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赶猪的人

汤惠民

　 世间三样苦：“打铁、撑船、磨豆腐”，其实还有一苦是赶猪。
　　县城东门有户赵姓人家，是做猪生意的，换句话说，就是赶猪的。赵家有兄弟八人，兄弟八人真正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如果问“赵三、赵四，赵五、赵八”，城里人几乎无人不知。赵家人还有个明显的遗传特征，就是男人一过四十岁，就开始落发谢顶，赵家后代也很少有人例外。
　　赵家靠收猪、贩猪为业。他们把从附近农村收来的猪，卖给屠户，屠户再杀猪卖肉。城里猪肉市场每天只有二十头左右的需求量，多收的猪就要人用鞭子赶到浦口，然后装船、过江到南京。
　　赶猪是很苦的事。有人问过赵三，顶苦的是什么？赵三不假思索地说：“又脏、又累，还不能休息。”
　　打铁、撑船、磨豆腐的人苦累了，可以歇会；赶猪的人是一刻也不能歇的。猪不像狗、牛、马能通人性，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会领头的猪，只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地四处乱拱、乱窜。赶猪人手拿长长的鞭子，一见到离群乱窜的猪就“叭、叭、叭”刷上几鞭子。脚步走个不停，鞭子刷个不停。一早从六合赶猪到了浦口时，天都快黑了。赶猪人衣衫褴褛，冬天穿粗布棉大衣；夏天光膀子、戴草帽；下雨赤脚、穿蓑衣，形同“叫花子”。饿了就吃自带的锅巴、炒面或烧饼，渴了喝池塘的水。两人赶三四十头相互还有个照应，如果一人赶一、二十头，不停地走上好几个小时的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跟猪是没有办法说话的，只能“噢啰啰，噢啰啰”地唤猪。赶猪苦脏累不说，还要观察猪的异常变化，要读懂猪的肢体语言。夏天气温高，要特别注意，走上几里路，就要把猪赶到阴凉处，让猪喝水降温，或者吃些路边青草，尽量不让猪掉膘。如果不小心死了一头，不仅赚不到钱，还要亏本。赵三曾对八十年代初参加工作的小青年说过，那时候死了一头猪，他哭得比死爹、死妈还要伤心。虽然说得夸张，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赶猪的辛苦与不易。与其说赶猪，不如说是另一种放逐，另一种流浪。 　　小北门的钱家和孙家也是大户。钱家杀猪，孙家卖肉。钱、孙两家门当户对，互为亲家，孙家的姑娘嫁给钱家儿子，钱家姑娘又嫁给孙家儿子，亲上加亲。县城里赵、钱、孙三大家形成收猪、杀猪、卖肉的产业链，互为依托。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赵家、钱家和孙家与猪打交道的人不仅都成了县食品公司的正式职工，而且成为公司的主要业务骨干。赵三是生猪组组长，全面负责生猪购、销、调、存、屠；赵四具体负责收购、库存、防病、消毒。农民用板车拖，家中没有板车的，就用麻绳捆住猪的四蹄，然后用扁担穿入四蹄抬，把生猪送到食品公司。赵四把猪过完磅后，用手捏捏猪的前脊梁骨、后坐臀，再摸摸猪肚子，就八九不离十地确定猪是几等几级，再用带有弹簧的大剪刀在猪身上“咔嚓、咔嚓”剪上一般人不认得的码字，最后将猪关进猪圈。猪共分为六个等级，一等猪每百斤出肉率要达到75斤（头、蹄、尾和猪食除外），二等要达73斤，最低的六等猪出肉率也要达66斤。在猪没有被宰的情况下，要知道猪的出肉率是多少，不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是不可能具备的。赵四就有通过眼观、手摸就能判断出肉率的本事，正负误差约在三、四两左右。当年县食品公司隔几个月就会开展一次全县生猪收购员技能大赛，得到第一名的人，出肉率正负误差往往只有一、二两。一、二、三名的奖品也只是搪瓷茶缸或搪瓷脸盆，外加一张奖状。在那个年代，获奖者并不知道什么叫工匠精神，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用自己精湛的业务技术，对公司负责、对农民负责，他们就是一定层次上的大国工匠。
　　卖完猪的农民，拿了钱，领了布票、糖票、化肥票后，还不忍离去，临走时把赵四悄悄地拉到一边说：“我家的猪老实，你们不要打它。”六、七十年代猪是一家一户单独饲养，在人都不能完全吃饱的年代，养个年猪更是不容易。养猪的农民很少是为了过年杀猪吃肉，绝大多数是把一年辛苦养的猪卖了换钱，养猪就是变相的零存整取。养猪还有猪粪肥田的作用，农村有句谚语：“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
　　中国农民养猪有几千年历史了，《诗经》上就有关于养猪的篇章。农民辛苦养了一年猪说卖就卖了，心理上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家中有放过猪的男娃子，常常是大人要卖，小男娃跟在后面哭喊着，坚决不让卖。大人怎能听小娃子的呢？在劝说无果后，甩手“叭”地就给小男娃子一巴掌。这个场景让人看了好不心酸！
　　猪卖掉后，卖猪人对赵四提出的小要求，简直就是与虎谋皮。食品公司养了好多条纯正血统的德国狼狗专门对付逃跑的猪。每年八月和十二月是生猪出栏的两个旺季。三、四天就要有一、两车猪调运到南京下关肉联厂。拖猪的业务由全县唯一的运输单位，省属２０７车队承担。猪被从斜坡赶上猪台子，再从台子上一头头赶入车厢。如有猪跳到车厢外，狼狗就发挥作用了。赵四指着狼狗喊道：“阿利，上！”阿利和另外几条狼狗像四、五支离弦的箭，直奔闯进塘里、窜入旮旯里的猪，用锋利的牙齿咬住猪耳朵，奋力往外拖。县食品公司还养过几条狼，可能是打算让狼和德国狼狗交配生出更加凶猛的狼狗吧！
　　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基本没有人赶猪到浦口了。每年的生猪旺季，食品公司生猪库存多了，就要用汽车装运到南京肉联厂。一辆解放牌拖挂车能装60头左右，夏天旺季还算好，到了冬天，生猪押运员穿着棉大衣，戴着“三片瓦”的棉帽，坐在绳网上，呼呼的北风直往脖子里灌，浑身冻得发抖。时有押运员一不小心被猪拱到车厢外，摔得头破血流。有个姓谢的押运员，一次坐在绳网上抽烟，把没抽完的半支烟放进棉大衣的口袋内，谁知烟没有完全熄灭。姓谢的押运员急忙把大衣脱下扔掉，结果人没烧到，却烧死了一头猪。还算是个万幸，没酿成大祸。
　　一娘生九子，九子不同样。赵三、赵四兄弟俩在县食品公司，赵五在八百桥食品站，赵八在灵岩食品站，虽同为兄弟，但长相、性格各不相同。赵三皮肤略黑，人称他“三爷”。三爷性格内向，整天埋头干活，不善言谈；赵四，人称“四爷”。性格开朗，皮肤白皙；赵家是老哥少弟，赵八比他侄子也大不了几岁。赵三、赵四两人都有一个口头禅和习惯动作。一遇到较难办的事，就会自言自语道：“怎弄法子呢？怎弄法子呢？”边说边用手挠已没有多少根的头发。说过后兄弟俩总能想出法子——他们毕竟跟猪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了。
　　具体实施杀猪的是家住小北门的钱师傅，外号“钱大个子”。他杀猪如麻。每天清早，有时下午两点开始杀猪。杀猪一般三人协同，将猪按在木凳上。钱大个子主刀，他用一把磨得锋利的一尺半长的杀猪刀，对着猪脖子四、五寸处“稳准狠”地就是一刀，从来不需要第二刀。死到临头的猪一阵阵狂喊乱叫后，四蹄乱蹬，鲜红的血带着热气和血沫直往下喷，虽有一只大木盆接着猪血，但还是有不少血溅到木盆外。不到一刻工夫，就完成了杀猪的全过程。接着另两名杀猪工把猪抬上V型的木凳，再把猪肚子朝天，去头、去蹄，然后从中间划开一道口子开始剥皮。每天都有附近居民的孩子和路过的行人趴在食品公司大铁门上，看着这一幕幕猪间惨剧的发生。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食品公司后面新建了一条较为现代化的生猪屠宰加工线，采用电击的方法杀猪，宰杀量大大提高。早上四点多钟开始宰杀，每天宰三十多头，节假日四、五十头。猪加工成白条肉时，赵三比任何人都要忙。他把白条肉过磅后，分配给食品公司东方红门市部、延安路门市部、前街集体鲜肉商店，还有化肥厂、农机厂、平山解放军部队等各大单位招待所、食堂。拿多拿少、好肉孬肉、猪肝猪肚、猪心猪肺、猪头猪油如何分配，全由赵三一人说了算。说赵三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红人”、食品公司最吃香的人，一点都不过分。但赵三原则性很强，违反原则的事，任你如何磨嘴皮子，他也不理你。他每年都被评为公司先进工作者，还曾经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经他手分配的白条肉和猪下水基本做到各方满意。赵三掌握分配大权，却从不以公谋私，公司领导对他很放心。
　　相比较而言，那些卖肉的就滑头多了。城里居民称卖肉的为“肉猴子”。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白衣战士（医生）红旗飘（解放军），四个轮子（驾驶员）一把刀。”一把刀就是指卖肉的肉猴子。千万不要小看肉猴子，计划经济年代，他们吃香的、喝辣的，有人呵（六合方言，拍马屁的意思），办事方便，什么缝纫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再到后来的电视机票等计划内商品他们都能搞到。遇到熟人，要肥给肥，要瘦给瘦，七毛四一斤的肉，秤杆子给的翘翘的；不是熟人，肥瘦肉全凭他赏，反正你不买自有人买。更有缺德的肉猴子，在秤盘底下粘一块猪油，看似秤杆翘翘的，实际短斤少两，如果被人发现他会说猪油是不小心粘上去的。多出的肉全被他们做人情了，当然做这些缺德事的仅是极少数。
　　食品公司的张书记是河北人，人称“张侉子”。侉子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抗日老战士，他身材矮小、壮实，紫铜色的脸上有和鬼子拼刺刀留下的伤疤。张侉子说话办事雷厉风行，虽转业到地方，但军人作风丝毫不变。张侉子抓大事，关心完成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生猪和鸡鹅鸭鸟统购统销任务。他爱好喝酒，喜欢打猎，他很少“批条子、开后门”。有一回一位县人武部参谋找张侉子批条子，要两个猪后腿灌香肠。张侉子只批了一个，没让他完全满意。那名干部摆起了老资格，把侉子惹毛了，侉子厉声地说道：“你算什么东西，敢在老子面前摆老资格。在我面前你就是一个俘虏兵。”这个参谋曾是国民党兵，被俘后参加了解放军。
　　批条子最多的是公司的田经理，外号田大胡子，盐城人。“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副对联不知造就了多少人的名字，田经理的名字就是对联中的两个字。田经理文化程度不高，但字写得不赖，条子上不用盖公司业务专用章，上写“内拾斤，卡蛋二十个”名字一笔写成，没有第二笔，很难模仿。库房发货的人知道，条子上写的“内”就是“肉”，“卡蛋”就是“变（卞）蛋”。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计划经济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生猪市场全面放开，食品公司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乡镇食品站有的亏损，有的倒闭，有的由个人承包。食品公司屠宰车间、加工车间、禽蛋车间也实行承包制，直至后来买断工龄、职工下岗。
　　现在老百姓已经吃不到过去一家一户饲养了一年的黑猪肉了，而是吃饲养场养了几个月就出栏的白猪肉。猪也变了，人也变了。过去农村的“小刀手”成为了卖肉的主力军。东门赵家、小北门钱家和孙家，他们的下一代鲜有人从事和猪相关的职业了。只有老六合城里人偶尔谈起往日卖肉的情景时，才会想到或提起东门的赵家、小北门的钱家和孙家，还有卖猪头肉的熊家。
　　前些年，赵三、赵四去世了；侉子书记，胡子经理也走了；杀猪的钱大个子、卖肉的孙眊子、钱大眼子、张小眼子，还有赵八，都已退休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