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工友

老猴子

我和我的工友

龚友林

我的一个工友死了，死于直肠癌。我到他家中吊唁，在灵堂前向他的遗像鞠躬表示哀悼。看着他青年时的遗像，我忽生感慨，并勾想起我们在一起当工人的日子。

毎每遇到跟自己年纪相仿、熟悉的人死去，或同学或朋友或工友或同事，我总是会生出许多的感慨，感慨人生的短暂、无常；感慨生命的脆弱、思想的困惑、生活的艰辛、精神的苦闷……也总是会想，我会在哪年哪月哪日，以怎祥的方式死去？想到死，总还是有些恐惧，有些不舍……

六十四岁就死了，他一定还有好多的事想做，好多的话想说……老天爷对他不公啊！

我和他是同一所中学的同学，同一天到同一个公社插队当知青，同一天被招工到同一家工厂同一个车间当工人。当工人之前，我们并不熟悉，只是认识而已。三年，在一起当工人的日子里，我们彼此熟悉了，对他的印象就定格在这三年里。一九七八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了工厂，之后，我和他鲜有来往。现在想想，四十多年前，在工厂当工人，和工友们相处的那三年，是我一生在职场中过得最轻松愉快的三年。至今，我还会常常想起，一想起，心里就热乎。

他的大名叫李水生，我们都叫他的小名——铎铎。在我的印象里，他聪明、自信、机灵、活泼、健谈，脸上常挂着微笑。他的微笑里，有时透着和善，有时透着不屑，有时透着狡黠，有时似乎也透着几分为人处世的圆滑。他皮肤黝黑，身材修长，是那种永远都长不胖，却又充满活力的精骨人。我们虽然鲜有来往，但关于他的消息我还是听到了一些，听说他后来到了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一步步地做到了企业的高管，拿着年薪。听到这样的消息，我打心里为他高兴，佩服他。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我们一共十七人被分配到了阀门厂的铸钢车间。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公社的知青，也是同一所中学毕业的同学，彼此间都认识。到车间没几天，车间主任就宣布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种，一个电工，一个电焊工，一个行车工，三个炉前工，五个浇铸工，六个造型工，铎铎是造型工，我是浇铸工。对工人来说，工种一定，基本上就决定了你的薪资待遇和前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决定了你在社会、在工厂、在工人中的地位。工种分为技术工种和普通工种，相对应的就是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技术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是有技术含量的，包含部分的脑力劳动，如电工、钳工、机床操控等；普通工人所从事的工作则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或简单重复的劳动或重体力劳动，如清砂工、炉前工、浇铸工等。两者的薪资待遇和前途差别也很大，技术工人最高可以到八级工，而普通工人最高只能到四级工。那时，普通工人(普工)被认为是工厂里地位最低的工人。我们十七人中有三人是炉前工，五人是浇铸工，都是普通工人(普工)。当车间主任宣布我们的工种后，我们八个人居然没有吵，没有闹，虽然有些沮丧，但还是接受了。那时候的人习惯了被组织安排，服从和认命是时代留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印记。

铸钢车间是个新车间，还没有投产。大家都在为车间投产做准备，盖库房、安装熔钢炉，备好原材料等，都是我们头几个月里做的事。这段时间，加班是常事，而且是加夜班，偶尔干通宵，因为要在规定的时间正式投产。

能够回城当工人，着实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子，有一种鱼跃龙门的感觉。这种强烈的感觉，源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这种差别，对于我们在农村当过农民，又回城当工人的知青来说，感受尤为深切，用梁漱溟先生说的，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称作"九天九地说“的“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来形容最为贴切。

我们浇铸班一共五个人，都是肌肉发达之人，因为有力气才被安排做了浇铸工。这种安排似乎是合理的，让你无话可说，因为力气小的人做不了这份工作。浇铸工里只有男人，有人就把我们称为浇铸佬，有一点蔑视的味道。我们的工作是简单的重体力劳动，就是两个人抬着钢包到炉前接钢水，装满后，抬着钢水浇铸入砂制模型中，最后等待铸件冷却后，用大锤将铸件从砂箱中取出。我们用来抬钢水的是两根长约2米、直径为2.5厘米的钢条，钢包装满钢水有80——90公斤重，抬着这么重的钢水，对准一个个浇铸口，将钢水缓慢、连续地浇铸。如果浇铸太快了，空气排不干净，铸件内可能会形成气泡空洞，不连续的话则容易形成铸件的间隙痕，都会影响铸件的质量，甚至会造成铸件报废，所以两个人的配合、协调、默契尤为重要。浇铸时最怕钢水洒落在潮湿的地上，一旦洒落在地上，钢水突然遇冷遇潮会立刻炸开，一些钢水小颗粒会溅到鞋帮上、裤腿上、衣服上，甚至脸上。特别是溅到鞋帮上的钢水，有时会钻入鞋帮的缝隙里到达脚背，把脚背的皮肉烧得咝咝响，那个痛啊，痛得直跺脚！跺脚一来可缓解疼痛，二来是想把钢水从脚背上震落。这时，你还不能放下钢包停下来，只能忍受并坚持着把钢水浇注完，因为停下来，铸件就报废了。等浇注完后才能坐下来把鞋子脱掉，把镶嵌在脚背上皮肉里的钢水颗粒弄出来，并在受伤处涂抹上碘酒。直到现在我的脚背上仍然可以看见一些在那时被钢水烧灼后留下的疤痕。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每次工作完都是汗流浃背，工作服上常常可见成片的汗斑。经常还要上大夜班，感觉比在农村还累，过了好久我才适应。

正式投产(开炉)的那天，大家既兴奋又紧张，准备了那么久，能否成功就看今天了。所有的班组都各就各位，做好了出炉前的准备。自车间主任合上电闸熔炉通电的那一刻起，炉堂里的变化就成为了所有人目光的焦点。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炉堂里的废钢开始变红、开始熔化、最后沸腾。沸腾钢水的温度达到了1650度左右，这时就可以出炉了。随着车间主任一声令下，准备出炉！我们浇铸班的五个人就开始动了起来，抬着钢包准备去接钢水。此时此刻，我们所有的操作都是第一次，无先例可遁，所以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和危险性。谁先上，哪两个人去接第一包钢水？我们浇铸班班长祁玉芳，是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在这种时候，他总是会当仁不让，走在前面。他是个实在人，待人真诚，做事踏实，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叫我跟他一起上，去接第一包钢水。我们抬着钢包站在炉台前，车间主任按下电钮，熔炉缓缓地倾斜，钢水从炉口倾注到钢包里。这时，眼前的炉口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太阳，亮晃晃的，如果没戴墨镜，你还真不敢直视。我们距离炉口也就一米左右，巨大的热能辐射在我们裸露的脸上，那种灼热……我还好，我的头上戴了一个草帽，可以斜着头用草帽遮挡一下脸，而我对面的班长祁玉芳，他只戴了副墨镜没戴草帽，他的脸、他的额头全部暴露在炉前，就这样被高温干烤着。他强忍着灼痛，坚持把钢水接满，又坚持把钢水浇铸完。然后，他走到车间门口坐在长凳子上，用双手捧着脸，非常痛苦的样子。我们围拢过来一看，他的额头、半边脸和鼻子都是红红的充血状，没过多久，大大小小的水泡就冒了出来，挤满了半个脸，额头上、鼻子上也未能幸免，那副惨样让人心疼！这件事过后不久，他入了党，一步步地走上了领导岗位，最后做到了一家国企的高管。虽然出了一些状况，车间的正式投产也算是成功了。

车间不足四十人，有三个脱产干部，一个车间主任，一个车间副主任，还有一个技术员。那时的工厂，大家都把不在生产一线，坐在办公室里用脑用嘴用笔工作的一类人员称作脱产干部。

先说说我们的车间主任老阳，那时的他也就四十岁左右，矮墩壮实的身材，显得特别有力量；他没有上过多少学，看上去也是一副大老粗的形象，但说话做事很有条理，人也干炼；他在管理上也很有一套，把车间管理得有条不紊；他吃得苦，不怕累，身先士卒，大家都很敬佩他。我觉得，在他身上体现了那个年代工人阶级诸多的优良品质，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

再说说车间技术员，他比老阳小些，三十六七岁这样，是车间里屈指可数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说实话，我和他并不熟悉，没说过几句话，以至于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全了，只记得他姓李。但他每天上班时，从车间这头走到车间那头他的办公室里，那种低着头行色匆匆的，跟谁都不打招呼的样子；被车间主任批评甚至辱骂时，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就技术问题开会讨论，他的发言被车间主任质疑或反对时，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还有讲话时那种谨小慎微生怕说错话的样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许就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臭老九)处境的真实写照。他们已经被绵延不绝的政治运动折腾得完全丧失了自我。

工闲时，我们常常聚在车间大门口休息聊天。车间里没有专门供工人休息的房间，只是在紧靠车间大门的地方摆了一张能坐四五个人的长凳、一些小凳和一个保温的开水桶，供大家休息之用。那时候的聊天，也就是聊一些奇闻异事，聊一些身边事，聊一些家长里短，偶尔聊一下时事，聊一下女人。我们聊不出什么古今中外，聊不出什么天南地北，更聊不出什么天文地理，因为我们不具有这些方面的知识，况且那时的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每个人似乎都被关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受得到的笼子里，你只能在笼子里转圈圈，就像动物园里面的猴子。那时的我们是一群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人，我们学生时代的十年都是在"那个十年"中度过的，我们没有学过地理，没有学过历史，只是学了一些简单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倒是学了两年，但到最后只学会了"Long life ……"。还有一门课，是那时的高中特别添加的，叫农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农基课“，是为以后到农村插队当农民打下一些理论基础。中学时期的学工、学农、学军、去游行去集会去抄家去拉练等，几乎占用了我们半数的学习时间。就这祥，我们稀里糊涂地高中毕业了，并获得了一个"知识青年"的称谓，被统一安排到了农村插队落户。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基础文化知识最缺乏的、知识结构最不平衡的一代人。尽管一些人后来有幸上了大学，在专业领域成为了教授、专家，但基础文化知识缺乏和知识结构不平衡的那块伤疤有时还是会隐隐作痛，大学校长读错字就是这种。

一次聊天，聊着聊着，我就来了情绪，去做了一件荒诞不经的事情。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总还是有点内疚感，觉得这件事情做得过份了，对不起铎铎。这是一件由于我爱抬杠、争强好胜的性格使然，弄得铎铎非常尴尬和不快的事情。聊天时，只要有铎铎在场，气氛就会变得活跃。他总是喜欢聊自己的所见所闻并掺和自己的观点和惰感，时有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大家喜欢反驳他，但他挂在脸上的微笑，总是透着自信和几分不屑，从不认输。他的自信也许来自于他的早熟和爱情。他十六七岁在农村插队时就开始谈恋爱了，他和她是青梅竹马，插队在一个生产队，进工厂又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可以说，他是我们这帮人中最幸福的人，人一幸福，自信就有了！这次他不知从哪看到或听到的，说一个人用手指捏一根针，超不过一小时针就会从手中掉落，理由是皮肤麻木了，对针没有了感觉。他说的似乎有道理，可我不是爱抬扛嘛，没试过，我就是不信。我问他，你试过吗？他答，没有。既然没有试过，你凭什么说得那么肯定，我心想。我说，我俩打个赌，我捏着针走一个小时，如果针没有掉落算我赢，掉落了算你赢。他说，好啊，赌两包象山烟(0.25元/包)。我表示同意。我们找来了一根针，一个工友主动要求当裁判，我把针捏在右手拇指和食指间，三个人出发了，计时开始。一路上他俩有说有笑相谈甚欢，我很少说话，只是有时掺和一两句。我得小心翼翼，把注意力集中在捏着针的手指间，久不久还搓动手指感觉一下那根针还在不在，一路受煎熬，后悔莫及！从东安街到民族路，过西门桥，转到中山南路一直向北走，到了十字街，看表，用时将近五十分，折返，过阳桥刚好一小时。我用力搓动手指，感觉针还在我的指间，我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赢了！铎铎当时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一副尴尬的样子，说了一句等回到厂门口我给你买烟，眼睛却没有看我。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心里的不快，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能证明他不光是心里不快，甚至是生气了。我们在往回走的路上，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差一点酿成一场斗殴事件。事情经过的大概我还记得。我们三人并排走在马路右边的人行道上，铎铎靠左边，另一工友在中间，我靠右边，走着走着，走过了文明路口，这时，迎面走过来三个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边走边说着话，没有注意到我们，但我们三人已经注意到了迎面走过来的那三个人，如果我们不主动避让一下，那三个人一定会撞上我们。我和另一个工友本能地往右侧避让，铎铎却没有避让，径直撞了上去，对方左侧的那个人差点被他撞倒。我心里清楚，他是把他们当作了情绪宣泄的对象。等他们回过神来就开始愤怒了，嘴里骂着粗话并说铎铎是故意撞他们，铎铎也不示弱，针尖对麦芒。双方越吵越凶，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赶紧走过去，站在铎铎前面，把铎铎跟他们隔开，连忙给他们赔不是，讲好话、讲软话并给他们递烟，这才把他们的怒气压了下来。事后，我们一路都没怎么说话，急着赶回车间，因为出来太久了，怕车间主任有事安排找不着人。到厂门口，铎铎兑现了那两包烟。走到车间门口，有工友问谁赢了，铎铎大声地应答，"德国鬼子"赢了，用手指着我。"德国鬼子"是儿时的伙伴给我取的废名，他平常时不时也这么叫我，但这次他叫我"德国鬼子"的语气让我感觉到跟往时不一样。走进车间大门，我把那两包烟放在长凳子上，让大家一起抽。在那个精神荒芜的年代里，我们做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想想也不足为怪，刚好跟那个年代相吻合。

记不清从何时起，至我离开工厂，一直都是在上大夜班。那时国家的电力供应非常紧张，居民用电时常遭遇停电，生产用电也常被限制，像车间这种用电炉熔钢的用电大户，也只能是等用电高峰过后，也就是晚上十点后才能用电。我们上大夜班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半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下班早点晚点看完成三炉所需的时间。跟我们一起上大夜班的有炉前工、电工、行车工，还有化验员，车间主任或副主任有时跟我们一起上大夜班，一共也就十五六个人。这种黑白颠倒的作息时间，刚开始让人很不适应，到了晚上一两点钟，瞌睡袭来的那种难受啊……过了好一段时间才适应。其实一晚上我们真正做事的时间并不长，一炉钢水出炉，有个三四十分钟事就做完了，就可休息等到下一炉钢水出炉，这其间有一个多小时。干什么呢？打瞌睡，聊天，下象棋，发呆。

行车工秦丽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大夜班。有段时间，一有空闲我就会去找她聊天，就是想鼓动她跟我一起复习功课，一起参加高考，还跟她说在学习上我可以帮肋她等等，但是她没有了想去上学的意愿。我心里清楚，我是喜欢上她了。之所以鼓动她跟我一起复习功课，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跟她在一起。我虽然喜欢她，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这是我的性格决定的。我思想活跃，却又内心自卑，缺乏自信，常常会陷于矛盾之中，时而肯定自己，时而又否定自己，总是在矛盾的圈子里转来转去而缺乏突破的行动力，最终丧失机会。那时是我高考复习的关键阶段，于是我就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以学习为重，不要分心，以此来掩饰我内心的不自信、胆怯，以求得心理平衡。

说起她，我就会想起我读高中的一段时光。高一，我十六岁，花季少年。这一年我对阅读产生了浓郁的兴趣，阅读了不少的书，其中的二本小说对我产生了很特别的影响，一本是冯德英的《迎春花》，另一本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书中对两性关系、对爱情、对性爱的描写，深深地吸l引了我，以及书中主人公对爱情对性爱的追求、渴望，且因此而生出的许多困惑和烦恼，也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仿佛一下子长大了，青春期特有的那种躁动和烦恼，常常搅得我心神不宁。有一段时间，秦丽娟同学坐在我的前排座位，我一个人坐最后一排。坐在她后面，我开始注意她，经常盯着她乌亮的头发和两条扎得不太顺溜的辫子，在那里想入非非。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想说却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一次在数学考试中，她突然回头，指着试卷上的一道题，问我怎么做。看到她有些着急有些害羞的样子，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她主动跟我说话了，我还有了机会帮助她；紧张的是怕老师发现她和我的作弊行为。我赶紧把答案写在一张纸条上，从桌子下递给她。递纸条时，我无意间触摸到了她的手，就在那一瞬间，我心底涌起了一股强大的暖流并迅速传遍全身，让我感觉温暖、飘然……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触电的感觉。我第一次，第一次有了这种美妙的感觉！一时间，我完全沉浸在这种感觉里，让我欲罢不能。之后，我又故意"有事“，有过几次向她借墨水、借橡皮之类的事，想趁机摸她的手。再后来，座位调整，她不坐在我的前排了。再再后来，我们高中毕业了，下乡插队了。

没想到，下乡插队两年后，我们又在工厂的一个车间再次相遇并成为了工友。这么好的机遇和缘份，怎么就让我这个浑蛋给弄丢了？！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离开了工厂去上大学，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她送给我的那个文档夹，在大学五年里，我一直在用，一直伴随着我。

车间化验室有三个人，有一人我想不起她的名字了，也没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老胡(胡官友)和侯师傅(侯明玉)。他们都是车间里的知识分子，老胡中专毕业，侯师傅是名牌大学本科毕业。他们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勤恳工作，低调做人，不敢从"老九"的位置越雷池一步。他们都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或者说曾经影响过我的人，是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人。

老胡(胡官友)，三十二三岁，个子不高，人很精明、随和，喜欢聊天，喜欢下象棋。工闲时，我喜欢去化验室跟他聊天、下棋。他的棋艺跟我在一个水平，下起来互有输赢，难分伯仲，但他棋瘾大，有时候一边工作一边下棋，为这还受到过车间主任的批评。化验室不大，不到二十平米，仪器设备很简陋，桌子上的算盘和计算尺是老胡用来运算化验数据的工具。我对计算尺很感兴趣，当时还让他教会了我计算尺的使用。计算尺上有对数的运算，我叫他教我，老胡用嘲讽的口气对我说，你也懂对数啊？！我说，你别小看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可是数学尖子生哦！我们聊得来，成为了朋友。一次，老胡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车间门口，说是要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说他老婆单位有个女孩，人长得很漂亮，结婚生小孩不久，老公就遭遇意外死去了，现在一个人带着个一岁多点的小孩，问我要不要考虑一下，见个面什么的。我拒绝了，说是不合适。他还跟我说，在工厂，普工是很难找得到老婆的。他的意思是要我再考虑一下。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残酷和无奈！一种强烈的要"改命“的愿望在我的心里涌动、升腾。这也许就是我要参加高考最原始的动力。我知道老胡是为了我好，为了帮助我，因为我之前半开玩笑地跟他说过，有机会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啊！他确实是放在心上了，谢谢他。阀门厂倒闭后，老胡来找过我，要我想办法帮他在我们单位安排个工作，我帮他问了一下领导，很遗憾，我人微言轻，没有能力帮助他。好久不见了，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祝愿他健康快乐！

进厂两年了，我跟候师傅(侯明玉)几乎没有说过话，只知道她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是学化学的。那时她也就二十七八岁，戴一副近视眼镜，显得文静清高，难得跟人说句话，总是在化验室里忙个不停。一九七八年的四五月，我正在高考复习中。一次上大夜班的工闲时间，我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复习化学，有一道题我做了很久也没有做出来，把我难到了。这时，我想到了侯师傅，我想向她请教。于是我把那道题抄在了一张纸上，到化验室把侯师傅叫了出来，告诉她我在高考复习，有一道化学题我做不出来，想请教她。她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可能感觉有一定的难度，一时半会做不出来，更何况她还在忙着工作，她说，这样吧，我拿回家去做，等做出来了再告诉你。我说，好的，谢谢候师傅！她回化验室后，我站在那里，心里面总是感觉有点过意不去，别人那么忙你还要去打扰人家，我有些后悔了。过了三四天，同样是在上大夜班，我同样是在车间的那个角落里看书，有工友过来叫我，说是侯师傅在找我。我赶紧走进化验室，叫了声侯师傅。她见我进来，就跟我说，刚才我去找你了，那道题我做出来了。说着，拿出了两张写满了运算步骤的稿纸递给我。从她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我看得出来她今天的心情很好，有点像学生完成作业后那种轻松和喜悦的心情。接过稿纸的那一刻，我心里除了感激还有几分感动，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那么重视、那么认真，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事。我连声说着谢谢走出了化验室。这件事后，我对侯师傅有了很好的印象，也非常敬佩她。我对她的敬佩，不仅仅是她这次帮助了我，还加上我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几年后，在我上大四的时候，我收到了侯师傅的一封信，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她的信里，多半都是在称赞我，说在车间那几年，她对我的印象非常好，说我聪明，能吃苦，爱学习，有毅力，还说她好几次看见我工闲的时候在看书，就觉得我跟其他的工人不一样，以后一定会有出息等等。哇，我的脸都有些发烫了，从小到大，能得到别人的称赞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看到这些称赞的词用在我身上时，我还真有些不适应、不习惯。但能得到我所敬佩的人的称赞，还是让我很开心。接着她又对我在学校的生活嘘寒问暖，还问我在学校谈恋爱没有，如果没有，她想帮我介绍一个女孩等等，说了很多，像是我的大姐。后来我们又通过几次信，她给我介绍的那个女孩，就是我现在的老婆。这个世界真是奇妙，一句话，一个闪念，一件事情，也许就会引起许多的连锁反应，甚至会决定一个或几个人的人生轨迹或命运，这也许就是人类社会的"蝴蝶效应"。有时我会想，如果没有我在高考复习时向侯师傅请教的那件事，也许她对我毫无印象，也就没有了后来的事。命运就是这样，冥冥中注定！自从她离开桂林回南通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人说她生病死了，我不愿意相信，也不想去证实，我就当她还活着。大姐，我想你了！

一天上大夜班，我发现化验室里多了两个女工，她们看上去十六七岁的样子，像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我问了老胡，说是磨床厂过来学习化验的，时间是一个月。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漂亮女孩的名字叫莫玲。漂亮女孩的到来，让车间里的单身汉兴奋了起来，动起了心思，总是找机会去跟她搭讪……一时间，大家议论的话题都集中在了那个漂亮女孩的身上，有说她脸长得好看的，有说她身材好的，有说她肤色好的，也有说她气质好的等等。边说边盯着那个漂亮女孩，像是一群饿狼盯着不远处的一只绵羊，恨不得马上飞奔过去抓住它把它吃掉。我也动起了心思，总是梦想着……心里的那片平静的湖面仿佛被搅动起了阵阵涟漪。我用目光追逐着那个漂亮女孩，一有空闲就往化验室跑，说是去跟老胡下棋，其醉翁之意不言自明。我心不在焉地下着棋，时不时瞥一眼那个漂亮女孩，时有目光交汇的一刹那，引发我一阵心动的慌乱。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个漂亮女孩的学习结束了。她走了，连同我的梦想一并带走了。我倦坐在车间门囗的长凳子上，看着路边那盏昏暗的路灯，心里掠过一丝惆怅。

进厂前，一次跟我的一个发小聊天，俩人谈理想。他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司机开汽车；我说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电工。后来他果真当了一名司机，在一个县里开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却当了一名浇铸工，理想落空。那时的社会，是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去实现理想的，你的一切都是由组织安排控制的，你就像是一个提线木偶，被扯住了手脚，一切由人摆布。那时，人们常常被一句话噎住，噎得说不出话来，那句话就是：这是组织的决定！这句代表着威势和权力的话，几乎主宰了所有人的命运。

叶建军是我们这群人里唯一的电工，是我最羡慕的人。车间投产前，他每天都跟着徐师傅在电控室里布线和安装设备，我常去电控室看他工作，跟他聊天，有时也向他请教一些技术问题。看到那些复杂的线路和设备，看到他认真、安静、轻松工作的样子，我在想，这才是我想要的工人工作的状态，有技术，工作轻松、安静。在闲聊中，我知道了他会组装电视机，让我非常吃惊，感觉他太厉害了！那时，黑白电视机刚刚出现在我们这种小城市的市面上，我都还没见过，他就会组装了，真是让人佩服，我甚至有点崇拜他了。车间正式投产后，他的工作就是监控、保障熔钢炉的用电正常，工作显得轻松自如，跟我们浇铸工的那种忍受着高温、抬着既烫又重的钢水、抡着大锤、流着大汗的工作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有时会帮我们往钢水上盖茅草灰，也常常去开行车帮我们吊大包钢水。我对他的印象：聪明、勤奋、规矩、才能出众，当然，还有长得帅，个子高。

自从进厂后，我就一直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最先住在新厂区，然后搬到车间旁的那排平房，最后搬到了厂门口的那栋楼房，住得最久的就是车间旁、有医务室的那排平房。我跟梁卓伦、廖发生、周桂弟、调度等铜炉车间的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调度的真实姓名想不起来了，大家都叫他调度。调度的个头比较小，人很机灵，嘴巴蛮叫。住在一个房间里，经常是我上大夜班，他们上白班或中班，这样就会相互影响睡觉，时有他们刚睡着被我下班回宿舍的声响吵醒了，或者是我刚睡着被他们去上班的声响吵醒了，往往因为这些事而闹出些意见。记得我跟梁卓伦就是因为诸如此类的事弄得彼此心里不快。不过我对他的印象还是蛮好的，他斯文，有高度长得帅，聪明又冷静……像是个做大亊的人。我跟廖发生聊得多一些，关系也比较好，我还去过他家里。也是因为我妹妹下放在他们村，去他家里玩也就顺便去看一下妹妹。我在这里住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认识了很多住在这里的其他车间的工友。刘继红刘师傅给我的印象深刻，他是一个大龄青年，能说会道，喜欢集邮。大家在背后叫他刘癫子，刚开始我还以为他精神上有问题呢，但后来通过跟他聊天和观察，发现他很正常并没有精神上的问题，只是性格比较另类，有些想法比较疯狂而已。一九七七年，他请假离开工厂北上，只身徒步走完明长城，他的这一疯狂壮举，让我惊叹不已，也生出了几分对他的敬佩。好一个刘癫子！

医务室旁边的那个房间，住着一户人家，好像是周姓人家，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他们家在公用水龙头旁盖了个简易的厂棚，里面放些柴火煤球之类的杂物，还有一个关鸡鸭的笼子。厂棚刚好对着我们宿舍的窗户，我的床就靠着窗户。有段时间，这户人家在笼子里养了一只鸭子。这只鸭子每天清晨五点左右就开始叫，嘎、嘎、嘎……声音非常响亮，叫个不停，严重影响了附近几间宿舍里所有人的睡眠，我们那间宿舍受影响最大。持续了一段时间，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们宿舍的人开始商量，怎么解决这个事，最后决定把那只鸭子弄死，由我和调度来做。一天，我和调度刚好同是凌晨三点左右下班回到宿舍，我们决定马上行动，他负责放哨，看好那户人家的动静，我负责动手。动手弄死那只鸭子的过程就不描述了，我怕有些人看后会感到不适。当我把那只鸭子放回笼子后，它嘎嘎嘎的叫声慢慢变小，变得微弱，最后消逝。做完这件事，我一连好几天都感觉不舒服，仿佛被一种犯罪感所缠绕，让我害怕和后悔。人啊，一旦做了坏事，即使别人不惩罚你，你的内心也不会放过你。

孙振南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而且是关系最好的同学，他比我大一岁，我叫他老孙或国南。他是部队子弟，父亲是部队的师级领导，他在这种家庭长大，身上却看不到大多数干部子弟都有的那种优越感，他平和、朴实、真诚。知青插队那会，我们在同一个公社，不同的大队，那两年鲜有来往。招工时，我们又被招到了同一个工厂，成为了工友，命运的安排，我们又在一起了。他在高压车间做电焊工，我在铸钢车间干浇铸的活，他住在我的隔壁房间。下班后或星期天，我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有两件事情，我一直都忘不了，记忆犹新。第一件事就是吃荔枝：国南家里托人从贵港给他捎带来了一桶荔枝，估计有十来斤，他叫我到他宿舍跟他一起吃荔枝。记得是一个星期六的晩上，宿舍的人都回家了，就剩下我们俩。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那是我第一次吃荔枝。那时在桂北地区很少有荔枝卖，即使有，价格也是非常贵，舍不得吃。看到这大半桶又大又新鲜的荔枝，还说什么，吃吧！我们边吃边聊天，也就个把小时，竟然把那十来斤荔枝全部吃光，第一次吃荔枝就吃了那么多，吃得那么痛快，真是过瘾！嘴瘾是过足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那天晚上我发烧了，贪吃的后果。第二件事是打枪：一个星期天，国南从部队弄来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和一百多发子弹，我们从厂里找了个半身的那种靶子，一起到牯牛山山边去打靶。我们把靶子插稳在山边，在距离靶子约一百米的地方，我们用各种姿势轮流进行射击，没有人报靶，也不知道打得准不准，就是过枪瘾。大约一小时，我们就打完了一百多发子弹，走过去看靶子，打得还可以，基本上没有脱靶的。开心快乐的一天！

一天，下班吃完晚饭后，国南叫我去散步。出厂后，我们一直往市区走，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我也只是说一些有关厂里车间里的闲话。看他的样子，他好像是有心事，想要跟我说什么，又不知如何开囗，时而咪笑，时而又陷入沉思。没多久就走到了榕湖边，我们找了一个有石凳石桌的地方坐了下来。刚坐下，他猛然跟我说，他谈恋爱了，说话时，那种兴奋和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跟谁，谈了多久了？我问他。他告诉我是高压车间的董玉萍，谈了三四个月了。他还跟我说，最近一段时间，董玉萍对他的态度不冷不热的。看得出来他有些忧虑和不安，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没有谈过恋爱，对恋爱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只能跟他说，不急，看看再说了。我还跟他说，我跟董玉萍插队在一个自然村，但不是一个生产队，没有什么接触，但她看上去是一个美丽贤惠、大方利落的女孩。听我说完后，他的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脸上露出了喜悦的、并带有几分得意的微笑。接着，我们聊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聊到了女同学。我说：你还记得那谁吗，名字叫……她毕业后没有跟我们一起下乡插队，现在不知道在哪，在做什么工作。之所以想起她，是因为那时我对她的印象非常好，她漂亮、文静，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我记得！你是不是喜欢她啊？国南问我。我说：是啊，我好想去找她。国南鼓励我说：去啊，我陪你去找她。说是这么说，但做起来很难，怎么找，只知道她家在雁山那边，再没有其他的具体信息了。后来经多方打听，知道了她被保送去上大学了，我才断了去找她的念头。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聊了很多，最后聊到了高考，国南说他不想参加高考了。我说，你高考跟你谈恋爱没有什么冲突啊，只是有些影响而已。我对他的决定感到不解，为他感到惋惜。以前在班上，他的学习成绩算不上拔尖，但至少可以排到前五六名这样；他的记忆力很强，有次英语单词默写比赛，他还得了第一名呢！如果认真复习，凭他的能力，一定能够考得上大学。

湖边居民家的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了，路灯被厚厚的飞蛾包裹着，勉强透出些许黄色的光；夜风掠过湖面，吹皱了湖中的水，水中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就为品尝一口人间的味道；天上的星星眨巴着眼，月亮张开大嘴打起了哈欠；城市沉睡了，变得格外宁静……夜深了，我们该回去了。

孙振南不仅仅是我的同学，他还是我的好朋友。在我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他好几次出手相助，让我感动不已。第一次是我离开工厂前，想请车间部分工友到十字街的人民饭店吃饭，但我身上只有一块多钱，于是我找到他，他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五块钱，这才有钱请车间工友聚了一餐，花了不到六块钱；第二三次是在我上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俩常通信，我会跟他说一些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也透露一些生活困难没钱的境况，如喜欢一本书但没钱买等诸如此类的事，他知道后就给我寄钱，五块十块的寄过两次。那时的五块十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够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了。收到他寄来的钱，我除了感动之外，还感觉特别温暖。谢谢他，我的好同学、好朋友、好兄长！

为了摆脱缺钱的窘境，大二的暑假期我决定去打工挣钱。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企业用工都是有计划的，要提前上报区政府的劳动调配站，由劳动调配站统一安排，不是谁想打工就能去打工的。还好，我的小姨在一个区的劳动调配站工作，我去找她，告诉她我想打工，叫她帮我想办法。小姨跟我说，我们这里没有大学生来找临工做的，现在只有一些苦力活可以安排，问我吃得消没有。我回答她，再苦再累的活我都能干。于是她把我安排到市糖烟酒公司当装卸工，告诉我过两天就去报到上班。因为我家离市区比较远，每天要早早地赶到市区做工有困难，我得在市区找个住的地方。这一次国南又帮助了我，帮我在厂里面原来我住过的那排单身宿舍里找到了一个空床，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来月。第一次正儿八经当装卸工，一干就是一个多月，那种劳累和辛苦的滋味让人终身难忘，特别是在装卸酒和白糖的时候。酒和白糖都是一百公斤的包装，酒是金属的桶装，白糖是麻袋装。如装卸白糖，我们要把一百公斤重的白糖背在背上，弯着腰沿着跳板慢慢地走上卡车，稍有不慎腰部就会受伤。一天做下来，那个苦啊，累啊，热啊，现在想想都后怕。我们四个人包一个车，按件计酬，所得工钱平分。我们四人就是一个临时的工友团队，我们团结、相互协助、不计较个人得失，合作非常愉快。当时我的信念就是挣钱，一个人如果有了信念的支撑，再苦再累、流汗流血都能忍受和坚持。做了四十多天的装卸工，得到了相当丰厚的回报，我挣了八十九块钱，基本摆脱了大学后面几年缺钱的窘境。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的心情是五味杂陈，有高兴、有纠结、有犹豫、也有悲哀。

高兴是肯定的，毕竟在我的面前多了一条路，尽管这条路的路况以及能通向何方还不得而知，但有路总比没路好，起码可以选择、给人希望。

高兴过后，严酷的现实又让我纠结和犹豫。

高中毕业已有五年的时间，先是下乡插队当农民，后又进工厂当工人，这期间几乎没有看过书动过笔，中学里学的那点东西早已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要重新拿起书本、拿起笔复习功课，真有点赶鸭子上架的感觉，更何况每天要上班抽不出多少时间，书籍、复习资料也相当匮乏……总之是举步维艰。

钱，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那时我已经拿到二级工的工资，每月三十六元，还有九元的高温补贴、四元的夜班费，加起来每月有近五十元的收入，如果考上了去读书，这笔收入就没有了，家里还要拿出钱来供我读书，这样，我的家庭将会重新陷入贫困。

上高中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特别是数学成绩最为优秀。如果说我这个人还有一点自信的话，那一定是在读高中的时候建立的，其自信的底气来自于老师的器重和学习成绩的优秀。我高一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莫芝霞对我的影响最大，她对我说过的一些话，帮助我筑起了自信的根基，让我受益终身。一次上数学课，莫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几何证明题，她连续叫了四、五个同学上去做都没有做出来，看得出来她有些失望。她把目光投向了我，那是一种非常信任的目光，她说，龚友林，还是你来吧！听她这么说，我感觉我有点像是她手中的王牌。我走上去，在几何图形里画了一条辅助线，那道题一下子就被我解了。还有一次是高一放寒假前，莫老师布置数学家庭作业，他单独跟我说，其他同学的那些作业你不用做了，我专门给你布置几道难的题。听她说完，我忽然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高中阶段建立起来的一点自信，已经在当农民当工人的那五年里坍塌了。对我而言，若想重建自信，唯有去高考去上大学。

我就是在这种纠结、犹豫和权衡中，最终决定参加高考的。

恢复高考，是一种亡羊补牢式的悲哀。由于那个"十年"的原因，我们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如今到了本应该大学毕业、成家立业的年龄，却还要去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高考，不得不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有时我想，如果那时高中毕业能直接考大学，没有那五年当农民当工人的折腾，我一定考得上中国最好的大学……唉，命运！

高考复习中，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一个是上大夜班的问题；一个是宿舍的睡眠环境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我的大学梦也就仅仅是个梦而已。自从高考复习以来，我发现我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都不理想，完全找不到读高中时的那种反应快速、思维敏捷的感觉。我知道，是我的睡眠严重不足导致的，每天都要上大夜班，下班回到宿舍又不能好好睡觉(常常被同宿舍上白班的人吵醒)，哪还有精力学习喽！

还有两个月就要高考了，我非常着急，于是我去找了车间副主任老唐(唐祖福)跟他说了我目前的状况，也就是睡不好觉没办法学习等，并提了两点诉求，一是高考前这两个月，我不上大夜班；二是想办法帮我换一间宿舍。老唐听我说完，很是同情随即表态说，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做主，从明天开始你不用上大夜班了，你白天把包子(钢包)修好就可以了，但第二个问题我得找后勤科。没过几天，我换宿舍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搬到了厂门口那栋二层楼房，住在二楼南边第一间。房间是一个套间，里面一个大间往四个人，外面一个小间我一个人住，而且还给我配了个旧桌子，条件改善了许多。老唐(唐祖福)帮了我的大忙，一是给了我大把的时间，因为每天修包子(钢包)只需要两小时就能完成；二是让我的学习和睡眠环境改善了许多。如果没有老唐的理解、支持和帮忙，如果没有最后那两个月的恶补，我的高考将难以想象，也许会一败涂地。谢谢老唐！还有我们浇铸班的工友，祁玉芳、周希林、秦双彦、朱建强、吴永发，是他们承担了我夜班中的工作，把上白班的机会让给了我，谢谢他们！

由于人为的原因，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间比正常时间晚了近半个月，当录取通知书到我手上时，离到学校报到只剩五天的时间了。看到报到的时间时，我有点懵了，不知如何是好，时间太紧了。随后，我脑子里快速闪现这几天我要做的事情，转户口、转粮食关系、回一趟家、结算工资、退饭菜票、准备行李、请客与工友告别等等，好多好多的事。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厂里后勤科在路边的那个小房间去咨询转粮食关系的相关事宜，并退饭菜票。刚好后勤科路科长(路庭凯)在那里，他看过我的录取通知书，马上跟我说：时间太紧了，你可能来不及了，这样吧，我去帮你办转户口和粮食关系，你把厂里的有关事情办好就行了。听他说完，我心里热乎乎的，瞬间被感动得热泪盈眶，除了连声说着谢谢，我再也想不到用其他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他的帮助，犹如雪中送炭一样让我感到温暖。他还告诉我，他儿子叫路影，也在医学院读书。我到医学院后，认识了路影，还跟他说起他爸帮助我的事。路影说：我爸是个热心人。是的，路科长是个乐于助人、非常热心的长辈！

时光，如同流淌的漓江水，不经意间就远去了，四十多年了，一切一切都变成了记忆。晃眼的钢水、四溅的钢花、轰隆的行车、工友们一张张的脸、泡在冷却池里赤条条的我、还有我那潮湿的歌声，依然还在我的脑子里晃悠，时儿模糊，时儿清晰。趁着这时记忆还清晰，我还是把我们那十七人(中学毕业同一个学校，插队同一个公社，进工厂同一个车间)的名字记录下来，免得以后忘了。他们是，电工：叶建军，电焊工：徐永亮，行车工：秦丽娟，炉前工：熊义斌、贝玉华、段梅生，浇铸工：祁玉芳、秦双彦、朱建强、周希林、龚友林，造型工：杨广宁、张春彬、蒋斌、喻秋珍、应承武、李水生。上面十七人中，已经有六人走了，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是，徐永亮、应承武、喻秋珍、贝玉华、熊义斌、李水生。这个比例似乎大了些，大得让人震惊，三分之一多啊，况且这六人中有五人没有活过六十岁。有工友问过我，是不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车间风水不好，或者是车间有毒有害物质浓度过高？我回答，风水好不好我不知道，我不是风水先生，但有关车间有毒有害物质浓度的问题，我可以肯定的回答，不相关！因为我做过五年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对职业环境中的有毒有害因素非常专业。

祝愿工友们安好！

2021.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