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青人生路口的三次抉择

活字典

人对自己的未来都可能有理想、期望，可是确保最终实现的并不多。可见，人的一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也不能排除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宿命。
　　人生道路漫长，会经过一些决定自身未来走向的路口。我的知青生涯不过两年半，对于而今年过花甲的我来说是很短的，但它是我的一个重要人生阶段。踏上和完成知青这一阶段，我经过三个路口，也经过了不大不小的抉择。

第一个抉择——下荆州农村去，当杨渊知青去。

1974年夏季，我高中毕业。也正是从那一届开始，知青下放农村不再是校社（学校与公社）对口、毕业生随校集体下放到对口的社队插队，而是后改为厂社（企事业单位与人民公社）挂钩，毕业生随父母所在单位或者自选投亲靠友下放农村。还有，中学应届毕业生不再是一刀切地全盘统一下放，而是一个家庭可以多子留一、毕业生大病留城。

图为2019年知青返乡时所见的杨渊村委会及老人儿童活动中心。 我们那一届高中有大高二（初中读三年）和小高二（初中读两年）之分。我是大高二的，小我一岁的弟弟贺伟是小高二的，也算是“弯道超车”吧，我们一起毕业。
我们弟兄四个，大哥贺平、二哥贺勤早前就下放农村的，都是随所在中学——武昌实验中学下放的，一个是上山到了鄂西北的丹江口深山里的生产队，一个是下乡到了荆门的农村生产队。
我们这年高中毕业下放，照说可以多子留城一个。那时，我的体质没有弟弟的好，不过也只是瘦弱单薄，他主动拍胸提出“你的那个撇撇（武汉话读音pie，第二声。指的是一种儿童玩乐的折纸）身体（意即身体单薄），还是你留在武汉让我下去算了”。父母也是这个意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社会大义姑且不谈，骨肉情深由此可见！
　　恰恰这年大哥由招工进入几年的丹江铝厂推荐上了大学，进了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南矿业学院，成了工农兵学员。二哥被推荐社队推荐进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在归并于重组后的武汉理工大学），也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人是回了武汉，但户口是学校的集体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大学生毕业后实行“厂来厂去、社来社去”，也就是三年后毕业还要回到推荐来的公社去。 时光匆匆过去30多年，2010年作者与谢定刚两位知青回访杨渊大队，与当年的大队民兵连长和团支书合影。 三年后，作为船舶内燃机专业的大学生到荆门农村去，是否专业对口？国家毕业生分配政策会不会改变？只怕全国找不到一个人能够拍胸确定。当时流传一个顺口溜“**的政策是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或许是最好的写照了。二哥的户口关系在汉而不在家，未来漂浮不定，他究竟算不算我们家的“多子留一”？踩线，悬疑！从夏季到了冬季，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令人心里踏实、充满底气的政策解释条款。
　　我们这一届开始，再没有初中生下放的了。这一届毕业生因为不是随校集体下放，就没有了以往的校门口（当时官媒流行的套语——）“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振奋”氛围下的盛大欢送场面。
从夏季高中毕业到年末冬季这段时间，我们同学下放送行（注意，这里没有用惯常的“欢送”一词），都是以“民间、自发、小型、简朴”方式进行。我依次送走了一个个下放农村的同学。至今记得，在某个同学将要走上知青务农道路的前夜，总会有好几个同学邀约着到这个同学家里，参加一个家庭式的送行茶话会。有的是瓜子、花生、水果糖、水果、点心，当然少不了茶。话题不外乎回首校园的生活、下放地县的基本情况介绍、盘算谁谁谁已经下放、谁谁谁因何办了留城等等，这里面有下放者的自信和决然，也有其他同学的关切和提醒......末了登门的同学一一送上自己特意准备的刻有哲理语句和署名的钢笔、签写了诸如“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的精装笔记本、签有勉励语句的针对行将下放者喜好的文艺书籍......直到接近午夜才彼此依依不舍地告别......参加了多个下放同学的送别，自己却一时去向难定，个中滋味不在言下...... 图为作者分别在中学时期的登记照，以及被杨渊大队推荐就读省公路工程学校后，用于武汉公交月票的登记照。 在1974年的年末，是我的人生旅途一个大的路口，一个大的课题摆在我们家人面前。我究竟该不该下农村？下了，三年后二哥毕业回了公社，父母身边就没有一个子女了。不下？当时是有个鼓动人心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会不会算作“躲在城里吃闲饭”的那一个？如果最后还得下放农村，而且若干年后说不准农村有招工招生，我是推迟下放的。就这么跨过年底下放，以后会不会按务农年限排队，我会因少算一年务农的时间而被摆尾......
父亲是武昌区政府武昌交通科的负责人，母亲是红旗造纸厂的工会干部，都不擅长找路子、走关系，压根也没想到这些，包括想方设法办个大病留城。最后还是征询我的态度，决定了赶在1974年的年底下放。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抉择。虽然当时已经开始有了在知青中招工招生的，但党的口号“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并没有消失。决定下放，就得有“壮士一去兮”的心理准备。
大的抉择确定了，随后就是一个个小的选项。四弟是随母亲所在红旗造纸厂下放到湖北咸宁山区的知青农场。厂里对下放知青很是关心的，除了按政策每人一次性发给50元上山下乡补助款，还额外发给每人一对国漆的大樟木箱子，一张纯羊毛床垫（本是作高级纸浆过滤用的），这些在结婚买家具也要限量发票的当时，可是买不到的好东西，这些本来应该在50元补助款里开支的也没扣款。
　　后来，从四弟的家书可知，他那里虽然劳动艰苦，集体生活也有乐趣而不孤单。我如果也随去咸宁，兄弟两有个照应，当然是好。但以后如有招工招生，会不会“两丁抽一”？
对于我是否下放，父母当然不会做违反政策的事。在征询我的意见后，决定了我随父亲所在单位，安置下放到对口的社队。
父亲他们的武昌交通科（包括下属的汽运、运输、机修等场站）对口的是湖北江陵县的几个公社，属于平原粮棉产区，其中还有一个滩桥区张黄公社杨渊大队不得不提。这个大队，涌现出了一个全省知名的武汉女知青高秀兰，在一次交售爱国棉途中，手推独轮车上堤，由于天气炎热，过度劳累，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20岁。她牺牲后，江陵县党组织追认她为中共党员、荆州地区革委会号召全区知青向她学习，杨渊大队的知青小组以“高秀兰小组”命名。 下放到荆州地区江陵县滩桥区张黄公社杨渊大队八小队的武汉知青高秀兰同志的遗像。 父母当然是希望我下到高秀兰小组，一则成长环境让人放心，那时也偶有知青好逸恶劳、偷鸡摸狗的......，他们怕我近墨者黑。二则虽然是未知数，据说或许会有招生招工的优先指标，试想先进知青小组的人招生招工肯定会更放心。只是在那里，要更加努力不甘落后——这是正面正规的话，翻译成通俗话就是要舍得吃苦耐劳。艰苦与希望同在，这个具体的选点我又确定了。
到此为止，我们家四兄弟个个都响应了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没有一个退缩。
1974年12月28日，我选择了走向社会的人生的第一条道路——下放农村，成为中国前前后后1800万知青中的一员。
上山下乡的第一天的情形我还多少记忆尤新。
下放的那天，下着大雪。在这样的天气下放农村，显然都是为了赶1974的年末大门关闭之前，为了今后个人履历表上的下放时间有“1974”这几个阿拉伯数字。武昌区交通科安排了一辆加了帆布大棚的解放牌大卡车，放了几条矮长凳，专门送我们（此前已有先行下放的）这一批七、八人的下放知青，有家长也随车送行。严格来说寒冷的气温，却没有一个伤悲的表情。此时此地，没有“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我父母都随车而行。严格来说，父亲是作为单位领导送这一批人下放，体现单位的重视。他并没有特殊显摆，另外单独放个小车前导或者殿后。母亲才是专门送我的，也是与其他知青家长在车厢里热情交谈。我们四兄弟，他们三个下放，父母要么送出大门再走一截，要么送到学校、工厂知青集合出发点。相比起来，我是待遇最优的了。
说起来是专车送下乡，以示单位重视，也算政府拉单位的差。其实，放在现在货车拉客、客货混装，本身就是违法、禁止上路的。那辆车上有二、三十人，除了下放知青，送行家属，再就是行李，满满当当。父亲肯定是在驾驶室了。其他人在车厢里，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坐在后墙板的边沿，有的扶着车棚的撑杆站立，有的站久了干脆坐在车厢地板上。雪天低温加之车棚漏风，时间久了都有脚麻的感觉，只有站与坐轮换着来。
我们那一批下放的同届不同校，也不是下放同一社队。我们从武汉市出发，经过荆州城、沙市市，一路三、四百公里，坐车需要六个多小时。中途还吃了一餐饭。到了江陵县的滩桥区，接了当地知青办的干部，开始按照预定的知青点撒人。当天的傍晚，我一个人被送到了滩桥区的张黄公社杨渊大队第八小队的高秀兰知青小组。因为是个人补充插队，更是不会有“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了。
　　送儿千里终有一别。大卡车载着知青的家长们离去。此时没有哭别，只有简短的叮嘱。同届先期下放到这里的几个男知青热情的接待了我，他们是吴自忠、左汉生、何武昭、谢定刚和熊成建。他们又是帮助搬行李，又是铺床，还介绍这里的生产队、知青小组的情况。 图为杨渊生产大队知青们捧着高秀兰的遗像。前排左起依次为：陈玉梅、沈国银、郑贵凤、张德珍；后排左起依次为童世君、常克华、吴凤兰、向长凤。 留下来的我当时的装束我还记得，用政策规定、父母单位发的50元补助费里的16元买的带毛领的短大衣、8元买的北京棉布鞋，还有已经用过的鸭舌帽。因为这样的外观，留给当地贫下中农（现在称为村民）不好的第一印象。这是后来与知青队的带我们（如同师傅）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之后，有人姓黄的一个副队长说给我听的，我给他们第一眼的映像是“调皮”，幸亏没有“捣蛋”两个字！因为电影里戴鸭舌帽的不是汉奸就是国民党特务，翻领棉大衣是摆阔气，白底的北京棉布鞋太过讲究......天哪，学生时代的我可是规规矩矩的老实人一个。从那以后，我在那里再也不敢穿翻领短大衣了......。
　　记得到达的当天晚上，安排好房间和床铺等，没事的空档，我走出户外转转看看，此时的雪后依然寒气逼人，庄稼地里薄薄一片白，却空气清新，我打开自带的小收音机，正在播放《老房东“查铺”》的红色歌曲......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就在这里了......

第二个抉择——进杨渊小学去，当民办教师去。

下放农村不久，我们的安置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分小组插入生产小队，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改为整个大队的知青单独集中，成立最初有三届共15名武汉和沙市知青组成的农科所。 图为杨渊大队农科所的知青与农民合影。其中第二排左二为作者贺建。 　　从此，我们这个知青集体有了几个名词：高秀兰小组、杨渊农科所、杨渊青年队、杨渊知青点。
大队划出耕地65亩，其中水田36亩。鱼塘10亩，耕牛2头给农科所。地县作为对优秀知青点的扶持，特批农科所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当时的普通生产大队有几台手扶拖拉机就很不错的了。 　　图为杨渊农科所（高秀兰知青小组）的东方红拖拉机，拖拉机手女知青张德珍在为拖拉机擦拭保养。 农科所成立伊始，除了当地的泥瓦匠和木匠，我们知青当小工，也坐拖拉机到江北农场装卸红砖瓦，建起房屋3栋共26间，猪舍一栋共5间。当然，大队派了党支部副书记陈学斌常年蹲点分管，指派部队复原的青年农民担任所长，专门安排了诸如（贫下中农协会——）贫协主席邓从美及其他优秀的（人民公社）社员杨兆义、吴开银、邓从炎、杨祥珍、胡雪英等到农科所指导农业生产......
南北纵贯的杨渊渠将农科所与大队部、大队小学、大队榨坊和小卖部隔离两边，中间靠粗大木头拼搭的简易人行桥连接。
虽说是“农科所”，除了引进优化的粮棉种子以外，农作与生产队的完全一样，育秧、插田、除草、收割......不同的是氛围，一群离开城市、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在一起干农活。
经过一年的务农劳动，我接到通知，让我到杨渊大队小学去任教。得知这一消息，我是喜忧参半、瞻前顾后、游移不定。
我们下放地所在的江汉平原，是富庶的粮棉产区，虽说不及山区闭塞艰苦，但一年里面水田两季水稻轮作、旱地小麦棉花轮种也是难得农闲的，个中辛苦自不待言。
能够抽调到小学教书，虽然是乡村民办教师，也还算摇身一变就成了“卓越人士”。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且不说，在那时农业集体生产根据能力和贡献记工制的分配办法下，对于民办老师是按全劳力每天10分记工，而且每月还有5元钱的教学补助。我想，这才是当时条件下最实在的尊师重教！
要知道，当时当地一个强劳力一天的满工10分，我们知青中只有吴自忠等一两个人是按满工10分记工，相当于5角钱，而我干一天农活只有8分、9分。全年下来的工分数，会张榜公布，这就是年终分配的依据，这时差距就凸显出来了。如果全年出满工，除了一年的口粮和棉花有保障，差别就在分到的现金多少不一，几十、小几百不等。知青们大多不太在意年终分红的多少，在意的是工分榜上的排序，怕被人解读工分数背后是不是出了满勤、是不是拈轻怕重，担心的是会不会因此影响今后的招工招生。
　　到小学教书，能够记满工10分，一个月还有额外几元现金到手，够甜美滋润的了。归结起来，对于大多数下放知青，可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可我在这个去向的十字路口却犹疑不决了。 图为，杨渊大队的农民手把手教高秀兰知青小组的女知青犁地。女知青由左至右依次：沈国银、张德珍、常克华、陈玉梅、郑贵凤。 虽然教书改体力劳动为脑力劳动，小学老师我想我能够适应岗位转变。但我不想贪图那个舒服。心想，我下农村就是来吃苦的，如果待在学校，那就不算务农吃苦了，以后如果有政策招生招工，我会不会因为实际务农较少而被招录打折扣？甚至被靠边站？再者，如果教育搞得好，会不会在招生招工时被舍不得放走？
大队分管农科所的陈学斌副书记找我谈了，表示了是对我的重视和关心。我犹豫在接受还是婉拒之间：接受了会有上面的一些前瞻顾虑，不接受就是辜负了大队领导的希望，不服从组织安排——作为生活在底层的知青，可是担待不起的。我不敢耽搁，赶紧到大队：小卖部那边的手摇电话——滩桥区的接插电话——武汉的单位拨号电话，告诉了父母，得到的答复是那还是要接受组织的决定，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虽然犹豫不决，终了还是不敢逆流不动。
一个意想不到的临时课题，就这么抉择而定了。
这以后，我在杨渊小学先后执教了二、四、五年级各一个学期的语文教学。既来之则安之，角色改变了，教学的“备、教、辅、批、改”一个字也不能少，责任心丝毫不减。我的民办教师生涯，另有专题文字，在此不作赘述。
　　虽然进了学校教书，我不想脱离我的知青朋友，与他们截然“划清界限”。显示自己优越一等是我情感上极不愿意的事。我放弃了在学校几平方米小房间住宿，那是学校的好意，怕我放学早，而农科所还没收工，我回去显得“太打眼”。春耕时节，我还是天不亮就起来与知青们一起插秧，天亮了才急匆匆赶到学校上课；秋收时节我是放学后不在学校吃晚饭，赶回农科所先和大家一起打场晒粮......就怕与知青们产生了情感距离，尽可能没有特殊化，我的心理才会得到平衡。

第三个抉择 回武汉老家去，进中专学习去。

1977年夏季，我下乡已有两年半。此时，对于知青十分敏感的招生招工消息不时传来，有下放到其它地县的中学同学告知的，有其他知青打听转告的。
农科所里，往届的知青已经陆续应招返城了。有的去了华中工学院（如今的华科大）读书，有的进了华中师范学院、有的回了武汉机床附件厂顶职，有的到了沙装卸运输公司、有的到了荆襄磷矿、有的到了沙市棉纺厂、沙市木材加工厂...... 图为高秀兰小组的武汉知青吴凤兰经推荐，成为北京航空学院（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图为高秀兰小组的知青向长凤经推荐，成为华中师范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我们七四届6个男知青中的带头人吴自忠，个人出身好、政治好（下放前就是校团干）、文笔好、形象好（五官端正、身高1.76米）、干农活也犁田耙地插秧割谷挑草头各样农活样样行，他也在1976年冬季被条件严苛的征兵入选，离开了青年队，这让我有了好一阵失落感。 图为，1976年冬，杨渊知青给参军入伍的吴自忠（前排中）送行，在滩桥区街上的照相馆合影留念。途中，前左为作者贺建，前右为知青带队干部。后由左至右为左汉生、熊成建、谢定刚。 我们七四届的5人就算是青年点的“大哥大”了。我们的下面是七五届、七六届的十多个武汉男女知青，也是随父母所在的武昌交通科系统下放的。再有招生招工，按照论资排辈，也该轮到我们“伸头”了。
这里来一个插曲。1976年里，省广播电台向我们高秀兰知青小组约稿，我和吴自忠、左汉生一起顾不得白天干农活的劳累，连夜在煤油灯下赶稿，反反复复写写改改了，最后不敢马虎地抄正，已经过了大半夜。
　　第二天早晨，让我送稿子到湖北电台驻荆州记者站，以备临时按照编辑的要求当面再作修改。我们青年队要经过大半个小时的步行到滩桥区街上，再搭乘定时班车半个小时到沙市，再转公汽到荆州城关，再去找记者站。这样下来会耽误了报送稿件。于是，我就着青年队到沙市采购的拖拉机出发......坐拖拉机进城，放到现在是借个胆子也不敢干的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在当时可是个伴随着灰尘、风凉和剧烈颠簸的“快捷享受”。
经过省台编辑记者的修改，我这个送稿人得以“就便”进了让我顿感新奇的录音室，荣幸地口播了经过千锤百炼的稿件！至今不忘的是，稿件的末尾有一句宣示性的口号：“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念完稿件，编辑认为语气不够，还捏了拳头示意要一字一句、坚定有力，我如此这般的重复了两次才得以通过。 翻拍奖状内容：

《奖状》

贺建同志：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群众运动中，冲锋在前，被评为农业学大寨积极份子。特发此状，以资鼓励。

江陵县滩桥人民公社杨渊支部委员会

杨渊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

共青团

一九七六年度

本来一个政治宣传造势的事。在当时，单纯的我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虽然是作为知青集体的代表作广播发言，从我口里出来的“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以后会不会被耽误了个人招生招工？会不会被人说是“口头革命派！”
意想不到的是，后来春节回家探亲、若干年后碰到中学同学，都说听到我在省广播电台的熟悉的声音了。那时全省有遍布农村生产大队小队的有线广播。
　　插曲过后回到正题。人性化、客观地说，除了十分十分执念的少数人，面对当时有一阵无一阵的招生招工潮，绝大多数知青还是期待被卷带回城的。1977年的夏季，公社知青办公室的干部传递的消息，又有招生的下来了，指标不多。记忆里是没有正规的流程——发布公告、报名申请、贫下中农推荐、基层组织和区县部门逐级审查、招生单位终审通过录取。当时招录知青是知青办根据掌握的情况排队（这里面除了年限和表现，还有没有关系？不知详情），觉得你可以就通知你填表，交生产队、公社签署意见并盖章.....入围的知青就是“静待佳音”了，一旦得到体检的通知难免沾沾自喜，只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心里的石头才会真正落地。 杨渊部分知青近年照，从上到下、由左至右依次为：何武昭吴义新、谢定刚、左汉生、贺建（本文作者）、李德萍、汤胜强、夏春枝、杨云清。 那年，我们面临的是本省内的中专技校学校招生，有哪些学校不得而知，只知道有水利电力学校和公路工程学校（现为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因为我们知青点的谢定刚和我得到招生情况登记表，他是前一学校，我是后一学校。这无疑又是我面临的又一个去向的十字路口。招生回城明明是难得的机遇和好事，为何又要迟疑？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说去说来还是比选的犹疑：
我们杨渊的往届知青有进了名牌大学北航、华工的，也有进了中专技校的，更多的是进厂当工人的。本来读了高中，务农几年老大不小的，又回头去读与高中学历平齐的中专技校，心有不甘。但是，看看已经招工离开的知青，有的武汉知青去了荆州、沙市、荆门的工厂，并没有回自己的原籍城市武汉；有的女知青去的单位、干的工种，与自身的性别不相符合。读中专虽然是“走回头路”，但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些去了（相对出生地而言的）异地，也是女知青年龄渐长的无可选择的选择。想到有着阴晴圆缺的月亮，会不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
比较、犹豫、彷徨.....只能在心底。抉择，容不得拖延。
又是赶紧的武汉方向的精炼的电话汇报请示，末了还是想到“初一、十五的月亮”，会不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
担心错过机会的心理，促使我做出了接招公路工程学校的抉择。回想当时，“公路工程”这几个字，意味着野外+施工，还真难让我上心。可是，公路工程学校做足了功课的招生宣传资料，我耳听到的是，将来毕业生的去向信息，学得一般的会分配到设计院，在大绘图板上伏案搞设计（那时，电脑与卫星一样，是距离我们万分遥远的词汇）。学得好的会被挑选出国参加援外工程，可以赚美元，配全套西服，买到国内友谊商店没有的进口商品，家人享受援外家属的优厚待遇......这一切不禁令人心旌荡漾、憧憬无限。
我的知青年代的第三次抉择，从此奠定了我一生在公路交通的舞台上摸爬滚打的基础，这又是后话了。在我的专题回忆录《高速公路——我的人生大舞台》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不在此赘述。
　　我们回到省城武汉，走进公路工程学校，意味着江陵县滩桥区张黄公社杨渊大队成了我人生的第二故乡。 杨渊部分知青近年照，从上到下、由左至右依次为：吴凤兰、陈玉梅、王逢辉、高启平、李汉军、沈国银、刘家福、向长凤、姚平均。 记得我们点的知青在招生、招工离开时，都没有热热闹闹、大张旗鼓的，包括这次谢定刚与我的离开也是这样。是不是心底觉得有违“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誓言？或是害怕对留下的人是动摇军心？
在2019年春上，我们杨渊回城失散的知青相互联络，建立了一个有30多人的微信群，还结伴16人回访了离开40多年的、曾经留下我们汗水和心血的杨渊故土......
　　聚会期间，我们下一届的知青夏春枝讲了当年我与谢定刚离开时的“故事”，接到录取通知离开的前夜，我们到杨渊渠的对面小卖铺买了一些喜饼和糖果——这是知青里某个人有什么喜事、或者大家为了凑兴找个题材“宰”某个人一次的方式。我们让她帮挨个寝室分发给大家吃。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还是捂着盖子，没有说明即将离开的事。第二天，我与谢定刚离开后，大家得知我们招生后不辞而别，女知青们感觉被遗弃的在房里哭成一团......

贺建

2021年10月3日初成稿

2021年10月17日编辑美篇

（9000字）

【后记】这是一个知识青年的片段式回忆录。没有惊天动地、谈不上高大上，甚至可以说是细琐平凡，读来既不会也不期待有吸引眼球、勾人心脾的效果。通篇不过是详实地记录了一个在特定的年代、在上山下乡的社会大潮里的毕业生、知识青年的切身经历和心路历程。

一点水也可以折射时代的印记。或许平实无华就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