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有师生同父子，寸草难报春晖恩 一一缅怀我的恩师一傅正乾先生

李峰

信有师生同父子，寸草难报春晖恩

一缅怀我的恩师一傅正乾先生

李峰

2021年3月25日一大早，大学的同班同学曾志华在微信中发过来一则讣闻，惊悉我在陕西师大留校任教时的导师傅正乾先生昨夜与世长辞。我立即回电话询问详情，但他也说不清楚。想到师母目前正处在极度的悲痛之中，于是打电话给傅老师的女儿，询问了详细情况和对后事的安排。经询问方知老师是3月24日晚去世的，走的非常突然，也十分安祥。师妹代师母传话，26号就安葬，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只是家人参加，同时谢绝所有朋友和学生参加吊唁活动。我当时正在海口，隔海遥望，悲痛无言，当即委托我的学生、陕西师大出版总社的董事长刘东风代我上门吊唁和安慰师母，看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傅正乾老师是1931年生人，籍贯陕西蓝田。1955年毕业于西安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陕西省第七届、第八届人大常委。陕西师大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陕西省鲁迅研究学会顾问。傅老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无论在教学方面或科研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先后出版了《郭沫若创作论稿》、《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郭沫若与中外作家比较论》等3部专著。主编并撰写了《讲授艺术论》、《讲授艺术通论》等2部研究讲授方法和艺术的著作。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郭沫若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在社会上和学术界被誉为"郭沫若研究专家"。

傅老师于九十寿龄驾鹤西游，福寿全归，可谓得享天年，所以对他的突然离去并不感到特别突然。因为我2020年11月份去看望他时，傅老师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从前了，但好在脑子还十分清楚。我说明年给他过九十大寿，他笑着坚辞了。师母悄悄告诉我，你傅老师准备活到九十五岁。我和妻子在老师家坐了一个多小时，一再祝福他多多保重。临别时，师母把我们送到楼下，眼含泪花拉着我的手说：“你是你傅老师的大弟子，也是他最挂念的学生，我们也一直都把你当儿子看。”……其情其景，现在回想起来还令我百感交集、唏嘘不已。告别老师回到家中，细心的妻子提醒我，傅老师爱吃肉，可现在牙不行了，这个年龄特别需要加强营养，才能增强抵抗力。于是我在网上给他快递了四罐肉松，告知师母加在稀饭和面条中吃，同时还委托东北的朋友给他寄了一包“提神补气”的人参。这最后的一次拜望，至今还记忆犹新、恍如昨日，谁知刚刚过去四个月，竟成为我和老师最后的诀别。

在大学里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很多，但手把手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扶着你、帮着你从课堂走向讲台的导师，往往是你终生难忘的。曾记得启功先生在悼念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的挽联中写道：“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世上确实有一种情义，可以超越友情、亲情，超越时间、空间。那就是老师在我们读书学习、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对我们诲人不倦的谆谆教导和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父母的养育之情、老师的教育之恩，对我们这些从小受传统教育的50后，虽然年过花甲依然铭记于心。因为“孝敬父母、尊师敬长”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烙印太深、太深……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生活中别人怎么看你，察言观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你是否“孝敬父母、尊师敬长。这是中国人衡量一个人是否“可处、可交、可用”的“铁律”。可以说“孝敬父母、尊师敬长”是考察一个人为人处世、道德人品最起码的检验标准。



我17岁参加工作，21岁上大学，24岁留校后给傅老师当助教，对老师一直是又敬又畏。敬其人品学问，畏之严肃严格。但随着生活中天长日久的接触，学业上耳提面命的教导，我对老师的感知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亲近。



回想我在陕西师大学习、工作的22年，我与老师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从学生和助教又增添了一份父子之情。老师和师母不但关心我的学业进步，同时也非常关心我的家庭生活。1980年元旦我在西安西郊家中结婚，老师冒着大雪几十里来参加我的婚礼，1981年10月女儿出生，老师亲自为我们找保姆。在师大期间每年的大年初一，师母早早就给女儿准备好压岁红包，我们不去拜年，老师都不出门。一直到2009年我的女儿结婚，老师还在婚宴上发表了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讲话。1996年我43岁调到北京后，他还一直关心我的工作情况和个人发展。当年傅老师还兼任着陕西省人大常委，因此他从学术研究又开始关心政治。每年回西安去看望他，他都一再叮嘱、告诫我要谦虚谨慎、廉洁自律。一直到我2014年退休，他好像才放心我“安全着陆”。此情此意，回想起来，确如启功先生所说的“信有师生同父子。”

往事不可追，来者犹可忆。2017年5月6日上午，我去陕西师大看望老师。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的老师看到六十四岁的学生从北京远道来看他，十分开心。刚一坐下就不停的问长问短，问子问孙，给人一种父母般的关心关爱和家庭一样的和谐温馨……

大凡当过老师的人，都有一种“好为人师”的“职业病”。老师一辈子执着学问，爱讲台、爱学生，爱写文章。虽然已是耄耋之年，见到学生，他依然像当年给我们上课一样，热情洋溢、激情澎湃；一如既往的对我这个老学生谆谆教导、诲人不倦。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笑风声中，他突然兴致勃勃地让师母给他取笔拿墨、铺纸备印，随机当场挥毫，为我书写宋代大儒、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和“关学”的创史人张载先生的“横渠四句”条幅。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先生的“横渠四句”由于其言简意赅，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意思是读书人其心当为天下而立，其命当为万民而为，当继承发扬往圣之绝学，当为万世开创太平基业。短短的四句话，道出了天下读书人应当有的人生志向和追求。也被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视作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如今这幅字一直挂在我的书房，每每想起，不由得使人睹物思人，感慨万千。真乃是：“横渠仅四句，千古座右铭；耄耋赠墨宝，殷殷恩师情。”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回想起当年做助教时，傳老师每个学期给我开的“长长的必读书目”，毎个月都要按计划逐篇逐字的检查我的读书笔记；有时为我上万字的讲稿中有几个错别字，用笔敲着稿纸教训我，把几层稿纸都敲个洞。遇上如此认真、严格、苛刻的导师，我当年虽然又敬又畏，心中还是十分感激的。现在想起来什么叫“严师如父”，就是“你还没把他当成老子，他却早已把你当儿子了……”。

人常说“一个好母亲，就是一所学校”，同样“一位好老师，胜过万卷书”。母亲是我们起根发苗的阳光雨露，书籍是我们通往知识海洋的航船桥梁，老师就是我们成长成才的伯乐人梯。

记得我第一次要上讲台，学校规定青年教师先要给系领导和教研组的老师试讲，是否合格要投票通过。我当时要面对的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77、78级，这两届的学生大多数都比我年龄大。把一个工农兵学员扶上大学讲台，其难度、跨度可想而知。我第一次试讲是郭沫若先生的《女神》赏析。为了能让我顺利走上讲台，傅老师指导我把四个课时，两万多字的教案几易其稿，誊写了好几遍，要求我熟读硬背，上讲台不准念讲稿。傳老师反复强调“稿子是剧本，唱戏是功夫”。怎样把课讲得生动，学生爱听；怎样把握重点，传授知识；怎样解疑答惑、从容不迫……点点滴滴、方方面面，耳提面命，单兵教练。当时青年教师把“试讲”比喻成“三碗不过岗”。我同期留校的青年教师就有试讲三次不过而转岗去做教辅工作的。



老师是学生的“镜子”，学生是老师的“面子”。傅老师生性好强，极要“面子”，要求我必须“一炮打响”。为此，我那时天天到他家“演练受训”，好几个晚上他陪着我到台阶教室，我一个人讲，他一个人听。从教姿教态到语速声音，从内容章节到板书格式，从教学重点到课堂提问，从掌控课堂到时间把握……傳老师不厌其烦的指导示范，言传身教。其认真的态度、较真的执着，严格的要求、严谨的作风；至今让我难忘。

“前程旧事，往事并不如烟”。我1974年一1977年就读于陕西师大中文系，1977年留校，学校要求我们（1972一1974）三届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回炉再造”。于是又在“青年教师培训班”苦读了两年。这两年“回炉”的学习压力，毫不夸张地形容简直是“填鸭”式的“恶䃼”。每天上午听课，下午自学，晚上写作业；一个月一检查，三个月一小考，一个学期一大考。两次考试不及格，就会被淘汰出局，取消教师资格。我1979年取得“青年教师培训班”的通行证，被分到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师从傳正乾教授。1979年一1983年给傅老师当了三年助教。

在我们中国通常的语境里，1840年以来的历史被划分成三大阶段。1840-1919年是“近代”，1919-1949年是“现代”，1949年迄今为“当代”。因此，中文系将这一段的课程设制为“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三个教研室。我所任教的“现代文学教研室”主要是讲从1919“五四”新文学运动，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学发展史和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傅老师“严格、严谨、严肃”的“传、帮、带”下，我走上讲台是先从郭沫若先生的《女神》和鲁迅的《呐喊》专题讲起，然后拉通讲作家“巴、老、曹”（巴金、老舍、曹禺）的文学发展和代表作品。就这样“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史”，傅老师用了三年的时间，指导我、鞭策我，帮助我将“现代文学”这门跨度30年的课程讲义，逐史逐段，逐人逐文、逐篇逐句，精读细研、精益求精的掰开揉碎，链接拉通，过了一遍又一遍。那时没有电脑，爬格子写讲稿全是“手工操作”。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前后写了60多万字的讲稿，终于使我能够真正独立的完成“现代文学”这门课的教学任务和要求。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学生对教师尊敬的惟一源泉在于教师的德和才。”在我们一生的求学过程中，大家都经历过许多老师，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个或几个对你印象最深、帮助最大，使你一生难以忘记、永远感恩怀念的老师！

我1974年上大学距今已四十七年，1996年调到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至今也已二十五年。从上大学到毕业，在陕西师大学习、工作了二十二年。我1977年留校后又“回炉”两年，1979年被分到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研室”给傅老师当助教三年。从上大学到走上大学讲台，整整历时八年。这期间傅老师是对我最关心、最严格的老师。这期间想说的、难忘的、经典的故事太多、太多……也正是这样的师生情缘，我与傅老师的感情最深、关系最密切。可以说在校工作的二十多年，我与老师朝夕相处，情同父子。到北京后我每年回西安都去拜望老师，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过……



幸福的人生是靠自己创造的，人生的财富也是靠自己积累的。人的一生通常有两笔财富，一种是有形的，一种是无形的。好老师是学生取之不尽的无形宝藏，好学生也是老师引以为荣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这些财富是用钱买不到的。当老师一辈子最大的追求与幸福是什么？孟子曾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至乐也”。作为老师最大的追求与幸福，就是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教育出能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这才是老师心中最大的追求和幸福。我想，这也是老师倍受世人尊敬的伟大之处。

商务印书馆第一任总经理张元济先生曾说：“世上百年世家，无非积德；人生第一好事，还是读书。” 我毕业于“陕西师大”，妻子毕业于“清华大学”；女儿本科读的是“北师大”，硕士读的是“牛津”，博士、博士后读的是“清华”。我和妻子都是当老师出身，女儿现也在清华当老师。有诗友戏谑题联：“一门三教授，为人师表；母女皆清华，诗书传家。” 说实在话，这也是对我一辈子努力追求的最好回报。我在陕西师大出版社工作时，曾出版过一本《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一人民教师》，当时作为师范新生入学教育的必读本。后来我还和傅老师一起编写过《教学艺术论》。而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教学实践与理论学习使我越来越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为此，我特意给小孙女刻了一枚“万般皆不易，唯有读书高”的印章做为“家训”，希望她将来也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我一生的职业与爱好，从读书、教书、藏书到编书、写书，出版书，可以说与书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身为读书人、文化人，出版人，一辈子服务于文化教育事业，也一辈子把“爱书敬书、尊师重教”放在做人、 识人、衡量人、评价人的首位。我想这主要源自学的是师范专业，之所以还能在工作中做出一点成绩，很多方面也受益于自己的恩师一傳正乾先生。

纸短情长，万言难尽。对老师的深情厚谊和感恩之心，再多的文字，再长的篇幅也说不尽、道不完…… 如何给这篇缅怀文章收尾作结，我思来想去，还是用我在2011年给老师做八十大寿时，撰写的一幅寿联最为妥贴，也最能表达我的心意：

两袖清风，澹泊明志，传道授业，

著书立说，而今滿园桃李谢师恩。 

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参政议事，

为民谏言，从来有口皆碑传美誉。

（ 2021年3月28日/于海口）

《寸草难报春晖恩》

一悼念恩师傅正乾先生

李峰

一条微信箭穿心，

马上回电辨伪真；

惊闻恩师乘鹤去，

两眼模糊泪沾襟。

教诲之恩四十载，

师生情谊似海深；

言传身教传帮带，

苦口婆心记而今。

难忘俯首做人梯，

难忘期望与苦心；

难忘力排众议论，

难忘遮风挡雨身。

往事如昨忆恩师，

音容笑貌格外亲；

满园桃李堪可慰，

寸草难报春晖恩。

（2021年3月25日/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