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岁月——我在四连的往事录

放得下

　　兵团岁月——我在四连的往事录

袁德强

连长唐兴培（中间的军人），指导员龙吉和（后排左边第一人）与知青合影。

女生宿舍

一、 来到四连

1971年6月23号，在上山下乡浪潮的席卷下，我们北碚四十四中学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学从家乡北碚出发，前往西双版纳。说实话，当时报名参加支边，很大原因是冲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去的，后来才知道生产建设兵团是属于解放军云南军分区管辖，但不是正规的部队，有点屯垦戍边的意思，其实就是知青。6月30日那天傍晚，我们到达了勐养三团五营，然后分散到了五个连队。当时正是云南的雨季，我背着简单的行李，和分到同一连队的校友43人（根据萧欣华提供的名单）一起踩着没过脚背的稀泥，走了十来里泥泞的土路，拖着疲惫的身躯，步履蹒跚的在暮色中走进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五营四连。

四连是70年底从大度岗农场搬迁到勐养五营，属于新建连队。连队建在原始森林的边缘，一条类似机耕道的泥土路连接着营部，中间有一连和五连，四连是离营部最远的连队。连队四周山上是黑黢黢的原始森林，一条小河从两山之间蜿蜒流过。在小河边的一小块平地上有几排刚搭建起的简陋茅草屋。有几间茅屋透出昏黄的煤油灯光，整个连队在夜色笼罩下显得十分神秘和苍凉。

没有什么欢迎仪式，饥肠辘辘且疲惫不堪的我们匆匆吃了饭就按照班排的编制分配了住处。简陋的茅草屋里只有用四根树杈加竹篾搭建的床，透过竹篾墙的缝隙可以望见夜空，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一个不知道未来是什么的地方。不一会就有女生的哭声传出。凄凉的哭声是对眼前环境的失望；是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是对未来前途感到渺茫和绝望……这哭声似乎有传染性，很快就散播开来，引起更多的哭声在夜空中顺着山沟飘出很远、很远……从此我就与四连结下了不解之缘。

连长是现役军人，名叫唐兴培，云南人，年龄四十出头，中等身材，皮肤黝黑，眼窝深凹，有不怒自威的军人气质。他爱人顾翠菊在连队当老师，教几个小孩一年级的课程。后来退休回到老家云南宣威，在2020年写了一本书《情满苦竹林》，迈入了作家行列。

指导员龙吉和，湖南人，个子不高，一口湖南腔，善于言谈，

副连长高光友，云南人，厚厚的嘴唇，给人的印象有点木讷憨厚。他爱人邱德芬，高挑的身材，留着齐耳短发，曾经当过我的班长。

连队的老工人分别来自湖南、广东、贵州、云南本土，加上来自上海和重庆的知青，就像伟人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四连是我走进社会的第一站，也是我喝下人生第一杯酸甜苦辣酿的酒的地方。她教给了我很多的东西，我也把美好青春年华的一部分献给了她。1974年底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五营四连改为勐养农场五分场四队，但我们至今还是习惯按照部队的编制叫它四连。没有想到77年由于修建水库，四连被撤销，人员并入一营五连，四连那片土地又回归了自然，只有我的怀恋还留在那里！

我和申援朝刚到连队时的合影，不久他就病退回去了。

　　五十年前四连就在这里，中间那块平地就是以前的球场和建宿舍的地方。五十年弹指飞过，当年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痕迹都已被大自然抹去，但抹不去我们心中那段难忘岁月，也抹不去我们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念！

　　二、生产劳动和业余文化生活

刚到连队，发给了每个知青一把锄头，一把砍刀，一顶斗笠，男生后来因为要砍树，还发了一把斧头。斗笠外面刷了一层清漆，金黄金黄的看着很漂亮。但我没有戴着去劳动，像云南十八怪说的斗笠当锅盖那样，真的拿来当了几回锅盖。

最初我被分在苗圃班。班长是一位女同志叫魏家书，年龄可能不到四十岁。个子不高，但很壮实，还留着长辫子，好像是贵州人。说话做事有一种风风火火的泼辣劲。她爱人叫林登虎，身上有一种阳刚气质，脱掉上衣，身上的肌肉十分结实。苗圃地在靠近小河的一块平地上，便于给胶苗浇水。因为刚到连队，与大家还不熟悉，我只记得明继维、胡洪立（二黒）和我在一起，好像还有几个女生，但记不起她们的名字了。橡胶种子已在苗圃里出苗了，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天挑着带长喷头的铁皮水桶给苗圃里浇水、除草，太阳大的时候还要盖上草帘。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懂，记得有一次魏班长从营部领了化肥，因为我们不懂怎样使用，就把化肥撒在胶苗边上。结果领的化肥不够撒，班长又去问营部技术员，才知道化肥是要兑水喷洒。因为直接把化肥撒在胶苗边上，结果不少胶苗被烧死了。我在苗圃班干了大概一个月就离开了，不知为什么，四连一直也没有种橡胶树。

当时我们的生产方式就像原始的刀耕火种。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砍掉连队周边山上的树木和低矮的灌木丛，还有疯狂生长的飞机草，放一把火把它们烧掉作为肥料，然后再种上花生、苞谷、黄豆。种的地每年都要轮换，几年过去，连队周边的树也砍得没有了。烧过的地也不用翻，锄头挖下去，把泥土带起来，然后把种子丢下去，再将泥土放回去盖上就行了，中间也不需要管理，到成熟了就去收获。种花生时，为了防止病虫害和知青偷吃，还要将花生种拌上666农药。李光华说有一次种花生，收工时种子还没有种完，就挖了一个大坑把种子全部倒进去，收获时那里长了密密麻麻一片花生藤。72年7月，周恩来总理对云南毁林开荒，破坏生态的问题提出过批评，但当时为了种橡胶，“抓革命，促生产”，毁林开荒的做法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当时我们每天砍树的任务量好像是一亩，文书萧容珍每天都要拿皮尺上山认真测量，看是否完成任务。有的要几人手拉手才能围拢的大树靠斧头不能砍倒，于是就用炸药炸。当时李光华等人就是干这个危险的工作。

挖梯田是属于当时比较重的体力活，每天每人要完成一定量的任务。连队周边的山是土山，没有石头，但泥土的粘性强，粘锄头，挖起来很费劲。当天如果遇到挖的地方坡比较缓，梯田的内壁不高，土方量就会少很多，挖起来就比较省力。遇到坡比较陡就只能自认倒霉。我记得有一天挖的地段和明继维挨在一起，我一时兴起，在梯田内壁上翻倒立，恰好被指导员龙吉和看见了，说我上班偷懒，被扣了半天工资。直到后来离开连队，我们挖的梯田也没有种上橡胶。

74年搞“农业学大寨”， 搞改田改土，“人造小平原”。连队两边是山， 可能是为了执行上面的精神，连队在靠小河边选了一块比较平缓的地方搞土地平整，挖高填低。我们用一块高宽约80公分的木板，在两边钉上木条作为扶手，再拴上两根绳子。一人在后面扶，两人在前面拉，就成为平地的推土机。这块费时费力改造出来的地后来不知种了什么。

我们还在山坡上试种过旱谷，就是米是红色的那种。谷子长得稀稀拉拉。指导员龙吉和带我们去收割，只能在草丛中寻找少得可怜的谷穗，然后用剪刀把谷穗剪下来，装进一条布口袋，好像还没有装满。真是种谷山坡上，草盛谷苗稀。收割用剪刀，亩产有几斤？

除了繁重的劳动，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很匮乏。每月的粮食定量是四十斤，好像有半斤花生油。连队自己喂的猪，一年就只有元旦、春节，八一，国庆几个大的节日才能杀猪吃一次肉。平时菜里很少见到油腥。繁重的体力劳动，缺少油荤的伙食，每月四十斤的粮食对我们男生来说只能基本够吃。

连队基本上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我在《难忘的岁月》一诗中写到，“没有报纸，没有广播，能看的书只有政治学习材料。看场电影就像过节一样”，这是当时的真实写照。除了在不大的平地上立了一个简易的篮球架，没有其他的娱乐设施。我记得万克悄悄带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这在当时应该属于禁书一类。我借来看过。但当时的文化底子实在羞于启齿，根本读不懂，理解不了，翻了几页，觉得索然无味，不如小人书好看。

那个时候，营部每个月要放一场坝坝电影。多数是演《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之类的电影和一些宣传大好形势新闻纪录片。我记得演过一次《多瑙河之波》，觉得十分好看。看电影来回要走二十来里路，虽然辛苦但大家还是很高兴。

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连队也传达过有关文件，但在知青中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文革中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事情太多了，见惯不惊。而且以我们当时的政治觉悟并不能理解这件事与我们生活在深山老林有什么关系，更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去思考。死了就死了，自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

大 约是73年底，上级终于发了善心，同意连队自己发电。万克负责发电据他回忆，当时是以一台手扶拖拉机的机头作动力，带动一台1.5千瓦的电动机，用一组电容器向电动机充磁，将动能转换成电能。当时每间宿舍都装了一盏15W的灯泡，虽然每天晚上只有两个小时的发电时间，但是结束了晚上完全靠煤油灯照明的日子，让我们在深山老林里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生活，

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有的知青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混日子。但连队里还是有努力保持一颗积极向上心的一些人。当时万吉群、曾小琴、刘志莲、周安喜、陈敬芳就自发组织了一个马列学习小组（葛建文后来也参加进去）。后来在她们的影响下，我和马三、李光华、万克、小二黒曾经也想效仿她们成立学习小组，我记得我们还编了一期黑板报放在去食堂的路边。但我们可能有点动机不纯，虎头蛇尾，学习小组刚开始就结束了。

我在四连生活了三年多，然后被调到营部当通讯员。在四连的一千多个日子里，我和战友们一起毁林开荒，挖梯田，种庄稼，割茅草，盖房子。吸血的蚂蝗和葳蕤的飞机草在我们眼中已经习以为常。四连有我们流下的泪水和汗水，也有收获带来的的喜悦；生活中我们有过迷茫和彷徨，也有过努力挣表现争取进步。繁重的劳动让我们的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再慢慢结成厚厚的老茧，岁月也就在老茧中积淀下来，时间久了，就变成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连长和指导员同慰问团的合影。

三、 第一次被关禁闭

那是刚到连队一个来月，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放火烧过的山坡上清理没有烧完的树干，准备种苞谷和花生。头顶是火瞟瞟的太阳在炙烤，脚下厚厚的灰烬盖住了脚背。这时一起支边的战友刘学突然向我和徐联树（外号痳儿）跑来，告诉我们，说王进发要打他。王进发是上海农村来支边的，是我们三排长。他高高的个子，身材比较魁梧，眼球微微外凸，他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我们刚去，对他并不了解。当时听刘学这么一喊，我和徐联树马上跑过去，三个人围住了王排长就动了手……晚上营部放电影，连队很多人都去看电影，刘学也出去了。我和徐联树在地里偷了些嫩花生，用洗脸盆在宿舍里煮着吃。突然听到拖拉机开进连队的声音。，当时我们并没有在意。不一会听到有人喊开门，我们以为偷花生被发现了，赶紧将花生藏在床下。打开门看见指导员龙吉和带着营部管保卫的王干事进来，说为下午打架的事到营部去说清楚。然后把我和徐联树带到拖拉机上一下拉到营部，一下车就直接把我们关进一间小屋，进去才发现刘学已经在里面了。窗外就是放电影的坝子，看电影的人有的来看稀奇，我很紧张，我们几个就蹲在窗根下，外面的人就看不见我们了。第二天，军人陈营长把我们几个狠狠地训了一顿，要我们写出深刻检查。关了我们两天禁闭，然后在全营大会上作了检查，才放我们回了连队。

现在王进发排长已经过世，我真心地向王排长道歉！请他在天之灵原谅我们当时的年少无知。

四、老王一家

老王名叫王青凡，他年龄四十出头，比我们年长一倍。那时既不能叫大哥也不能叫叔叔，我们知青就叫他老王。他老家在东北，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清癯的脸上时常挂着微笑。走路总是不快不慢，给人一种儒雅翩翩、仙风道骨的感觉。他建国前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医务工作。随部队到了广州，后又到了云南后，最后来到四连。他是一个待人很随和的人，没有看见他和谁红过脸。也许是军人生活养成的习惯，他的穿着总是干净得体，言谈举止之间给人一种亲和力。即使是我们一起上山干活，他的穿着也一点不邋遢。他的爱人李少玲，广东人。从我认识少玲大姐到五十年后看她的照片，不知什么原因一直都没有见她长胖过，身材保持得很好。黒黒的肤色，和老王形成对比。她爱笑，笑起来声音很清脆也很真诚！她外柔内刚，干事干净利落。她和老王一起到四连，用瘦弱的躯体与老王共同支撑了一个温暖的家。对孩子她是慈祥的母亲，工作上她是班长，巾帼不让须眉。虽然我不在她那个班，但她是我们大家尊敬的老班长。老王和少玲大姐有四个孩子，小伟、小红、小杰、小艺。当时他们跟我们一起在四连这个条件艰苦的环境下生活。每天上工前会看到他们背着书包和连队的其他孩子一起走十来里路到营部小学去上学。

可能是因为工作和生活阅历的原因，老王和少玲大姐待人十分和气，既有东北人的大气豪爽，也有南方人的细腻真诚。他们俩同上海、重庆的知青相处得十分融洽，我们到连队不久就感受到了他们像老大哥、大姐一样对我们生活上的关心。有时我们一起在山上劳动，老王还把他烙的饼分给我们吃。我们也经常到他们家去玩，有时还摘几个他栽的奎瓜（我们也叫丰收瓜）回去炒着吃。我、马三、万克、光华、二黒、申援朝、文长河和老王在他们家门前的瓜架子前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

73年我二十岁生日，当时有外连队和四连的几个战友在一起度过。在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也没有什么吃的，吃了点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楚。当时老王说，用医用酒精兑水可以当酒喝。他那里有一点医用酒精就把它拿来了，我和大家喝着这兑了水的医用酒精度过了我二十岁的生日。支边五十周年聚会时，李光华提起酒精兑水当酒喝的事，他让我想起了这件事。

大约是74年的上半年，一次在老王家玩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们愿不愿意学日语，他可以教我们。老王原来是东北人，曾经学过日语。听他这么说，我当然表示愿意学。好像还有二黒也愿意学。老王就教我们学习日语字母的发音，但没有过多久，我就调到营部去当通讯员，就没有再跟老王学下去。但他教的阿、依、乌、厄、哦几个日语字母发音我一直记得。后来到大学读书时，要在英语和日语中选修一门外语，因为我跟老王学习过两天日语，所以就选择了学日语。

文革结束后，老王一家移居去了香港。有一年四连支边战友聚会，少玲大姐还专程到北碚参加。遗憾的是离开边疆后，我和老王少玲大姐没有再见面，平时只在微信上有交流。有战友开玩笑说，如果老王不走，肯定早就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了。不管在哪里，愿老王和少玲大姐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相信我们总有再见面的一天。

在老王门前的合影。

五、上海女知青杨福明

我和杨福明算不上很熟，但在我的眼中，她有点另类，是一个连队女知青中为数不多和我说过话的人，所以想为她写上几句。说实话，杨福明并不漂亮，矮胖的身材，胖胖的脸上一对细小的眼睛。她是上海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家庭条件不太好，支边时不到十八岁。她是71年3月和其他6个上海知青到连队，刚到连队，可能因为激动，喝包谷酒喝醉了，把竹排架的床铺踢翻了，就给她取了个杨疯儿的外号，我以前一直以为这是用她名字的谐音取的绰号。杨福明的性格大大咧咧，没有心机，别人叫她杨疯子她也不恼。她在连队喜欢和每个人交往，整天都是嘻嘻哈哈的，好像艰苦的生活对她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她也喜欢和男知青打打闹闹，也不忌惮什么。其实杨福明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有一次我病了没有出工，她恰好也请了病假在家。她看见我没有出工，就问我怎么了，我说病了。没有想到她一会就给我端来一碗黒黒的像芝麻东西让我吃。我问她是什么东西，她说是苏麻籽，很香的。那个时候生活艰苦，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听说她因为肾不好办了病退回上海了。再后来听说她在上海做小生意，好像还来过北碚。她五十多岁就去世了。这可能与她因为边疆生活条件艰苦，肾病没有没有得到很好控制有关系。愿杨福明在天之灵安息！

左一为杨福明，右一为上海知青葛建文（照片提供者）

六、 突然响起的爆炸声和枪声

72年的一天，我们正在山上劳动，突然从连队方向传来一声巨响，一股浓烟在连队球场上冲天而起。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下山去一看究竟。老远就听到有人喊，出事了，李正福被炸了。李正福是连队的卫生员，年龄大约26、7岁，单身，好像是本地人，喜欢打猎。等我跑到连队，李正福已经被派人紧急送往团部抢救，秦勇华、金德刚等人还为他输了血，结果抢救无效死了。后来听说他是因为上山打猎，在山上捡到一颗迫击炮弹，那是驻军在山上演习时一颗未爆炸的炮弹，他捡回来准备把炸药取出来，用炮弹壳来打一把刀，不知怎么就把炮弹弄响了。好像当时正好我们一起支边的一位姓荆的女知青从旁边路过，人被吓傻了，后来就病退回去了。李正福死了后，李光华还去参加了把他埋葬的后事。

那天指导员龙吉和、一排的张排长去清理李正福的遗物，不知怎么我和李光华也一起去了。屋内没有多少东西，指导员和张排长在清理时，李光华见李正福的猎枪倚靠在墙边，就把猎枪拿起来看，谁知道猎枪里已经装填有火药，李光华在玩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把猎枪扣响了，枪弹从指导员的身边擦身而过。突然响起的枪声把屋里的人都吓呆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李光华更是吓得不轻，赶紧把枪丢在地上。指导员大发脾气，刚刚才死了个李正福，又差点要了他的命，气急败坏的他用一口浓浓的湖南腔把我们骂了出去。几十年后，李光华重回勐养见到指导员，指导员还提起这件事，说李光华当年差点要了他的命。

七、 为了一段红椿木

红椿木是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里的一种树木，它木质细腻，呈现粉红色，花纹也很漂亮，略带一点香味。是做家具的上好材料。当年知青做家具专门找寻红椿木，但红椿木比较稀少，所以也比较难找。

有一次下了一夜大雨，连队旁的小河一改往日温驯，变得波涛汹涌，平日里很浅的河水陡涨。上午我们就在老王家伙房后面的菜地里看暴涨的小河水，突然看见一段红椿木顺水冲了下来。看见平时难找的红椿木从眼前飘过，我头脑一热，哈戳戳的连衣服也没有脱就跳下水去准备把它捞上来。当时我就会两把狗刨式，不知山洪的厉害，以为能很轻松的就把木头捞上来。谁知水势太大，我试了几次想把木料推向岸边都没有成功，根本靠不了边。汹涌的河水带着我向前漂流。眼看就要冲出连队的范围，我见势不妙，推开木头，赶紧在一处拐弯地方趁水势较缓爬上岸。后来看见再往下100来米，有一个从上游冲下来的树枝堆砌成的坝，如果冲下去可能命都除脱了，还落个不幸溺水身亡的下场。

这张不太清晰的照片是我和万克、小二黒在一棵倒下的大树上照的。这棵树是放倒在小河上作为过河的桥。

这张照片是我、万克、李光华、小二黒在屋前打扑克，当时我们不是太喜欢打牌，只是偶尔为之。

八、到一营打架

刚到边疆的头两年，知青们还处在一种躁动不安的心态中，知青之间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特别是重庆知青受文革武斗风气的影响，更喜欢争勇斗狠，往往一言不合就会发生群殴，即使是老乡也照打不误。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五营的知青和同是从北碚来的一营一连一个外号叫小犯人的知青发生了冲突，五营的知青就联络了二十多人，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直接到一营一连，准备找小犯人打架。大约是见我们去的人比较多，小犯人他们就躲在一间房子里坚守不出，大家围堵在门前也没有办法。因为一营一连就在团部附近，大家不能在此久留，有人喊撤退，大家就一起跑。小犯人也很男子汉，提着刀追了出来，结果被跑在后面的人用铁尺打在头上，据说头骨被打裂了，送到当时在勐养驻军的一个野战医院进行抢救。当我们从勐养街上跑过，团部的人也追出来了，我们就四处分开逃跑。三连的张发信慌不择路被陷在水田里被抓住了。

几年后，四连合并到了一营，当年打架的人成了一个营的战友，有的还成了好朋友。李光华说，几十年后，在成都遇到小犯人，大家还谈起当年打架的事，他说至今也不知道是谁打伤了他。

枪是黄锦平的，他当时给团长当警卫员。他回连队耍，就把枪拿来当道具。

明继维和我在住的茅草屋前留影。

这是我坐在自己的床上的照片，竹篾墙上插的是发的砍刀。水瓶和茶碗是别人的。

九、到连队菜地偷菜

一天星期天的下午，外连队的战友到四连来耍，为了接待他们，我和李光华商量去连队菜地里摘点菜回来。当时天已经擦黑，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俩撑了一把雨伞就往菜地走去。连队菜地在大路边上，连队堆苞谷和花生的仓库也建在路边。因为天快黑了，路上也没有人，我们钻进菜地见有青海椒，马上就开始摘起往包里放。李光华眼尖，突然发现连长唐兴培正从外面回来，马上就要走到菜地了，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跑已经来不及了，跑出去就会被连长发现。李光华年龄比我小两岁，但心理素质好，经验比我老道，临危不惧。他说赶紧蹲下，用伞挡住，天快黑了，灰蒙蒙的，连长肯定看不到。于是按照光华的办法，我俩就蹲在海椒地里，用伞挡住。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管用，暮色里伞和海椒苗混为一色，连长从大路上走过去没有看见我们。见连长走远了，我们赶紧又摘了点海椒才回去了。

张发信（右二）到连队来耍合影。

十、 偷连队的猪

支边的生活枯燥、单调，因此各连队的战友们经常相互串连队，和老朋友相聚，摆龙门阵，联络感情。如果运气好，碰到有好吃的，大家就会一起分享。可是那个时候物资匮乏，几个月不见油荤，男同胞很难有吃的东西留存待客。一般都是从伙房打回什么就吃什么。

某一个星期天，五连张发兴、刘学来串连队，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和发兴突发奇想，搞条猪来吃。说干就干，我们二人直接往连队养猪场奔去。

连队的养猪场在小河的对面，周围没有人住。正是中午，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树上的鸟儿在不停的叫。我们以为养猪场没有人，谁知道走进养猪场，正好碰见上海知青吴惠芬正在喂猪。她看见我们进去，笑着问我们干什么，我们说随便转转，搭讪了几句我们就退出了猪场。在附近溜达了一圈。再回到猪场时，吴惠芬已经离开。只见五六只一个多月大的小猪正围着饲料盆吃得正欢。瞅瞅四下无人，我抄起旁边一根木棒，对着一头小猪的头猛敲下去，小猪倒地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我们赶紧提起来就跑。

跑出养猪场才发现，如果直接回去就要从老工人住的门前过，肯定会被发现。于是我们从上面山坡的绕了一个大圈回去。快到宿舍时忽然看见唐兴培连长正从外面回连队。好在当时我们是用绳子拖着猪往坡下走，草比较深，下面根本看不见，而且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河。唐连长看见了我们，好像随便问了句什么就走了。但当时我们还真的吓到了。可能这就是做贼心虚吧。因为怕在连队被发现，我们把小猪拿到五连去煮吃了。因为没有放血，猪肉特别腥臭，没有什么作料，就放一点盐，但我们还是吃完了。

十一、抓到了一只豪猪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和李光华准备进山林里去找木料做家具。早上我们一人扛一把斧头，踏着路边草丛的露水，向山林深处走去。因为有的人把砍倒的树在原地放一段时间，等到树木干透了再拉出来。我们希望能找到这样的木料，这样就省心了。

早上的森林里空气清新，林中不时传来鸟儿欢快的鸣叫声。我和光华兴致勃勃边谈边走，很快就来到森林深处。突然在身边的一丛灌木中发出了一阵刷刷的响声，像是一种金属在摩擦发出的声音。走在前面的我猛地停下脚步，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吓出了一身冷汗。后面的光华也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声音，赶紧问我是什么声音，我说不知道。边说边把扛在肩头的斧头拿在手里为自己壮胆，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斧头拨开灌木丛，只见一只大豪猪（我们也叫刺猬）爬在地上，背上尺把长的粗刺根根向上竖立，大约有十多根，每一根都有筷子头粗，豪猪在不停的摇晃，发出阵阵刺耳的声响。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豪猪在遇到敌人时的反应，用锋利的尖刺吓跑敌人。豪猪没有逃跑，我举起斧头慢慢向它靠近，然后朝它的头猛地砍下去，斧头砍在豪猪的脖子上，豪猪动弹了几下就不动了。我和光华一起把它拖出来，才发现豪猪的后腿断了，血肉模糊，不知是被猎人打的还是被其他动物咬的，难怪它看见我们不跑。豪猪大约有二十多斤重，我和光华高兴得木料也不去找了，砍了一根树藤把豪猪捆起来，再砍一根木棍，俩人抬着就往回走。回到连队，我们把豪猪肉分成了几大块，除了自己留下一块，其余的分给了其他人。我拔了几根豪猪的刺做纪念，后来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十二、解木板

在连队生活了一年多，大家的心开始安定下来，一些战友开始作长期生活的考虑，于是做家具开始在知青中流行。做家具首先是解决木料的问题，要有木板木方。为此我和马三、李光华、小二黒搭伴开始学着解木板。

解木板就是将一段原木平放在两个支架上，由有经验的人按照木板需要的厚度为木头吊墨线，解木板的时候就不会跑偏。这是一项技术活，知青中只有上海知青金德刚吊墨线技术最好，因为他会做木工活。墨线吊好后就用抓钉把木头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就可以开始解木板了。解木板用的解锯有近两米长，宽宽的锯片，锯齿锋利。解木板需要技术和体力，更需要两个人配合默契。拉锯时，一只手托住锯子把手的下部，一只手握住把手的中部，锯子要保持平衡，双脚成丁字形稳稳地站住，用小臂带动大臂，配合腰部的力量，用力均匀，一推一拉之间带着韵律和节奏拉动解锯，这样既省力效率也高。

最初我们技术不熟练，解出的木板七拱八翘。经过不断的练习，终于掌握了诀窍，解出了合格的木板。据马三讲，他和小二黒最后不用吊墨线都可以解出木板。几十年后，我陪朋友看成都人南立交桥下的成都民俗公园，那里有一个解木板的雕塑。我指着雕塑对朋友自豪地说，当年我在云南支边就学会了解木板，你信吗？

十三、 找牛

在当地老百姓的寨子里，耕牛有散养的习惯，平时把牛放出去，要用时就去找回来，牛也识路，一般不会跑远，也没有人偷。我们到连队的第一年，有一天老百姓的牛闯进了连队的菜地，文长河手提一把长柄砍刀，像一个西班牙斗牛士追着牛在牛屁股上砍了数刀。后来听说那头牛死了，寨子老百姓找到营部还赔了钱。

一天早上，指导员找到我说连队的牛走丢了，可能是自己回大渡岗老连队去了，叫我和周排长一起去找。周排长因为脾气不太好，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毛排长。他是当地人，熟悉情况，他已经背着一杆猎枪站在一旁等着，本来他一个人就可以去找牛，不知道为什么要派我和他一道去找。我也没有什么准备，反正就是跟着他走，于是我们俩人就出发了。

我们沿着公路向大渡岗方向走去，我以为很近，很快就能走到。头顶上是火辣辣的太阳，连个遮阴的东西也没有。来往的汽车卷起的灰尘直往口鼻里钻，不一会就口干舌燥，汗流浃背，比在连队劳动累多了。周排长似乎很轻松，背着猎枪慢悠悠地向前走，遇到当地老百姓就去问一下。中午时分，我是又渴又累又饿，这时看到一个维护公路的道班，周排长带我走了进去，给他们说了情况，道班工人给我们一人一碗饭，好像有点咸菜，我狼吞虎咽的吃了下去。我身上没有钱和粮票，吃完饭周排长给了他们钱和粮票就又出发。晚上我们在一个寨子里借宿。因为白天走得太疲倦，吃没吃饭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个穿一身全黒衣服头上裹着黒布帕子的中年妇女拿着一根长约20公分燃烧着的松明带我们去睡觉，燃烧的松明冒着浓浓的黒烟，墙上也斜插着这样一根燃烧的松明，黒衣妇人在前面走着，身影在黑暗中就像一个漂移的幽灵。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二天晚上我们走到一个连队，他们安排我到一个重庆知青住的地方和他们挤了一晚，早上他们给我打了一碗饭，我问他们是哪里的，他们说是西师附中的，原来我们是老乡，都是北碚的，真是他乡遇故知，知青帮知青。

一路上也许因为我身上没有钱和粮票，也没有烟，周排长对我爱理不理。 下午我们走到一片树林里，周排长对我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转转。不要乱走。四周是树林，我哪敢乱走，只能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不知等了多久，天都要黑了周排长才回来。天上突然下起了雨，我们赶紧往山下跑，没有走多远，就到了原来四连的老地方。我们走进一间平房，里面有一个老人，看来周排长和他熟悉。屋中间烧了一堆火，听说我们没吃饭，老人出去掰了几个嫩苞谷放在火堆边，又从墙上取下两根麂子干巴烤在火上，烤得焦黄的苞谷和麂子肉干巴发出诱人的香味，令饥肠辘辘的我大快朵颐。这是我第一次吃野味，确实很香!老人告诉我们牛没有回来。第二天我们就搭顺路的拖拉机回去了。这就是我找牛的经历。后来牛找到没有我也不知道。

我和明继维、刘学、痳儿（徐联树）在连队的土坝球场上。

十四、修厕所

连队的厕所是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要去的地方。厕所就修在进连队的路口边的坡上。厕所修得很简陋，四面用竹篾笆当墙，缝隙很大，保密性很差。顶上盖的是茅草。里面在中间挖一大坑，大约有一米左右深。抹上三合土防止粪水渗漏。上面铺上几根木头，每个间隔大约三四十公分。人就蹲在上面方便。有时坑里粪比较多，方便时一不小心粪水就可能溅在屁股上。厕所中间隔了一道竹篱笆，勉强能遮挡住视线，厕所一分为二，男女各占一半。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很多人都出去了，连队里很安静。我准备到厕所去方便一下。刚走进厕所，发现隔在中间的竹篱笆墙垮掉了，一分为二变成了合二为一。这种情况下显然是不能方便了，我转身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我又犹豫了。如果不把篱笆墙恢复，不是大家都不能方便吗。于是我倒转回去，发现是绑篱笆墙的绳子松了。我扶起倒下的篱笆墙，把它重新捆绑好。方便后转身离开了。此事我觉得是举手之劳的小事一桩，从没有对人提起过。几十年后，在一次支边战友的聚会时，万吉群对我说，我还记得你当年修厕所的事，当时我恰好看到了。补充一句，她和团支部书记曾小琴当年就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几十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我的体会是：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十五、 吃猫肉

连队的物质生活很艰苦，逢年过节才能吃一次肉，日常的蔬菜里面也没有什么油腥，相当于清水里放点盐巴然后把菜煮熟。有人开玩笑说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到飘在面上的油珠珠。肚子里没有油水，饭量就大增，一个月四十斤的定量勉强够吃。

有一天，连队廖老太婆养的一只大黄猫窜进了李光华住的宿舍，（可能是宿舍里有老鼠）被李光华和小二黒（胡洪立）抓住了。在他们的眼里，大黄猫就是一盆香喷喷的红烧猫肉。很快大黄猫就被手脚麻利的小二黒剥皮开膛砍成坨放进锅里，没有什么调料，只有一点固体酱油。添上水，盖上锅盖，烧起火，我们就等着吃猫肉。天已经黒完了，伙房里只有灶里燃烧的柴火发出的光亮。在柴火与铁锅的碰撞中，锅里的猫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性急的万克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说我先尝一尝肉熟了没有。于是掲开锅盖放在灶台上，拈起一坨猫肉放进嘴里，咀嚼两下就咽下喉咙，顺手把锅盖盖上了。他没有注意到放在灶台上的一块肥皂沾在锅盖上被带进了锅里。过了一会，我们发觉锅里散发出一种怪怪的味道，掲开锅盖一看，锅里不少的泡沫。点亮煤油灯用锅铲搅了一下，一块还没有化完的肥皂出现在眼前，一锅喷香的猫肉就这么给毁了。但我们舍不得将猫肉丢掉，于是就把猫肉捞出来，用清水淘洗一下，重新换水煮一遍，最后还是把它吃到肚子里去了。

十六、在小河里炸鱼

连队旁有一条小河，河面大约有三、四米宽，平时水深在膝盖以下。在一些较深处能看到一些小鱼儿在游动。

有一天李光华跟我说他那里还有炸树剩下的雷管和炸药，说我们到河里去炸鱼。我说行不行哟，不要没有炸到鱼反而把自己炸了。他说不会，我把引线弄长一点，我们跑远一点，没有危险。于是我们来到小河边，看看四周围没有人，就找到一处水比较深的地方，将炸药雷管绑好，导火索有一米多长，点燃后赶紧跑出十多米远，然后趴在地上，紧张的望着河面。也许是心情紧张的缘故，等了一会，还没有听见响动，我问光华，怎么还不炸。光华毕竟炸过树，有经验，说引线有点长，再等一会。说话间只听得一声闷响，河面上冲起一股三、四米高的水柱，趴着的地方好像都震动了。过了一会，水面平静下来，我们跑过去一看，河里连一个鱼花花都没得，只好扫兴的回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是年少妄为，无知者无畏，做事不计后果。

胡洪立（小二黒）和我在住的茅草屋前合影。站立者是小二黒。

支边四十八年后和二黒合影

照片左起：李光华、胡洪立（小二黒）、徐联树（痳儿）、刘学、马建民

（马三）

十七、二黒偷鸡

根据规定，知青结婚后可以自己盖一间房，养几只鸡。王进发排长最先结婚，并且在门前盖了一个大大的鸡圈，养了几只鸡。

二黒和光华瞄上了王排长养的鸡，在一天夜里（不是月黑风高夜，版纳的月亮一般都是皎洁明亮的），二黒、光华和马三来到王排长家附近，仔细观察了四周，发现没有人，于是由马三望风，光华接应，二黒主偷。二黒悄悄摸到鸡圈门前，轻轻拉开鸡圈门，把手伸进去抚摸着鸡，突然抓住鸡脖子一拧，鸡来不及叫就断气了。二黒把鸡递给了光华，突然听到屋里有起床的响动，可能是王排长听到了动静，出来看看。光华迅疾离开，但二黒已经来不及离开，好在身材比较瘦小，索性钻进了鸡圈，然后轻轻把鸡圈门拉上。王排长出门来四处张望没有发现可疑之处，鸡圈门好好的关着。二黒透过鸡圈的竹篱笆缝隙，见王排长站在门前，躲在里面大气都不敢出，时间也仿佛凝固了。躲在远处观望的李光华和马三虽然着急但毫无办法，只有盼望王排长赶快回去睡觉。王排长在门前站了一会，见没有任何异样也就进屋了。二黒轻舒了一口气，又等了一会，屋里没有了动静这才轻轻把鸡圈门拉开，伸出头来张望一下，顺手把手边的一只鸡的脖子拧断拿在手中，才钻出来蹑手蹑脚离开了。

我和二黒住一起，他们把鸡偷回来后我们马上用万克的煤油炉把鸡煮起吃了，把鸡毛和内脏挖坑埋起来。第二天一早就见王排长在我们房前屋后四处查看，因为没有找到证据，只好不了了之。

后来二黒和光华讲起这件事，我问二黒当时怕不怕，二黒笑一笑，一脸的云淡风轻说，我当时想如果被发现了，只有朝他脸上打一拳，趁他看不见就跑。这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现代版的鼓上蚤时迁。这里我们几个偷鸡吃的人向王排长表示深深的歉意！

十八、为了二黒谈恋爱

到连队快三年了，我们也长了几岁。枯燥的生活让知青们感到厌倦，每天下工后又无事可干，没有书可看，没有娱乐活动开展，感觉生活很无聊。于是一些发育较早的男女知青就开始春心萌动，把眼光投向了异性，谈起了恋爱。二黒就是其中一个。

我和二黒同住在一间宿舍，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我好像比他大一岁，但他属于醒世比较早的一类，我在这方面当时还没有开窍，二黒就悄悄开始谈恋爱了。对象阿芳住的宿舍人多，有时就到我们宿舍来找二黒耍。我怕打扰他们，就出去找人吹牛。后来就形成了惯例，阿芳每天都要来，我每次都要出去找人吹牛。

年轻人谈恋爱是不知道时间的，谈起来没完没了，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二黒谈起恋爱来也是如此。我不好意思去催他们，就在光华宿舍前坐着等他们会谈结束才能回去睡觉。这样一天两天的还行，时间长了，就有点受不了，而且他们结束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坐在外面等实在难受。没有办法，我想睡觉了就去上海知青左宏兴的床上挤，因为他是一个人住。挤了几次，左宏兴只好另找房间去住，我就把被褥从宿舍搬到左宏兴的屋里，给二黒腾出了地方。现在想起来，当年二黒谈恋爱，我和左宏兴都为此做出了牺牲。

十九、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听上海女知青葛建文讲过一件事，她希望把它记下来。当年连队在小河边种了地瓜，因为地瓜结的种子像扁豆，左明兴当时在放牛，以为是可以吃的扁豆，就偷偷的摘了一包准备拿回去吃。当时突然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做贼心虚的左明兴赶紧将扁豆在小河边用沙土埋起来，准备晚上再去拿，当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又没有去，原本要改善伙食的结果落了个空。第二天他准备去拿回来，谁知怎么也找不到埋扁豆的地方了，不知是给河水冲走了还是记错了埋扁豆的地方，总之就是没有吃成。后来听老工人讲，这地瓜种子是有毒的，一个人只要吃上7颗，就会危及生命。幸亏左明兴听到有人说话，把它埋起来了，幸亏第二天去也没有找到，不然这几条人命就报销了。我查了一下资料，地瓜的种子和茎叶含有鱼藤酮和豆薯素有毒物质，是制造农药的原料，人不能食用，否则会有生命危险。要不是阴差阳错，四连的花名册上又要失去几位优秀的支边战友。

　　结束语

没有经历过艰苦生活磨练的人不足以谈论人生。正如一首歌中所唱，我们这一代知青都喝过生活中酸甜苦辣酿成的酒，“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真正尝到了做人的滋味”，这段人生阅历应该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四连那些岁月的点点滴滴都值得我用心去回忆。 这些生活中的点滴片段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我们当时的思想，知青生活的状况以及我们的成长过程，其中也包括干了不少的荒唐事。当然四连的故事还有很多，因为我离开连队的时间比较早，后来发生的故事就期待四连的战友把它写出来。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生活在继续，我们在变老。现在当我回忆这些往事时，当年的战友有31人已经离开了我们。半个世纪过去了，四连的山山水水和四连的人仍然让我一直在心中怀恋。四连的战友们还在举办支边纪念活动，还天天在微信群里相互联系问候。这说明大家都还怀恋曾经为之付出青春年华的那片热土；怀恋我们的第二故乡；怀恋在艰苦岁月结下的战友情；怀恋那些自己心中珍藏的值得怀恋的东西…… 这种怀恋已经浸润在骨子里，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它会伴随我们走完自己的人生，这种怀恋也许只有当过知青的人才能理解！

（感谢葛建文、李光华、胡洪立、万克给予本文提供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