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我的外公

胡成光

　　动笔墨频添哀泪，忆外公倍感伤情。我的外公姓杨，出生于西杨镇，生于宣统末年（1911年），卒于1989年，终年78岁。

外公的一生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我对外公的前半生知之甚少，很多故事都是听我母亲讲述的。外公一生娶了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曹氏在1930年西杨镇的冤案中被杀，第二位夫人汪氏因孕妇难产而亡，第三位夫人胡氏就是我的嫡亲外婆，外婆也是我的亲姑奶奶（我父母是姑舅表兄妹）。

外公一生虽然娶了三位夫人，但是幸存的孩子只有一个女儿——我的母亲，我的一个舅舅据说是被疯狗咬死了。按照命理的说法，外公生辰八字命运太硬了，三位夫人前后只陪伴他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没有到头，儿女也不是那样的兴旺。

1930年西杨镇冤案事件中，共杀了一百一十四人，我外公一家被杀的有我的曾外公、曹氏外婆……外公当年的叙述我也记不清他家在这次冤案中有共有几个人遇难。当时我外公正在碾米(那时农户碾米总是半夜占碾机)，外公在碾机上听见如狼似虎的咆哮声，老幼妇妪的哀叫声，吓得赶紧把牛一卸，自己钻进稻草堆里，心惊胆战，面如土色，连大气也不敢出。因为外公半夜起来碾米，所以才逃过被杀一劫，可谓是大难不死，却没有后福。

外公早在黄麻起义的时候就参加了农会组织和赤卫军，1931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在西征路上掉了队，他风餐露宿，一路乞讨返回了家乡。外公对我讲过他返回家乡时随身带着一支步枪，因害怕在路途被国民党军发现盘问，将这支步枪扔到一个池塘里。上世纪七十年代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工作队怀疑我外公将枪交给了国民党的军队，一直给他戴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八十年代经人证明弄清了事实，给他平了反。

外公一生颠沛流离，含辛茹苦。年轻时四处奔波，中老时又赶上修筑浮桥河水库，为响应国家号召迁移陈家稻场……在陈家稻场生活几年后又返迁西杨镇，迁出迁进，迁得家庭一贫如洗。

儿时的记忆里，外公就是那样的苍老，像个老仙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四季里都剃着光头，脸上的皱纹网一样的撒开。双眼深深的陷进眼眶里，显得格外的浑浊，满口没几颗牙齿，使得两腮也跟着凹了下去像干瘪的皂角。下巴上的胡须洁白如霜，说话吭腔有力。

外公夏天里常裸着上身，从他那松弛枯皱的皮外，都能数清两边的肋骨。下身穿的是一条黑青色的、腰间还带有白边的宽松褶子半短裤。外公总是那样奔波劳累，我从没有见过他在家里休息过一天半晌。

冬天里，常穿着一件黑色的棉长衫，头上戴着黑色的纱帽，有时手上拎着火罐坐在屋檐下面，微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晒太阳，远远看去像是一尊“雕像”。

我刚满一岁的时候，就被寄养在外公家。我父亲兄弟六人，那时我堂兄弟姐妹较多，爷爷奶奶照料不过来，我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在家里的时间较少，只有把我送到外公家去，连我的弟弟也是在外公家出生的。

外公是同我父母一样我最敬重的人，他把毕生的爱都献给了我的家里。我在外公家长到8岁时才回自己的家，当时，我兄弟姐妹三人，大小差不多，都是长身体吃长饭的年龄。那时靠工分抢粮，工分挣的多粮食多得，工分挣的少粮食就少得。父亲在外工作，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挣工分，我家应得的粮食总是被别人家抢去了，粮食长期不够吃，母亲为了让我弟妹吃饱，在丰收的季节起早贪黑到集体收割完谷麦的田里捡谷捡麦，维持基本生活。

虽然母亲披星戴月的劳累，但还是不足以让我弟妹们吃饱。这时的外公已是花甲之年，满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深浅不同皱纹，他看到自己的女儿举步维艰，他为了让外孙少受饥寒，每天清晨就把自己种的蔬菜—豇豆、茄子、黄瓜、南瓜……翻山越岭、一路奔波步行从西杨镇送到我家来，此情此景，令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如今，我都已是过花甲奔古稀的人了，算算外公去世已有三十多年了，现在每每想起和他相处的儿童时光，心中就荡起无限的哀思，有时禁不住会潸然泪下，无端的感叹岁月的无情、人生的短暂。三十多年的时光已随风而去，但记忆却从未模糊，它像是一块烙铁，把诸多往事深深的印在心间，让人无时无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外公虽然已经离开我三十多年了，但是外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令我记忆犹新。外公呵，你为了你的女儿，你的外孙奉献了全部的光和热，你那敦厚的品质，慈祥的面容，勤劳质朴的精神永远激励我好好做人做事。希望我的外公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切安好。

胡成光

公元二零二一年季秋月撰于盛家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