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父辈 - 2016年父亲节有感

Hux

　今天是当地的父亲节。入乡随俗，已为人父的朋友们都在相互祝贺。这不禁让我回忆起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再往上更联想到我爷爷的父亲...... 在这里我燃馨香一柱，给各位老人一拜。

父亲因病过世已经二十四年了。他是整整一百年前出生的，而那时候的中国跟这大世界一样正处在一个大动荡的年代里。父亲出生于天津一个崇尚读书的家庭。受到时代潮流的推涌，那时家里追逐的是 “德、赛” (民主和科学) 两位先生，向往的是 “教育救国“、“工业救国” 和 “医学救国”。

我的曾祖父胡家祺 (字玉蓀) 出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 (清同治十年, 1871年; see Wikipedia)。早年念的是旧诗书，晚清时应试中过举人。还没来得及再考进士，就遇上了西学东渐。延续了千年的科举制度慢慢地就不再吃香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光绪二十九 (1899) 年，他在天津大儒教育家严修 (字范孙) 的鼎力推荐下被公派去了东洋日本学习师范。

几年后曾祖父海归。在严修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开办教育，建立起天津第一所新式师范学校。“参与地方自治亦有建树”。据说时任直隶（如今称为河北省）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军事上的事我来管，教育的事由范孙先生负责 (大意如此)”。

当时的直隶省，尤其是天津市改革之风盛行，在军事，警务和教育领域或为全国之冠。就连袁世凯，也打开钱包给老爷爷开办的学校捐了数千大洋。

图1. 曾祖父胡家祺 (字玉蓀)

图2. 曾祖父 (前排右三) 留学日本时的同学。

　在严袁二位的支持下，曾祖父当时曾大张旗鼓地以直隶省民选清廷资政院议员的身份鼎力推动新式教育，把个天津乃至整个直隶省的师范教育办得是风生水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11年清廷学部主持召开的 “中央教育会”上的突出表现。1911年6月20日至8月12日，学部模仿日本，在北京首次召开中央教育会议，研究解决制约宪政进程的重大教育事宜。在此会议中，是他老人家惊世骇俗，在咱全中国第一个提出建议要减少小学生读经讲经的课程，并要求多学习一些基础科学知识。

这个建议可说是清末教育界浑浊天空里的一声霹雳，一道闪电。据当时上海《申报》报道，此议案一提出，立即在该会议上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守旧势力的竭力反对，被斥之为 “废经叛孔”，“丧失国粹”。晚清旧教育制度的捍卫者和孝子贤孙们为了阻止此提案通过而捶胸顿足，涕泪俱下。真的是斯文扫地。

　　民国成立后，老爷爷一直在办教育和 “管” 教育。他曾经在教育部任职，担任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秘书。这位范公与梁启超等人一起，都是当年 “五四运动” 的点火人，都希望国家能够富强雪耻。

有趣的是，曾祖父在民国初期教育部任职期间 (1910年代)，正值清廷倒台后，大总统袁世凯大力宣扬祭孔复兴中华文化之季。他给教育部所有的职员们每人分发了一套仿明的复古服装，并且下令到孔庙去祭孔演礼时大家都必需穿戴。

由于这套仿古服装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曾受到众人，也包括鲁迅先生，的私下讪笑 (此时他亦为教育部同仁)。但想必大先生也未能免俗，因为谁要是执意不穿，那是会丢饭碗的。而每个月能有二三百枚大洋薪俸的位子，即或是在京城里却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

图3. 曾祖父在民国初期的教育部任职时祭孔大典所穿的仿明制服。当时鲁迅先生与他均是部里的雇员。不知有谁见过鲁迅先生着此服的照片没有？

图4. 天津学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胡家祺所立的铜像。不知今在何处？

　小时候还听家里老人讲过一个关于曾祖父的笑话。说是当年留洋归来后，上面曾有意让他去做省财政厅厅长。而他却推辞说 “我在外边学的是师范教育，财政金融我是不懂的。要让我做厅长就做教育厅厅长吧”。放着 “天子” 脚下膏腴之地大把的银子不捞，估计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儿了。后来他在不止一个省干过这份儿教育厅长的活儿，并在任内积极提倡义务教育，直到退休。

上世纪初的中国人也曾经有过 “宪政” 之梦。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改良来使衰微破败的大清国赶上时代的潮流。曾祖父在晚清时就参与过朝廷试图推行的宪政改革，欲将王朝专制的国体改为君主立宪。清廷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资政院 (大清帝国立宪运动時成立的国家议会筹备机构, 1909-1912) ，负责操办此一事项。

资政院共有议员196人，分为民选和钦定。全国各省民选的咨议员共98人，有别于皇帝钦定的咨议员，也是98人。老太爷曾经是直隶省民选咨议员。各位议员们在此期间都在大力鼓吹和推动国家体制改革。

此外，他老人家在担任咨议员时还曾参与过一件事，让我等家族后人深为感佩：他和部分咨议员居然想为死于光绪年间戊戌变法的六君子翻案！而且他们除了想要为杨锐谭嗣同等人昭雪和为康 (有为) 梁 (启超) 平反之外，捎带着还想劝朝廷赦免那位鼓吹并实施暴力革命的孙文。

当然这样重要的事儿也不是由他一个人在鼓捣，而是有一个拥有十八位股员参加的 “赦免国事犯特别股” 在共同使劲儿。虽然这 “股长” 是由皇上钦点的和硕庄亲王 (爱新觉罗·溥緒) 担任，但平反昭雪的具体事情却是由被后人誉为 “中国近代宪法第一人” 的汪荣宝先生在挑头，因为这汪先生是学过法律的 (见《汪荣宝日记》第一册，p.247-249)。

到了宣統二年（1910年)，经该股全体股员表决同意，恳请昭雪杨锐谭嗣同等六人。并将平反议案报请资政院批准。议长咨询后将此议案提交全院表决，全体咨议员一致赞成通过。但此案上交后依然石沉大海，被清政府擱置不理。

由于垂危的末代清王朝因不愿意丢失面子，经手的官员也因贪恋权势而一再阻挠拖延，所以直到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的时候，他们也没能把这事儿办成。

至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初曾经做过的 “君主立宪” 之春秋大梦彻底破灭。曾祖父到末了也未能成为民选的大清国 “宪政国会议员“。

图5. 中国曾经有过的君主立宪之梦。1910年九月第一次资政院全体咨议员合影。曾祖父是直隶省民选咨议员。

　到了我爷爷胡懋康 (字景侯) 那辈儿，兄弟姐妹这五个孩子应该学什么就得听曾祖父他老人家的安排了。想要救国吗？两位去给我念天津北洋大学的工科。另两位分别去念北平医学专门学校（北医的前身）和协和医学院。还有一位还是照老规矩念了师范。我爷爷就此学了工科，一辈子走南闯北在铁路上做事。

爷爷一生中遭遇过不少坎坷。但他碰到的第一次大险情，是差点儿被侵华日军的炮弹炸死。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闸北区对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随后又将战火燃烧到江湾和吴淞地区。中国军队在国民革命军十九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以及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将军的指挥下奋起反击，史称 “一.二八事变” 和第一次淞沪抗战。

2月1日，日军派遣军舰沿长江而上，在南京下关一带的水面炮击南京市区和下关车站。那时候爷爷在下关机务段担任京沪线南京段工程师并兼任段长。当时正与另一位工程师陈有仁一起赶赴该路段检查损毁情况，准备组织人手抢修。不料又一颗炮弹从敌舰呼啸而来，端端地落在二人之间！

不过苍天有眼，爷爷命不该绝。日本鬼子打了一颗哑弹！此事有档可查，并被后人岳钦韬, 杨争宵记载于《抗战时期上海铁路损失及其影响研究》一书之中。

日寇入侵华北前一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爷爷被国民政府铁道部从南京下关机务段调派到四川省成渝铁路工程局担任副总工程师，开始奉命督修成渝铁路。

图6. 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胡懋康 (我爷爷)

图7. 爷爷于1936年从铁道部南京机务段调往新成立的成渝铁路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这是他上任后寄给我父亲的照片。

图8. 爷爷 (中) 和他的两位弟弟。二爷爷胡懋廉 (右) 和三爷爷胡懋庠 (左)。1930年代初摄于北平东城草厂胡同二爷爷家中。

图9. 爷爷 (中)，二爷爷胡懋廉 (左) 和我爷爷的妹妹，姑奶奶胡懋华 (右)。

图10. 我奶奶华怡年 (左2)，二奶奶张淑安 (右1)，三奶奶王淑田 (左1) 和姑奶奶胡懋华 (右2)。

　　1937年七七事变。侵华日本军队寻衅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中国随即爆发了全面抗战。八年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因为抗击日军进犯需要花费大笔金钱，因而也就顾不上修铁路了。在那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里，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居然不仅完成了所有的成渝铁路基本勘探和复探设计工作，还借重于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乡绅民众的捐助，把路基建设完成了近百分之四十，并且修筑了大量桥梁和涵洞。

但是因为战争国家缺乏基建资金，这条铁路一直没有能够铺轨。一直拖到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打完，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才在1952年初铺轨修通。当时爷爷在修建成渝铁路的时候仍然担任的是相同职位，副总工程师。

听母亲讲过，当年国民政府战败溃逃台湾，上面想让爷爷随他们一起撤往孤岛。爷爷不愿离开。他说：“詹天佑修了条京张铁路，我得修好这条成渝铁路”。“仗打完了，哪个政府也得建设国家吧”？

爷爷留在了大陆，并继续参与了这条铁路的修建直到完成。据母亲告诉我，当第一列火车在喧天的锣鼓和鞭炮声中驶进新建的重庆车站时，爷爷已经病倒在医院里了。他当时要求家人和护士离开病房，留他一人站在窗前俯瞰着山下呼啸的列车吐着浓烟沿着东去的长江一路奔驰进站。妈妈对我说，爷爷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掉眼泪。

但在我出生后不久，爷爷和奶奶一起就因 “非自然死亡” 离开了我们…… ，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希望我修身自律，兄弟和睦的名字：修悌。

图11. 二爷爷胡懋廉 (左) ，姑奶奶胡懋华 (中)和爷爷胡懋康 (右) 抗战胜利后摄于重庆。

图12. 姑奶奶胡懋华 (左) 和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院1956年春节联欢会上联袂演出。姑奶奶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后担任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林巧稚大夫是妇产科主任。

　　我父亲的名字叫胡允恭。他的前半生也真的算是颠沛流离。他在当年的北平市从小学一直念到燕京大学，还准备在医预科念完后再继续念协和医学院。不料华北虽大，此时已无处可以安放课桌了。1937年 “七七事变” 鬼子打进了北平城！父亲不愿意做亡国奴，便与几位同学一起离校逃离了北平。

图13. 父亲毕业于北平育英中学时的留影。

图14. 踌躇满志父亲于1935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

　那时候的华北乃至全中国，真的是一个悲惨世界。和父亲一起逃离北平的还有两位燕京大学的同窗好友。不幸的是，其中一位在天津港上船时，就被日本飞机所扔炸弹炸死。另一位则好不容易与父亲一起躲过轰炸，搭船抵达了香港。他们正准备离船登岸时，却忽然听到空袭警报拉响！人群顿时大乱，这位同学被混乱的民众推挤，也不幸掉入海中溺毙。可叹三位不愿做亡国奴的学友一起出逃，最后仅有父亲一人得以生还。

历尽艰辛，父亲好不容易途经天津，香港，广东，最后辗转逃到四川和我爷爷奶奶叔叔姑姑相聚。他随后在成都华西坝德国人办的齐鲁大学念完了医学院。洋人办的学校规则严明，考试严格。父亲告诉我，他入学时班里共有42位同学，但毕业时就只剩七位了。也就是在成都，父亲认识了同样也是流亡学生的我母亲，所以各位朋友也才有机会听我讲讲这些故事。

父亲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时正值中国抗战的艰难时期。国民政府将毕业生们征调入伍，从军抗日。父亲即被征调派去成都空军医院做军医，救治对日空战受伤的中国飞行员，以及从其他抗日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员。

当时位于四川成都的中国空军基地是盟军在西南地区对日作战的主要堡垒之一。此时的中美空军已展开联合作战，牢牢地掌握着祖国天空的制空权，并频繁主动出击狠狠打击日军。有许多事情令父亲难以忘怀，直到 1990 年代来美探亲访友时还对我提及。

日本战败投降以后不久，国共内战开打。父亲不愿继续留在军队，随即托病离开了空军医院。他先是转移到地方省立医院工作，后来又与母亲带着刚出生不久的我大姐一起转调到在重庆的中央医院工作。

父亲抗战时期在空军医院的这段工作经历和临床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派上了用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中国空军开始从民间招收由地方推荐的优秀飞行学员 (后来因为文革的干扰而一度终止)。父亲奉派担任川东地区包括重庆的主检医师，每年都给报名参军的预备飞行学员们做体检。万里挑一，年复一年，为中国空军输送了不少新鲜血液。

父亲心灵手巧，但不喜欢工科，一心想做二爷爷胡懋廉 (他的二叔) 那样的耳鼻喉科大夫，并还曾想像姑奶奶胡懋华 (他姑姑) 那样在念完协和医学院后留在协和医院做大夫。是日本人的侵华战争碾碎了他的这个梦想。

图15. 父亲在抗战时期毕业于成都齐鲁大学医学院时的留影。

图16. 我母亲在成都高中毕业时的留影。

图17. 母亲在抗战时期于成都华西大学药学院毕业时的留影。

图18. 爷爷，奶奶，爸爸、二叔、三叔和姑姑抗战时期在四川省内江市

图19. 抗战胜利后父母于1946年10月12日在成都结婚。这是婚礼期间爷爷一家和二爷爷一家的合影。

图20. 父母的婚礼照

　　二爷爷胡懋廉 (字洁民) 是我爷爷的二弟。1921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曾经留校做助教，后来转去北平协和医院做耳鼻喉科大夫。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中国政府公派去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留学深造。回国后创立了中国的现代耳鼻喉科学和后来的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即现在的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医院。

不幸的是，二爷爷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残酷折磨迫害，导致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终于1971年秋含恨去世。

图21. 哈佛大学校园内创始人约翰·哈佛的塑像。

　虽然出生于书香之家，二爷爷却是一条聪明睿智、豁达开朗的硬汉子。十年动乱时他被污蔑为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打翻在地，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以至于最后在做苦工时只能用手撑着小木凳在地上爬行。二奶奶曾给我看过那张二爷爷当年用过的小木凳。在它那被二爷爷的手握过的边缘处，不仅是油漆，就连木头都被磨下去了几分。

但二爷爷在精神上却从未屈服。当他被非法关押受审讯时，曾被问及给哪些中央黑帮头目效过劳。二爷爷倔强而又不失幽默地回答到，“除了毛主席，因为他的鼻子耳朵没什么问题。其他的我都给看过病”。这番话让恶棍们气得七窍生烟。

不过，二爷爷没有想到的是，他虽然没有给毛泽东主席看过病，但毛去世前的医疗组组长却是解放军301总医院院长姜泗长。而姜伯伯就是二爷爷一手栽培出来的最得意之门生。

二爷爷在姜伯伯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转折关头，包括他学医出道，患病 (肺结核) 治疗，留学芝大 (芝加哥大学)，以及归国任职时，都曾出手鼎力相助。姜伯伯因此视二爷爷为师父，认为二爷爷对他是恩重如山。

青山依旧，泗水长流。山不转水转了，巧吧？

图22. 姜泗长大夫与我父亲在1960年代的合影。摄于父亲所工作的医院。身后的楼房是抗战时期陪都的苏联大使馆。

　有关二爷爷的精彩故事多了去了。我小时候就听老人家讲过他抗战时期在成都时，给张群，戴笠，宋美龄等国民政府达官贵人和四川军阀们看病做手术的故事。

张群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蒋介石的心腹。他当时是四川省政府的省主席。他为了答谢二爷爷替他治病，邀请二爷爷与他一起去遊览峨眉山。当然是坐 “滑杆儿”上山的啰。行程之间张群不断试图说服二爷爷参加国民党，但终被婉拒。

而二爷爷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局长、大特务头子戴笠的谈话则另有一番味道。他在给戴笠做治疗时劝告戴局长，对于主张抗日的青年学生，你难道不可以放他们一马吗？他们又不会危及政府，不过就是游行示威一下嘛。狡猾的戴笠辩解道，我也是没办法，是上面要求的呀。二爷爷则劝告戴老板，那还不好办？你派人在后面假意追一追，往天上放几下空枪吓吓他们不就行了？

给宋美龄看病后，让二爷爷萌生了一个新主意：要让这些达官贵人们 “挂专家门诊号”。让他们付出数倍乃至十倍于平民所付的挂号费用。而多收到的挂号费用可以用于补助公立市民医院的医护人员。要知道那可是一个极端困苦的国难时期，“教授瘦死，讲师讲死，助教教死”。一文钱就可以难倒无数英雄汉。

二爷爷在抗战时期的这一创造发明，在当时他与同仁们一起组建的四川第一所公立市民医院率先实行。此举在改革开放后又重新走红，如今已遍及全国。

　　旧政府去了新政府来。再给大家讲一个关于陈毅夫人张茜的故事。话说当年陈老总率军攻克了大上海。他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曾去二爷爷那儿看过一回病，随后即嘱咐夫人张茜给二爷爷家里送个蛋糕去表示谢意。于是张茜一人带着蛋糕就去了二爷爷在南京西路新城游泳池对面东莱大楼内的居所。

按过门铃后二奶奶来开门，只见一个穿列宁装的 “小姑娘” 站在门口。一问才知道是病人陈市长派来送蛋糕的。二奶奶当即告诉张茜，胡大夫看病不收礼物，你请回吧。随后即把家门关上了。

过了满长的时间后，二奶奶要出门去买东西。不料开门一看，张茜居然还在门口站着，手里还提着蛋糕，忐忑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告诉二奶奶，若是不收下蛋糕，陈市长那里她是交代不过去的。二奶奶一再询问后才得知，这位站在门口等了这许久的列宁装 “小姑娘” 居然是陈市长的太太！最后蛋糕还是被收下了，皆大欢喜。

后人为了纪念二爷爷，在他当年创建，行医和教学过的医院里为他塑了一尊铜像。同时还给另一位创始人，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回去的眼科郭秉宽大夫也立了一尊铜像。住在上海的朋友们如有兴趣和时间，可以去看看。眼耳鼻喉科医院就在汾阳路上海音乐学院对面。亦可参看以下所附视频。

视频：上海五官科医院胡懋廉教授

图23. 胡懋廉院长铜像。位于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 (上海第一医学院) 五官科医院。

图24.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级教授，副院长胡懋廉

　　因为我爷爷在铁路上做事，一九三零年代初主要在铁道部南京机务段工作，担任铁路工程师兼段长，所以我父亲自打上小学的时候起就住在北平的二爷爷家，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华北失陷，日本人占领这座古城。因为这个原因，父亲对二爷爷二奶奶有很深很深的感情。

二爷爷在十年动乱期间深受迫害后因病住院，但医护人员却被上面告知不许治疗。接到消息后，父母亲想方设法购买了药品让我通过邮局寄给上海的大姑，由她偷偷带给二爷爷用做治疗。他老人家的健康状况因为那些歹棍们的恶行而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父亲在医院传达室收到了二爷爷去世的电报。他在回家的路上极力忍住泪水，一进家门则悲恸万分，对我说了一声 “二爷爷走了“ 后，即泣不成声。

父母亲在抗战胜利后为了照顾爷爷奶奶，就留在了四川。而家里其他人则都回了北平，二爷爷也回了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几年后又被周恩来总理一张委任状调到上海。内战结束后政权更迭，因为爷爷坚持要将铁路建成而不愿离开成都，父亲和母亲也都没有再离开过四川。 

再以后的新社会年代大伙儿就都再熟悉不过了。“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 乃至 “十年动乱”。各种 “运动” 一个又一个地接踵而来，父母亲都因为他/她们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吃了不少苦头，而我妈妈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甚至比父亲更重。

　　那些年代自然少不了荒誕的事情发生。「全民大炼钢铁」 就是其中頗為壯观的一件。有关的大文章都被经历过的他人写了，我在这里仅仅举小小的一例。在那火紅的年代里，父親供职的那所医院也奉上峰指示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搭起了一座炼钢厂，号称「飛躍煉鋼廠」。

真是高屋建瓴！位於全市地理位置最高处的这所医院 (民国時期的中央医院和新中国初期的西南直属医院城区部) 霎时間玉树临风，傲视群雄。它率先用土高炉炼出毛铁数块，击败本系统其他医院的钢铁大俠們，一举夺得市卫生局頒发的 「帥」 旗一面。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该院担任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的我父親也被迫捲入了这场全民运动。不知道他是給土高炉铲过煤或鼓过风？还是給钢铁勇士们治疗过伤病？反正是出了一大把力。否則也不会在卫生局領导颁獎時让他站在大「帥」旗旁。可笑？可叹，可悲。

图25. “衛生系統炼鋼高產“帅旗 - CQ市第三人民医院飛躍炼鋼廠全体同志合影。不知炼出了毛铁几许？二排左起第6位是我父亲，二排右起第3位是当时的市卫生局长。

　　一九七六年打倒了四人帮，世道算是平静消停了些。那年秋天也刚好是我父亲六十岁生日。父母亲邀请了几位同学和数十年的至交一起来家欢聚。开了茅台 (那时候是八块钱人民币一瓶) ，由我给在座的各位父老斟上。父亲举杯时说了一句话，“祝贺我们都活过来了”！大家都深以为然。当客人散去夜深人静时，父亲对我说，“可惜你爷爷和二爷爷没能活到今天”。

虽然父亲最终也未能如愿和二爷爷一起工作过（除了专业会议之外）。但也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做了一个非常优秀，也非常受人尊敬的耳鼻喉科大夫。他曾是中华耳鼻喉科学会四川省分会的两位会员之一。作为一个科主任，他曾经训练指导出一批同事和学生，以及他/她们的学生。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了优秀的耳鼻喉科大夫。

图26. 二爷爷和父亲1960年代在上海南京西路家中楼顶。

图27. 二爷爷二奶奶与部分孙辈后人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摄于上海家中。后排左二为笔者。

　　父亲说话不多，但有一件事让我永不忘怀。我在念过 “两年” 初中后就被赶出学校去了乡下。而这所谓的两年初中，实际上连一年都没有：除每日只有半天上学外，每年还有许多时间得去乡下和工厂瞎混。

后来十年动乱结束。政府恢复高考，没有念过高中的学生们也被容许参加考试。当时我因为念了个技工学校而已经 “曲线回城” 工作，每晚下班后即自己温书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有天晚上快半夜一点钟时，父亲给我煮了一杯咖啡。端给我时说，“别看太晚了”。父亲当时的复杂心情和表情我至今还记得，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告诉父亲我希望能考上医学院。父亲则问我知道在中国当大夫很辛苦并且不赚钱吗？不能赚大钱也还愿意干吗？在听到我的肯定答复后，父亲很高兴，告诉我说，“虽然当大夫不能赚大钱，但是受人尊重的”。这一点我从小就反复体会和意识到了。因为经常在外边碰到有人非常客气和尊重地给我爸打招呼问候，一问都是他以前治愈过的病人。

当然病人也有不同，尤其是当碰到那些做 “大官” 的时候。有一段和父亲关于给病人做手术的对话让我记忆犹新。那段对话是由八十年代初的一部电影《人到中年》引起的。该影片里有一个情节说的是一位马列主义官太太对手术大夫 “出身” 背景的挑剔和刁难。父亲看完电影后和我谈起这事时淡然一笑，“这算什么？我给他们做手术时公安人员就拿着手铐在手术室外边等着呢”！当时我的脊梁就一阵发冷。

后来我医学院毕业时曾想过要学耳鼻喉科，并且向父亲询问过能否申请去他的科室。他是科主任，所在的医院是当时当地最好的一所综合性市立医院。该院科主任一级的大夫们都是抗战期间从教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她们很多都是同学。几位院长中甚至还有从哈佛医学院受训后回来的。

但父亲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若你能来这所医院工作，你可以申请去其他科室；你若想学耳鼻喉科，你得去申请其他医院”。 “你若是来我科里，叫我如何安排工作”？这就是我的父亲，我爱他并深深地怀念他。 

再往后就是我在医学院毕业后来米国闯荡洋人江湖的时期了。白驹过隙。三十多年已经过去，如今我在芝加哥的一所医学院担任教职，并且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和团队做些基础医学研究。也算是不负祖训了吧。

以前曾听老辈儿人说过，百年之后，老人的魂灵会真的离去。儿孙们可以不用再担心和打扰他/她们了。对我父亲来说，一百年已经过去，我祝父亲在天之灵安息！也祝父亲的父亲，爷爷的父亲在天之灵安息！

更祝天下所有做父亲的亲朋好友们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2016/6/19草于美国芝加哥北郊。

2021/2022 rev. 转发于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