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这一个是好球

刘丹（广州）

【原创随笔】 但愿，这一个是好球 文◎ 刘丹 一 当我还只是两岁半的幼女时，就被终日忙于工作的父母送到机关保育院去全托了。第一个学期结束，保育院老师在我人生的第一份档案上，写下了“口头表达能力强”的评语。此后，这一评语便贯穿了我三年保育院生涯的始终。我成年后，经由我妈为这句评语追加的注释，还有我较为清晰的记忆都证明着，本人最早的文学创作，大概始于我的幼年时期。 在与我同龄的幼儿们心里，全托的“全”字，大概是我们单纯的世界里最为令人讨厌的字眼了。它规定我们在一周的七天中，有六天的白日与黑夜，全得在保育院度过。吃饭没有人哄着你吃，睡觉没有人搂着你睡，感觉就是被大人们抛弃了。于是，哭声震天，就成了我们对这个全托所做的最不满、最强烈、最顶格的表达。 当我发现，自己那尖细的嗓音，完全被其他小伙伴嘹亮高亢的哭声所淹没，我有了强烈的不满与愤怒！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接着站起来大叫：“别哭了！吵死了！”一屋子的那片哭声居然被我给震住了。叫停别的孩子的哭嚎，是想突显自己哭声嘹亮。正当我想要扯起嗓子重新开哭时，我隔壁床的女孩儿小声说：“你讲故事吧，我们在家都是听妈妈讲故事才睡觉的。”这一提议，让我将大哭特哭的意图弃之不顾，然后迅速进入讲故事人的角色里。 正好前几天，在家里听爸爸讲过独伊的故事，于是，那天晚上，我把那个叫独伊的女孩，如何跟着妈妈在国民党监狱里坐牢，又如何被共产党人营救的故事，声情并茂地复述了一遍。全班小朋友静静地听着，靠了独伊（等到我长大后，才知道独伊是瞿秋白的女儿。）的故事，全班的孩子们安然入睡了。 以后，晚上给小伙伴们讲故事，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项目。毕竟爸爸妈妈讲的故事有限，不够我去填充保育院里的那么多个漫漫长夜，后来，从上中班时起，我开始自编故事来哄同伴们入睡了。那时我的小床靠窗，那天晚上，听着外面芭蕉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我随口就说：“今天我讲芭蕉精的故事。” 我塑造的芭蕉精是个女鬼，穿着长长的绿裙，长着一头拖地的绿头发，眨着一双大大的绿眼睛，她伸出的舌头也是绿色的，而且很长，长到可以把好哭的小朋友卷起来带走…… 芭蕉精还没来得及卷走小朋友，我所在班的小伙伴们倒是蹑手蹑脚地全走出去找老师了：“我们不想在那间房睡觉，刘满敬（我的曾用名）说有芭蕉精！” …… 到了小学一年级，刚学会拼音字母，我等不得学会汉字，便急于向世界进行表达，我异想天开地以拼音字母们拼出了《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交给教语文的宋自发老师后，他当场在拼音字母下标出汉字，居然文通字顺。宋老师既惊且喜，当即拿回办公室去让语文教研组的其他老师传看。最后，据说是教导主任出主意，将我那封颇有创意的拼音信，用红纸抄正寄往北京。 北京有没有回应我没有印象了，但是，宋老师对我说的“好好学习，你将来去当作家”这句话，却牢牢地长在了我的心里。 其后，从低年级到中年级，再到高年级，我一直是语文老师的得意学生，我的作文常常被老师们拿到课堂上诵读。升入初中一年级的第一篇作文，语文老师陈石荣让我们自由命题。我写下题为《足迹》的作文后，陈老师居然给了我99的高分——这让我的作家梦愈发地“爆棚”了。 二 我的小说创作，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 那时，正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作为女性，我更多关注的是，身处动乱年代里女性的恋爱、婚姻及其家庭的状态。我发现，那个曾经颠倒错乱的年代，有多少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志向追求、个人素质以及做人准则都大异其趣的青年男女，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绑架，被迫去与一个完全不般配的他（她），别扭，憋屈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记得当年，我以一天业余时间手写五千字的速度，一气呵成了一万五千字的短篇小说《茧囊》。小说讲述的是，一对在文化以及观念上格格不入的夫妻，凑合着过日子的种种不满与不甘；妻子后来遇到真正心仪的已婚男子，却又顾忌世俗而双方无法靠近的故事。我将稿子寄给了省级文学刊物《广西文学》，不久，我接到该刊编辑的电话，约我第二天下午到编辑部去面谈。 我在《广西文学》编辑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小说组的正副组长潘荣才和李竑两位前辈。那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与我的小说无关，但是与文学有关。他们问我，平时都读过什么书，最推崇哪位作家的作品，等等。那次聊家常似的谈话让我觉得，他们是想确认，《茧囊》那篇小说究竟是不是我写的。因为那时，我所在的城市早已形成一个稳定的小说作者群，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突然浮头，让人疑惑是否抄袭别人的小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那天很轻松，有问必答，且答得还很靠谱。两位组长交换了一下眼神，最后，他们才告诉我说，拟采用我的小说，但是篇幅有点长，需要删减至八千字左右。 两位前辈很民主，潘荣才问我：“你看是把稿子留下来，由我们的编辑来删减，还是你带回去自己操刀？” 李竑却直截了当地说：“你还是把稿子留下来吧，我担心你没有经验，把不该删的删了，而该留下来的文字却被你删掉了。”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答：“这一稿我不要了，我回去重新写一篇交给你们吧。” 两位前辈这时异口同声表达着这样的意思：还是保守也保险一点的好，你先把这份稿子留下来。我们等你回去另写一篇，到时候比较一下两篇作品的质量再做定夺。 周末挑灯夜战，再加上一个完整的星期天，一篇全新的《茧囊》脱稿了。八千字，不多也不少。开头那段自以为很“抓人”：“我结婚了！我笑着迎来一批批贺喜的人们。但是，我知道，此时我脸上的笑，一定比哭还难看。” 将稿子直送《广西文学》编辑部，李竑老师让我坐在一边，等他看我送来的那个新稿。末了，他说：“不错，这一稿比第一稿好很多呢。”接着，他拿起钢笔一挥，在我的原标题上加了一个“梦”字，之后，他签发了发稿单。这一切是那么的快捷与简洁，直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像是做了一个梦。 打那以后，我的小说创作进入“井喷”期。《高山流水》、《微波从这里发出》、《情满歌圩路》、《穿过雷雨，穿过夜幕》、专著《第三者：玫瑰色的幽灵》等等相继问世，而且是百投百中。我每有新作发表，总要在当地的文学恳谈会上引起文友们的热议。我便这样挺进广西作家协会，成了一名省级作家。 后来有一次，我在《广西文学》的院子里碰到一位前辈，他说他正要找我谈一次话，让我跟他到他家里去坐一坐。在他家，我见到了一位老妇人，一头花白的头发，一脸深深的皱纹，还有，一口土土的桂东南乡音。她那样子让我以为，她是前辈的母亲，刚从乡下来。没想到，前辈当时介绍说：“这是我爱人，我下放到农村后，她同我结婚，并且跟着我吃了不少苦。我落实政策后，她随我来到了省城。” 看到我愣在那里，前辈又说：“她听不懂普通话，不识字，她全部的心思，都用在照顾我们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上。她每天下午都要在菜市场收摊前，赶去买几分钱一斤的烂菜叶回来。我说她多少次都不听劝，有一次，我把她背回来的烂菜叶扔进垃圾桶，她居然哭了很久。” 看到那位前辈风流倜傥，想着他那一手锦绣文章，却要同这样一个没文化、没开化、没情趣的女子朝夕相处，身处文学金字塔里的前辈该有多么痛苦！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前辈从来没有在他的小说里，涉及过他的婚姻与家庭。 随后，前辈对我谆谆善诱：“如果我要写类似你那种题材的小说，我是不是有比你深刻的痛苦可写？但是，我建议你不要再去关注茶杯里的风波，毕竟，感情生活不是人类生命中的全部。你不妨站得高一点，把眼界放开，把格局放大，到那时你或许会觉得，另有一番景象在眼前。” 前辈这番话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大到我几乎不敢再写小说！摈弃自己驾轻就熟的狭义的女性题材，将我笔下的小女子，放到时代的大背景去历练，从而闯出一条文学创作的新路径？谈何容易！索性挂笔，暂停小说创作，专心一意地在新闻采写的主业上下功夫。 三 再次有了写小说的强烈愿望，是在1986年。 那年五、六月间的一天，我在家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大约三四点钟的样子，我妈妈从她办公室里带回来一个男人，并且把那个男人交给我，说是我的叔公，要我招呼他喝水抽烟外带准备晚饭留叔公在家里用餐。 我妈继续去上她的班了。叔公告诉我，他是我外公的弟弟。 这让我深感意外！ 从我懂事时起，外公就没有被人提起过。仅有的两次与外公有关的话题，一次是老师上的生字课里，有外公这个词。于是，我回家问妈妈：“我有外公吗？谁是我外公？” 妈妈说：“你的外公……在家乡搞生产。” 我又问：“为什么外公要搞生产，外婆不用搞呢？” 妈妈显然不愿多谈外公，她说：“快吃饭！一个小孩子，怎么话多过米去？” 另一次是外婆没有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妈妈到外面去找外婆。谁知道妈妈这一出去就很久没回来，我被爸爸派去做后续的“催兵”。在我家窗后面的芭蕉树下，我找到了妈妈和外婆。只见外婆痛哭失声，妈妈也在一旁陪着掉泪。 我吓坏了，赶紧一声不响地回家，把见到的情况告诉了爸爸。我问：“她们这是怎么了？” 爸爸难过地对我说：“你外公……死了。” 我追问：“是搞生产累死的吗？” “不是，是……病死的。”爸爸说这话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在哼哼。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得以从叔公的口中，听到了真实、完整的关于外公的故事——我可怜的外公，不是病死不是累死，他死于急于表现自己的人们的乱拳、乱脚之下！ 那一天，我涕泪滂沱！ 那一天，我发誓：一定要考出好成绩！一定要上大学！因为叔公告诉我，外公是个勤奋好学的人。我唯有考上大学，才能告慰外公的在天之灵！ 那一天，我还发誓：一定要把外公的故事写出来，不要让人间再重演他那样的悲剧。 第一个誓言我很快就做到了，叔公走后不到三个月，我先后接到了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现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编导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最终，我选择了到广州去求学。 第二个誓言我没有马上践行，之前一直擅写微型小说和短篇小说的我，究竟有没有写中篇小说的功力？我一时没有把握。 在暨南大学攻读新闻专业期间，我萌生了写“无名镇风情系列”的念头，外公的故事将位列其中。但是打头的那一篇，仍然是我写来得心应手的短篇小说。 那年五一假期，同学们全都回家度假去了，暨大真如苑101室只剩下我形影相吊——多好的写作环境——这让我欣喜若狂！我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不眠不休大做脑力劳动的结果，是在五月二日清晨码出了一万二千字的短篇小说《没种和有种的男人》。文既成，趁热打铁，对全文进行“洗洗涮涮”。那时没有电脑，拙作只能手抄。五月三日，我用复写纸一式三份抄正。当天，赶在邮局下班前，将小说稿寄往湖南文艺出版社旗下的大型文学期刊《芙蓉》。五月四日清早，我便一脸云淡风轻，坐在新闻系的阶梯教室里，听绰号孙有才的老师讲古汉语的之乎者也。 谁都不知道，我写下了一篇怎样的小说，这个小说发表后，引发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稿子寄出大约半个月后，我接到一封来自长沙的电报：大作甚佳！本刊拟在第四期刊发，恳请勿作它投。芙蓉杂志余开伟。 当我的同学在广州暨大校园里，传看刊发我的小说的《芙蓉》杂志时，远在长沙的责任编辑余开伟遭到了非难。其时，举国正开展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没种和有种的男人》被当地有关部门自查自纠后，定性为污染之作。作为责任编辑的余开伟，被责令写检讨。 我闻讯立马赶坐夜班火车急赴长沙，拟救余开伟先生于水火。清晨抵长，我直扑出版社宿舍而去。敲开余宅大门时，一个瘦高个的眼镜男问我：“你找谁？” 我答：“我找余开伟先生。” 眼镜男再问：“你是谁？” 我再答：“我是刘丹。” 此时，眼镜男因为陡然睁大双眼，令到眼镜从鼻梁处直接出溜到鼻尖上，他一边把眼镜往上推，一边惊呼：“你怎么会是刘丹？你不可能是刘丹！” 我问：“你是谁？” 他说他正是我要找的余开伟。 我递上身份证：“请验明正身，如假包换。” 余先生在人与证件间左看右看，半晌，把证件还我：“大胆女子！你怎么敢写这样的小说？完了完了，我发了一个女作者的污染之作，这下，我不知道人们会做什么样的联想了。” 我平静地说：“请允许我去向贵刊贵社直至省宣投案自首，请他们将所有的罪与罚都赐予我。文责自负，与阁下无关。” 余先生很快恢复了平静：“你这个小说很棒！只是，我真没想到它的作者是女性。事发后我再三细读大作，我是真看不出它有什么问题。现在，我送你去火车站，你怎么来的怎么回去。你别在这里给我添乱，请你让我心无旁骛地去为这个小说据理力争！” 后来，粵湘两地的批评大家摇笔助力，以正方反方的争论文章，共同将《没种和有种的男人》推上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品与争鸣》的头条位置，纾解了湖南有关部门因担忧引发的焦虑，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 《羊城晚报》文艺部主任何龙先生写的评论，其中最后一段大大地激励了我：“刘丹对她的《无名镇风情系列》的首篇《没种和有种的男人》并不满意，她说她将写好后面的文章。我们有理由相信并期待着刘丹的‘下一个是好球’！” 四 学成回来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文友黄晓昱每天下班后，都到我工作的电视台门口，等着陪我一起骑车到我娘家大院的门口。在路上，他说了很多他在文学上的见解。后来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刻痕，并且起了催我奋进作用的，是这样一段话：“学中文的做新闻人，其新闻敏感不如学新闻的人；但是，学新闻的思想深度，远不如学中文的。学中文的写新闻，因为有思想深度而耐读，此外，还能写好看的小说；而学新闻的写小说，还真没见过几个能写得很好的。” 黄晓昱是中文系毕业的，言语中难掩他对这一出身的优越感。 当时我没做声，对“黄氏观点”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然而，我心底有样东西被黄晓昱搅动了。那就是我倒要试试看，学新闻的自己，究竟能否写出有深度，有分量的小说？所谓人激志则宏，说的大概就是我的这种状态。 “下一个”尚不知是不是“好球”的炮制，是在1996年的深秋时节，我动笔写《孤魂》。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也是我用情最深的作品。写作过程中我忽然觉得，从孩提时代我自编故事哄小伙伴们入睡，我用拼音给毛主席写信，我的作文被老师当做范文诵读……时起，我所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文学的追求与知识的储备，全是为了写作以外公为创作原型的《孤魂》！甚至，我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向世人讲述《孤魂》的故事的！ 当时那份虔诚，那份谨慎，以及那份不知由来的自卑，让我不敢贸贸然地将写好的中篇《孤魂》投出去。理由竟然是既怕退稿，又怕作品问世后，再像《没种和有种的男人》那样引来物议汹汹。我不愿惊扰外公一辈子都未曾安宁过的魂灵，我愿外公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直到2007年底，李一安先生知道我有一个被自我封存的中篇，并且知晓这个中篇的故事梗概后，建议我“可投《北京文学》一试”。其后，我才将在电脑里存盘了11年之久的《孤魂》投了出去。 2008年1月，南方遭遇罕见的极寒天气。那天早上，《北京文学》的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先生给我打来电话：“《孤魂》这个小说很有分量，我们将在今年第四期的头条位置刊发。”那一刻，我沸腾的热血，足以消融那个冬季的透骨奇寒。 出乎我意外的是，小说问世后，人们对《孤魂》是一边倒的肯定。这让我有了一份惊喜：我们的社会开始变得理智，宽容，时代，在不知不觉中进步了。 “无名镇风情系列”我写了五篇，除了已经发表的两篇之外，其余的我没让它们见天日。也没将那几篇小说收入我的小说集里，原因是我对它们极其不满意。还有早年写的那些处女作、成名作等等，如今竟都让我羞于见人，也没有被收入书中。 五 全书“杀青”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广东文坛三位姓李的先生。 曾经，原花城出版社总编辑、原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诗人李士非，听说我在单位转做经营工作后就不再写作了，很是替我着急和惋惜。他每次见到我，或者是通过电话总要劝我说：“经营工作是谁都能做的，但是小说就不是谁都能写的了，你还是继续写你给我讲过的那些故事，那是多好的小说题材！” 2008年4月20日，我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去探望刚刚被医生抢救过来的士非老师。其时，恢复神志没多久的他，听到《孤魂》发表的消息时，脸上立时现出欣喜的表情，好像发表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作品。多年来，一直以自己的生命之炬，照亮别人文学之路的士非老师，在生命的倒计时里，仍吃力地对我做着最后一次鼓励：“这是……好消息！你一定再……接着……写！”说完这话，他那张蜡黄的脸上，顿时沁出细密的汗珠。我赶紧背过脸去，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了。一个月后，2008年5月26日16点41分，这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与世长辞…… 接下来，感谢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李一安先生，从湖南到广东对我的一贯支持。一安兄曾经策划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好书，且写得一手好文章。迄今他已出版了四部作品集，始刊于《人民日报》的散文《心中的大佛》，分别入选发达地区版的高二语文课本、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语文课本……由是，我很看重他对我作品的评价。我一次次将自以为得意的作品发到他的邮箱，但他对我动用的褒扬的词汇，却吝啬到了惜字如金的程度。他对我小说的评价，似乎永远都是“还可以”。不服输的性格，促使我开始了更为努力的写作，以期有朝一日，能从一安兄的嘴里听到“很可以”的赞扬。但是后来，我终于辗转得知，在向刊社推荐我的作品时，一安兄为我说了不知多少溢美之词。 《孤魂》发表后，一安兄认为，我在这个中篇里，对江宏才那两个把弟着墨不多，他们一个抱持为民以死效力的信念，另一个则愿为党国不计生死，他们理应敷衍出更多更好的故事。而我仅是以中篇的容量来表现三个结拜兄弟的人生，难免顾此失彼。一安兄直言，我是浪费了一个长篇的好题材！一安兄对我更进一步的激励话语是：“写小说者没有长篇作品，就算不上是合格的作家。” 这后一句话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它令我不敢轻视，忽视和漠视长篇小说的写作，于是，我决定将《孤魂》扩写成长篇。尽管这个计划实施起来很不容易，但是，我愿意为此付出全部的心血与激情。 在此，想对李晴先生道声辛苦了！多年来，不管他想不想听、愿不愿看，他都必定得做我所有小说的忠实听众和读者。现在替他设身处地地想想，这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特别是他每天都还要伏案写作一个又一个历史长篇，出书后屡被不法书商盗版盗印，打官司一路打到二审，判决又令人十分无语……即便如此，李晴先生淡然一笑，波澜不惊地，一如既往地听我讲我的故事，看我写的文章。在他替我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得付出多少时间，多少精力与耐力！在他的视力已经十分低下的现在，他仍以不到三寸的阅读距离，看完了我的全部书稿。他以宽宏而又严格的作家与资深编审的水准，为我做了认真的校对；并且，以他对我为人为文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欣然为我这本书作序。 还有一位不姓李的先生，曾在我初来乍到广州时，给予我诸多的关照：他到我的出租屋来看望我，得知我的电磁炉坏了无法炒菜，他二话不说，拿起电磁炉就到外面去寻找维修师傅；当他看到我在用“二手纸”（即正面写有字，背面是空白，仍“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那种纸）写作，便为我骑上自行车到广州军区印刷厂去买稿纸。这位前部队师级文职干部，竟也会像时下满大街的送水工那样，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用四条小木板捆出一个标准的“井”字形货架，再将300本稿纸牢牢地码在上面，然后急匆匆地赶来送给我，说：“等写完这些稿纸你告诉我，我再去给你买。我希望看到，你在这些稿纸上写出好作品来！还有，这种稿纸很薄很轻，寄稿子时可以为你节省一些邮资。”这位先生，便是曾经获全国杂文优秀奖的杂文大家章明。 …… 凡此种种，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靠了这生活中的点点亮色，我才有足够的勇气，对文学的追求永不放弃，永不满足，永不言败！ 衷心感谢江冰先生为我作序，感谢为此书出版给予我帮助与支持的朋友们。 眼下，这个“球”正在等着我的临门一脚。是好球还是臭球，让我静候您——聪明的读者的评判。 （此文系本人为小说集《无名镇风情》所写的后记） 作者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广东作家协会会员。 曾在电台，电视台里“打酱油”，后供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历任记者，编辑。 新闻特写《大寨在历史的座标上》、《中州：惊天大血案开审》、《一位曾经惊动中央军委的文艺女兵》在全国引起反响，被数十种报刊杂志转载。 已出版纪实文学集《第三者：玫瑰色的幽灵》、《苏联沉没前的100天》、《大海作证》；中短篇小说集《无名镇风情》。 短篇小说《没种和有种的男人》在《芙蓉》杂志发表后，中国作协主办的《作品与争鸣》以15个印刷页的篇幅，于头条位置予以刊发原作及争鸣文章。该小说还被收入《性爱道德小说选》等多种选本。 中篇小说《孤魂》，在《北京文学》2008年第4期的头条位置刊发；《北京文学》还刊发了她的另一中篇《玫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