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内敛下的艺术观照

若水

书法之所以是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其原因来源于文化，但文化又是一个大的范畴。具体的表现好像又难以言说。几千年前的先贤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似乎在无声得揭示着这一切。
“互补共生，协调渗透”是阴阳学说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并且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书法的学习也不例外。带着这个理念审视经典名帖，会时时让你会心于古人。
放逸与内敛是文人的两个取向，两者并存而侧重不同。以放逸为主的，往往收放明显而个性张扬；以内敛为主则以收为主，表现放逸时则是含蓄而有度。如果我们以《石门颂》、《杨淮表》为放逸的代表。以《张迁碑》、《好大王》作为内敛的代表。放逸的风格往往势大，容易写活，而内敛的风格则易于方正，方正就容易流入板滯，那么本文就着重以《张迁碑》与《好大王》二碑为参考，分析方正内敛下如何化解流入板滯的危机。
文字的发展遵循着自然的运用原则，随着王位的确立，国家的统一，文字本身的属性展示，由原来的一条脉络，渐渐的开始了两条脉络的发展。一条是作为官方的脉络。另一条则是民间的脉络。（侯开嘉先生认为是官方与俗书）官方的要求是整齐，要表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表现出庄严与肃穆。而民间的则主要是表情达意，说明事情即可，所以着重点在意而不在形。意尽则止。基于此，官方文字的发展无论哪种书体，发展到最后就形成了刻板，重复，大小一律，了无生气，如篆书，在大篆阶段，还是天真烂漫，自由散逸，发展到秦李斯的小篆就变成了千篇一律，粗细相同，大小一致，的美术体了。汉隶也是，由西汉的民间自由书写至东汉作为官方御用书体的地位确立，隶书的地位在完成了由草根至贵族的华丽蜕变的同时，也失去了往日的风骨。文字规范的代价是艺术细胞的缺失。楷书也难以摆脱这种残酷的命运，三国至魏至唐，地位节节增高，艺术性节节下滑，唐以后楷书则只剩下皮囊，毫无生气可言了。
清晰脉络，有助于我们在考察古代碑刻时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辨识。现在看来一味的强调整齐，就会板滯，反之一味的注重散怀，往往会步入荒率。那么这两者都不是艺术的表达，虽然艺术的表达，其根本是情感。但中国式的表达是含蓄的表达，是阴阳的互补共生，协调渗透。那么方正之中含婀娜，雄放之计有内敛，才应是艺术的表达。《张迁碑》与《好大王》碑都是方正类碑，观其外，则庄严肃穆，览其内，则姿态百出。如何把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巧妙的融合在一件作品里，一个字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如果把字当成人看，那么就会有正面与侧面之分，侧面像往往是艺术的表达，失衡与不稳才是势态的趋向。
下面具体分析个案考察：
汉字无非由三类线组成，横线、竖线、斜线（撇、捺、点）。简单的讲，研究好这三类线的搭配方式就可以得出所研究碑帖的风格特征与审美规律。
一、笔画方向的变化可以让字改变方向。

例如：《好大王》碑中的“是”字，上面部曰字的两竖向右倾斜，使整个字打破了板滞有了明显的势。

“有”字右边小竖的短斜也使该字具有了鲜活的成份。 《张迁碑》中也有同样的表达。例：“月”字一撇一竖；“黄”上面两小竖等。
二、笔画的长短变化可以让字改变形状。
例如：《张迁碑》中的“不”字，我们沿边线观察此字虽也呈扁形，但如果把把撇捺的长度加大，字就会更扁，而且风格就会由原来的古拙内剑变成像《石门頌》《曹全碑》一类的大开大合。此类字比比皆是不再多举。
三、斜线的作用
平直的线会产生稳定的感觉，是静态的。而斜线让人感觉到失衡与不稳，是动态的。因此考察古代许多方整类碑，其共性都在方整中有斜线的穿插，这种处理方式既保持了方整又不失灵活。例如：《张迁碑》中“征”“考”“斯”“刊”于”“纯”“性”“新”等字；
《好大王》碑中“叵”“於”“是”“土”“观”等字。这种处理方式在这些方整类碑中运用的频率非常高。
四、点的妙用
三角点，圆点的巧妙使用可使人产生眼前一亮的感觉。
《张迁碑》中很多三角点使方整中灵动溢出，如“棠”、“树”、“恭”、“奚”；《好大王》中“率”、“讨”、“息”圆点的运用。
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的隶书，在平直当中很巧妙的运用灵动的点和小的斜线使疆局打破，生出一派生机。例如：
本文只是略谈一些个人的观点，清代著名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言到：“书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质，然性情得于心而难名，形质当于目而有据。”只从形上分析无法涵盖全部，本文也只是谈一个方面，当然因才疏学浅，难免有不到之处，还望王老师及各位师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