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我们这一家

泊舟

　　爸爸驾鹤西去已经4年了，妈妈因病也早已离开了我们，最近收拾爸爸留下的相册，看到老照片，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更加怀念他们。爸爸喜欢拍照，也喜欢收藏，所以留下了很多照片，通过一帧帧照片记录下许多我家难忘历史和我们小时候的欢乐瞬间，哥哥弟弟们提供了很多资料、素材和建议，谢谢堂弟小鴒、小平给我补充了很多照片，我得以执笔写下拙作。

　　翻开老照片，看看我们这一家子，我家祖籍广西苍梧寨村，大宅门，我爸爸一奶同袍4兄弟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五个堂姐妹，这是40年代初的照片，第一排左起奶奶（我们称阿嫲），爷爷，爷爷的姐姐，大伯婆（五姑妈妈）;二排左起四姑，如婆，二婆，三婆，二姑妈，五姑，三排左起四叔，大伯伯，三姑妈，爸爸，二伯。

爸爸一奶同袍4兄弟，都是帅小伙。

　　爸爸妈妈年轻时证明照，不输明星吧。爸爸喜欢拍照，也愿意收藏，拍摄的时间是他写在照片后面的。（1945年）

　　妈妈的老家在广西京南镇，位于梧州市苍梧县城西北六十多公里，也是大户人家。妈妈家重男轻女，男孩念大学，女孩不让念那么多书，妈妈家周围尽是大山，女孩往上念书就要住校，家里不管了，妈妈就要在学校放假期间，自己在家里做很多双鞋，因为尽是山，需要走路的，所以妈妈很巧，还能干。

妈妈志向远大、目标明确，凭自己的努力学习，考上了中山大学医学院，上大学得到了姑姑家的资助。

爸爸年轻时就有相机喜欢拍照，拍摄妈妈在老宅二楼。（1948年）

在广西桂林（1948年）

1949年4月在桂林。

照片后面写的1949年4月30日摄于桂林市，这应该是刚结婚的时候，才貌双全。

1949年8月摄于梧州故居二楼大厅前阳台。

爸爸妈妈在苍梧寨村老宅大厅门前。（1950年4月）

1950年大伯娘抱着大姐姐和妈妈在老家广西寨村，妈妈怀着哥哥。

妈妈23岁，医三

1952年10月

爸爸妈妈毕业于中山大学，是校友，不过一个学工，一个学医，毕业相差两年，这是他们的毕业证书和成绩单。

　　1951年爸爸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了，人生的选择随之而来，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业，重工业羸弱，国家要在东北发展重工业，那里正需要大批像他这样的人才，爸爸做出了选择～相应国家号召，去东北，到了北京后再分配到了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电机系。

爸爸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一辈子，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电工实验室主任和微型电子计算机实验室主任，为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为“工业生产自动化过程中利用多级微型电子计算机控制”。曾主编《电工学实验讲义》和翻译出版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杰.史密斯所著《电路，器件和系统》之书。勤勤恳恳培养了成千上万名本科生和硕士生，他们活跃在祖国各条战线，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可谓桃李满天下。

爸爸1950年9月摄于广州五仙门电厂，应该是实习期间。

　　同一天在广州五仙门电厂，右上面的女士就是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和爸爸一起分配到大连工学院的邓文竹阿姨，我家和邓阿姨家是几十年的世交了。

　　妈妈1953年中山大学医学院毕业，在校期间已有了哥哥和我，妈妈在大学期间很努力刻苦，得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有了两个孩子也没耽误最难学的医科大学，非常不容易。

这是1950年11月抱着哥哥摄于广州。

　　爸爸已经到大连工作了，妈妈还在大学读书，1952年10月带着哥哥和我在广州拍的照片寄给爸爸。

1952年妈妈中山大学医学院学生，还戴着校徽。

　　妈妈1953年大学毕业，那年我两岁，哥哥三岁，外婆和妈妈抱着一个孩子拖着一个孩子，老的老小的小，义无反顾地乘火车北上追随爸爸到大连，那时长江还没建大桥，到了武汉需要下车乘船渡江，行李转船上，渡过江后取行李再换火车，经过这一番折腾，从南方专门带到北方洗澡用的木盆都摔散架了。刚搬到大连我们家住在岭前青云街附近的半地下室里，1955年搬到了体育场育英街居住，从炎热南方到严寒的东北，气候条件、饮食生活习惯截然不同，天气寒冷，饮食不习惯，南方吃大米，北方吃面食，当年面食成品少，生长在南方只喜欢吃米饭的妈妈无奈都得自己学着蒸馒头、擀面条、包饺子，还记得妈妈这个南方人学着擀面条，不知道放扑面（干面粉），切完面条连在一起后，就喊我们快来帮助摘面条;学蒸馒头，蒸出的馒头比放进去的都小，可硬可硬了咬不动，以后问街坊大娘才知道馒头还需要醒发;秋天要和爸爸推车去买几百斤萝卜、白菜，学着像东北人一样渍酸菜、腌咸菜和储存起来，应付漫长的冬季；每年还得和爸爸拖煤坯准备冬季生炉子取暖用，又不能天天洗澡，外婆呆不下，很快就回去了，我们从小就跟着爸妈学着干这些活，苦涩中透着快乐。我们家在大连乃至东北都没有亲戚，过年过节没有亲戚家可走动，遇到困难、难事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这就是当年热血青年的追求。

妈妈先分配到甘井子职工医院，后来转到岭前康复医院，抗美援朝结束后更名为大连中医医院，妈妈在西医门诊部做儿科医生，以后西医门诊部并入中山区医院后改名友谊医院当儿科主任，家里没有老人帮带孩子，我们兄妹四个从小都是上全托幼儿园，周六下午才能回来，我和哥哥刚到大连就送到大连工学院幼儿园长托，因为刚从广州过来不会说普通话，拉屎撒尿都说粤语，阿姨也听不懂，经常把屎尿拉到裤子里，爸爸妈妈都工作也没办法。我临上小学前一年才转到日托，算是最好的待遇了。但是最小的弟弟小毅是18个月就全托了，因为医院派妈妈担任队长带医疗队到长海县海洋岛巡回医疗了，他们医疗队在海岛干的非常出色，当年的《旅大日报》报道过他们医疗队的先进事迹，号召大家学习。妈妈半年后才回来，小毅都不认识妈妈了，直说“不要阿姨、不要阿姨”。妈妈听了可心酸了。

妈妈生性要强、虚心好学，努力钻研业务、学的是西医，但自学了中医推拿来解决小患者的疑难杂症，做了一辈子儿科医生，她医疗技术精湛，而且毫不保留地传帮带医术，所率领的儿科年年都是先进，使很多家长带着小患者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而来，妈妈在大连医学界儿科领域已经很有名望，但是还精益求精，50多岁时还争取到广州医学院进修学习医疗技术。

妈妈特别喜欢小孩，待患儿如亲生，因为小孩子不会表述不舒服的地方，儿科医生观察就要特别细致，诊断准确，妈妈给小患者看病温润柔和、轻声细语、不厌其烦，得到小患者和家属的尊崇。那个年代每家孩子都多，很多家都是父亲上班，母亲不工作来照顾一大帮孩子，经济条件有限，来看病时妈妈体谅他们的难处，尽量用最便宜的处方和推拿手段来治好病。当科主任工作繁忙，门诊、病房两面兼顾经常值夜班，还带实习生，我们家孩子多，妈妈回家得洗衣做饭，收拾卫生，各种家务忙完，就经常为了白天的疑难病症，晚上翻书查找各种资料找出解决方案，很晚才能睡觉，周边邻居孩子有病还时常找到家里来让妈妈给看，妈妈也从不厌烦，用己一技之长帮助别人。妈妈手很巧，会做女红，绣花、织好看的毛衣，炒一手好粤菜……可都因为做儿科医生一心扑在工作上，没太多精力去展示。记得我上小学，写“最敬爱的人”就写了妈妈，老师还当做范文在课堂上读。

妈妈积极进步，她恪守医德，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被接收，也没有放弃，还是一直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妈妈太高兴了，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现在的人看来不可理解，但当时确是老知识分子的最大光荣。

妈妈50年代给我们这一代小孩看病，80年代很多当年的小患者已做母亲了，还到医院找妈妈，说当年您给我看病，诊治的太好了，现在自己都有孩子还得请您给看病。我呢是陪妈妈上街，经常会遇到很多人跟妈妈打招呼，妈妈都不认识了，都是以前的小患者，他们感激妈妈，遇到事情帮助妈妈。

劳累的妈妈身体透支了，一直很消瘦，患病后也没好好休息，一直忘我地工作，不到六十岁就离开了我们。几十年过去了，妈妈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脑海中，回忆妈妈的点点滴滴，我们兄妹都会泪流满面，妈妈那勤奋好学、积极上进的精神感染着我们，她的人格魅力时时激励着我们，是我们的榜样，使我们兄妹们能努力学习，在不同的岗位做出了贡献。

　　这是1963年6月拍摄，妈妈和大连中医医院西医门诊部的同事们，一群白衣天使，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男医生清新俊逸，女医生温婉可人。

　　那个年代医务人员不光要出医疗队，还要下街道地段医疗，这是20世纪70年代下地段妈妈和同事在给幼儿园小朋友体检。

这是当志愿军的四叔抗美援朝回国后，到大连与爸爸、我、哥哥的合影。

　　爸爸妈妈到大连后很思念广州的亲人，大伯经常寄照片过来，这是1954年广州阿嫲（奶奶）与大伯全家、二伯全家、四叔、大姑妈和女儿、四姑、五姑的合影。

二伯全家 三姑妈，四姑，五姑。

1954年大伯伯家的4个孩子。

大伯伯家姊弟仨，四叔家姊弟仨。

小鴒、小瑛、小丰、大立。

　　下面是爸爸给我们小时候拍摄的照片，还有照相馆拍摄的，背面还写了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小时候都很少照相，而我们因为爸爸愿意拍照、有相机，记录了我们人生中成长的步伐，记录了许多甜蜜一瞬间，见证了我们成长的点滴，从中感受到儿时的天真、少年的率性，每一个回忆都是那么珍贵。

1951年12月我百岁照。 爸爸真细心，一直保存着我的出生证明。

1954年劳动公园。

　　1955年10月旅顺胜利塔，随爸爸大连工学院同事到旅顺游玩，当时可能叔叔阿姨们都没有小孩，这里只有哥哥和我两个小朋友。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那天妈妈也去了，我们一家四口的合影。

　　当时爸爸用相机拍摄使用胶卷，所以同段时间拍摄很多，虽然我们当时小很不配合，但是以后看到真是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纪念。

建生1955年出生。

建生1956年6月拍摄，以下2张都是。

1956年8月阿嫲带小鴒到大连与我们全家在劳动公园拍摄。

左起依次小鴒、哥哥、我、妈妈抱着建生。

1956年劳动公园。

1956年我和哥哥在育英街后院。

我和建生

哥哥和建生。

1957年夏天兄妹仨。

　　1959年夏天摄于星海公园，当年在海滩上翻石头摸小鱼抓小螃蟹，是我们最喜欢的。几十年过去了，在海滩上摸鱼抓蟹还是小朋友的最爱，看样子不管什么年代爱好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胶卷没拍完，第二天又到斯大林广场拍摄。

石头、剪刀、布，看谁赢。

太阳晒的，眼睛👀实在睁不开了，远处是苏军烈士纪念塔，现在早已迁到旅顺，斯大林广场也改名人民广场。

回来后在家门口拍摄的，当时我一年级还没入队，只能戴个小红五角星。

1958年9月星海公园。

1961年6月星海公园海上荡舟。

　　1962年爸爸妈妈毕业离开广州10年了，春节前带着我们兄妹3人回广州探亲，这是路过北京在颐和园游玩合影。

这是1962年春节阿嫲（奶奶）的4个儿子携家人在广州的大团圆，可惜二伯因当年的特殊原因未出席。

爸爸在照片后面的题字。

大伯，爸爸和四叔。

大伯娘、二伯娘、妈妈和四婶。

　　阿嫲的11个孙子女分别来自广州，佛山，大连，合肥等地，终于在广州聚会实在太高兴了，这是在17中门前，我们当时都住在大伯伯家，离学校近就经常跑到里面玩，过春节还得到了阿嫲和长辈们的红包，虽然几毛钱，但是可以自己支配了，都迫不及待地买自己喜欢的小鞭炮，摔炮和小食品，互相交换，品尝着。

阿嫲的7个孙子比较淘气，在一起经常你追我赶，记得当时好不容易聚拢到一起。

我们这4个孙女在大姐姐带领下还是很淑女的。

我们11个堂兄妹与4姑、五姑孩子余华、罗莎在越秀公园“五层楼下”。

　　阿嫲带着小玉与我们全家、四叔全家在广州黄花岗公园合影。

62年的广州大团聚是我们兄妹美好的回忆。

1962年9月拍摄。

1963年最小的弟弟小毅出生了，这是1964年妈妈抱着小毅在大连星海公园。

1964年5月23日摄，建生脸被拍摄的太黑了，不过看看我们家对面的房子也好。

也是在育英街拍摄的。

1965年拍摄

1965年5月。 1965年8月摄于星海公园。

1967年拍摄。

1967年拍摄

　　1967年10月爸爸带着我、建生、小毅在大连火车站，那时候站前广场还有毛主席塑像。

1967年广州的堂弟小鹏到大连来，和哥哥在星海公园。

小鹏，建生，小毅在星海公园。 爸爸，小鹏，建生，小毅。

1968年9月广州的堂姐大姐姐到大连来，我们也在星海公园合影。

大姐姐返回广州时，我随她一起到合肥看望四叔四婶，与小瑛小丰合影，1988年10月拍摄，从合肥回来我就下乡插队了。

　　1968年10月份下旬和哥哥分别插队新金县和宽甸，1969年2月过春节都回来了，看我一下子变这么胖啊，显然是干农活累的又吃地瓜催肥了，因为两个大孩子都到农村去了，爸爸已经没兴趣给我们拍照了，全家到照相馆拍了全家福。

　　插队宽甸是当年六八届学生下乡最远和偏僻贫穷的地方，哥哥走的时候家里没有人送，可能爸爸妈妈都秉承好男儿志在四方，让其自己去闯荡，直至后来建生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小毅留学去美国，家人都没有到车站、机场相送，这是后话。

下面转载哥哥辽师附中校友姜同学几十年后写他们当年下乡宽甸到车站送行的情景。

　　火车站送行

几次提起笔，想写写当年我们下乡时大连火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但下不去笔。因为场景太悲凉，太压抑了！压得我实在是喘不过气来。但不得不又一次拿起笔来，还原那次场景。

因为我们当时完全没有那种决裂城市，毅然决然的走向与贫下中农结合的英雄气概，相反的都是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有例外，除非健忘，除非有意的粉饰。

我们下午从辽师附中操场上出发的。我们班上的几个同行的同学，已经知道被此了。但我们想见见同行的初中一年的几个小同学，提前认识一下他们，今后要生活在一起了。

打听到他们之后，却插不上嘴了，因为他们都有家长陪着，有家长声声语重心长的在嘱咐着。待了一会儿，有家长知道我们是同一个队里的高年级大哥后，有的人走到我们眼前，含着眼泪对我没说：我们家的孩子太小了，又是第一次离家，希望你们做大哥的，能好好照顾一下他们。我们听了以后，眼里含着泪水，立刻觉得有了义务，有了责任，顿时把我们的压抑丢在脑后了，连声答应了。其实我们自己能不能照顾好自己还不一定呢。

一路上记不清我们是如何来到大连火车站的，那时候的脑子是一片空白。

来到火车站后，不知怎么下的车，也不知怎么的走进了火车站，来到了站台上。

站台上一列绿皮火车守候在那里，那正是要载着我们踏上未知之路的。火车门敞开着，一个个的列车员站在门前。一群要下乡的同学在家长陪同下，来到站台上，他们没有急着上火车，而是站在站台上，互相握着手不放。

站台上黑压压的一片。有的家长拉着孩子的手，虽然重复了无数遍，还要不停的嘱咐：到时候来封信，别让家里惦记。有的说，要吃饱饭，别饿着。干活注意身体，别累着……可这些同学们不会说些什么，只是默默的听着，答应着。他们还是孩子啊！

我们外地的同学，没有家人送，就提前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了。

这时候，车窗外，不时传来了几声抽泣的声音。我们知道：有人哭了。我们只是默默的坐着，感到车厢里很压抑。又过了一会儿，列车员喊了一声：上车吧，快发车了。大家不愿意动身。列车员又喊了几句，大家开始不情愿的陆陆续续上了火车。

上了火车后，他们没有立刻坐下，而是连忙奔向窗口，找到站台上的各自的家人，两只手又紧紧的拉在了一起。

不知道是谁谁开的头，车窗内外爆发一片哭声。这哭声响满车厢，响满站台，响满整个天地！就像生死诀别。

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车窗外有人找我。我心里一动，不知道是谁。急忙来到窗前，顺着招呼声一看，惊呆了：车窗外惊天动地，家长喊着，同学哭着，唉声一片。我班韩行运泪容满面，一把拉住了我的手不放，也不吱声。韩行运同学家住大连郊区，这次没有同我们一起下乡，而是回到自己家乡。这次专门送我们来了。车窗外，家长们拥在窗前，拉着孩子们的手不放，大声哭喊着，久久不停。直到车开了，他们才松手。

列车缓缓驶出大连，列车外的人追着喊着跑着，紧随列车。车厢内外一片大声哭叫。我们同大家一样，深深陷入悲痛和绝望之中。

窗外天色将晚，大连正在慢慢离开我们，车窗外沿途有人知道这是知青专列，纷纷招手送别。再见了，生我们养我们的家乡。

这时，有人在哭泣中抽起了烟，大家默默无语，沉浸在悲痛之中。满车厢笼罩在烟雾下，看不清前方。我们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我们不相信大有作为的宣传，只知道理想彻底失去了，等待我们的是无知的渺茫……

哥哥已经忘记了当年下乡在火车站出发的情景，建生记忆真好给补充上去了，下面是建生的回忆。

　　当天的情景我们前几个月回忆过。那天妈妈在家（可能是上夜班或下夜班，应该不是星期天），用前一天买的羊骨头做羊汤。我们上午一起托煤坯，快中午时妈妈喊我们吃饭啦，说晚了哥哥就来不及了。那天的羊汤很多油，上面撒拉许多香菜，那个年代缺油水，所以感觉特别香。哥哥吃完就走了，我们没去火车站送行，再见到哥哥就是一年后回来过春节。带了狍子皮、年糕还有牛舌饼很好吃！

哥哥说： 当年从宽旬回家，带回的年糕和牛舌饼真是非常好吃，当地农民过年才做，用当地最好的大黄米和苞米，工序很多才做出来的。狍子是当地农民刚打猎回来，我就上门订好狍子皮，记得好像10元一张。

建生说：当年大连真得太缺吃的了，哥哥、姐姐过年回家带得吃的，我们都抢着吃，可高兴啦！后来我下乡，当生产队长那年，队里向供销社交任务猪，社员交猪可以购买几斤猪肉，我说是知青能不能让我买点肉，供销社真好让我买了几斤肉。回大连时，只有小毅在家，我也不会做饭，就切了一块肉，加了葱和淀粉，炒了一下小毅吃得可高兴了！

上海外滩

1972年暑假趁着爸爸出差上海的机会，小毅跟随着去了上海，广州，佛山，合肥等地探望亲人，小毅现在还记得当时印象最深的是爸爸在上海给买的奶油蛋糕和三色冰，以前从来没吃过。

爸爸、小毅在广州、佛山。

爸爸、小毅到合肥与四叔一家合影。

　　1973年建生中学毕业了没书可读，也是要下乡插队，趁着还没选好地方也到广州探亲和游玩。

堂兄弟几个合影，建生从广州回来后就到我下乡的地方插队来了。

下面是20世纪70年代广州，佛山，合肥的亲戚们。文革后阿嫲的孙子孙女有8个陆陆续续到军垦农场和农村插队落户，我们都互相关心，写信问候，打发漫长的岁月。结束插队后，大家走不同的道路：进工厂、考学、到机关、创业……最后都取得很好的结局。

大伯伯全家福。

大伯伯、大伯娘、二伯娘、四叔和孩子们。

二伯娘和小明，小平。 二伯家的小明，小平。 四叔家的小瑛。

　　小毅爬树，在育英街家后院的梨树上，这棵梨树偶尔还开花结果，可惜尽是毛毛虫。

育英街的后院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还是种了些玉米，绿叶菜，眉豆……因为四周都是房子，窝风，玉米只是疯长茎，棒穗很小，绿叶菜尽是虫子，只有眉豆顺墙爬，长势很好。这里还是抓蛐蛐的好地方，小时候育英街男孩子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斗蛐蛐，哥哥晚上拿着手电筒领着建生搬石头，抠墙根，找那叫声最响亮的蛐蛐，养在罐头瓶里，放些辣椒，刺激战斗力，然后和同条街的男孩斗蛐蛐争霸王，哥哥他们的蛐蛐总是获胜者。可到小毅这么大时，大的哥哥们都下乡了，没有人再领着玩这种游戏了。

1975年6月拍摄，小毅和妈妈。

我家先后有3个兄妹下乡插队，只有小毅岁数小没下乡，哥哥姐姐都到农村了，小毅在家很寂寞，我多年以后都会想起这件轶事，给枯燥的知青生活撒下了浪花。

记得1975年暑期某一天近中午，我在田里干活，青年点同学喊我“你弟弟来了”，我不以为然，因为建生插队的大队离我们点很近、经常来的，同学又说不是大弟弟是你小弟弟，我大吃一惊，他才11岁，怎么来的呢，来到村口一看，果然是小毅瘦小的身材头戴大草帽像个大蘑菇从青纱帐边走过来，我又惊又喜问他怎么来的，说是我家老邻居张海开车给捎过来的，（张海与哥哥同龄，1971年招工到省外贸当集装箱司机，张海家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兄妹与我家的孩子岁数相仿，恢复高考，张海也考上大学，这是后话）他经常开车到庄河拉货，走庄大公路，因为建生插队的点靠近庄大公路，问我妈妈有没有东西捎过去，小毅知道了，就央求爸爸妈妈让他去农村看看小哥哥和姐姐，体验一下农村生活，那个年代治安很好，爸妈也真是放心让11岁小孩独自去农村，张海车开到公路边，指下路就让小毅去找建生，建生看到小毅自己来的也很惊喜，建生当时在生产队当队长很忙的，小毅又要看姐姐，就让他自己去临近大队青年点找姐姐，恰逢我们附近生产队有辆马车往回走，就随着到附近生产队，经过马车夫指点又穿过高高的苞米地过来看我，看到这个小弟弟独自从大连来看望姐姐，青年点同学也是惊奇又高兴，我和几个女同学特地下午请假带小毅走了12里山路到普兰店镇玩，（当年知青最高兴的事就是有时间能到镇上玩和到浴池洗澡，小毅来了可以有借口请假陪小客人，也不管小毅从大连折腾半天来了会不会累）我们女同学到普兰店后去浴池洗澡，就让小毅这个小男孩静静地在外面等待，报酬就是请小毅到饭店吃顿水饺。 晚上又走了16、7里路，这回是走公路，送小毅回到建生那个生产队，与这些知青哥哥们睡火炕、烀大饼子吃咸菜、清水煮茄子……到农田去体验农活。

所以小毅从小自立能力就很强，小小年纪走南闯北，去过广东、安徽…独自到农村探望了哥哥姐姐，也为他今后远渡重洋留学、打工、扎根打下了基础。

　　1975年6月的阿嫲（奶奶）和小毅，阿嫲已经老了 ，每次能到大连来对我们家帮助都很大，那时候我与建生还在农村，哥哥上班，爸爸妈妈都很忙，大连的细粮是定量供应，其它就是苞米面，中午阿嫲想办法给小毅调剂伙食保证营养，晚上就提前给准备好菜品方便妈妈烹饪。

阿嫲每次到大连时间都不长，这次待了两年，其后我和建生都抽工回大连了，1977年恢复高考，爸爸拿回复习资料，我们家就自然成了建生和同学们备考的学习小组，他们白天上班晚上过来复习，互相鼓励打气。阿嫲非常有趣，说看到你们高考复习非常紧张，她夜里做梦都梦到自己也去高考了，这就是给大家鼓劲！高考结束了，在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录取比例中，建生和复习小组的同学们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阿嫲比这些学生们都高兴，阿嫲就要回广州了，我们都非常舍不得。

建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写信告诉大伯伯，大伯伯高兴的回信：“可喜，可贺，争光，争气！”

建生考上大学的同学们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在我们家高考复习的岁月，感谢建生和我们家给予的鼓励、帮助和支持。

妈妈1978年到广州进修，爸爸适逢出差也到广州，在火车站合影。

20世纪70年代末爸爸兄弟4位，全穿中山装。

　　我们兄妹3人下乡，20世纪70年代陆续地抽回来进工厂，1977年恢复高考，爸爸妈妈坚信“知识改变命运”，鼓励我们，帮助找复习资料，建生、哥哥、小毅先后考上大连工学院，我在职读了财经大学专科、本科，爸爸妈妈乐坏了。

20世纪80年代我们先后成家了，这是1980年夏天，堂弟小鴒到大连参加大哥的婚礼，看望爸爸妈妈，8月18日在育英街后院我们自己盖的小屋前拍摄。当年的年轻人结婚，都是单位分配住房，因为大哥刚结婚分配不到房子，我们兄妹几个到处寻找材料、搬砖瓦，请我同事帮忙，兄妹几个当小工搅拌水泥和沙子，在后院盖了两间房子，还盘了火炕，挺了不起的吧。

第一次拍彩照， 照片前排左边小毅，爸爸、妈妈，后排左边依次小鴒，我爱人、大哥、大嫂、我（怀孕了，几天后就当妈妈了）、建生。

后面的背景就是我们自己动手新盖的两间房子。

　　同一天我们兄妹与爸爸妈妈的合影。

小毅1981年考上大连工学院在校门口。

小毅在大连工学院读书期间。

　　爸爸妈妈当上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又和两个调皮蛋打交道了。

妈妈1983年春天因为乳腺病做了手术，身体一直不太好，坚持上班3年后因为病情复发到广州诊治治疗，后来3年就一直在广州和大连之间往返，如果妈妈在大连，每周日（那时是6天工作日，每周只休一天）我就带令勇去看她，妈妈那时在医院已经是出专家诊了，挂她的号很贵的，妈妈开玩笑说令勇，姥姥这个专家照看你一天得多少钱呐。

在体育场 妈妈，小毅，令勇在后院窗外新盖的小屋前。

在斯大林广场，后面的苏军塑像很清晰。

在星海公园。 1987年8月23日拍摄于斯大林广场。 建生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妈妈到北京和孙子北北。

爸爸和建生、北北。

1983年10月9日爸爸和大连工学院的老同事们在金州响水寺。

爸爸陪妈妈在广州养病期间。

　　爸爸妈妈和五姨，爸爸陪妈妈在广州治病和养病期间一直住在五姨家，得到了五姨和姨丈的无微不至照顾，妈妈病重病危在医院住院，五姨腿脚不好，还每天坚持给妈妈和我们这些陪护的人员送饭，送汤，我们非常感激她。

妈妈和五姨。 1985年11月妈妈和爸爸拍摄于广州白天鹅宾馆大厅。

1984年春节我带令勇随爸爸回广州探亲，和大伯伯，大姐姐，孙颖合影。

到佛山和二伯伯家人合影。

佛山和二伯，小平合影。

到中山与阿嫲，大伯伯，大伯娘，大姐夫，孙颖，小玉夫妇，孙虹合影。

1984年小平夫妇旅行结婚到大连在港湾桥与爸爸、大哥、小毅合影。

　　1986年大哥大嫂带志翔到广州，佛山，在二伯伯家吃饭，和大伯伯、二伯伯二伯娘全家合影。

1985年12月大伯夫妇，爸爸妈妈，四叔夫妇，五叔全家在深圳湾公园。 建生1985年出差广州，正逢爸爸陪妈妈养病也在广州，与阿嫲，大伯，大伯娘，二伯，四叔，小鴒，小明夫妇合影。 大伯，爸爸妈妈，四叔四婶，小鹏在花园酒店门前。 爸爸妈妈，四叔四婶和小平夫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嫲和4个儿子在大伯家。

阿嫲的4个儿媳。

二伯和爸爸。

1986年8月爸爸妈妈和四个儿女及家人在大连团聚了，8月7日摄于斯大林广场。

1986年8月9日拍摄于育英街家门口。

爸爸妈妈高兴地与孙子外孙们在一起。 令勇，志翔，北北。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与爸爸妈妈合影。

　　妈妈因病身体很不好了，在广州治病。1988年8月22日，舅舅从广西过来看望妈妈，妈妈、舅舅、五姨在五姨家中合影。

1988年9月，妈妈在广州病重，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爸爸一直陪伴妈妈，哥哥正好在广东工作，我和建生分别从大连、北京赶来，我们几个轮流日夜护理妈妈，但是10月份妈妈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放声恸哭，悲痛万分。

虽然妈妈已经离开33年，但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举止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在昨日。

　　1991年爸爸和四叔、五叔、五婶分别从大连、合肥、香港过来在广西苍梧寨村老宅，离家几十年后他们又回到老宅。

爸爸，四叔，五叔，小鹏，小明，小平摄于苍梧故居后院。

1998年大哥也来到老宅。 1998年大哥和小平与老宅村里的孩子们。 　　1992年我爱人单位分配了新房子，搬新家后爸爸来做客，我们三口与爸爸合影。

　2006年3月爸爸80岁生日，大哥大嫂、建生、小毅从全国各地、国外赶回来給爸爸祝寿，爸爸非常高兴，小毅抓拍。

　　第二天来到了体育场的五环合影，因为五环下就是我们居住几十年的育英街旧址。

　　又来到了大连理工大学，这是爸爸工作一辈子的学校，也是大哥、建生、小毅们的母校，好多年没到这里了，思绪感慨万千，两代大工人，3个大工毕业的儿子奔赴各地，在各自的岗位各显神通，爸爸感到很欣慰。

　　爸爸的第三代在成长，爸爸对孙辈们也是谆谆教导，告诉他们要努力读书、自强自立，第三代外孙、孙子除了岁数还尚小的凯文都是大学毕业，在各自岗位中发挥才干。

2012年9月令勇结婚了，3个弟弟从外地赶来参加婚礼祝贺。

小毅已移居美国，2014年全家在美国旧金山家中。

　　2015年爸爸妈妈第四代（我小孙女）斯蓓出生了，那年小毅全家从美国回来，与爸爸，大哥大嫂，我全家合影。

吃饭时小孙子凯文推爷爷进餐厅。

爷爷心爱的小孙子凯文爱搞怪，拿爷爷拐杖当金箍棒。

　　2016年春节除夕，爸爸和大哥,建生在家里，大嫂做的菜很丰盛，爸爸和儿子们多开心。

　　爸爸很喜欢重外孙女斯蓓，2016年春节家中在移动电脑上给斯蓓讲解。

2017年夏天，小毅从美国回来带凯文看爷爷，爸爸我们4人在崇山街家里。 　　2017年7月29日我们陪爸爸到大连东港威尼斯水城游玩，爸爸与小儿子，小孙子。 爷爷和最小的孙子。 　　凯文推着爷爷慢慢地走，仔细地看。 91岁的老教授，老寿星可开心了。

小手牵大手，爸爸和重外孙女手拉着手。

　　四世同堂，爸爸与大哥、小毅、凯文、我们全家在东港合影，留下了难忘的影像。

过了几个月，91岁高龄的爸爸与世长辞，我们兄妹泪如泉涌，爸爸、妈妈在天堂相会了。

　　年轻的时候爸爸风流倜傥，妈妈风华绝代，在著名的中山大学一个学工程一个学医，他们当年的成就是我们后代所无法比拟的。

敬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永远怀念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