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纸上的脚印

胡荣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有场让人惊艳的烟花表演，29个巨型脚印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一步步走向“鸟巢”。

一万期晚报就是一万个白纸黑字的脚印，一万个风雨兼程的日夜。从铅字排版、激光照排，径直走到融媒体时代。

不像电台、电视台和风起云涌的新媒体，报纸是记忆力最好的。它永远记得那时候的阳光和风。

自家的书橱里翻翻，还能找到创刊之初晚报通版设计的“拉住你的手，拉住我的手，我们拉住春天的手”。那会儿，我才二十出头，和十几个小伙伴一起，打了鸡血似地熬夜、争论、忙碌，在四开的版样纸上画出了家乡的第一张晚报。这其后的十几年大多是值夜班、做新闻，深更半夜累得头昏脑涨，还跑到楼上的活动室来场大汗淋漓的乒乓对战。

副刊是晚报的小女儿，稍晚一些出生。我也没想到，有朝一日部门轮岗，自己会去做文体副刊，编起了《读书》《笔会》版，前前后后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恰恰是那几年带给我最好的朋友、最真的友情、最远的旅程和最深的疼痛。这应该是副刊的属性决定的。

常说编辑是“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可副刊编辑会有不一样的幸福感，那就是发现好的文字，邂逅有意思的人。不期而遇的惊喜，抑或擦肩而过的遗憾，都会让节奏有些单调的编辑生活多添几分色彩。

陆璐读周国平的《妞妞》，写来《人世的花朵》，清峻悲凉：周国平在稿纸上为女儿修了一座墓冢——伤口不是生活的断点；语言，对这位哲学大师来说是裂开的心灵的缝线。对于《妞妞》这本书，我宁愿相信这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情感痉挛，这只是一个父亲哀伤的娓娓讲述。

王霜杰记述家乡的小镇，把时光凝固在《何家坞纪》，俊逸灵动：白垩纪是史上新生代来临的一个纪，一些生物新生，一些生物灭亡。而我用何家坞纪，只代表，它是我记忆中某一段时期，一些记忆生长一些记忆消亡的时期。

徐立描绘《月夜周庄》，冲淡隽永，仿若丰子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画意：月，静悄悄的，爬过了屋檐，爬上了树梢。一只老猫慵懒地蜷伏在粉墙黛瓦的老宅檐头，悠然地望着月亮。隔岸的人家里，也不时传来男人，那沉沉的呼噜声。

2005年下半年，晚报与文联、作协联合举办盐城新韵文学征文，见证了丁立梅《萝卜花》的绽放：“生活也许避免不了苦难，却从来不会拒绝一朵萝卜花的盛开。”“一条逼仄的小巷深过一座城市的繁华”，没有署名的孙曙白描《和我们一起成长的城市》，也不白写，和小丁一起拿下了仅有的两个大奖，一时佳话。

还有老一辈的张霖先生，厚实积淀下的写作如履霜而后坚冰至，自然随性、浑然天成。他的《西乡记》《西门大街》《浠沧巷》系列，“字里行间弥漫着的老盐城的气息，使我如啜香茗似的沁心，又如饮陈酿般的醺然，恍兮惚兮，昔日重来……（孙昕晨《我知道其中的亲切》）”：小巷深处有小楼两座，均为二层，整个小巷有梧桐数棵柳树数株。暮春三月，草长莺飞，夜间细雨。清晨起来，巷内用砖铺就的长满青苔的小路是湿的，楼旁老树碧绿的树叶是湿的，小楼的灰瓦是湿的，推开窗子，空气也是湿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一万步，一段路，一些人。《登瀛》副刊，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凡是走过的，都在纸上刻下了脚印。就算走得再远、不再回头，也不会被磨灭。我知道的，就有邱俊荣、宋步明，有张霖、宗崇茂。

我曾经跟崇茂一起去过他的西乡，宗格庄上河流迂回，阡陌纵横，一片片即将收割的水稻铺陈其间。我想，个人的写作都有自己的底色和源头。只有跟这些稻子一样，低下头，弯下身子，更努力地靠近土地，靠近土地上的人，才能变得成熟，有个好的收成。

土地是养人的。就像汪曾祺的里下河，李娟的阿勒泰，孙曙的“盐城生长”。

这也算是我对晚报、对《登瀛》副刊的一点期许和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