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李侯龙

我的父亲母亲

文／李侯龙

1924年11月16日（农历甲子年十月二十日），父亲出生在山西省阳城县王坪村一户普通农民家中，起奶名小珠，我爷爷奶奶亲昵地叫他珠金金。

（一）

1927年父亲4虚岁时，我爷爷杨小闹因病去世。1930年，因家穷，无法生活，我奶奶邢小菊带着7虚岁的他改嫁到苏村，与李春青重组家庭。此后父亲由姓杨改为姓李。李家的长辈给父亲起名叫李保旺，但我奶奶仍然叫父亲的奶名“小珠”。以后父亲又随李家家族“盘”字辈，起官名“李盘珍”。

到苏村后，父亲9虚岁那年的冬天上学40天，其余就是帮助他继父放牛、种地、担水、担煤。

↓苏村李家西屋

1935年（农历乙亥年）父亲12虚岁时，他的继祖母、继父先后去世。从此，父亲嫩小的肩头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这年父亲和本村的侯青娥订了婚。

我母亲侯青娥，出生于1924年10月17日（农历甲子年九月十九日）。

我姥爷侯乙乾，小名申林，住在苏村西头。有3个孩子：长子侯章明、女儿侯青娥、次子侯章瑞。我姥姥张引小是庄头人，不幸因病早逝。

我姥爷既种地，又干木匠活（我老家的木匠、泥瓦匠是一个概念，即同时会这两门手艺），常在外给人起房盖屋。

1940年10月17日（农历庚辰年九月十七日），父亲和侯青娥结了婚，这年他俩17虚岁。

选择这年结婚的原因是：1、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的，结了婚，互相有个照应；2、我姥爷和次子侯章瑞准备同时入赘到凌甲庄，走之前把他俩的婚事办了；3、我奶奶病的时间长了，借婚事冲喜。

在奶奶生病卧床的一年时间里，我姑姑小维一直守在奶奶身边侍候；我大伯杨羊山常到苏村给奶奶送食品、米面和香油。

1941年2月1日(农历辛巳年正月初六日)凌晨，我奶奶因病去世，享年51虚岁。

从此开始，父亲种地，母亲纺花织布，两人一同担起生活的重担。

↓左侯青娥、右李盘珍（电脑合成照）

↓父亲李盘珍和我姥爷侯乙乾的合影

（二）

阳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编写的《烽火春秋•阳城革命老区史话（上册）》记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作为坚持持久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大战略方针。

阳城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直接关注指示下开创建立起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阳城先后三次是晋豫边、晋豫区及太岳区的指挥中枢。”

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秘密组织“公安网”，在苏村开展地下抗日工作。公安网由3人组成：李盘珍、刘世伟、刘廷亮，这3人都是苏村人。联系人：王国材，北固隆人。

1943年3月父亲和刘世伟、刘廷亮在苏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芦保义、侯宗义，都是苏村人。当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极其秘密的，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苏村党支部才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本文最后的附记中有关于父亲几位战友后来情况的介绍）

（三）

1944年9月10日（农历甲申年七月二十三日），是父母亲死里逃生的一天。这天凌晨，日本鬼子包围了苏村，父亲一早去地里担谷穗，还未出村，就与一股日本鬼子迎面碰上了。

日本鬼子把父亲的衣服给剥了个精光，只留下脚上的袜子。日本鬼子用枪托乱捅乱打他，逼着他在前面带路，声称不好好带路就杀了他。日本鬼子在村里乱闯，村里乱作一团。

父亲趁混乱敌人不备之时逃出村外，一口气跑到高阳村（离苏村约4里地），找到村长陈英借了条裤子穿上；而母亲从村里往村外跑时，身上中了敌弹。

日本鬼子撤退后，父亲在苏村南泊池附近的一块高梁地里找到了母亲。鲜血把母亲穿的一身家织白柳条布衣服染成了红的，母亲成了一个血人。

当天父亲请来一个大夫，晚上给母亲检查了伤情，才知是两处伤口，一处是在右大腿的中间被子弹穿了个窟窿，没有伤着筋骨，子弹是进口小，出口大；另一处是左肩受伤，受伤的部位是左乳房的上侧是子弹的进口，左肩骨的中间是出口。左肩的伤是很重的，子弹把肩肋骨的部位全打碎了，必须取出碎骨。

这个大夫在检查后，对伤口消毒包扎，并说他没有药，不能进行治疗，一推手就走了。

接着又请了一个姓芦的大夫，治疗80多天，一点疗效也不见。

父亲和我姥爷又到处打听哪里有治枪伤的医生。经人介绍，父亲去南山的枣凹村请来一位姓张的老中医，老中医把一种中药下进伤口里，24小时后伤口里的烂肉就离离的脱了出来，又从左肩伤口里取出一些碎骨。治疗了两个多月，母亲右大腿的伤口痊愈了，左肩的伤口大大好转了。

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张老中医的医术算是高超的，父亲和我姥爷给了张老中医一石小米做为报酬，母亲认张老中医为干大。

母亲左肩的伤口一直没有好利索，伤口内的碎骨一下子取不完，隔一段时间就会随着浓水流出点碎骨。但在张老中医的治疗下，总算保住了性命。母亲受了大罪，受了大痛苦。这年父母亲年仅21虚岁。

在母亲治疗枪伤将近半年的时间里，父亲既要照顾病人，又要完成秋收、秋打、秋种、秋藏的任务，还要参加党支部的会议和完成党支部交给的具体工作。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母亲的伤也好多了，生活起居能半自理了。

↓枣凹村张老中医全家福（左起第3人是张老中医）

1946年1月25日（农历乙酉年腊月二十三日），母亲分娩，生下了我。母亲内心十分高兴，认为在自己身受重伤后生下个男孩，是值得骄傲的。起名时，母亲坚持在名字中要有娘家的姓“侯”字，父亲又加了个“龙”字，我的姓名李侯龙。

↓父亲和我的老照片

↓母亲和我的老照片（左起3是邻居）

（四）

阳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编写的《烽火春秋•阳城革命老区史话（上册）》记载：

“1945年4月13日，是阳城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我敌后军民以强大的武装攻势，打响了最后解放阳城的战斗，终将日本鬼子赶出阳城。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阳城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尤其是1946年初太岳区党、政、军、团进驻阳城之后，中共阳城县委在太岳区党委就近领导下，带领全县人民投身于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时阳城老区的参军运动和后方支前热火朝天。”

1946年10月23日，父亲和一批共产党员被输送到太岳区第四分区警卫连。父亲参军走时，母亲的内心是不愿意的，母亲左肩枪伤没好利索，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炎，再说那时我出生才8个月。但母亲挡不住父亲的那股热劲。父亲参军走后，我家成为军属，地由村里代耕，水由村里派人担。但生活上还有很多困难之处，全凭我姥爷照顾。

父亲参军后，给中共太岳区第四分区党委民运部长王竟成（女）当警卫员。跟随首长王竟成三年，父亲学到了不少好思想、好作风。

对于这段往事，父亲生前曾写过《回忆首长王竟成》的文章。（本文最后的附记中有首长王竟成的专门介绍）

在跟随首长王竟成工作期间，父亲曾得过一次伤寒病，病得很厉害，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形势紧张，任务繁重。住院治疗期间，遇到敌机轰炸，为躲避飞机轰炸，他带病从病房爬到防空壕躲避，后来又带病随部队转移。在转移途中饱饱吃了一顿白面馒头，可能是受到惊吓，又吃到了白面馒头补充了体力，伤寒病也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首长王竟成

1949年8月至11月，父亲在山西省党校、团校参加学习。学习结束后，12月被分配到山西省解县团委工作，担任干事，在这里工作到1950年12月。

↓1949年的老照片：警卫连战士们的合影，前排坐着的右起第一人是我父亲李盘珍

1951年1月至1952年11月，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独立23团和挽马一团工作，任连副指导员。抗美援朝期间，父亲所在部队跨过鸭绿江，前往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运送武器弹药。有一次从朝鲜返回国内，途中经过铁路，下路基时，可能是车速有点快，父亲和几位战友从乘坐的大卡车上颠了出去，几位战友都安然无恙，唯独父亲昏迷了几天几夜。部队已开始为父亲准备后事了。这时父亲突然苏醒过来。真是奇迹啊！

↓父亲李盘珍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部队时的照片

从1952年12月开始，父亲在华北军区速成学校学习文化，用2310个小时学完小学五年的课程。 1953年7月毕业，学校发了毕业证。这次学习，为这批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军人转业到地方工作奠定了文化基础。

↓速成小学的毕业证

（五）

1951年父亲所在部队在山西太谷县驻防时，我姥爷和我大伯杨羊山结伴送我们母子到太谷县看望父亲，我俩在太谷县住了一段时间。这是母亲和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在太谷县，母亲和我第一次看到电影。太谷县相会，是父亲参军后一家三口唯一的一次聚会。

1953年底，母亲左肩的伤口又发炎了，是不是由此还引发了其它疾病，谁也闹不清，总之这次病得厉害。

我二伯杨丁山动身去父亲所在部队驻地河北保定，找到了父亲，昼夜兼程往回赶。

1953年12月24日（农历癸巳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等待丈夫回来再见一面的奄奄一息的母亲，支持不住了，带着对她父亲、丈夫、儿子的深深的眷恋之情，与世长辞了。

母亲咽气后，黎明时分风尘仆仆的父亲和我二伯才赶回家中。是天意，还是巧合，为什么分离多年的夫妻连见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呢？

我记得父亲进门后放声大哭，母亲的遗言是亲戚转告给父亲的。

母亲去世时，年仅30虚岁。葬于苏村麻地李家老坟。母亲的人生是短暂的，人生短暂，苦难相伴，英年早逝，后人感叹。

父亲和母亲结婚13年，在一起生活6年，父亲就参军不在了。1951年在太谷县相会后直到母亲去世，夫妻再没见过面。

母亲去世时我9虚岁。母亲生前对我疼爱有加，这些我都记忆犹新。

办完丧事后，1954年1月父亲返回部队时，顺路把我送到在晋城县人民法院工作的表姨张桂莲那里。表姨是我母亲的舅舅张引群的女儿。不久，表姨调到屯留县人民法院工作，我也随她一同前往。

↓表姨张桂莲

（六）

1954年7月，父亲所在的华北补训44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全团转业到内蒙古工作。父亲被分配到乌盟四子王旗工作，居住在乌兰花镇。这年的8月，父亲回山西把我接到乌兰花镇。

1955年，父亲带着我，当地居民李淑琴带着女儿爱生，重组家庭，这年我11虚岁。

↓左李盘珍 右李淑琴

父亲转业到四子王旗，先后在旗政府人事科、旗委财贸部、乌兰牧场、旗商业局、旗民政劳动科（局）、旗供销合作社（兼旗对外贸易局）、旗基本建设局工作。1965年至1967年期间，曾任旗委临时常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7年至1969年期间，曾被错误地隔离审查和批斗，身体致残，上级发了伤残证（伤残等级定为基本伤残）。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开始是任副科副职，几年后，任正科正职，直至离休。

父亲在1983年11月29日办理了退休手续。1984年6月1日，根据国发（1978）104号文件，父亲由退休改为离休。

1984年9月21日，父亲被批准提格：享受处（县）级待遇，工资是按副处（县）级的标准执行。

父亲在四子王旗工作三十年。离休后在乌兰花镇居住生活十年。1993年12月初，在呼和浩特市工作的弟弟永胜和三妹牧兰，接父母亲到首府呼和浩特市居住生活。到呼和浩特市居住生活后，父母亲卖掉了乌兰花镇的住宅。

↓父亲的离休证

（七）

父亲离开阳城县六十年，仍念念不忘家乡。2005年前后，先后与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和阳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取得了联系。2005年前后曾为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有关阳城县革命时代的资料和照片。2007年初，父亲主动为阳城县横河镇中寺村修建晋豫区革命纪念碑捐款壹仟元。

2007年8月6日（农历丁亥年六月二十四日）早晨，父亲在如厕时猝然去世，享年84虚岁。

父亲生前多次表达过对身后事的愿望，即：1. 丧事从简，遗体火化，骨灰安放在公墓；2. 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3. 由亲属代交最后一次党费壹仟伍佰元。丧事按照父亲的遗愿去进行。

2007年8月10日（农历丁亥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8点，在呼和浩特市殡仪馆大厅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父亲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旗委组织部、旗委老干局、旗建设局送了花圈。旗委老干局的领导等、旗建设局的领导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旗委老干局局长致悼词。遗体告别仪式后，遗体火化。骨灰暂存放在呼市殡仪馆。2007年11月12日（农历丁亥年十月初三日）上午安放骨灰。骨灰安放在呼和浩特市古林人文纪念园（陵园）的寿区。

父亲去世后，我分别给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和老区建设促进会的领导去信告知。接到我的信后，县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亲自打来电话，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的领导亲自复信，对父亲这位阳城籍的在外工作的老同志的不幸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父亲李盘珍晚年照

2008年2月27日，遵照父亲的遗愿，我二妹夫韩润祥到旗老干局党总支代他缴了最后一次党费壹仟伍佰元。组织部门按程序呈缴中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具了党费收据。

2008年8月晋豫区革命纪念碑竣工后，阳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给我寄来纪念碑的正面照和建碑记照片。作为捐款人之一，父亲的名字刻在了建碑记上。

2016年出版的阳城县志（1978-2008）下卷中，选用了父亲提供的两张照片：1. 首长王竟成的照片；2. 1949年撤销太岳区时，太岳区党政干部的合影。

↓位于山西省阳城县横河镇中寺村的《晋豫区革命纪念碑》

父亲在工作中坚守党性、坚持原则、尽职尽责、平等待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父亲投身革命，对党忠诚，严于律己，清白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人生里程。

父亲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附记

一、阳城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直接关注指示下创建的。并从这时起，阳城革命根据地持续存在了11年。即从1938年到1949年。

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根据地所辖太行、太岳两区党委抽调干部，南下接管新区。为了保密和行军方便，两个区党委对外番号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4月24日，4100余名太行、太岳南下大军在军号声中挥师南下，8月24日到达福建，开始了极其艰苦的开辟建设新区的工作。

【摘编自《烽火春秋—阳城革命老区史话》（上部）】

二、与父亲在“公安网”一起开展地下工作的几位老同志后来的情况是：

刘世伟没有离开苏村。

1949年，刘廷亮奉命参加“长江支队”，南下福建，接管和建设新区，任寿宁县公安股长，后来调到北京工作，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党委办主任。

1949年，王国材奉命参加“长江支队”，南下福建，接管和建设新区，任福安专署公安处政保科长，离休前任福建省物资厅办公室主任。

三、解（xiè）县：旧时地名，后与昌邑县合并，称运城。

四、首长王竟成简历

王竟成（1917--1967），女，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一个城市贫民家庭，早年随父移居上海。

1935年王竟成初中毕业后，参加上海“新生读书会”和“上海国难教育社”等进步组织，秘密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8月，曾被国民党抓捕关押，翌年2月获释。

1937年 2月王竟成参加革命工作，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王竟成受党的指派来到山西工作。历任山西省抗敌救亡先锋队队员，运城、夏县牺盟中心区特派员等职。

1940年1月王竟成受组织指派转移到太岳革命根据地，任山西决死第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

1941年6月王竟成奉调出任中共晋豫区党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同年8月随中共晋豫区党委机关和“八路军太岳南进支队”南下中条，重新开辟晋豫边革命根据地。

1942年2月王竟成进抵阳城工作，担任过县主要领导，为阳城抗日斗争的胜利付出了艰苦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12月调离阳城。

离开阳城后，王竟成历任中共太岳区第四地委常委、太岳区党委办公室主任、中共太岳第二地委书记等职，组织领导太岳区军民全力投入解放战争。

1949年3月，王竟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第二大队政委，率领第二大队干部南下福建开辟新区。

新中国成立后，王竟成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劳动局局长、省供销社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推销局局长、全国妇联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业干部管理处处长、化工部调查研究室副主任、科学实验局局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王竟成受林彪、四人帮集团严重摧残，不幸英年早逝，年仅50岁。

1978年7月31日，国务院化工部为王竟成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称她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畏艰幸，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深入实际，实事求是，任劳任怨，对革命工作满腔热情，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几十年忠于党和人民，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说明：此文是根据父亲生前的口述情况，生前所写的回忆录及《四子王旗组织史》等，于2009年12月写出初稿，以后陆续充实修改，直至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