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1968年是我初中毕业的年份，那时处于文革期间没课可上，五月份我们就离校回家、开始了当农民的生活。 那时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制度下、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合作经营、自负盈亏的大集体形式。</p><p> 当我第一次一大早出现在队长派活的“请示台”（那时每村都有“早请示晚汇报”的“主席台”）前时，队长派我辅助我叫八爷的尚振义去卖菜。他说我“识文家会算账、演节目嗓子好”，卖菜算账吆喝莫麻哒（那个年代读书上学的人很少，我这个初中生在农村也是凤毛麟角）。</p><p> 我回家带了馍与一瓶水（那时都用打点滴的“葡萄糖”空瓶子装水喝），八爷拉了架子车与我急忙来到了端前河的菜井上（称菜园子为菜井）。一生未成家、我叫四爷的尚振吉长住菜园子务菜，他将上等新鲜的葱和韭菜已整整齐齐用“马莲”扎成小把（品相差些的菜留给自己队上人吃），黄瓜也摘放在了篮子里。八爷给车厢底铺好旧麻袋，我们小心翼翼的把黄瓜顺长摆放在车厢里，然后把韭菜与葱摞在上面。上面再盖一条旧床单，轻轻捆绑后就出发了。</p><p> 还没走多远，经常出门卖菜的八爷告诉我：咱卖菜得上塬，塬下漆水河两岸菜地多菜不好卖，卖菜得上塬、到干旱缺水的地方去卖，今天咱走杏林这一路，我说好。平路上八爷驾辕我拉“襻 绳”，上坡时我则在后面掀车子，大约半个小时我们就上了塬。路上八爷吩咐我：“到了村子你喊卖算账、我称重、收钱”，我说好。</p><p> 我文革期间在绿野中学1018宣传队待过，唱歌跳舞不在话下，但突然让我沿村叫卖，却一下两下张不开口，甚至有种乞讨的感觉。当第一声“卖菜来”喊出口后，八爷说声音太小，让我大声喊长一点，就当你在舞台上演节目……虽知卖菜不丢人，但每次张嘴还是觉得脸皮发烫……从李家沟、桂营、新村、杏林，到召首、巨良……我尝试着叫卖的节奏与音量，直到下午菜快卖完时仍觉得抹不开脸……</p><p> 那时的农村，家家有人住、户户冒炊烟。虽然贫穷简陋，但祥和安宁。只是生活平淡艰苦，过年时才能分到肉，平时吃到的菜也很少。因为经济来源有限，买卖菜时都以分币为主，买菜时你三分、她五分，买一毛钱菜就算好的了，有些家庭没钱了拿鸡蛋或端碗麦子换菜吃……一小把韭菜或两根葱用铁勺炒后的菜香味儿弥漫在村户之间，哪怕是“清汤寡水”的面片儿，添加了“下锅菜”后也能吃出一家老少的满足与快乐。一车菜百十斤重不算多，可卖出的数额却不少，走的路会很长、很远，串的村落多了、能吃到“塬下”上了“油渣”新鲜蔬菜的人就多，这买与卖之间其实都是为了生活，各自寄托着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 ……</p><p> 那一段时间，常派我和八爷一起去卖菜，无论是从西南上塬到杏林、从西北上塬到召公、还是从东面上塬到临平等地，随着菜品的增加，我吆喝“卖菜来”、“黄瓜葱韭菜，茄子洋柿子……”的叫卖声也顺畅自然多了，逐渐有了抑扬顿挫的召唤感，菜也卖的快多了……出门卖菜肯定吃不上饭，我俩经常在村与村衔接的路途边走边啃干馍就大葱喝凉水，会将村民挑选过程偶尔碰断的黄瓜、我俩才分享解解馋（舍不得吃，总想为队上多卖一毛钱）会感到美味无比……一般将菜卖完大都到半下午了，我俩就蹲在路边打开布袋清点钱数，那时一车菜仅能卖十几块钱（那时一个劳动日的价值只有七毛左右，每次卖菜的钱，积少成多后就成了全队年终分红时的主要资金之一）。然后将鸡蛋交售供销社（一斤六毛多）的钱，与所卖菜钱整理好，回村将钱、粮交保管员登记入账后，一天的卖菜任务就算完成了。</p><p> 八爷那时不到四十岁，是农村同龄人中比较讲究的一个，他“穿制服留偏分”（与他同龄人几乎都是光头），眉清目秀还识字……干净优雅称得上我村老一辈农民的形象大使。那时男劳下地干活妇女在家做饭，买卖时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有利于交易，买菜讨价还价“打挡当”的就少了，加上八爷卖菜“手硬”、宁可多跑路也要卖上价，所以，同样的菜我俩比别人能多卖出几毛钱，这也许是队上多次派我俩卖菜的主要原因吧。我们每次都希望比上一次多卖出哪怕一分钱，也算是我们为集体经济多尽了一份力。</p><p> ……</p><p> 后来由于宝鸡峡工地需要大量人力支援，我这个每天只能挣三分五的“半劳”也上了工地，竭尽全力的开始承担成年人的体力劳动，虽然更苦更累，但享受到了“全劳”（十分工）该有的所有待遇。</p><p> 五十多年过去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平时吃饭谁还在乎三五块钱？！大锅炒菜、大鱼大肉也没人稀罕了，每每看到聚餐时餐桌上的剩菜剩饭，不由人想起过去走村串乡卖菜时那紧巴巴、节俭的岁月，想起铁勺炒出菜的诱人奇香，更觉得这好日子似乎还却一点点什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