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甲天下 光耀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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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张秀山同志诞辰110周年时

李增民

　　2021年10月11日上午, 中共神木市委、市政府在神木市党政大楼举行座谈会，纪念张秀山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由中共神木市委副书记索军虎主持，中共榆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德超出席并讲话，中共榆林市委常委、神木市委书记杨成林出席并致辞；中共榆林市委原副书记李涛、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志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处长王金强、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王东以及神木市级领导杨晓琦、李文江、毛晔、丁炜、马智磊、刘小波、张海娥出席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外孙陈汉洲和李天佑上将之子李亚明，有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刘志丹、谢子长、王兆卿等的后代，有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重要贡献的高岗、张秀山、张邦英、王恩惠等的子女，以及习仲勋亲属，有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陕北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李鼎铭的后代；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北京、西安等地的党史专家学者，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和陕北）老前辈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南梁纪念馆、延安西北局纪念馆、绥德地委旧址、辽沈战役纪念馆、陕甘红军纪念馆负责同志应邀参加座谈会，应邀参会的还有黄土情联谊会、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部分成员。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张秀山生平视频，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军事专家王晓建、张秀山之女张元生分别进行了发言。神木市级领导马智磊、刘小波、张海娥代表神木市接受革命老前辈后代赠送书画。

　　座谈会开始之前，参会人员还统一前往神府革命纪念馆瞻仰了烈士陵园，并在中共神木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丁炜主持下，共同向神木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

　　我以和张秀山老前辈有着近70年友谊的老同学、老战友王兆相将军的警卫员、黄土情联谊会会员、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常务理事三重身份，带着耀州老区人民对张老的深情思念，应邀参加了“纪念张秀山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系列活动。

（张秀山（中）和王兆相、刘静合影）

　　1982年7月，我被组织从总参某部维护一大队选调到兵总部机关工作，担任王兆相将军的警卫员，陪同王老将军的日子里，老将军经常回忆起战争年代的人和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对张老前辈的念叨，将军常说：秀山对党忠诚，是典型的陕北汉子，为人耿直、忠厚；秀山对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功不可没；秀山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从那时起，张秀山，这位隐没在历史烟尘中的革命家，和他那动人心弦的红色往事，就全都牢牢刻在我的脑海里。王兆相将军和夫人刘静骨灰被送回老家入土安葬后，每次我到神木为老首长扫墓时，都要前往神府烈士陵园向张秀山老前辈铜像敬献花篮，以寄托自己对张老的崇敬之情。

（参观张秀山故居）

（参观神府红军纪念馆）

　　（参观刘志丹东渡黄河纪念馆）

神木的金秋是壮美的，在主办方安排下，我随同参会人员先后参观了张秀山故居、神府红军纪念馆、刘志丹东渡黄河纪念馆、神木市展览馆，听了讲解员深情的解说，我对神木这块光荣的沃土上曾发生过的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神木，1927年就创建了党组织，1934年就创建了红色政权，开辟了神府革命根据地，是我党在全国保存下来为数不多始终未被敌人清剿的红色根据地之一。神木，在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和优秀的共产党人，张秀山老前辈就是其中一位。

张秀山，曾用名张绍武、张鸿毓， 1911年7月18日出生在今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桃柳沟村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榆林中学，带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曾任佳县同乡会领导人。1929年3月底，由黄培中、李彦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经党组织批准，转为共产党员。1930年被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宁夏、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的生涯。在甘肃靖远，张秀山组织和领导了甘肃警备第三旅部分官兵的武装起义,并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为在西北地区建立党的武装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1932年7月下旬，张秀山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受训四十余天，系统学习了开展北方游击战争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8月底，张秀山返回西安后，按中共陕西省委安排，负责了一段杨虎城部队的兵运工作；10月底，张秀山向省委申请到陕甘红军游击队工作；11月初，经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长贾拓夫批准，张秀山前往耀县照金，开始了红军革命的新征途。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在宜君县转角镇成立，张秀山任步兵连连长，当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身份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和红二团政委杜衡强令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离开部队去上海学习时，张秀山和王世泰等人顶着杜衡的压力，坚持和要求把刘志丹留了下来。虽然刘志丹职务为红二团政治处副主任，但实际是陕甘红军的主心骨。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在刘志丹正确指挥下，红军突袭宜君焦坪民团，首战大捷，极大提升了全军士气。随后红二团向西出击，消灭了照金、旬邑的反动民团，使游击区逐步扩大；接着直插旬邑、淳化边界，相继消灭了铁王镇等多股反动民团，肃淸了照金周围的反动武装。红二团还协助地方党组织做群众工作，领导群众打土豪，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建立了香山、旬邑、淳化等五支游击队，使红军有了初步的立足之地。

红军的初步胜利，冲昏了杜衡的头脑，其“左”倾冒险主义病发作。他不顾红军力量尚弱和无重武器装备的现实，不听刘志丹、张秀山等人的劝阻，下令进攻与红军已有“互不侵犯”关系，曾给游击队提供武器、给养和情报的庙湾镇民团。那次激战中张秀山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多亏李妙斋等人的悉心照料、大胆救治，才把张秀山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张秀山在照金芋园游击队驻地休养了三个多月，伤口才得以愈合，但疼痛仍未根除，行走不太方便。1933年4月初，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决定送张秀山到西安进行彻底治疗，适逢刘志丹带领红军返回照金休整，得知消息后，刘志丹亲自给张秀山筹集了路费和医药费，并派专人护送张秀山安全抵达西安。

1933年5月间，张秀山伤口基本痊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他仍回红二十六军工作。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让他转告杜衡省委的意见：红二十六军要坚决执行创造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要开展广泛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围剿”。在途经三原武字区时，秘密交通人员把他护送到了位于太和堡的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因时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培述闹情绪要求脱离部队，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希望张秀山留下担任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留下后，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奇袭鲁桥镇、伏击耀县至三原公路上的敌人汽车等几次战斗，都取得预期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渭北游击队的士气。

1933年5月底, 渭北游击队与红二团在心字区二台子会合后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问题。联席会议上，张秀山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意见，明确提出不同意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意见，但杜衡固执己见，空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他指责张秀山没到渭北根据地几天，就有“渭北本位主义”的思想，不顾大局，甚至欺骗大家说，“你们一过了渭河，渭华的群众就会来欢迎你们”，等等，顽固地坚持“左”倾冒险主义，使张秀山等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6月1日，红二团一渡过渭河，就遭到敌警备第一旅和特务团的追堵，当战至蓝田张家坪时，部队被众多敌军包围，虽经全体将士浴血奋战，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100余名红军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其余人员在突围中相继走散。红二团兵败终南山，是陕甘红军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失败。

中共陕西省委得知红二团失败的消息后，即于7月决定把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红四团，以积极进攻消灭反动的地方民团，配合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张秀山按照中共陕西省省委指示，火速回到照金，接替负伤的习仲勋担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并被增补为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和习仲勋、李妙斋等人带领游击队把照金根据地坚强地支撑下来。王泰吉骑兵团起义失败后，在敌人强大军事“围剿”下，王泰吉骑兵团余部和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相继撤退到照金苏区。7月28日，杜衡在西安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大批共产党员惨遭不幸。8月，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六个团兵力，对渭北苏区进行残酷“围剿”，渭北苏区损失殆尽，红四团被迫撤离，亦北上照金苏区。敌人大兵压境，照金苏区处于紧要关头。1945年7月14日,张秀山在西北历史座谈会上发言时回忆道：“那时，红军失败、党组织被破坏、苏区垮台，全被杜衡‘左’倾机会主义这些叛徒搞完了。我在报纸上天天看到这种消息，感到非常痛心。这是二十六军咬紧牙关的时期，西北革命处于惨痛的失败中。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悲观失望就出来了。他们认为红军在陕北不能发展，只能打游击；陕甘特委只能领导游击队，不能领导红四团。主张红四团分散打游击，不能建立根据地。而我们认为，我们还有军队，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指挥，把我们的基础搞起来，红军就能发展壮大。”

　　为组建统一的陕甘红军军事指挥机关，巩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根据地，加强陕甘红军建设，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作出了三项正确决议：一是坚持并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恢复红军主力。二是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集中指挥三支武装力量。三是制定了陕甘边红军“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正确军事战略方针。

陈家坡会议，是在陕甘边革命斗争连续遭受严重挫折，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战略转折意义的关键性会议。会议初步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开始重新确立起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为随后召开的包家寨会议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是包家寨会议的预备会，对于陕甘边党和红军确立正确的思想、组织路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张秀山作为陕甘边特委委员，和秦武山、习仲勋共同主持召开了陈家坡会议，他和习仲勋一道以富有远见的政治卓识，统一了对汇聚根据地的各路革命武装的领导，确定了继续坚持并巩固、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使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为恢复与重建红二十六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北革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和张秀山之女、黄土情联谊会会长张元生在座谈会会场合影）

　　1933年10月中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大本营薛家寨失守。张秀山和吴岱峰率领游击队在掩护中共特委机关突围后，继续在七界石、石门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1月下旬，北上柴桥子，与红军主力会合。先后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兼骑兵团政委、红四十二师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西北工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北军委供给部长。在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指挥下,张秀山率部和兄弟部队转战千里,沉着应战，连战连胜，用了一年多时间，将红色根据地扩大到30多个县,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员发展到4000多人,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目的地确立在陕北奠定了基础。作为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根据地的重要创建人之一,张秀山为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出生入死,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6年3月，中共中央调张秀山到中央直属的神府特委工作，先后任组织部部长、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期间，他带领神府军民艰苦奋战，组建了神府红军独立师，并力挺王兆相担任神府红军独立师师长，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从容不迫地粉碎了敌人的残酷围剿，恢复和发展了神府根据地，使我党创建的陕甘宁边区的北方前哨阵地坚不可摧，成为晋绥边区抗战时期牢固的后方基地。

抗战爆发后，张秀山历任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秀山被派到东北，历任中共松江省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哈尔滨市卫成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张秀山历任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东北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等职。1979年1月,张秀山就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分管全国林业、农垦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坚决支持农林战线上的各项改革,率领农林部门人员到十几个省区深入农村、农场和林区调查研究。为了抓好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他多次深入“三北”地区进行考察。另外,他为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推动林业建设,为落实下乡知识青年有关政策、处理知青遗留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晚年,他还担任过国务院农业研究中心顾问,为农业农村建设问题献计献策。 1983年全党整风中,张秀山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专职委员,为加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会议上,张秀山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退居二线后,张秀山和伍修权等其他老同志不辞辛劳领导主持了《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工作和辽沈纪念馆的筹建工作。

　　（张秀山和习仲勋合影）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同志在北京病逝。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人民日报》报道张老逝世消息时的一段文字:“张秀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光辉战斗的一生。他为西北革命,为东北的解放和建设,浴血奋战,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5年10月，在陕甘边进行的错误肃反中，张秀山被关押，几遭毒打，他激愤地说：“我死，没有问题！二十六军创造不容易，它是许多同志头颅换来的呀”充分凸显了他顾全大局、舍己为人、为党尽忠的高贵品质和感人的生死担当精神。1997年8月，张秀山去世一周年，习仲勋、伍修权、马文瑞、张策、张邦英、马洪共同撰写了《浴血奋战陕甘，呕心沥血松辽—深切怀念张秀山同志》一文，称赞他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习仲勋在为张秀山的遗作《我的八十五年》序言中写道：“我要说，秀山同志是一位正直的人。战争时期的情况书中已经讲述，我仅说解放后的两件事：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彭、黄反党集团’问题，秀山同志被接到北京参加揭发彭德怀同志的会议，在会上，他没有发言;‘文革’期间，造反派要他参加造反，他俨然拒绝，他说：‘要说造反，我30多年前就造反了，不过那是造旧社会的反，我不能参加你们这种造反。’从秀山身上清楚地看到他光明磊落、为人质朴的可贵品格。” 2007年第4期《中华魂》杂志上刊登的《我和张秀山的革命友谊》一文，倾注了我的老首长王兆相将军对老同学、老战友张秀山无尽的思念之情，将军感叹地说:“秀山无论是身居要职,还是在挫折的困境中,他都坚信党的领导,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作者和王兆相之子王延生（左二）、军事专家王晓建（左一）、王兆相孙女王薇合影）

　　王兆相将军的儿子王延生大哥曾动情地告诉我说：秀山叔叔是个特别重战友情义的人，我的堂哥、王兆卿烈士的儿子王黎明，和我大姐王利华从上延安保小、延安中学到抽调东北培养深造，都得到秀山叔叔无微不至的关照。秀山叔叔在东北工作时，还先后把刘志丹烈士的女儿刘力贞、谢子长烈士的儿子谢绍明、杨琪烈士的儿子杨廷藩接到自己身边，安排他们上学读书，帮他们找对象，倾注了慈父般的关爱。刘力贞大姐的婚礼和我大姐王利华的婚礼都是秀山叔叔操办的。秀山叔叔对革命烈士子女的关怀，对革命战友的深厚友情，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

（张邦英之子、著名画家张亚东，杜斌丞之孙、陕西省杜斌丞教育思想研究会会长杜芳滨向神木市委、市政府赠送墨宝）

（开国少将王兆相孙女、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秘书长王薇向神木市委、市政府赠送红色书籍）

　　中共神木市委、市政府举办“纪念张秀山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系列活动，不仅对弘扬神府革命历史、赓续红色血脉有着重要意义，更有助于我们通过怀念张秀山等革命先辈，汲取精神财富，补足信仰之钙，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依照习近平总书记在《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强调的“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2021年10月12日晚完稿于神木市恒源国际酒店

　　作者：李增民，中共党员，铜川市公安局耀州分局四级高级警长、黄土情联谊会会员、延安延水情公益促进会常务理事、同官红色史料征集办公室特约文史员。

　　同官红色史料征集办公室是经政协铜川市王益区委员会2020年3月主席会议研究决定，设立于王益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内设机构。主要职责是（1）搜集有关原同官地区革命历史的资料、文件、回忆材料；（2）走访与原同官地区有红色渊源的革命后人和红色事件知情者；（3）整理、编撰红色文史资料；（4）联系各地政协文史委员会，收集各地政协文史读本；（5）组织开展红色文化宣传交流及联谊活动。

办公地址：铜川市新区金谟西路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