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二0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农历十月十七),父亲因一场意外的交通肇事离开了我们。</p><p class="ql-block"> 凝视着父亲曾睡过的床,躺过的轮椅,盖过的被子,用过的碗筷,喝过的水杯,戴过的气管套管,穿过的衣服……往事一幕幕多次浮现在我的眼前。</p><p class="ql-block"> 上世纪八十年代,依当时我的家庭情况,父亲可以不让我上学。处在温饱线上的家境,即使有点积蓄,也要买点油肉米面,增添家什,孩子的上学已是第二位的事情,这可能是当时农人的普遍想法、做法和追求。</p><p class="ql-block"> 农村人都爱说:“偏向大的,疼爱小的,累死累活二小子。”也许我沾了排行老“小”的光,使父亲的舔犊之情更强烈一点。他没有让我去放羊、锄地、打工,而让我去上学。在一大家子休息的土炕上,他把温度较高的热炕头给了我。他怕我冷、怕我受凉。这儿是我学习和休息的最好场所。</p><p class="ql-block"> 我每次拿回奖状时,父亲做的第一件事是拈一撮白面放在铁勺里,倒一点开水,找根筷子搅拌成浆糊。用手指头将浆糊粘在奖状的背面,最后把奖状贴在家窑的墙壁上。贴好奖状后,他总会笑着说:</p> <p class="ql-block">“贴齐了没有?下学期再拿回来一张该多好啊?”接着会像小孩子似的:“1、2、3……”地数几遍。</p><p class="ql-block"> 我一年年地长大,奖状数在一年年地增多。有大的有小的,有新的有旧的,数量由一排变成两排。有的奖状褪了色,做饭的水蒸汽淘气地拍打着奖状上的字,字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即使这样父亲也不肯撕掉。每年过节,他总要用干手巾将奖状擦一遍,将翘起的奖状用自制的浆糊重新贴好。窗纸要换,窗花要贴,唯有我的奖状不能撕。直到我师范毕业后,在我的说服下,我亲自将这些褪色的奖状撕下。他看着撕下的奖状,再一张张地擦干净、叠整齐,放到柜子里。</p><p class="ql-block"> 一九九零年,在我上师范的前夕,父亲买了棉花、绸子被面,白洋布里子,给我缝了新被子让我上学用。上学时为了省路费,父亲和大哥各骑一辆自行车,一人捎被褥,一人带着我,赶到吴起县城后寄好自行车,父亲再坐班车送我上学。</p><p class="ql-block"> 苦难岁月的经历总是让人刻骨铭心的。当年吴起到洛川没有直达车,要到延安倒车,吴起的班车售票点只有一处——老车站(现在的百盛商场。</p> <p class="ql-block"> 吴起到延安的车要提前到车站购票。上午有车,下午没有到延安的班车。吴起到延安坐车约五、六个小时。汽车要翻越两座大山,延安到洛川三小时左右,加上在延安要倒车,从吴起到洛川三百公里的路程就得整整一天。最难忘的是吴起到延安的这段路程,汽车在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九曲山路时快时慢蠕动时,每次坐车我都呕吐不止。到学校几天了,只要一看到汽车就有晕的感觉。吴起是延安的“西藏”当之无愧!</p><p class="ql-block"> 上师范的第一个寒假里,父亲对我说:“我回来时在延安没有停留,到吴起县城后,骑自行车当天就回到家了。”我明白父亲赶时间回家是为了省钱呀!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他拖着疲惫的身子,穿梭在人头攒动的延安东关大街人群中的窘态。他没有给自己买衣服,没有买一口饭,强忍着饥饿向开往吴起的班车走去……</p><p class="ql-block"> 我上师范加重了父亲的经济负担。每年的草豌豆、黄豆刚刚进入囤子,堆得满满的,过了几天就被粮贩子买走了,囤子又空空如也。卖粮食是父亲供我上学的唯一经济来源。</p><p class="ql-block"> 四十八岁的父亲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的多。他是一位持家、勤劳、本分的农民,除了喝一口廉价的白酒再没有别的爱好。看着一袋袋的新粮到了粮贩子的手里,我真不知道对父亲说点什么,只能用勤学专业,优异成绩回报父亲。</p> <p class="ql-block"> 从父亲的付出可以看出,他对我寄予厚望。只要我能进入公家门,吃上公家饭,再苦再累都值得。他生怕我在外读书受到委屈,宁肯自己少花点也要我多拿点路费。</p><p class="ql-block"> 工作后的我,面临成家的巨额开支,父亲种的地一点也没少,更累了。为了把光景往前赶父亲像小伙子似的劳作着。树木成材后就卖给木匠;杏子、柠条熟了他就摘杏子、捋柠条。衣服旧了也不买新的,他知道这时的钱比任何时候都珍贵,因为孩子到成家的时候了。</p><p class="ql-block"> 一九九四年后的老家,随着大电入户,电视机走入寻常百姓家。我家却没有买电视,他知道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儿女成家是大事,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可有可无。</p><p class="ql-block"> 一九九六年我成了家,在新婚的当天,父亲多喝了几盅酒。一方面是高兴,另一方面是以喝酒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无奈。一孔窑洞,两床被子,一对皮箱,一对新人。这就是我的新房和新房中的新人。我是我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人,也是我村第一个践行裸婚的人。这一天心里不好受的一定是我的岳父母和无助的父亲了。哪个父亲不希望儿子的新婚仪式举行的风风光光、热热闹闹、排排场场呢?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p><p class="ql-block"> 生活在这块土地的农人,一生只干两件事。一件事是结婚(结婚要花费父母半辈子的积蓄,通常是穷了老子,富了小子);第二件事是抬埋老人(父母生前儿女孝敬不孝敬暂且不说,父母的葬礼一定要办好。庄前屋后的晚辈相互攀比、效仿,唯恐落下骂名)。在“父欠子妻,子欠父葬。”的传统意识中,这两件事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毕生为之奋斗的大事。祖祖辈辈为此周而复始的重复着。</p><p class="ql-block"> 父亲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吴起人,当他看到儿子简单的新婚仪式,内心的苦楚只好用酒精去麻醉。作为儿子更能理解父亲。他永远是我的生活导师和精神支柱。 </p><p class="ql-block"> 而今父亲已驾鹤西去。</p><p class="ql-block"> 为了所谓的光景和生活,我们再没有让这辆载着收获物质的生命大篷车停下来,随着物质数量的递增,它以强大的惯性在生活的道路上愈走愈快,以至于难以看到站在村口翘首盼儿归的父亲。</p> <p class="ql-block"> 这一飞来横祸使得追逐物质的生命大篷车暂时停了下来。当我们再次走进父亲,走进父亲的内心世界,才发觉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是相依为命的厮守和天伦之乐的团聚。在父亲遭遇车祸的三百二十个日日夜夜,我们伺奉他,充当了他的手、他的脚,我们不管怎样地发挥作用,始终没有他健康时自己的手脚好使。他在行走自如的时候,需要的是儿女在身边其乐融融的相聚和烦恼时的慰藉;他在身患重病时需要的是儿女的守候和陪伴。</p><p class="ql-block"> 人生无假设,生命不重来。</p><p class="ql-block"> 清明、端午和春节,这些节日我的心情糟透了。上坟前的晚上,我经常会失眠,父亲的音容笑貌和生前的点点滴滴在眼前不停地浮现。头周年如此,二周年如此……今日亦如此。天亮时赶到坟地,看到的只有黄土围成的坟头和坟地的荒草。除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密的野草,越来越高、越来越粗的松柏,再也看不到生命的迹象了。</p><p class="ql-block"> 每次坟前祭奠,看着一摞摞烧纸化为灰烬的情景,泪不由得簌簌而下。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思念和难忘的回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