对，一直让她提示，是物品呢？还是吃的东西？这时候她调侃地说：我告诉你们，谁也见过。我们又楞了一下，见过？还是想不起来。她说：你们也吃过。想了半天还是不靠边，猜不对。最后她说：过年的时候，我眉头一皱记上心来，猛然间觉醒：柿饼，核桃，油蛋蛋。大家齐声说：核桃。也有些精典得体的，如猜扇子是“有风不动无风动，不动无风动有风“。这些不动一番脑筋，就是猜不出来。

就这样，开动了孩子们的脑筋，开发了智商。以后我上了学，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这与曾祖母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

曾祖母生过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因生活所逼，把我二爷爷，乳名龙二则过继给长兄吴宗侃。两个女儿，我的大老姑、二老姑，分别嫁到孔家堡和王郭村。本来已有两个孩子了，还被男方休了回来。后来，大老姑又重新改嫁到梁周村姓任的一家，二老姑改嫁到北盐场。这一休一嫁，给我曾祖母身心疲惫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给做为长子，一家之主的我爷爷，更是从经济负担到精神压力，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重负和打击。

（四）

生活是面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如何笑对人生？这是一道有待解出的双重考题。

在十字街口往西一百多米远的李家大院，是一处占地二十多亩，由五座院落组成的建筑群。古朴，典雅，壮观，是一种古老与现代相结合的建筑风格。一进主院，彰显在眼前的是五间高大的砖窑，前面五根30多公分粗的柱子一排摆开，支撑着前擔的雨棚。下面的基石，是一尺多厚的石敦。两边一溜东西相房，往二层上是阁楼。东边明堂前的月亮门，出去就是东偏院，再出后门，便是片空旷的场地，依次盖着饲养场和羊圈。一旁就是我爷爷的住所一长工屋。

同屋还住着个羊倌，以后我叫他王儿爷爷。他是祁县来远人，从小就在李家放羊。爷爷是车夫兼喂牲畜，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土改后，还继续放羊，每年秋收后，赶着几百只羊从沁源山下来，给集体时的生产队踩粪。春天再赶着羊上山。每年回来给我爷爷带的珍贵礼物，是一根二米多长的松木篇担。他总是把篇担斜插在背后，一边放羊一边走路，宁是从沁源山走了下来。这种纯真的情谊存续了近一辈子。有时候要回祁县探家带得点钱，我奶奶总是要把他放钱的口袋，用针线左三针右三针，缝的结结实实，怕在路上丢失。他是个瘦小精干的小老头，用成语给个比喻“小巧玲珑“，再合适不过！

长工屋坑上是一铺一盖，地下是一碗一筷，一看就是光棍摊子。墙上掛着个篮子，里边放的是爷爷弄下或者是省下的干粮，等我父亲回来吃。

这是1942年后的事情，父亲才八九岁，在本村上初小。一放学渴了饿了就往长工屋跑，也把这里当成了家。也因为只有这里，才有他唯一的亲情一父爱！

从理论上说，父亲有三个母亲。生母，养母，奶母。

父亲一跌地就离开了母亲，真不願意也不应该降临到这个世界。虽然叔叔，姑姑们很关爱，但怎能抵得住母爱。曾祖母更是对这个至亲至爱，悄悄来到这个世上，有着特殊的孙子，也不能给予太多的呵护。只能给起了个乳名，叫做“立户“或者是立富则。祝愿他早日立起来，立起户来，富起来。

有母亲不能见，有母亲也不敢见。能怨谁，能怪谁呢？只能是怨社会，这只是宽慰。不得不把母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压抑在心底……。

养母就是我的奶奶，自从丈夫离世后，带着二儿一女三个孩子，大的六岁小的两岁，嫁给了我爷爷。连自己的孩子还忙不过来，又怎能照顾好我的父亲呢？奶母是孔家堡的，奶子钱我爷爷已照数付了，只能算做一门亲戚走动走动。

以后，爷爷，奶奶生下了二叔，三叔。椐说二叔上边还有个姐姐，但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你们应该还记得，我在“家乡的红枣树“中，叙述红枣树主干，支干，支杈时就写到“看似盘根错节，其实条理清晰“。那时候，我就暗示，影射到在这个错综复杂，庞大的家族中，如何处理好来自方方面面的关系。

二叔和三叔是一父一母。

二叔三叔和我父亲是一父两母，是亲兄弟。

二叔三叔和大舅二舅是两父一母，叫隔山弟兄。（旧社会男尊女卑，男人是山）

以后，母亲又十五岁就嫁给了父亲，虽然是兄妹却没有血液关系，形成了亲上加亲一家亲。

土改时，李家大院除部分房子让其家人住外。其余都归公，分给了穷苦人们。原来的主院落和偏院，归乡政府和乡医院所属。我父亲十八岁在乡政府当秘书，顺其自然地住进了主院，在三间连套空的西相房办公。成了秘书办公室，代表人民政府办理结婚离婚，民事纠纷等一切行政事务。

真是戏剧性的一幕，一个在这个大院当了几十年长工的儿子，一个经常跑长工屋的孩子堂而皇之地主持了不少的事情。更值得一说的是，李家主院五间砖窑前的五根柱子，在1964年，四清运动前一年。翻修改建时，我父亲又买下，准备在我们院盖房子，解决几辈人几十年的缺房问题。

（五）

大舅二舅叫我爷爷是伯伯，没有改口。是从吴家这个院子里走出去的，也是在这个院里长大的。两人大的结婚成亲，都是我爷爷主持操办的。他们己融入了这个家庭，成了吴家的一员。

1950年，大舅十五岁，在其表兄的引荐下，岀去参加工作修铁路。开始在阳泉至石家庄这条线上，后来转到宣化，张家口，正赶上扫文盲，自己年龄小，又没文化。

领导们看他聪明，加之刻苦学习，学会打算盘记帐，不久抽到总务科当了采购，买菜购物。特别是在修建丰沙线上，（北京丰台至河北沙城）表现突出，在青龙桥车站开了祝捷大会。获得了詹天佑奖品，那件获得的绒衣我还见过，也穿过，不果己经旧的不成样子了。

后来，转战到晋城，修晋城至焦作线，待的时间就长了。因为采购物品，周边的沁水，端氏他都跑过。那时候他买了辆自行车，（紧缺物资）从晋城骑车经长治，武乡，祁县子洪口回到老家，走了三天。回来后，我还见过他在场里教二叔学骑自行车。

大舅在铁路工程处，我不知道是几处。归武汉铁路局管辖。我见过他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照片。头戴铁路帽徽的平顶帽子，脖子上搭配的一条围巾，肩上挎着背包，一手托着桥上的栏杆，个子又高，又很年轻，显得特别帅气。那时候，是他最出彩最辉煌的时候。

1962年，他还参加过群英会，我不知道是全国性的还是铁路系统的，反正是很风光！

困难时期，对我们的家庭贡献也很大。经常接济一些粮票，帮助家人渡过难关。也给其母亲，妹子们买件衣服及礼物。因为这里有母亲，母亲在，家就在。

1958年铁路招工，父亲让我二舅也参加了铁路工作，开始在灵石富家滩车站，后来去了运城。我奶奶一天起来念叨，“晋城，运城“因为大儿子在晋城二儿子在运城，都是铁路工人。

1964年前后，大舅二舅先后辞掉铁路工作，回乡务农。

二舅聪明过人，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自己编导的歌剧“四清中的波浪“，在县乡调演中获得了好评。可惜……。尤其是擅长武术，是形意拳大师梁世太的高徒。刀棍剑棒出手不凡，颇有一番功底。我和三叔也跟着学过一段，但是没有坚持下来。

(六)

生活，就是鞭子，不奔跑就得挨打。那怕是爬，也要拼命前行！

爷爷从1920年开始当长工，到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埋下伏笔。直到飞跃转折已经45年了，梦寐以求的建房伟业也水到渠成。材料基本备齐，就缺白灰也组成六七辆人力车，去介休南山的上梁一带购去。却遇汾河漲水淌不过去。

爷爷指挥，雇了六七个泥匠师傅和几个木匠师傅，其中就有狼叼小猪，大黄狗救下的苏师傅。土工，小工都是邻居帮忙，不要报酬。

淋石灰是一项繁重细致的活计，既要考虑出灰率及质量粘性，又要注重细节，减少出渣率。所以，就必须逐碾细磨。爷爷磨灰，三叔和我挑水，一天需要几十担水，主要是用水冲涮。拿绳子拴住水桶从井里往上提升。把手都勒出泡来，又变成老茧。疼痛难忍，还得继续挑水。刚收工就躺在坑上不想起来。

原来买的李家院子里的柱子，现在成了我家盖房子的大樑。每根长度是一丈二尺，四根是四丈八尺，连两边墙皮共五丈的长度。而我家的地方是缺二尺，我们东边当时还是一片空地。爷爷和姓雷的主家的协商，人家同意让出二尺。爷爷以后是否补偿了人家，我就不清楚了。

一月后，主体工程基本竣工。一共四间，分两期完工。樑柱立木，桩棂结构，里生外熟，青砖蓝瓦。也不次于原先十字街口，大门二门的两处院落。

1970年，又是个难忘的日子，大祸不幸从天而降。曾祖母走完了她85岁的人生历程，告别了这个世界，也是“新四门“同辈分中最后一位离开了我们。全家人处在了极度的悲哀之中。

半月前，我刚孝敬了曾祖母两只鲜嫩的熟鸽子让她品尝。那时候我在芦村毛宣队，公社决定，不让浪费粮食，让毛宣队配合大队捕捉一批鸽子。队员们煮熟后，每人分得两只。我舍不得吃，用报纸包住给曾祖母送了回来。她己经牙齿基本脱落，不果，慢慢吮吸着鸽子肉，鸽子汁，脸上露出了一丝的微笑。我也满足了，感到了欣慰！

我本想在这章中，用浓厚的笔墨好好写一下母亲。她离开了我们己经十五年了，她的音容笑貌，宽厚慈祥，无私奉献的形象，时常在我脑海中索绕。还未动笔，模糊的泪水就夺眶而出。发自心灵的呼唤，不知从何写起。该写的实在太多太多了！特别感慨的是，她与病魔作斗争的坚强毅志，成为榜样的力量。时常鞭策着我写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擅抖的握不紧笔的手，也只能稳住情绪后，在下章中重新表述。最后，想用诗人顾城的“风在结它的叶，草在结它的籽……“作为结束语吧！ （待续）

吴培林2021年仲秋，写于介休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