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49年，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母亲回到了革命的队伍，心花怒放，更是以百倍的热情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她经常是不辞辛苦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编稿，干劲十足；和同志们吃住在集体宿舍，整天快快乐乐。多年后，她经常忆起在《长春新报》(《长春日报》前身)那段充实而愉快的时光。</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踌躇满志的新闻工作者。</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和同志在宿舍合影。</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1, 1, 1);"> 1951年，15岁的舅舅从北京家中偷偷跑到沈阳，让我大姨送他参军去抗美援朝，由于年龄太小未能如愿，被我母亲接到身边，这是姥爷姥姥的托付，许是姥爷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自顾不暇了。从此我母亲，又当姐来又当娘，先是把他送去沈阳公安学校学习；毕业后把他接回长春，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有学历的警察。姐弟相依，从此母亲在长春有了亲人。</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姐弟相依</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 font-size:20px;"> 1951年初，母亲自1946年离家后第一次回京省亲。从照片上看，母亲的目光透着革命者的自信和坚定，姥爷的皮鞋厂刚刚被公私合营，一脸的无奈，姥姥依旧的慈祥，二姨是意气风发的解放军卫生干部，小姨两眼清澈，是正在读书的中学生。</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与姥爷姥姥及妹妹合影</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三姐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53年正当母亲踌躇满志之际，无情的现实正一步步走来，一纸调令将我母亲调离了报社，放在了长春市文联。这是一次不征求意见不常規的调动，美其名曰“更适合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而真实情况，许多年后才弄清楚。</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市文联房舍，曾是伪满洲国的一个私人会所，是一所带圆拱门带花园的漂亮洋气的大房子，九十年代拆除建了居民楼。此为部分文联同志合影，上图右1，下图前排左3为我母亲。</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母亲到文联后，先是做文学期刊编辑，后来又被安排做文学辅导，专项负责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文学创作辅导。这是个挺辛苦的活，要无冬历夏地从市内骑车去南郊的工厂，要深入车间、工位发观，挖掘，辅导“文学青年”，帮助他们进行业余文学创作，一汽厂好多车间主任、工段长都成了她的熟人，许多文学爱好者都尊她为“郭老师”，她也真的培养了不少业余文学作者。晚年离休后，她时常收到《解放》(一汽宣传部刊物)《东风》(二汽宣传部刊物)期刋，她的作者成了期刋的主编、成了主笔，她高兴的不得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从母亲的日记中了解了不少当年文联的情况，真是个“庙小妖风大”的鬼地方，经过多次的整风、运动，文人的傲骨早已消失殆尽，人人自危，对上趋炎附势，对内互相告密，揭发，以求自保。母亲常常单独一人去一汽工作，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单位，但仍旧少不了被监视，被报告，似乎身上背着一张无形的大网，脱不开逃不掉。</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母亲在这张照片背后附言道，“经过反右运动，文联有了一些变化，犯了错误的同志都先后劳动去了，这是剩下的一些等待另行分配工作的同志，临别前的一张合影。58年春”图中第2排中为我母亲。</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57年，母亲出差进京，带了我大哥和姐姐回家探望父母，一家人甚为高兴，视为家中大事，齐聚一堂拍照留念，姥爷提笔在照片背面写了赠言。照片中的姥爷有了些笑容，皮鞋也擦得瓦亮，各位姨也都穿上新衣裳，喜气洋洋，过节一样。</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母亲曾多次要求组织上就其脱党问题进行调查，甄别，却无人理会；要求重新入党，又被告之“不可以”。她，被悬空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18px;"> 一家人及舅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我儿时印象中的母亲挺漂亮的，围着白纱巾，穿着米色风衣，斜挎牛皮坤包，蹬一双半高跟鞋，戴着白手套，骑一辆飞鸽自行车，匆匆来匆匆去，从不家长里短，很不“无产阶级”，邻里邻居的人民群众都自觉地与她保持着距离。她偶尔会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坐在藤椅上，叼着一支烟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吱声，一坐许久，挺神秘的。</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母与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font-size:20px;"> </span><span style="font-size:20px;"> 待我逐渐长大，看了革命文学作品，看了电影《徐秋影案件》，加上她对我这“革命接班人”经常“严刑拷打”，我咋越来越觉得她是“国民党特务”呢。</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母亲与我和二哥</span></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1, 1, 1);">在家中，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比较严厉，她自己不洗衣服(都是我三姥给她洗)，却要求我们从四五岁就自己洗衣物，先是手帕袜子，后来是内衣外衣；衣柜中自己的格子必须叠放整齐；自己的书籍杂志必须钉齐，不许折页；晚上钻进铺放整齐的被窝，早上不得零乱；完不成作业不许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规矩，她这是拿我们过当老师的瘾啊。我是不听邪的，常不听活，有时是故意捣乱，把她气得够呛，经常笤帚旮瘩伺候我。三姥姥总是替我挡着，嘴里“凤家”“凤家”地劝着。(“凤家”是三姥对我母亲特别的叫法，她是长辈，是不能叫“凤姐”的)</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1, 1, 1);"> 现在想想，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母亲严格教育的结果，心里惭愧不已。</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1, 1, 1);"> 一张炮打大字报，转眼阴云密布，文革来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1, 1, 1);"> (待续)</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