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电影

海上明月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里，去万达影院看《长津湖》，感觉很震撼。这是我最近一次看电影。此外，已经记不得有多长时间没去影院看电影了。

　　经常看电影还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再往前就是高三的时候逃课去看了几遍《红高粱》，再上溯就是八十年代初跟随大人们乘船过河去县城里东方红电影院看《少林寺》。然而，现在老了，和爱人傍晚散步的时候，总是聊起小时候所看的露天电影的情形。

小时，乡下哪有什么像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呀？白天劳动，一到晚上，大家都闲着没事，除了喜欢听人讲鬼故事外，我们小孩子第一盼望的就是看电影了。那时脑子里没有院线电影和露天电影的概念。“露天电影”是我们现在回赠给记忆中电影的最好的称谓。

那时候，电影是各个生产大队从城里请的电影放映队到村子里来放的。一个月放不了一回，冬天农闲，放电影的次数会多一些，尤其是临近年关的时候。

　　放电影的日子是乡村的节日。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喜气洋洋，奔走相告：“今晚放电影喽！”“今晚看电影喽！”根本不用大队书记上广播喊。放电影的车子一下乡，往哪个村的大队部或书记家门前一停 ，早就被望眼欲穿的孩子发现了，滴答滴，滴答滴，他们的小喇叭就开始四处广播了。

　　中午，在书记家吃过喝过，睡到三四点之后，放映员开始在大队部门前广场上忙碌起来了，有时大队书记也派人帮忙。主要是要扯起一块大大的方方的白色银幕，为此就要竖起两根碗口粗的高竿——挖两个深洞，把那高竿竖进去，填土夯实了。有人爬上去，把那银幕四角的绳子系在高竿上，再在两竿上各挂一个大喇叭。这样一方银幕就凛凛地拉起来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放映员瞄个大致位置作为机位，放一张桌子在那儿，架上放映机，盖上一块红布，好像新娘子的红盖头，再不会有人去动那桌子，人们静候放映员到时把它揭起。在这过程中，有好多小朋友在现场围观，叽叽喳喳，就像场边树林里的群栖的麻雀似的，其中有一只叫得最欢，那就是我。

　　傍晚，各家各户无不都早早地收工回家吃晚饭，去迟了就没好位置了。最激动的是小孩子，他们为了能够占到好位置，通常是拿上一块馍馍当做晚饭，搬个凳子就到电影场去了。

　　场上聚集的观众越来越多，人们都期盼着电影的开始。放映员调试一下镜头，远处的银幕被照亮起来，人们预感电影就要开始了，起先是一阵欢呼声，接着就是全场寂静。人们回头看放映员在不紧不慢地挂电影拷贝，上下前后两个带着胶片的圆圆的家伙，从前面一个拷贝里牵出胶片一个头来，穿过影机，绕了一圈，挂在后下面一个拷贝上。大家心里都是这样想的：可以开始了吧！

大队书记穿过人群过来了，拥挤的人群都纷纷为他让道，他仿佛是一股洪流，本来欢声笑语的影场变得不再平静。放映员在书记到了后，搬出话筒，顶端裹着红布，放映员让出座位，大队书记坐下，搉了搉话筒细长的脖子，拍了拍，“喂！喂！喂！”前面银幕旁的大喇叭里就发出刺耳的声音。大队书记开始讲话，“我今晚借此机会讲几句”，结果呢！先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然后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最后我再讲一句有关计划生育的事”，实际是七八十来上百句。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人们真的是等急了。有几个胆大的莽汉在人群背后开始大声骂起来了。书记知趣，“好，我的讲话完了！”全体观众掌声雷动，随即影场大灯一灭，一束明亮的光线穿过人们头上的黑夜射向银幕，电影机便嗤嗤吱吱地不停地响了。

一晚上一般放两部影片。先放的是纪录片和科教片，较短，称之片头子。然后放故事片，人们懒得看。大人孩子都喜欢看打仗片，最好是从头干到尾的，像《地雷战》《地道战》《渡江侦察记》《上甘岭》等，我们不厌其烦地不知道看了多少遍，我记得《闪闪红星》我总共看了八遍。

　　看过电影后，我们小孩子都是一人弄根小棍子当作枪，系根麻绳子，背在后背上，排成队，走起路来，像解放军一样，雄赳赳，气昂昂，神气得很。然后分成两派，满庄子家前院后地玩打仗。玩得没有早晚，废寝忘食，只在妈妈庄台前左喊右喊后才懒懒地回家吃饭睡觉。

　　在放映队到我们大队之前，我们迎到前面大队看；放映队在我们大队放过后，我们追到后面大队看。因此一部电影都看好多遍。

有时空穴来风，有人玩笑说前面大队今晚放电影，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信以为真，吃过晚饭，大家就结伴跑去了。结果自然是扑个空，也不脑，又嘻嘻哈哈地跑回来。有人笑问：“你们去前村看电影啦，都放的是什么片子该？”我们也不无幽默地回道：“放的是‘战斗英雄白跑路’。”即白白跑了一趟，来了一次急行军，当了一次战斗英雄。

　　容易得到的不知珍惜，难以得到却显得各外珍贵。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想看个电影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怎么对看电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呢？怎么一点也找不到往日的美好感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