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小组下丹江

咏

　　 五人小组下丹江

——汪永利医生的回忆录

（文字整理：何汉华）

　　我是武汉人，出生在武汉，在武汉念书，一直念到医学院毕业。1958年上半年，毕业分配到黄冈县医院实习，实习期满，就面临着工作分配。父母亲当然是希望我留在武汉市工作，因为当一名医生，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街坊邻居会高看我和我们的家庭一眼。 当时，有两件事影响着我填报“毕业分配自愿书”。《护士日记》电影的上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女主人公简素华在毕业分配时，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上海，投身国家大型工业项目的建设，不惜与未能与她志同道合、在爱情上追求她的男友分手，只身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上海小姐”到“边疆护士”的角色转变，向我们展示了个人唯有在集体中才能实现最大价值的观念。恰在这时，丹江口大坝工程开工建设的喜讯传遍了大街小巷。湖北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的邓昭秀、向远衡的工作己经分配到了位于东湖之滨的中南医院，二人未去报到，而是向中南院领导提出要求抽走档案，到丹江口的建设工地去工作的愿望。中南医院不肯放人，邓昭秀咬破手指写了血书，上交给湖北省卫生厅，以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卫生厅建议将其档案转到湖北省疗养院，由疗养院放人和转档案材料。向远衡呢？她与邓昭秀一样，不顾亲朋好友的好言相劝，铁了心要去工地，竟然当着不同意与她同去丹江工作的未婚夫的面，撕碎了才领的结婚证书。药剂师田兆和毕业于武昌护士学校，此时也自愿报名到丹江去工作。 我和十多位同学的分配名额转到了省卫生厅，当征求个人意向时，我选择了去丹江，而其它的同学都千方百计地托人找关系，留在了武汉的医院工作。有人说我“傻”，可我觉得很光荣。看了《护士日记》的电影，心中热血沸腾，激情满怀，我想，建设工地需要我，那里的建设者需要我，我为什么不去呢？邓昭秀、向远衡、田兆和三位同学的事迹感动着我，与他（她）们同行，像简素华一样，到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奉献青春。 走进南京路的丹江驻汉办事处，就听见办公室里传来《护士日子》的电影插曲《小燕子》的歌声。邓昭秀、向远衡在劳资处长卜剑的办公室里一边填表，一边唱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甜美的歌声，感染着所有来办事处报到的人，大家都跟着唱这首流行在街头巷尾的歌曲。我爱好拉手风琴，心里想，她们这么爱唱歌，以后工作在一起了，一定要把手风琴拉好，天天为她们伴奏。 轮到我填表格时，卜处长正在接电话。她说：“什么？是内科医生，实习期满了，可以做临床了？太好了，我们迫切需要呀！外科医生呢？我们迫切需外科医生，需要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起码是能主刀做胸外科手术、颅外科手术的医生，水利工地突发性亊故多，外科手术多，最好是能把湖北医院的栗一刀调来……。”卜处长边打电话边看我填的表格，她放下电话时，双手紧握着我的手，说：“汪医生，欢迎你，一直盼着你来报到。湖北医学院门诊部的荣德诚医生己经来报到了，加上刚才唱小燕子的两位护士，己经报到的田兆和医师，你们就是第一批赴丹江的医务工作者了。省卫生厅调任湖北省中医学院门诊部主任苏其民同志全面负责工地医院的筹备工作。武汉市医疗卫生系统，正在调配医疗资源支持我们筹建医院，鼓励医护工作者自愿报名到丹江口去。办事处已购买了赴丹江的长途汽车票，你们明天早晨乘车去丹江，那里急需你们去开展医疗救护工作呀。” 马承先是省卫生厅的干部，负责在武汉协调各项筹备工作，他对我说：“这是车票，你拿好，明天早晨6点之前赶到六渡桥长途汽车站乘车。财务办公室在二楼，凭组织关系领取工资。”来到财务办公室，一位中年女同志翻开财务报表，对我说：“在这里签名，今天是7月2 6号，按规定，15号之后报到，发半月工资。”嗬，报到了就领工资，这个工程的气势宏大，干部们的气派也大呀，我心里很滿意，也很高兴。 第二天我早早地赶到长途客运车站时，见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深蓝色短袖衫，戴着浅灰色毛毕叽宽檐帽的中年男子在整理行李准备上车，他肩上背了个方型的牛皮箱，箱子的中间有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标识的“十”字，我便知他是荣医生了，连忙上前搭讪：“荣大夫，您好！我是武昌医士学校的学生汪永利，毕业分配到丹江了，马科长交待说让我与您一同去丹江。”荣大夫与我握手，连声说：“好好好，太好了！我己听说了，几十个毕业生，你第一个自告奋勇地报名到丹江，我和你一样，在湖北医学院、武汉医疗系统第一个报名，我俩算得上是志同道合呀！”此时我心里明白，在即将到任的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就是我的第一位同亊，而且首先是值得我崇敬的先生了。 邓昭秀、向远衡、田兆和三人上车后，与我们一一打了招呼。我们和荣大夫的话越说越多，是与荣大夫的急救药箱有关系。那个急救药籍，装的是一些应急用的内、外科药物和医疗器械，听诊器、血压计、镊子、剪子、小手术刀、绷带、棉签、纱布条、红汞、碘酒、紫药水、口服消炎药、抗生素药品……。几个人饶有兴趣地打开药箱盖，如数家珍地数点着药品、器械，又轮番着把急救药箱挎在肩上，来来回回地走几步，挺神气的。我想，是无比神圣的医务工作，让他（她）们几个人此刻嘚瑟着，高兴着，满足着，而我此刻的心情，又何尝不是与大家一样呢？　　我问了荣大夫一个问题：“您在门诊坐诊，怎么会有一个急救药箱呢？我们也想拥有一个，学校和医院是不会给的呀？”哪知如此一问，荣大夫就打开了话闸子。他说：“我们荣家在江汉平原的仙桃、天门一带，祖祖辈辈行医，日本人打来了，在老家站不住脚，迁徙到恩施行医，沿途的病人太多，随时有患者需要得到医治，我们就背着急救药箱，将内、外科的药物、器械放在急救药箱里，随时可以医治病人呀，长年累月地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了。我虽然在门诊部当医生，但是回家了有病人找上门来寻医问药怎么办？需要处理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处理皮外伤，或是沿途走路时，遇有急诊病人又怎么办？随身携带着急救药箱，就可以随时行医呀。”荣大夫的这一番话，犹如一堂生动的救死扶伤的医德教育课，它对我如何当好一名医生，具有启发与示范性的作用。 汉口至襄阳的公路蜿蜒曲折，路况糟糕透了，大客车沿途颠簸着、在飘扬着阵阵灰尘的道路上行驶，进入光化县境内，突然被交管部门告之前方洪山嘴地段的桥梁、道路被洪水冲毁，大客车不能继续前行，无奈之下，五个人在路边店投宿。 第二天上午，雇请了两部人力板车拖运行李。五个人跟随在板车后面步行，要走六十多里的山村道路前往丹江。路途上又遭遇了暴雨，道路上泥泞不堪，寸步难行。过了付家寨之后开始爬山，要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才能到达目的地。拉板车的老乡实在拉不动了，走一阵，停一阵的，走上坡路时，大家齐心协力地在车后帮忙推行，累得气喘吁吁的。走下坡路时，老乡握着车把滑行，速度很快，五个人像兔子赛跑似地跟着奔跑，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透了，可以拧得出水来。 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丹江，在一大水沟处板车无法通行。对岸正在指挥搭盖芦蓆棚的基建局赫永洋局长派工人过水沟帮助搬运行李，并将我们送到工地指挥部。当晚我们被安排住在地质队临时工棚的房间里。 第二天，由我带队，邓昭秀和向远衡三个人一起背着荣医生的急救药箱到各盖房的工地巡诊，给腿脚、手臂等各处有外伤的工人们处理包扎伤口。这种巡诊方式一直延续到门诊部的房子盖好，五人人才正式回到门诊部上班。很长一段时间里，门诊部只是用牛毛毡搭了个棚子。这个棚子的所在地，是张体学省长带领苏其民院长，马承先处长（卫生处）等人在地质大队背后的山沟里选址时画了一个圈，说：“未来的职工医院就建在这里。”

　　省委批准将武汉一家疗养院的设施全部搬迁到工地，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搬运过程，在这个过渡时期里，五人小组怎么开展工作呢？用于巡诊的医药物质要等待上级调拨。当务之急是使用的镊子、刀具要及时消毒，怎么办呢？情急之下，我掏钱在日杂商店买了一个土瓦罐子，在煤球炉子上烧水，用煮沸至一百度的水和高温蒸气来消毒。有人编了顺口溜调侃我们，说：“五人小组下丹江，两把镊子一药箱，土瓦罐子来消毒，病人睡的木板床。”苏院长在总结会上读了这个顺口溜，充分肯定我们为水利职工提供医疗服务所做的工作。 初到工地，我们怎么过生活呢？住房是窝棚，吃饭进食堂。食堂与临时门诊部隔着一个小山岗，碰上下雨天，到食堂去吃饭，行走就很艰难，因此有人就不去食堂打饭，买点饼干、面包、糖果充饥。两位上海分配来医院工作的女医生，就经常这样马马虎虎地对付着过日子。 干打垒的门诊建起了以后，一切工作就开始比较有顺序了。随着基建速度的加快，标准间的砖瓦平房盖起了一栋又一栋。内科病房、外科病房、儿科病房、妇产科病房、传染科病房、手术室、放射科、化验室都盖齐全了。 医院投入运行的初期阶段，卫生状况比较差，所有的病房都没有卫生间，只是在住院部的后面有一个公厕。能走的病人还好一点，不能走的就在床边的痰盂内大小便，每天清晨由民工挑着粪桶到病房收纳，洗净后再将痰盂送到病人床头。病房内的蚊帐都挂在墙钉上，墙壁上的牛毛毡没有一处宽整干净的，因为那时都没有手纸，所以，只要能撕的，民工病人就拿它当卫生纸用。 医护人员稍不注意，就会长虱子，如果没有抓到虱子的，就说明他（她）们没有接触病人，工作不认真，不细致。 当时号称十万大军建大坝，这么多的人，医院却只有一家，医护人员配备不到位，院领导积极协调科室之间的协作，提倡医、护、工大协作，内、儿科大协作。门诊病人多，住院病人也多，年轻医生管30张床，老医生管50张床，甚至还不止，走道上全住满了病人。了解医生工作的人都明白，一个病人一个病历文件夹，50个文件夹子，堆放在办公桌上或文件柜里，要占用多大的位子？查房时要在病历中书写查房记录，要针对每位病人的病情写医案。现在回想当年每位临床医生所承担的工作压力和身心上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会感觉到是件多么不容易、甚至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勤杂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病房雇请临时护工，每人每天要完成三大任务：做病房内外的清洁卫生、消毒工作，替病人倒便桶、送早餐。 季节性流感爆发的时候，发烧病人多，门诊内科人满为患，挂号室、化验室、药房、注射室都排着长长的队伍。传染病流行的季节，住院部病人的死亡人数骤增，值夜班的医生必须在当班时间内将尸体送往太平间的事情处理完毕，才能交班，而太平间里躺满了尸体，移交的工作量很大，等候的时间很长。回到办公室做病案处置的工作量大，不能按点下班。 卫生处与院领导提出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前移，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原则。医院组织医护人员下沉到二级单位，开展传染病的普查和医疗保健知识的普及工作，逐渐刹住了传染病高发的势头。 为分流医院门诊病患，减轻门诊工作压力，各个厂队纷纷建立医务室，由医院派遣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到医务室去工作，职工和家属中一般打针、抓药能解决的小病，就不用跑医院了。 由于工程施工的机械设备有限，而且效率不高，所以配合人海战术，干部和医护人员要定期轮换参加前方大坝基坑的劳动。在三年困难时期，每个人都要投入到种菜，挑柴，甚至挑水、挑粪的劳动中去。各个病理科室都到医院附近的山脊、沟坎上开荒种地，科主任带头，医生、护生都自觉地参加田间地头的劳动。要种好菜地，就必须勤施肥、勤浇水、勤锄草，而勤施肥，是头等重要的事。俗话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到哪里去积肥呢？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医院内为数不多的公厕。那时的公厕，就是一个大的粪池，谁先掏谁先得。西晋时左思的作品《三都赋》写得好，一时引得“洛阳纸贵”，成为历代文人的美谈，而区区几百人的医院，一段时间里将粪水当成“宝贝”，引人争先恐后地去掏粪池，成为各科室之间的笑谈。医院举行文艺汇演，就有各科室自编自演开荒种地的节目走上舞台而大受欢迎，《南泥湾》《大生产》的歌声响彻医院内外。 煤炭运输有困难，食堂缺煤就做不了饭，蒸不了馒头。各个单位号召和组织职工上羊山割毛草，砍柴禾补充煤炭的一时不足。河南淅川县支援大量的劈柴，走水路运抵上游船码头，各单位派人去靠人力搬运回来，送往本单位的食堂。我们这些文弱书生般的医生、护士，也要往上游去挑回一捆一捆的柴禾。因为挑回一捆，可以补助少量的粮票和菜票。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汉江截流以后，一部分施工要转向右岸，因此，医院决定在右岸建分院。这时，有我、岳荣贵，还有外科、药房抽出的三个人，到右岸的一个小山头建分院。当时我们什么建筑材料都没有，只好去邻近单位的料场“偷”。而被“偷”了施工材料的单位，知道是建医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一捆又一捆地拿走了堆放的建筑材料。当施工材料充裕之后，局调度室派遣了施工队给我们盖起了一栋六间竹竿牛毛毡房屋的医院，用两间房做手术室，由于过于简陋，室内只好全部用床单拉起来做隔离。 工地医院的领导干部和医护人员，1958年建院初期分若干批次调到丹江。苏其民、马承先是省委最早调任的筹建医院的领导干部。荣德诚、汪永利、邓昭秀、向远衡、田兆和第一批到达; 张开忠、肖德语、雷冰泉、秦世刚、代丽华、汪肇高、乐秋月、郭忠固……第二批到达; 王小贤、卲年青、岳荣贵、项忠年、龚锦云、雷维芬第三批到达；丁治和、李先煜、雷通文、常治国、栗廷贤、方希平、胡慈黄、胡治川、王福荣、魏护士长、李智林护士长、孙庆华、甘成德、陈光祥、汤华芳第四批到达。随着医院的各病理科室的逐渐完善，住院部病房床位的逐年增加，不断有医学院和护士学校分来的学生充实到医院的医护工作中去。 丁治和是位老红军，长征路上是个背着急救药箱做战地救护的“红小鬼”，解放后在地方医院当了领导干部，他的妻子黄静秋是天津医学院毕业的内科医生，夫妇二人怀着建设大水坝的志向，离开生活优裕的大城市，来到荒凉的水利工地安家，心甘情愿地过艰苦的生活。 栗廷贤是50年代武汉市小有名气的“外科第一刀”，妻子是护士长，夫妇双双被省卫生厅点名支援丹江口工地建设后，举家迁徙至丹江口，成为工地医院的中坚与骨干。葛洲坝工程开工建设初期，他们夫妇二人服从组织上的调配，来到宜昌参加葛洲坝中心医院的组建工作，担任外科主任并且一直保持着“栗一刀”的美誉，享誉湖北省的医学界。 邓昭秀是个特别有故事的人。她父母亲是早期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解放战争时期随大军南下时留在了京山县委工作，京山县筹建县人民医院时，她进医院当了护士。她热爱护理工作，立下志向要当一名南丁格尔式的医务工作者。护士学校到京山县招生，她通过考试被录取。在启程前往武汉读书时，从朝鲜战场复原回到京山老家的军医黎章清被邓昭秀的美貌所吸引，不断地追求她。邓昭秀心里虽然挺喜欢黎医生的，但就是不露声色，临分别时说：“你在朝鲜打仗，在炮兵部队看别人放炮，你只是个卫生员，背个急救药箱给受伤的战士抹抺红药水，包扎一下伤口。到地方医院工作了，还得学点真本事，像我一样，考到医学院去，再考虑我俩的恋爱和婚姻问题。”黎章清从此发奋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湖北医学院。两人眼看着即将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可以双双留在武汉市的医院工作了，可邓昭秀执意要去丹江的医院工作，临别时丢下一句狠话：“等你毕业时，一定要要求分配到丹江去工作，当一名水利工地的医生，不然就不要来见我。”黎章清喜欢邓昭秀骨子里的这股执拗劲，满口答应了她。他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丹江的工地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两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一生，在水利工地当了一辈子的医务工作者。 丹江口大坝工程1964年恢复大施工以后，实现了一条龙的机械化作业，大批的民工返乡，只留下一万多人的职工队伍。工地医院被正式命名为职工医院，各类科室逐渐建立齐全了，成长为一家鄂西北实力雄厚的全科医院。1968年水库蓄水发电以后，汉江上游的又一支流——堵河，开工建设黄龙滩水电站。丹江职工医院的各科室医生和管理干部，调离了一部分前往黄龙滩小峡沟建设新的医院。 1970年葛洲坝工程开工，我随同一部分各科室的医生调往宜昌，在葛洲坝中心医院一直工作到退休。 转瞬之间，六十多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飞逝而去。回望那段不平凡的岁月里，几百名身居闹市的医生、护士，放弃优裕的大城市生活，不辞车马劳顿，千里迢迢地来到一片荒原的水利工地，为水利职工提供医疗服务，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部《护士日记》，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汪永利医生在丹江口大坝工地留下的珍贵照片。

相濡以沫地走过一生，做了一辈子水利工地医务工作者的邓昭秀、黎章清夫妇，每当回忆起往事，就满怀深情地合唱一首电影《护士日记》的主题曲：《小燕子》。

2021年12月16日上午，到葛洲坝中心医院看望汪医生，赠送《丹江口往事》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