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渤海王城

洪牧

渤海王城，即唐代渤海国都城，名忽汗城，仿唐长安城规制，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宁安市渤海镇“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遗址四至、轮廓、形制、布局清晰可见，是我国东北迄今保存最好的唐代都城遗存。唐天宝十四年（755年），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由敖东城迁都忽汗城，府为上京龙泉府。在渤海国长达二百二十九年历史中，四易其都，其中两次定都忽汗城。城名忽汗城，地治忽汗州，皆以忽汗水（牡丹江）、忽汗海（镜泊湖）得名。

渤海王城名，出自唐代地理学家贾眈(730一805)《皇华四达记》。原书散佚，《新唐书 · 地理志》保留有部分内容。书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度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故汉襄平城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

到遗址被世人发现、稽考的清初，忽汗城历经五百年风雨剥蚀，已面目全非，隐身时空。揭开遗址的历史面纱，是由几代宁古塔流人学子陆续完成的。他们是方拱乾、张缙彦、吴兆骞父子、杨宾、张贲，和曹廷杰。他们以古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寻访、记述渤海王城，一步步揭开她的神秘面纱，展示于世。

一、方拱乾发现“前代建都之地”

方拱乾是最早遣戍宁古塔的流人之一，顺治十六年(1659年)出塞，顺治十八年（1661）赎身、回籍，在宁古塔居留三载，亲历城地考察。他的《绝域纪略 · 土地篇》相关内容，是有史以来，关于王城遗址的最早著述，其说:

“有东京者，在沙岭（牡丹江-宁安市沙兰镇）北十五里，相传为前代建都之地，远睇之，翡郁葱菁若城郭，鸡犬可历历数，马头渐近，则荒城蒙茸矣。有桥，垛存而板灭；有城。闉轨存而阈灭；有宫殿。础存而栋宇灭；有街衢，址存而市灭；有寺，石佛存而刹灭。讹曰‘贺龙城’，讹慕容耶? 而北燕非此地。所掘钱，多正隆。正隆乃金主亮年号。俗言祀神者，动言乌禄，岂乌禄旧封耶? 黄瓦累累，无字可寻，惟一瓦有字曰‘保高丽作’。字多不完，岂高丽耶? 环东京皆腴地，流水残山，颇似江南荒野。”走近这座被土人称作“东京”，有王家宫阙气象的废城遗址，方拱乾由然发怀古之幽情，连出几问——当地讹传之和龙城，那就得和慕容氏联系到一块儿了，而这里分明塞月边风，哪会是三燕旧地呢？土人在废城掘得古钱，镌金代完颜亮年号，又联想到祀神者动辄提到乌禄，此莫非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封地？废城中残瓦颇多，其中一块瓦上有“保高丽作”字样，难道这竟是高丽王城吗？方拱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让自己信服的答案，索性不往下想了，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视野中颇似江南的田园风光上去了。

方氏尽管没有给这座“前代建都之地”找到注脚，但他对废城细节的纪实文字，至今仍被作为遗址考证的指引。如，“有桥垛存而板灭”，现今渤海上京城遗址北临牡丹江，江上有渤海石筑桥梁建筑址五处，分别坐落在上官地、牛场、下官地、胜利屯等地江面，其中上官屯桥址，俗称“七孔”，实为七墩八孔桥，全长160米，现存7个大型桥墩，用玄武岩石块砌就。“有城闉轨存而阈灭”，已被发掘的宫城南门，门道部分均为石板铺路，特别是三号门址，其上还清楚地保留着渤海时代的车轨痕迹；“有街衢址存而市灭”，据考古钻探，上京城内已发现南北、东西交错的街道若干条，其中朱雀大街宽约110米，而且“西市”遗址也被发现，东西长190、南北宽110米，四面设有围墙。“有寺石佛存而刹灭”，据考古调查与钻探，上京城内外已发现九处佛寺遗址，今兴隆寺（俗称南大庙）即是在渤海旧寺基址上重建的，至今寺内还保存着渤海石佛一座，虽经后世修葺，但仍具神韵。“有宫殿础存而栋宇灭”，至今渤海上京城宫城城内宫殿基址保存尚好，柱础散布其上，历历可数。

二、张缙彦 以《东京》立篇

张缙彦比方拱乾晚到宁古塔两年，但比方拱乾在宁古塔居留时间更长。张缙彦于顺治十八年（方拱乾全家回籍之年）流徙塞外，至康熙九年（1670年）卒，在宁古塔居留九年有余。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中，则以《东京》为题独立篇目，可见其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看重，其散文笔触流畅，描述的古城轮廓，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其所著《宁古塔山水记》《东京》篇文曰:

“由沙岭而东十数里，有古城石垒，周匝约三十里，或言系朝鲜旧国，或言是金元分封处。考乌禄初封，建国临涅，其为金主故地，颇为近之……若东京之名，则土人相传久矣。道中远望，云气变幻，如楼阁旌旗，远近山城，皆似茂林丰屋，屯聚庐舍，即而视之，则不见，不知此何气也?东面城址，土墉高丈余，以石为基，城门石路，车辙宛然。大河绕城而东，其古渡尚有坏桥乱石，横亘水中。其宫殿三重，在前者规模颇宏，台址三尺，柱础如盘者计一十有六，后二重稍逊焉。殿东西二门，正中无甬道，阶墀陛，纷错可识，败瓦断砖，虽野烧之余，尚有存者。且丹绿琉璃，间有夷汉字号，土人□取为玩。其别馆回廊周环者，不可细辨。前有五台，石垒叠起，高可二丈，似五凤楼制度，内有小城，颇仿皇城焉。在右有石井二，首石甃八角，雨水停泓，尚可牛饮。明堂以外，九陌三衢，依稀可睹。旁石垒似部落军伍所舍，或为列肆贸易之所。城以南有古浮屠，高丈六，佛面虽有风雨侵蚀，过之者尚稽首焉。前有石塔，八面玲珑，庄严精巧，尤非塞外所有。此地平旷数十里，似为都会之地。其西七、八里许，有石碛数区，各围方三四里，其为屯操刍牧之处无疑矣。又有古坟石，方丈者数坂，土人掘地，得石兽，其白如玉，必辇而至者，非此中物也。西南十余里，有长溪，支菱、茅苇、芙蓉生焉。夏秋之交，荷花红敷数十里，灿若云锦，土人探莲者，荡小舟入之，浮游如画，真东京美景也。宁古胜概，此为第一。”

从考古学角度，张缙彦的纪游文字，似无新的看点，但记述更为周详。如:“古城石垒，周匝约三十里”，已明确提到上京城的形制与规模，据1964年勘查，上京城周长为16296.5米，恰为32华里。“其宫殿三重”、“别馆回廊”，则是对宫殿布局的描述，据考古发掘，现存上京城遗址宫城中轴线上一列五重大殿，周围多有回廊设置，其中较大的宫殿有三座，即第一殿、第二殿和第五殿，此三座大殿当即张氏所言之“宫殿三重”。其“前有五台，石垒叠起，高可二丈，似五凤楼制度”，则是对宫城南垣正门址的描述，据考古发掘可知，宫城正南门建筑十分宏伟，正中为高达5米的石砌台基，其上有酉阔9间、进深6间的主体建筑，门道分居台基两侧，为中原传统“过梁式”结构，其上另起门楼，末发掘前，门道两侧门墩均可看作“一台”，两个门道则计有四个门墩，即“四台”，加上中间的殿址——亦可视作“一台”，恰好是张氏所言之“五台”。其云“有石井二，首（白）石甃八角”，其一现已修葺，即著名的“八宝琉璃井”，已成为当地的重要旅游景观。又张氏所记之“八面玲珑”的“石塔”，即著名的渤海石灯幢，现仍存于兴隆寺内，为现存珍贵的渤海石雕艺术制品。而张氏所记“古坟石”，即指上京城北的三灵坟，近年考古工作者巳发掘出石雕狮头，可见张氏云“土人掘地得石兽，其白如玉”并非虚构。张缙彦的著录，不仅对方氏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难能可贵的是，他以《东京》立篇，京，已是王城的代名词。

三、张贲推作“金祖起家在焉”

张贲，字绣虎，浙江钱塘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同年以北闱科场案入狱，康熙九年（1670年）遣戍宁古塔，十二年改徙乌喇，十四年卒于乌喇。张贲对这座古大城记述甚详，见之《白云集》之《东京纪》:“宁公台西南六十里曰‘沙岭’，岭东十余里，有古城焉，土人相传曰‘东京’，盖金祖故都是也。道中远望，其上常有云气变幻，如楼台宫阙状。稍近之，郁郁葱葱，又如烟井庐舍，万家屯聚。即而视之，无有也。古城甃石为基，土庸高丈许，无复雉堞，颓然短垣也。围环可三十里，城门石路，车辙宛然。南门内故址，似宫殿三重，前一重规模宏敞，柱础方广三尺余，计一十有六，后两重无存焉。殿南向，正中无驰道，东西二阙门，阶墀陛墄，层级可辨。前列五台，今高两丈许，似京师凤阙遗制。后别有小城，似宫禁。左右石井二，白石甃砌，八角形。明堂以外，九陌三衢，依稀可识。旁石垒，似部落军伍所舍，或官署环列如拱。城内今宫室无存，败瓦乱碛。在榛莽中，时有丹碧琉璃，错出间杂，存汉字款识，土人取以为玩。掘地得断碑，有‘下瞰台城，儒生盛于东观’十字，皆汉文，字画庄楷，盖国学碑也。想象当时，建国荒漠，重学崇儒如是。城外大河绕城而东，有圮桥乱石横亘水中。城南有古寺，镂石为大佛，高丈有六尺，风雨侵蚀，苔鲜斑然，而法相庄严，镂凿工巧，今堕其首，好事者装而复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郭外平旷数十里，其西七八里许，有石碛数区，各周环三四里，似屯兵刍牧之所。旁有古墓石方丈者数版。掘地得石兽，白如玉。西南十余里有长溪，芰荷、菱芡产焉。夏秋之交，芙蕖红敷数十里，灿若云锦，翠鸟野凫，回翔上下，土人荡小舟采莲，浮游如画，缘溪而上三四十里，有瀑布，土人曰‘水海’。水声砰訇闻数里，不知源所自出也。余考《金史》云，以辽阳为东京，又云五国城，去辽东北千里为黄龙府、宁江州诸处，金祖所发迹，故址无存焉。此地或言朝鲜故都，或言金、元分封处，无有辨者。而土人指为东京，大率金祖起家在焉，因表为京。其以辽阳为东京之说误也。今其地往往获古钱，皆徽、钦间制，其为金人故迹无疑也。盖松花江以东，风土形胜之美，莫若东京云。”
四、吴兆骞父子记为“金之上京城”

吴兆骞，字汉槎，吴江人，明崇祯四年(1631年)生，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中举，同年在南闱科场案中，被诬入狱，顺治十六年(1659年)，与方拱乾等同批遣戍宁古塔。

据吴兆骞《秋笳集》《上京》诗注云，“城临马耳河，在宁古塔镇城西南七十里。三殿基址皆在，殿前有大石台，国学碑犹存数十字，有天会年号。禁城外有莲花石塔，微向东欹，石佛高二丈许，在塔之北。”

吴兆骞《天东小记》又记，“火茸城，广四十余里，中间禁城可里余，三殿基址皆在，碎碧瓦棋布其上。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许，莲花承之，前有石塔，向东小欹。出大城而西，则芰荷弥渚，逶迤绵渺，莫穷其际。渚间有亭谢遗迹，岂即当时之阙庭苑囿耶！”可证吴兆骞亲历渤海上京城遗址，并著录文字，《天东小记》今已不传，前述段落，转引自高土奇《扈从东巡日录》，吴兆骞的调查著录已难知其详，但“上京”“大城”跃然纸上。

吴兆骞的儿子吴桭臣，字南荣，生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在宁古塔当地长到十七岁，所撰《宁古塔纪略》也提到渤海上京城遗址，“石壁之上，别有一朗岗，即宁古镇城进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岭，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临马耳河，宫殿基址尚存。殿前有大石台，有八角井，有国学碑，仅存‘天会纪元’数字，余皆剥蚀，不可辨识。禁城外，有莲花石塔，微向东欹。塔之北有石佛，高二丈许。”吴桭臣从其父称遗址为上京，并与宁古塔进京大路相联系。对渤海王城的考实，从东京到上京，明显更进一阶，但吴兆骞的父子所言“上京”，仍指金上京。土人名其“东京”，误导作用极强；又掘出与金人相系的宋徽、钦铜钱，流人士子把视线投向金代，孜孜以求。吴兆骞父子记为上京，已更进一竿。

五、杨宾反诘金上京说, 走出关键一步

此前流人著述，多以风土见闻着笔，以怀古抒臆、写景为主，偶获考古见地，当属无心栽柳。以亲见“会宁之文”，而确信废城为金上京城。而至杨宾，渤海王城终于进入历史地理学家的视野。杨宾（1649-1720），别名大瓢，字可师，浙江山阴人，《柳边纪略》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是一部记述东北历史地理的名著。杨宾是宁古塔流人杨越之子。康熙元年（1662年）杨宾十三岁时，其父杨越因浙东“通海案”，携妻流放宁古塔，杨宾带两妹一弟投奔上海县叔父飘零过活。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年杨宾出塞探视父母，到过宁古塔。康熙三十年（1691年）十一月杨越病故，杨宾再赴宁古塔，扶柩、奉母回南。《柳边纪略》是杨宾在驿旅途中，亲历所记，是清代最早整体记述东北驿传，和以游记、纪行文字传世的珍贵史料。记述内容填补了诸多正史空白，如梁启超所论，“边徼地理之研究，大率由好学之谪宦，或流寓发其端。如杨大瓢宾《柳边纪略》，为记述黑龙江事情之创作，盖其父以罪编置此地，大瓢省侍时记其间也。”

杨宾对渤海上京城遗址的考证，见于所撰《柳边纪略》，文曰:
“宁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阑，南有旧城，大与今京城等。内紫禁城，石砌女墙，下犹完好。内外街道隐然，瓦砾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为东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为金之上京，是以《盛京志》作金上京会宁府。余按史志，辽、金东京在今辽阳州，土人之言固非，而《盛京志》亦未可尽信。尝考《金史•地理志》，上京东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与路七百里，东南至恤品路千六百里，至曷懒路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三十五里至阿萨铺，四十里至来流河，四十里至报打孛堇铺，七十里至宾州，渡混同江，则是金之上京，确在今宁古塔之西，混同江之东，其去混同江仅二百六十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应在色出窝稽左右。而色出窝稽岭上土城址尚在，今人指为金时关门者，安知非是?然则沙阑之金碧犹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后之北京钦?……沙阑城内存石塔一，石观音一。康熙初，观音首脱，鼻端微损，新乡张司空坦公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余。己巳六月，宁古塔蓝旗固山大巴黑塔阿妈病且死，梦石观昔至其家，遗命长子吴达哈为屋以盖之。吴达哈出五十金，属西关吉林下观音庙僧净金董其事。净金又募得数十金。冬十二月入窝稽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此余所目击者也。又，往时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兴刘侍御命人往观，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还，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圣’，次曰‘儒生盛于东观’，次曰‘下瞰阙庭’。书类率更令，盖国学碑也。又土人云: 城内虽无居人，远望之犹有王气。城北十余里有两石桥，桥九洞，今石虽圮，柱尚在。又将军安珠瑚使人浚井，得朱漆井亭木方尺，颜色甚鲜。”

一看即知，杨宾视角独到，文笔专业。对通行的金上京说，有反诘之语。杨宾作为流人之子，对“国学碑”上残留文字做逐行、逐字的详细记述，并对吴兆骞“天会年号”、吴桭臣“天会纪元”粗略文笔加以匡正。而“朱漆井亭”的描述，也是过去未有的新发现。此外，杨宾还如实记录对遗址的不同认识:“土人呼为‘东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为金之‘上京’”。

受历史局限，直至杨宾，流人士子终未厘清就在他们身边，又让他们惊诧、流连的奇异所在，就是唐代渤海上京城龙泉府遗址，但距确证遗址、柳暗花明，也只有咫尺之遥。流人士子们对古大城情有独钟，是出自他们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本能，但受其特殊阅历，和生活地域的局限，又难能有所作为，他们的研究，几乎没有半句与渤海国沾边的话，这是一个遗憾——他们生活在忽汗水之滨已有经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理应产生某种联想。

他们或许不知，虽然古大城的庐山面目尚未揭晓，早在一百年前金上京就已名花有主。明弘治元年(1488)刊行的《辽东志》中。《辽东志》纂修者，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左府都督佥事王祥。原书散佚，后经嘉靖八年和十六年两次续成，全书九卷，嘉靖四十四年又有《辽东志》的第三次续修本《全辽志》，是研究东北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史籍。书中，开列“海西东水陆城站”驿路，即从辽东都司北境重镇开原，经底失卜，通往混同江（松花江- 黑龙江）下游奴尔干都司的水陆交通干道，全程记为五十四站。其中第三站记为上京城，今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大金前期都城，传承于完颜阿骨打“皇帝寨”。书中在上京城后面加注“金人旧居”，说明金上京会宁府另有确地，即此，忽汗河边的古大城，几近呼之欲出了。

六、乾隆《钦定满洲源流考》说出地域范围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阿桂、于敏中、和珅、董诰等人，奉诏编撰满洲编年史书，乾隆赐名《钦定满洲源流考》。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完成校对成书。其写，“大祚荣所都，在长白山东北，大钦茂又东徙三百里，直忽汗河之东，今宁古塔呼尔哈河也。”虽然已说对了渤海王城所在地域，但总纂们个个是内廷大员，对古遗址考察难能躬亲而为，这使渤海王城难能破茧而出。宁古塔呼尔哈河，即忽汗河，渤海王城即忽汗城。《钦定满洲源流考》唯一遗憾，是没有提及作为遗址已被人们关注忽汗城。

七，曹廷杰的破题论证

曹廷杰，字彝卿，号楚训，湖北枝江人。自幼好学，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汉文誉录入内廷国史馆。其著《东三省舆地图说》写明，“天宝末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呼尔罕海之东，建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此为肃慎故地，曰‘上京龙泉府’。”“自万岁通天丙申，至先天壬子，共十七年，舍利齐齐克仲象父子，渡辽水辟地五千里，以所统为呼尔罕州。应由今奉天渡东辽水，至吉林鄂多哩城建国。查鄂多哩城，在今牡丹江源西岸，‘牡丹’即‘仆斡忽汗’之转，‘忽汗’即‘呼尔罕’之转。则所谓鄂抡河者，乃忽汗河之本名。因先天中赐名呼尔罕州，始有忽汗河之称。又以呼尔罕海为众水所归，故称海以别之。武艺徙上京龙泉府，本拂捏国故城，今称东京城，亦称佛讷和城。”以曹廷杰所论，古大城已然透脱，令流人士子欣慰的是，古大城实锤，最终仍旧出自他们的江南同乡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