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我还小》

回家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恰好上小学，入学还是按以前的方式考试招生，开学不久全国的运动就蔓延开了，正常的教学就被开大会传达文件断续停课打乱了，文革就正式开始了。

学校里原有“学习”“成长“进步”的标语被覆盖了，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揭发”“造反”。惊叹号，问号越来越多，越写越大，越来越醒目。进门处楼梯边大门外三五张一组，十几张一面墙的大字报贴到了拐弯处，纸是特脆粗糙还泛黄的，字是歪扭各样的，关键词是差不多的，自己认不得几个字，搞不懂大字报的内容，只知道一夜间贴满了校园，好快的速度，热闹的场面，好玩的可能，就是我那时的感觉，我是个好模仿的孩子，看别人都写了大字报贴上墙，我也可以写吗，找来纸笔墨捡了“语录”又抄几条口号，凑了一张大字报，最后人家的落款是个红戳子，我这张没有那怎么办？当时家里有个塑料肥皂盒，盖上有个五角星是凸出来的，抹点红颜色就算盖上章完成，最后想用点面粉打浆糊的时候，被家长发现了，不由分说没收销毁，一次紧跟潮流的行动就这样被制止了。

前街后巷的邻居，隔几天就会有被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标的人“抄家”，抄出来的东西有放着光亮的衣服被褥，有成卷打捆的书画，有瓷瓶铜罐银器，樟木箱子红木家具一概装车拉走。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房后被抄出一个精致的木匣子，一个“红卫兵”抱着抽开上面的盖板，给另一个年长带着红袖标的人看，从他们的对话中得知，这里有一张盖有大印的“委任状”，一张穿军装带肩章带帽徽的相片，下边还有一块白的蓝的颜色的国民党旗，从他们俩对话的表情看这些东西非同一般，事关重大。

我家的对面是老城里的葫芦罐草厂庵，厕所的大后边有个清修禅院叫“居士林”，是“大善人”李春城的家庙。文革期间有一天和几个小伙伴上房玩，正看到了“居士林”里有一口大缸正冒着火苗，升腾的火星黑烟弥漫着整个大堂，十几个人来回忙碌着，还不时往大缸里仍着东西，好像是一摞摞的书，一捆捆的书画，扔进去后火就会燃的更旺。地上还有砸碎了的瓷瓶罐残片。印象特深也一直在想烧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烧？又是谁让他们烧，，

我哥哥是那时的“老三届”，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他去过两次。大串联凭借着什么“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带了很少的钱和全国粮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我不上学或是放假都和他出去，他看大字报我在那附近捡糖纸，这也算那时的一种收藏吧。在家看到我哥回家有时就绿挎包里会鼓鼓囊囊的，用手摸摸那是一沓沓“传单”，（文革时期个个派别为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印刷出自己的宣传纸单子，）这个好玩我要是拿点到外边一撒好多人一抢，这个多好玩啊 ！打定了主意抽出了一沓，藏好找机会选地点我也可以玩一玩撒传单了，百货大楼是当时天津最高且可以上去的高楼了，这里也是我们经常去玩特熟悉的地方，在五楼卖布的柜台走到头，是买棉花的由于是票证供应，这里平时的顾客很少，又是运送货物的电梯通道，为了安全窗子很高很高，大人擦玻璃也是要用梯子的，我们小孩就更攀不上去了，不过这里有时会放用粗皮布裹着的棉花包，铁打包带捆住长方形的棉包，摞上俩包就可以够到窗口了，这天带上传单上到五楼踩着棉包攀上窗口的铁栏杆，为了透气窗子总是开着一小扇，看四周没人赶紧把传单放到外边的窗台上，跳下棉包撒腿就往楼下跑，赶紧到对面蓬英楼饭庄门口看热闹。这扇窗是在大楼后门的多伦道上，小马路特窄两边楼特高，天津最热闹的商圈，上午十点多钟正是人多车多的时候，在楼角的这个窗口，一阵风吹过来就会落下来几张，飘飘悠悠，落落洒洒，路过的人都仰头看，这么高只看到传单没见有人撒，楼高随着不同的风向也会有几张飘落到和平路上，人们争相抢着看着议论着，这时从楼里出来两个人站在了马路中央，“怎么会有人上去呢？”，“我让人上去看了”，“还有趴这么高，到这找死发传单的”，我听到这坏了，会不会这两个人要抓我啊！猫腰抱着小书包钻进了蓬英楼旁特窄斜着的小胡同，奔芦庄子的方向一溜烟的跑回家了。

　　跑回家还在想，我一个贪好奇为好玩的孩子会不会给家里惹祸，传单里说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撒？接到传单的人又会怎么去看？

在那“四海翻腾云水怒”的年代，几乎都可以被裹挟，“五洲震荡风雷激”的社会，很难有苟以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