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淹自传：哥弄的故事

古道行

罗文淹，琼崖早期革命者，琼崖地委委员，中共琼崖一大代表。和陈垂斌一起为地委书记王文明的左右手，后任琼崖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同期的老革命杨善集、王文明，徐成章、陈垂斌、冯平都牺牲了。他幸存下来，幸甚？

社长兼主笔是罗文淹，编辑是陈公仁和柯嘉予。每天出2000份，发行全岛各县。

哥弄的故事 　
罗文淹
（1939年4月26日）
一、我的故乡
在中国的最南部有一个大岛，它和大陆完全隔绝，屹然独立于南海之中，而为中国南方的屏障。它的气候常在八十几度之间②，不很热也不很冷，虽然隆冬天气，也不过等于长江流域的晚春时节，绝不觉得怎么样寒。草木终年长绿，树林极其茂盛，花卉除梅桃李比较稀少外，无奇不有。生物种类特多，中国内地所没有的，这岛上可以说都有。但象狮子、老虎这一类极凶猛的野兽，却没有生长。一切物产都很丰美，特别是盐鱼海产，尤其“取之无穷，用之不竭”。果子象菠萝、菠萝蜜、龙眼、荔枝、香蕉等，很甘美而且很丰盛。莲子、琼香和菠萝、麻布，专制时代常充贡品。米粮产量则因山地多未开辟，稍须外洋接济。其它日用品因为香港、广州湾、海防、南洋、广州船舶交通便利，故也充足便宜。
这岛的周围约一千一百公里，南北较狭而东西较长，形状颇象梨子。四面环海而中部皆山，有名的五指山，五峰好象五个手指耸入云霄“遥指海外数中原”。南渡江、昌江、万泉河、陵水江等河流由五指山发源，运行于岛的内体，好象人身上的大血管。全岛山地占十分之七，平原地区仅十分之三，皆在海面地带。这岛原分为琼、崖、儋三州，现合为琼崖道，共辖十六县。汉时为珠崖，曾被人议弃过，但托天荫庇，未曾弃成。以其为海岛之故，所以四围都有港口可以和外面通船。但迄今正式辟为通商口岸的仍只海口一处。其它如三亚港、清澜港，虽有时为便利商业也停外国船舶，但均无法律的根据。不过以国内频年多事，不暇顾及边陲，遂随他人之便罢了。
岛北隔琼州海峡而与雷州半岛为犄角，相距极近，气候明朗时用肉眼可以窥见雷州的远影。正东为香港，坐火轮要二十二个钟点，西为安南，南为南洋群岛，皆有船舶相通，关系极为密切。法、英固不待言，日本亦极垂涎，由是之故，这岛成为国际瞩目，而在国际“共保”之下，至今尚未从祖国宣告脱离关系。然而如此重要屏障，经过多次的外患，国人仍未加以充分的注意。一等海军港“榆林”，计划久之又久，至今尚未开始进行建筑，一切国防军事，丝毫未见建设，甚至原有的海口“秀英炮台”也任其荒毁。大好河山虽大好，怎奈子孙不肖何！
岛上居民约三百万，远祖多自福建、江西、广西等地迁来。还有土人“黎”、“苗”两族，繁衍于中部山岭地带，言语和汉人不同，生活习惯及一切都和汉人各异。岛上文化大概自唐朝以后才开始传人。唐李德裕、宋苏东坡等曾被贬到这岛上来，而为中原文化的传播者。明清两代，岛上出好几位才子名臣，像海瑞、邱浚、潘存等，都是有声有色的人物。民国以后风气大开，此岛曾一度成为“革命根据地”，政军界也不少有名之人。教育颇发达，公路开辟也最有成绩，占全国第一位。人民生活颇高，乡村住屋极齐整，大陆各省的茅庐草舍，在岛上是很少见，或者可以说没有。风俗纯厚，男女界限颇严，一般人民生活意识颇向上，勇敢、刚直、豪爽、热烈，是他们的特性。他们虽然前先是从大陆各省迁来，但这里的语言和大陆各省任何地方都特别。他们出门至少要跟外面学两三种话，这在外边人看来或者要认为很困难，但在他们则不觉得是一回事。因此个个都喜欢离开家乡向着海外寻求他们的新人生。
大家都习惯了“出洋”，但却未曾因此而稍稍淡薄其对于故乡的爱恋。壮年为着自己的人生计划，不惜离乡背井远游异地，迨奋斗成功或者年纪老了，“叶落归根”，又皆回到家乡来，渡其最后的岁月。对于那些出门不回家的人，大家叫他“黑鸡不认种”，任人唾骂。
因为出洋的人多，所以社会的经济来源大部靠自“外洋”，农村耕种反成了副业。据不甚精确的统计，近数十年来年均约有千余万元从南洋及其它海外各地汇入。
——这就是哥弄的故乡琼崖海南岛。
注：
①本文是罗文淹1939年写成的文学性自传，哥弄是罗文淹的小名。由于罗当时正好在国民党铁道警备队中工作，为避免国民党特务稽查给自己带来灾难，文中许多地方无法直接表述本意，在诸多地方存在避讳和隐语，有意淡化政治色彩，回避国共两党的矛盾，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处境下是可以理解的。
②此处应当是华氏温标。

二、我的童年

　　哥弄以民国纪元前六年（1904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午出生于海南岛琼崖东北角的一个农村里，村属文昌县辖，名曰“茂亭”。向东北而坐西南，前临阡陌，映带河流，后引丘陵，树木茂盛。东南去海仅十华里，海啸可闻。
　　琼崖人口以文昌为最密，文昌又以县南为最密，我家“茂亭”就在县南。土地物产虽极丰美，但以人口过多之故，一切都不能自给自足，必须向外寻求补充。出洋的人几乎是家夺户空，留守着田宅的只是些老弱和妇孺们。我家除父亲和叔父二人外，祖父和另两位叔父都是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南洋。
　　哥弄的远祖是从江西庐陵迁来，在这里居住有三四百年了。我的远祖是军人，在琼崖落籍后，世世农业，然亦不断“诗书之香”。吾父、吾叔皆能诗文，而有大志。我的叔父罗开极早年就在南洋加入孙总理所组织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党等，谋生之余，实际参加革命运动，民国光复之役，南洋琼崖志士组织敢死队返琼进攻海口府城，他亦参加其间。琼崖克复后，开极被派返文昌担任“革命党”组织工作，乡人加入者颇多，吾父亦于此时参加为党员，我的家几乎成为革命机关。
　　哥弄生而多苦难，出母腹后就得婴儿“惊风”之症，死去活来不知好几十次，把一家人的心血精神都耗费尽了，尤其是我的母亲，为了爱子的小生命把自己的一切幸福都断送了。后来，我这病终于在十一岁的时候痊愈，不再发作了，一家人始稍稍地表露安慰的笑容。我原还有兄两人，但幼时均不幸夭折，我于是成为家中的珍宝，幼少时期从未一日离开过母亲的怀抱。我的性格大部习自母亲而来，热烈地蓄藏着仁之心。然而我母亲对我虽极其仁慈，我的父叔们却严若冰霜，平日生活丝毫也不容马虎。我七岁就开始读习，父叔们就是我的严师，稍微做错一点，马上就是叱责鞭挞。记得有一回父亲教我读“孟子”尧舜让天下章，我乘父亲睡午觉时出去玩耍。回来时被父亲发现大发雷霆，问我不好好读书到哪里去了，我自然不敢开口，但垂着头聍听他的教训。父亲大责一场，并出了个题目给我回答，说答不好就要“打人”。这问题就是：“尧何以不传子而传舜”，“禹何以不传益而传启”？我想了想拿起笔马上就写：“丹朱不肖故传舜”，“启益皆贤故传启”。另外再补一句：“天与子则与子”，“天与贤则与贤”。父亲看了好象要发微笑，但又极镇静地说：“错是不错的，但须知学不勤则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所以我要你这时用心习读。”这样一来，“打人”也“姑予照免”了。后来因为父亲和四叔罗开贯信奉耶酥教，他们又常常教我念“圣经”，我于是又深深地印上耶酥基督的思想，后来在中学校读书时正式加入教会为耶稣教徒。
　　我家虽务农，但父亲常被邻村聘请为私塾教师，田园的事情都由叔父及母婶们担当。父亲有时赋闲在家时，常常把村里贫穷人家的小孩集中在自己的家里义务免费教他们课读。如果人数多了照料不了的时候，哥弄常常是父亲的助手，帮他教那些比我更小的小孩。所以哥弄自少就习熟了教师的工作。
　　因为叔父从南洋带回了革命的意识和种子，我在家庭中常常听到一些关于革命的故事，“孙文”、“黄兴”、“温生才”①、“七十二烈士”等名词，渐渐在我的耳朵内熟悉起来。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革命党头人”，他们是“敢死队”，他们是“排清复汉”，他们是拯救中国的英雄，这些都深深地印人我的意识。那时我的乡村里有一种恶俗，就是有钱人或“世家”蓄奴婢来替他们当牛马。我叔父也最为这事抱不平，常常鼓吹解放奴婢运动，他说：“革命是打破不平等的，蓄奴是人类最不平等的事情，所以应该打破。”于是哥弄的脑海又深受了家庭这一解放奴婢的意识的熏陶。
　　我的邻村是个巨族，我们村的小孩们如果到巨族的村中去玩，常常遭受他们小孩的奚落和驱逐，因而引起哥弄的愤怒，便把自己村里的小朋友们也合拢起来，告诉他们要怎样同心来对抗“强邻”，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削竹为刀，备石为弹，伺候着机会的来临好“报仇”。这样做好了准备，终于实行“战争”。有一个春天的晚上，邻村正在“酬神演剧”，我们排好了战术，设计埋伏，把邻村的小孩们从剧场中诱至村边，给他们来一个意外地夹击，打翻了他们好几个，哥弄阵线奏全胜归来。以后他们双方乃不敢轻易踏进“敌人”的村庄。
　　哥弄有姐三人，妹一人，彼此间异常亲爱，我幼时获得三个姐姐的助力甚多，也可以说，无她们的扶助就无后来我的存在。她们个个聪明贤惠，体格亦极健康，但均不获延年，长、三姐姊皆成人未及十年而卒，次姐则未及成人就已撒手。次姐死时我只有几岁，尚不知道这事之可哀。妹于我成年后亦已嫁人到了新加坡，骨肉至今只存我们两人而已。
　　我童年时多疾病，故父母不肯轻易让我离开家庭一步，平日起居饮食，都由我姊或祖母照料。我家又贫，饱餐尚不能维持，但我吃药的钱一个也不能少，吾父母其真苦矣。
　　哥弄十二岁始离开家庭怀抱，进入邻村的育文高小学校读书，因为不能回家吃饭睡觉，所以膳宿由父亲请托戚族照料。我一旦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一方面觉得很不习惯，但一方面又觉得很愉快。觉得不习惯是眷念家人，愉快是脱离家庭一切都比较自由了。这小学的校长是县中教学颇享盛名的罗俊才先生。罗校长做事教书都极其负责，而且很严，学生们都很怕他，同时又很敬他。一年三百六十日，除放暑假、寒假外，他从没有一天请过假和离开过学校。要是别的老师请假，他就替其顶补，这样学生们的功课从来没有空过。他学识很丰富，声气又很大，讲起课来，大家都很用心去听。晚上非至“熄灯”时间，谁也不能早睡，早上晨鸡一叫，他就起来督促学生读书，谁也不准怠慢。凡经他教过的学生很少没有进步的，所以一般人们都称他“铁钻”先生。所谓“铁钻”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他钻进去的意思。他又常常用奖励法来促进学生求学的心理，悬赏要大家抢发榜第一名。有一次秋考，他说：“考第一名的赏月饼两筒（八大个）”，结果又是哥弄第一，但不知为什么已发榜几天了而月饼未见发给，我等了又等，连等了两天还是没有消息，但又不好意思去问他，我于是把榜扯下来，刚刚给他看见了，他大发雷霆，大概是认为大不应该，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哥弄痛抽十几藤鞭，疼得尿都流了出来。不过第二天月饼也发下来了，哥弄于是真乃苦尽甘来。

　　因为亲、师教督之严，育文甲级第一名常常是哥弄的，戚友们皆以另眼相看，我的家庭中亦增加了不少期望的安慰。但此时我叔开极因党内同志意见分歧，愤而离开琼崖，再赴南洋，家中减少了一个教导我的“教师”。
　　民国五年军阀龙济光带兵渡琼，惹起文昌县南的空前浩劫。因为文昌县南巨族林姓，他对各邻村小族时常采取欺凌压迫的手段，龙济光过琼后，琼崖革命党人陈侠农等奉命发动“讨龙”军事，林族族长某某数人，认为这又是对各邻村小族进攻的好机会，他们勾结龙济光党徒文昌县长胡某，说邻村各小族都是革命党，必须派军剿办。就由胡代请拨一支军队交给他们率领，向各弱小姓族乡村大肆焚掠屠杀，各被害邻村也大动公愤，联络革命党人实行反抗和报复。因此，文昌县南百十里内不得安宁者逾半年，后来此事虽渐平息，但文昌县南的经济及文化已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了。哥弄读书的学校也在这浩劫中断送了它的命运——关门了。我于是辍学将及一年。然我家紧靠林族而竟未遭波及，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幸。
　　翌年春，附近乡村各小学因被兵燹尚未恢复，哥弄的父亲把他送至临县——琼东嘉积市去投考觉民中学，我从此乃“远”离从未离开过的家庭了。只有暑寒两假期我才归来，有时母亲念我心切，由父亲到嘉积来看我一两次。我到这校读书后，从同学群中结交了三位极知己的朋友，我今后的人生和求学计划，得到他们的鼓励和援助不少。这三位朋友就是符文模、陈垂斌和吴月潭。
　　我在觉民两年，学业上有不少的进步，使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国文教员吴禹严先生。在哥弄所接触的老师中，我觉得吴先生的教法是最好的一个。吴先生对于“文法”很有研究，他教每一课书，必使这课书的全部——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为学生们所了解和运用。
　　不知道是老天有意于折磨人，还是自己的命生来就应该苦？哥弄在觉民中学刚要开始领会人生和读书的新趣味时，我的父亲不幸于民国七年春逝世了！我当时正在中学第二年的第一学期，我突然地受此重大打击后，对于自己今后的前途，觉得如大海之茫茫。当时我两个叔父都在南洋，家中除我外已没有别的男人，我回去后把父亲的灵柩安葬后，母亲含着悲哀仍遣我回学校，嘱我安心读书，将来一切听南洋叔父回信。
　　民国八年（1919年）春季，觉民中学搬到府城去和另一所学校合办，更名为“华美中学”，校长仍由觉民中学校长美国人谢大阚先生担任。谢校长在琼崖东路嘉积一带传道多年，琼崖话他全都懂了。他做事很踏实，而且极精明，他对教育好象也很热心而且也很有办法。他富有服务精神，他对于管教学生，一切都以身作则，除吃饭睡觉外，他所有的光阴都消磨在管教学生上面。对贫苦的学生，他给他们以工作的机会，他叫哥弄指导附设的小学的孩子们写字，每月得津贴五元。学校中一切能由学生自己动手做的事情，他都亲自一一领导学生们去做，按照时间给他们以津贴。他管理学生甚严，如果未经校长的许可，谁也不能任意离开校门。如果学生们做错了事，他就叫学生到面前详加督责开导，说到对方心里佩服，承认改过为止。严重的给罚立正或关禁闭，半天或一天不准出来。除校内活动外，他常常带领学生做许多有意义的校外活动，比如郊外旅行、社会考察等。有时并带东西去野外聚餐，由学校出钱。学校里的一切生活都在他的指导之下，有规有矩，生机勃勃。学膳宿等费，半年只四十元，吃睡都很卫生适合于健康。体育运动也很注重，每个学生都要参加，如果你不来，他——谢校长就亲自来“催请”，非要你去不可。除了学校自己每年必开一次运动会外，外面的各种运动会他都鼓励和亲自率领学生们去参加。这样一来，在全城各学校中华美学生的体育运动颇享盛名。
　　我们校内还有一种必要的生活就是礼拜，每逢星期日和礼拜三，男女学生们必须列队到校内礼拜堂去参加礼拜，唱赞美诗，听讲道。哥弄就是于这时在“华美中学”受洗礼。与我同时受洗礼的还有男女同学数人，洗礼仪式是礼拜日作礼拜时举行，牧师把我们叫到讲坛的前面排列着肃立，然后牧师再一个一个的以右手沾水放在我们的头上宣诵说：“某某（各人姓名），我奉上帝，给你施洗。”洗礼仪式完毕，我们就正式成为信徒。这校的学生半数为教友，但学校对于非教友的学生丝毫也不歧视。
　　后来谢校长乘例假回祖国去结婚，由郑应南先生接替校长职务，郑校长亦美国人，但他管教的方法似乎没有谢大阚先生精明了。

　　沉静的社会忽掀起一种巨大的浪潮，这浪潮把琼崖的学生唤醒起来了，这浪潮就是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当时我们听到北京学生打倒卖国贼章宗祥、曹汝霖的消息后，我们的血管立即膨胀起来，认为救国是每个青年学生的责任。于是由我及同学陈垂斌在母校内鼓吹后再向各校去宣传。起初我们只打算响应北京学生起来做些宣传工作，以唤醒琼崖社会，后来觉得这样没有组织的行动不一定有什么效果，经过大家讨论之后，进而通函全琼各中等以上学校，发起组织全琼学生联合会，来扩大和领导这一爱国运动。由于我们的热心和努力，这全琼学生联合会终于迅速地成立了。哥弄和陈垂斌都被选为该学联会的理事（即执行委员）。由学联会领导组织学生群众大会，巡行大示威，同时组织劣货检查队，分头检查海口、府城及各县市商店的日货，把各商店所有的日货都收集起来，公开销毁，禁止以后再卖。商人如果表示不愿意的，检查队就给他在背上盖上“奸商”、“亡国奴”的印记。的确，这时我们学生的威力是太大了，要是我们学生认为是“爱国”的，谁也不敢不从。学联会又提倡新文化、劳动服务等运动，哥弄则参加白话剧、洗衣、卖灯油等工作，他觉得这工作是非常新颖和光荣的。继着新文化运动，他们又领导择师运动，把那些失了时代性的教师从各学校中驱逐出去。从此，整个社会都给我们鼓动起来了。我由此获得一些关于做事的意识和经验，我精神上感到了一种新的快愉。
哪知命运却偏要和我作对，哥弄在中学第四年上半年才读完，而全力担负家庭和我学费的叔父罗开极又病逝于南洋了。当时哥弄已放暑假回家，这噩耗传至家中哥弄的耳朵里，犹如晴天霹雳般，我几乎昏倒了。我于悲痛之余，竟怒及祖宗神明之不佑，家中所奉祀的什么菩萨佛爷，都给我打翻下来，送上“西天”去了，天如果能摸得到的话我当时真要把它打下半个！
一个暑假就这样很悲痛地过去了，我的四叔罗开贯从南洋来信嘱我要读完中学，我中学的最后一学期也于懊丧中以四叔的慰勉而继续读完了。可是，中学毕了业，更增加了我对于自己的前途的忧心，想不要再读了，我又感到自己的学问太无把握，不知做什么好；想要继续求学呢，而我家中经济又如此窘迫，哪有能力再供给我读书？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中盘桓着未能解决的时候，而我的孤苦仁慈的母亲，竟因过度忧伤我大姐之死而致病了。一方面因家中没有钱，一方面因为乡村没有好的医生，母亲的病一天重似一天。我这时焦急得没有主意了，只日夜默祷上帝保佑母亲能脱离险境，得早日痊愈！乃医药既不奏效，上帝也复无灵，母亲病状益危，终而人于弥留了！终于民国十年春和我永别了！记得母亲生前，常常笑戏对我说：“我现在千辛万苦养育你，不知你长大了我还有命和你相见否？”好像她早预知自己的命运定将为她不肖的儿子而断丧也。她临终时，还频频呼唤我的名字，表示念念不忘她的儿子。呜呼，而我不肖，竟无以慰我母亲之灵于地下也！痛哉！

注：
①温生才(1870—1911)，广东嘉应人，同盟会暗杀团的成员之一。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3月刺杀广州将军孚琦，刺杀成功后被捕就义。

三、艰苦奋斗
　　
　　慈爱的母亲是弃哥弄而长眠了，家中还有衰老的祖母和幼弱的五妹。哥弄这时一方面为着前途而焦虑，一方面为着家事而悲哀。在南洋的两叔父自然是愿意继续支持他求学的，但实际上他们有心而无力。我想到这里，真乃贫困交加，孤苦无援，而独自伤心！我把我的心事及最近所遭家庭的变故等一切苦恼写信给我的契友陈垂斌、符传范（文模），去告知他们，去和他们商量。他们回信都要我奋斗，并说“决尽力相助”。我当时的想法，最好能够在家乡学校教书一两年，先把家中生活问题暂时解决，同时招呼好家中的老祖母，否则必得暂时离开故乡到南洋去请求叔父们做决定。我想了又想，继续求学这一事情在目前或者在最近的将来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了，但如果这没有希望的事情而能由意外的助力使它达到呢？我也未曾放弃这一幻想，而且时刻在馨香默祷。正为这问题苦闷时，继接着陈垂斌来信，说闻厦门大学本年五六月间将在沪招考免费学生，他决定前往报考，问哥弄是否同行？我心里又有点活动起来了。但到上海去究竟需要多少钱，这于我是没有经验的，而且对于钱的筹措，我这时可以说全无办法可想。终于经过我们几次通信详细商量后，决定每人要准备五十元，陈垂斌并且说他已经有把握了。哥弄呢，则在毫无头绪之中。但看我们约定北上的日期是来到眼前了，哥弄才由他的三姐筹得二十元，家里因为料理母亲丧葬是穷得要命的，一个大钱也拿不出。然而我并不中止我们北上的计划，我先把家里的事托付给我的五妹，请她好好侍奉祖母，看管家事。我于夏初在她们的伤心落泪之中，离别了悲惨的家庭。
　　原来和垂斌约定先至府城母校相会，再定赴上海日期，但哥弄到府城时垂斌却因事迟一星期才来到，我告诉他途费还没有筹足，垂斌起初有点不安，但后来他又同我想出一个办法，由哥弄出面向母校校长郑应南先生借四十元，言明这钱准于一个月内由我在南洋的叔父寄还。我筹足五十元了，但垂斌却因临时添置衣裳又花了一些，已不足数。然而我们终于毅然买了轮船票北上。临行前，请郑校长写一介绍信给东吴大学（教会立）校长，证明我俩是教会学生，请东吴大学准许我俩在东大工读，准备万一投考厦大失望时，好转进东吴大学，此信由我们带走。
　　由琼崖往上海，必先搭船到香港然后再换搭开沪的轮船。到香港时垂斌顺便到广州去探访他的兄弟，哥弄一个人又生疏又孤零的留在香港的旅店。言明第二天就要从广州转回来，但垂斌一向有点浪漫，这一去竟三四天才回港。这时，我们带来的钱已经用了十分之二，到上海时，每人只剩下二十几元了。
　　事前我们已经查得一位留学上海的姓林的同乡住址，一登岸就按址去找他请教，然而这同乡使我们失望得很——上海情形似乎他也不大懂。结果我们再找到另一位姓王的同乡，首先把住的问题解决了。吃饭呢，我们起初与这同乡合请一个“娘姨”做饭，但过了几天我们觉得她太浪费把她辞掉了，一切由哥弄和垂斌轮流去做。
　　我们到上海时是四月初，在琼崖、香港这时早已入盛夏天气，上海却还有点寒冷。人们都还穿着棉袍毛衣，可是我们两个则穿单白的学生制服，我们虽似乎不觉得寒，但旁人见了都报以奇异的注视。
带来的盘费是用得差不多了，寄南洋去告急的信还没见回音，向东吴大学去请求工读也没有结果，食住的问题都紧迫到我们的头上来了。我们乃商议救急方案。垂斌力主由他去学魔术，说魔术只十天八天就可以学好，而且不要好多本钱，学会了可以到游戏场或街头去表演，以此卖钱来维持口粮。结果他跑了一整天工夫回来说此事又靠不住，我们乃决定入打字学校。因为按打字学校广告说，毕业了可以介绍工作，这对于我们真是一种美丽的诱惑。学费是每人大洋十四元，膳宿自理，修业期限是四十日。我们清一清理我们的“存款”，一共只有二十三元零几角了。途穷计生，我们拣出几件由家乡带来可以暂时不用的衣服送到老“当”先生那里去想办法了。这样凑足了九块大洋，打字学校也进成了。这学校是南市城隍庙附近一幢双楼双底的再堂住屋开起来的，里面分两个教室：一个是初级班，一个是高级班。一共有二十来架英文打字机。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学生在里面学习了。从这校到我们的住所——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约莫有五六里路，为了省钱我们每天都得来回跑两次，抹着汗又要买菜、弄饭。然而我们好像并不觉得累，一心只希望着毕业后学校介绍工作，可以不至于饿饭。
　　流水般的光阴，四十日过去了，一点钟打三千字的成绩考试及格，我们都毕了业了。我们喜欢得什么似的，向学校去要工作，但回答是还须再修完高级班，初级班毕业的不成。我们的满腔热望这时都变成幻影了，我们才开始认识到上海滩骗人。我们由失望而着急了，最后计议到杭州去投和尚，因为我们认定杭州没有同乡，不怕失面子，而且认为杭州和尚多，是个仁慈之地，容易生存。

到杭州的计议定下了，但绝对不让同住的同乡知道，因为我们认为和他们根本谈不来。准备明天就起程，立即把些“不需要”的行李送到当铺里去换点钱以备明天买至杭州的车票。并乘着要离别上海这一最后的机会，我们鼓起勇气欣然踏进那久已闻名未曾识面的“大世界”去观光了。
游“大世界”我们是第一次，真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什么都觉得新奇，什么都觉得好看。我们心花怒放，边看边说，把所有烦恼的事情全都忘却了。正当我们乐极忘形的时候，不防旁边出现几位生面人，看见我们那土里土气的表现，一齐集中视线到我们的身上来，后来又仔细听到我们说的是家乡话，知道我们是他们的同乡，其中一位就和我们打起招呼来。原来这些人都是海员工人，其中除一位韩文轩先生是退了工现在住在上海外，其它通通是刚随美国邮船到上海的。他们和我们谈得非常亲热，尤其是韩文轩先生，他以极同情的态度向哥弄们问长问短，他听我们讲了家世和来上海的志愿，知道我们是有志的穷苦学生，他立刻喷出他那友爱的热情，他马上要我们到他们的住地去长谈，并且告诉我们他那里有空闲的房间，要我们搬去住，吃饭也就同他吃。哥弄听他这么说，真好像“大旱逢甘雨”，从心坎里发出喜慰的微笑，深深地默祝母亲在天之灵保佑了我，所以遇见“贵人”了。海员工人们请他们吃宵夜，吃了又再聊了一会儿，夜深了才各自散去睡觉。哥弄的心潮好像海浪也似的继续不断地在思量，在喜悦，直到天快亮了还没有合上眼。原来，韩的住地是他们同乡会的筹备处，就在哥弄现址的近邻，同在霞飞路上，但我们同住的姓王的同乡却从没有对我们谈起过，又因为这同乡会筹备处不挂招牌，所以我们天天从那里经过而不知道。哥弄和垂斌回来说要搬到同乡会去住，这位姓王的同乡还劝我们不要搬去，说“那些工人和我们学生合不来，他们都是坏蛋。”然而我们不顾，知道这是一种有意的毁谤。我们搬到那儿去住了之后，又多认识了两三位同乡，一位也是姓韩的，他以后也成为哥弄的好友。由他们的口中知道劝我们不要搬去同乡会筹备处住的这位王姓的同乡和另外两位学生曾做了错事被工人打过。
后来同乡会因为没有经费停办了，富有组织兴趣的韩文轩先生又继续发起组织“学工互助团”。起初是专收同乡，后来又觉得范围太狭，所以又变更原来计议，改为“中华学工互助团”，组成的分子就无地方的限制了。章程草成之后，由他独立出资租定北四川路仁智里一零四号做团址。斗大字的招牌挂起来了。哥弄及韩先生等都是基本团员，团长本来大家公推韩文轩先生担当，但他力辞让给另一位姓韩的去负责。哥弄被举为文牍员兼会计，垂斌任交际员。实际上团中一切事务都由韩先生和哥弄、垂斌负责，团长是不大过问的。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团员发展至百左右人了，我和他们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了。生活问题既获得解决，精神方面也有了安慰，我这时是没有顾虑了，什么“做和尚”的威胁，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然而我总忘不了我的求学问题。暑假过后，各校都开始登报招生，厦门大学招考免费学生的广告也在报端发现了。哥弄升学的热望又浮现在心头，但家里一贫如洗，我总感觉得没有什么把握，彷徨又彷徨，一个可怕的阴影总是紧紧地威胁着我。经过理智和勇气的指导，我终于决定报名投考厦门大学的免费班了。但为策万全计，投考的事情仍保守着秘密，赴试的时候，也绝对不给同事们知道。然而过几天厦门大学的揭晓广告上，居然也有哥弄的名字了。我自然是喜不自胜的，同事们也都称赞我的才学。但他们又怕我离开了他们，“中华学工互助团”缺少了一个可靠的干部，所以又劝我不要到厦大去，说一些什么厦门地方僻陋的话。他们并保证将来由“中华学工互助团”设法送我到美国纽约去留学，一方面为那地方的同乡会服务。我听了自然也有点心动，到厦大去的念头因而冷淡了几分。同时因为苦苦等候南洋的叔父寄钱来做路费却总是迟迟未到，赶不上搭船启程赴学校报到，学校注册的日期已经过去了。哥弄以“家庭发生变故”的理由写信给厦大申请保留学籍，回信也准许了。垂斌因为到南京去读暑期学校，他没有回来投考厦大，暑期学校结束，他也没有进正式学校，又回来上海和哥弄一起过“失学”的生活。
住在上海半年多了，学工互助团中自韩先生以下的同志们对哥弄都非常地敬爱和信赖，特别是那些海员工人们，个个都把哥弄看得好像是他们自己的亲兄弟般，异常友好。他们知道我家境贫穷，常常自动地给我以经济的援助。他们也常常带我到那些“好玩”的地方去玩，但我始终没有染上任何“不好”的习惯，因此我在他们的心目中不但是“文章有价”，而且是“道德高尚”。
是民国十一年的春天了，学工互助团资送哥弄到美国去的留学希望又因某种变故而不能实现，哥弄乃决心仍到厦大去升学了。学工互助团的职务交由别人接替后，我在同志们恋恋不舍的情感中终于暂时离开了上海。
我以为到厦门大学后可以免费读书了，哪知厦大此时因经费支拙已经停止了免费的规定，哥弄于是又撞到了困难的问题了。幸好一个和校长做工的同乡给我援助，乃得注册上课。厦门生活很低，厦门大学每学期只缴五十几元的学膳宿杂费就够了。然而这学期是过去了，第二学期又接着到来，按照哥再的家庭能力仍不能负担，我又得为缴费的问题而绞着我的脑汁。“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哥弄在苦恼的包围中，又认识了几个慷慨好义的同乡海员，他们对我的境遇都表示深切而亲热的同情。尤其是梁俊楫、符时宏，他们后来都由同情敬重而与我结为同甘苦的金兰兄弟，哥弄此后在厦门大学求学，全由他们的帮助。
　　厦门有“琼州公所”，经费也是由海员工人们所认捐。他们的工作是在见艘来往于南洋厦门间的轮船上，每艘船都有几十人，他们所负的职务大多数是“管房”，每人每月可有四十元左右的收入，吃伙食不要钱，另外还可以分到几十元的小费。因此，他们的生活是相当的优逸而快活，每次船到厦门时他们都得上岸来玩玩吃吃。自哥弄和他们认识了以后，我常常被接到船上去大吃其西餐和中国人所不常见的果品。
　　广东人在厦门做生意和住家也有好些人，广东人一种特性是团结，喜欢同乡，因此这里还有一所规模极大的广东会馆，每逢年节，同乡们都来集会或聚餐。会馆内并设立一间中学一所小学，学生都是广东人。哥弄此时也被推为会馆的“名誉董事”。
　　厦门的市政虽不甚整饬，可是山山水水风景可说是异常秀丽的。港口湾水量也很深，任何大船巨舰都可以停泊。有名的倭舰“长门”、“陆奥”等舰队民国十二年曾在厦门港内停泊过。名胜颇多，最著名的是朱夫子讲学处的白鹿洞，和华南闻名的佛地南普陀寺、郑成功屯兵的演武台、虎溪岩等等，都可以供人们游玩凭吊。港的两岸排立着崇山峻岭，人口处岛屿林立，形势非常险要。租界“鼓浪屿”峙立于厦门港的中间，与厦门市对峙，是一处海上桃源。厦门大学距厦门市约五六里，后邻南普陀，前临港湾，空气很清新，环境十分优美。尤其它那绵贯数里，中西合璧式的校舍建筑，雄伟而壮丽。
　　可是厦门的山水虽壮丽，而当时一般的社会和人们却过着龌龊的生活，到处是烟馆、妓寮。见外国人异常恭顺，要是自己的“同胞”，三句话不对头就打架。最坏的是那些奸商、地痞，分明是中国人，偏要挂台湾（日本）籍以此为行污作恶的掩护。“江山是锦绣的，人们是亡国的”，到过厦门的人有这样感觉。
　　哥弄是个感情质的人，所以对于诗文是很爱好的。我在厦大选读的是文科。为了课外的互相观摩，文科同学们组织了一个“鹭江诗社”，在国学教授陈石遗先生（晚清诗人）领导之下，研究诗学。每星期六都由陈先生出诗题给社员们吟诗比赛，因此厦门报纸副刊上常常有哥弄的诗发表。后来离开厦门大学时我还把它汇集起来约有二百余首订为一本哥弄诗集。民国十五年，新潮流把我的思想改变了，这些属于旧的范围的东西，遂从我的书箱内肃清了出去。
　　我这时的读书生活可以说是相当舒服的。乃天有不测之风云，民国十三年快要放暑假的时候，厦门大学发生了择师的风潮，独立创办这校的校董陈嘉庚先生，他始终袒护校长，拒绝学生的要求，说要把鼓动风潮的同学们及为同学们所拥护的教授欧元怀先生开除，于是风潮日益扩大而险恶了。经过两个星期全体学生的罢课斗争，终于不能挽回当局的一意孤行，二百余学生和几位教授们乃自动相约离校到上海去筹划自己的大学大夏大学。哥弄也于这时离别了风景优美的厦门大学。
　　为了访问南洋的叔父戚友，哥弄便乘离开厦大的时机，顺便偕海员工友们搭双美轮往新加坡、槟榔屿一带去游历。我游踪所至，备受戚友们的热情招待，经济上也获得了不少的帮助。哥弄游了南洋五个“洲府”（华侨叫南洋地方做“洲府”）——新加坡、柔佛、槟榔屿、吉隆坡、太平。其中我觉得槟榔屿最美，风景古迹颇多，气候温和，街道干净，特别清爽，林木茂盛，空气也格外清新。槟榔屿的极乐寺，康有为曾在那里题过字。
　　南洋虽非属我，但它的开发多靠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力”。南洋之游，哥弄目睹了占当地居民百分之八十的华侨被高鼻碧眼统治者任意肆虐，增加了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在南洋历时四十天之后，哥弄仍乘双美轮回到厦门来，住了几天，才转轮到上海去。哥弄到上海时，离校的厦大师生同志都集齐了，他们所计划以自己的力量来倡办的大夏大学也已经有了头绪。他们自己决定，本季开学上课的时候，学膳宿费要照章缴纳外，每个学生都要捐缴二十元至一百元的建筑费。教授们都是义务性质的，除供给吃饭、住屋及车费外，几乎无所谓薪水。校长大家都坚决要请汪某①来负责，但他那时正在广东当权，无法分身，最后乃推马君武先生来维持。而事实上，一切办事的责任则由欧元怀先生等几个人负担。以他们两百余赤手空拳的师生们，竟能于短短时间办成一间大学，而且很快地发展到足以与沪上各大学并驾齐驱。校舍呢，也由劳勃生路的临时建筑而进至中山路上的高楼大厦了。 因为感到读文科将来没有什么出路，在大夏大学哥弄改读教育科。
　　一方面由于我和陈垂斌的鼓吹，来沪求学的琼崖学生渐渐多了起来。符文模等几个旧时同学好友也于此时陆续来沪就学，我们活动的范围乃日益扩大。再一方面国民党改组成功，革命高潮日益澎湃。因此我们觉得应当有一种组织以团结青年力量来参加革命运动的必要，于是经过一度会谈之后，我们决定组织成立“琼崖青年社”。不久，“琼崖青年社”组织成立，哥弄和垂斌等都被推举为负责人，后来又发行“琼崖青年”旬刊，也由我和垂斌编辑。这样一来，我们就渐渐地为社会所注意。尤其是自琼东冯素娥被强迫婚姻案发生后，“琼崖青年”极力抨击案中的男主角某青年及其袒护者某县长，大大得到社会的赞许。从此我们的名字在琼崖一般人的心目中，成为“异军突起”了。“五卅”惨案发生，“琼崖青年社”也起了相当的作用，我们五六十个社员都参与了南京路包围捕房对帝国主义者进攻的战斗，以后一切罢课、罢市、罢工，以及一切游行示威，宣传等活动，我们均无不参加。我们琼崖青年社的社员被捕去数人，后来经过设法援助才放出来。
　　我们这时热血沸腾了。我渐渐地把读书看为不是最重要，而应当马上去参加革命活动了。我们把“琼崖青年社”改为革命青年社后，我也于是时加入国民党，并联络大夏同学中的国民党同志邵华（现任中央委员②）、雷某等组织大夏国民党分部。从此我乃与政治发生了关系，思想也大大地起了变化。

我脱离了厦门大学而进大夏大学，经济的用处是增多了，但家庭接济经济的能力丝毫未见增强，因此对于学校应缴各费，常常不能不拖欠。虽然后来总设法做几次还清了，可是因此而使我分了读书的心力，渐渐形成丢开课本的状态。另一方面以当时革命潮流的鼓荡，我求学的情绪越发冷淡了。
民国十四年冬是我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大夏大学内部发生国民党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因为当时大夏被教授曾琦、张介石等“醒狮”派国家主义者的势力所把持。我们的奋斗终于失败了。学校当局把他们认为的国民党派领袖雷某同学等开除学籍，我们全体同志及全体琼崖同学六七十人自动脱离大夏大学，大多数到广州去参加革命工作，少数转进别的大学。我也丢去这一张快拿到手的文凭，跑回革命的广州来。这时刚逢革命军肃清南路陈炯明遗孽邓本殷势力，克复了琼崖，省党部③派我回琼崖去主持“琼崖民国日报”，和担任琼崖“最高学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训育主任，指导琼崖学生运动。离别了五年的故乡，这时才获归来，然我衰老孤苦的祖母已经去世了！数年之间，吾父、吾母、吾叔父、吾祖母、及姐姐相继谢世，读古人“子欲养而亲不在”之句，不禁悲凄感慨！

注：
①疑是汪精卫。
②此处是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③此处是指国民党广东省党部。

四、黄金时代

我居然能踏出大学之门而回到故乡为社会服务了。
我回到琼崖是民国十五年的一月，同行的还有陈垂斌、柯嘉予、陈公仁三人。那时琼崖正由革命军收复未久，一切都须要新的领导和改造，尤其是为琼崖社会领导力量的青年学生，迫切须要革命的推动。我把民国日报接收过来后，同时兼任第六师范训育主任的职务。陈垂斌等以及先后返琼的王文明、许侠夫等多位“琼崖青年社”社员，此时都同负琼崖民众领导的责任。我们以志同道合“日夜兼程”的姿态，为着琼崖社会的各方面而工作。首先是第六师范以及全海口府城各校的学生会都改组或组织完成了，继着各方面的组织如农会、工会、商会、妇女协会等也像雨后春笋般陆续成立。指导全琼革命运动的琼崖特别党部和各县党支部，无一不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就是当时的军政大权虽非在我们手，但直接或间接总受我们的影响。特别是行政委员张难先先生，他对于我们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我们对于社会文化运动，除了出版定期刊物及各种小册子，和开办“青年书店”，贩卖国内各种新出版书籍杂志外，我们并开办“青年农村工作训练班”，于每暑寒假时集中各校活动的学生来共同施以短期的训练，再派他们回去在自己的家乡内或附近农村工作——宣传革命主义，指导乡村组织，开设补习学校，扫除乡村文盲，破除迷信等。这样一来，各个地方的每个角落都给我们鼓动起来了。
我们的工作虽然有时忙得连吃饭都没有空，可是我的精神却丝毫没有疲倦或松懈过。我们很早很早就要起来，而很晚很晚才得睡觉。没有人谈过“打牌”，也没有讲过“嫖经”，工作之后，吃东西是我们唯一的“嗜好”。我们并不讲究穿衣裳，我们一切都很随便，但人们却样样敬服。我们在当时社会民众的面前，可以说是最有“权威”，最受欢迎的了！
我除了负责报社社长兼主笔和学校的职务外，还任海口市党部委员，另外兼主编“青年”旬刊，有时并须负责编着各纪念节的宣传册子或特刊。其它如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我都是他们负责的顾问。至于临时的社会各种集会和活动，我也大多数参加。我这时真是身任百事，忙得气都换不过来。我每天至少得做十三四个钟头的工作，然而所得的酬报只百元，而且这百元每月都得捐一部分一有时甚至大部分给社会去做公共的用途，自己是一钱不存的。我不知道有什么重要的私事，而我也不觉得“洋钱”的可爱。因此，我在琼崖府城和海口工作一年半，只旧年年关回过一次家，住三天就又出来。我拿到家里去的钱，一共至多不过一个月薪水。我最喜欢的是那些思想纯正、行动天真的青年男女大众。我大部时间是花费在指导他们各种活动及思想方面。同时他们也特别喜欢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不仅是他们的“导师”，同时又是他们的“良友”。
还有一事使我应接不暇的，是要我写字的人太多了。不单是学生，而且是各界，不单是海口府城，而且是琼崖各县。要我“挥毫”的，纷至沓来，我的办公室中，几乎成为宣纸店了！然而我的“笔法”究竟真的能够值人们这样的欢迎吗？我决不敢这样地相信，可是大家要如此，我也只好挥着大汗了。
我们服务的地点是海口府城，但我们的“声名”却深入至全琼崖的每个部分。我们当时可以说是琼崖青少年的“无冠皇帝”！然而也不是说我们没有人反对，反而因我们风头太出的缘故，更加引起我们的妒忌者的恐慌和羞怒。这些人就是被社会淡视的革命“失宠同志”及一些被青年学生鄙弃的学阀们。海口工会的纠纷，府城某中学内部的风潮，我们的妒忌者都费了一番的心事，但他们终于为大家所窥破了，这些纠纷和风潮，只昙花的一现。
文昌虽然是我的出生家乡，但文昌县城我只到过一次，所以县城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我以前是不大知道的。但这里的群众对我的印象好像也很不差。民国十五年秋召集的文昌各界民众大会，当他们提出推举文昌中学校长时，我竟是公推当选的一人，县政府派人向我“劝驾”，然我已不能放下现在的工作，后来没有办法再由别人上台。
因为奉命参加北伐，张师（发奎师长）调离琼崖，接替者是黄团①。不久，行政委员张难先亦调回广州，琼崖的军政渐渐向着另一方面发展。我们的反对者也蠢蠢欲动，是年秋间广东省党部召集全省代表大会，我和柯嘉予被举为海口市党部代表出席参加，张难先先生到旅寓来访我们，说琼崖有人反对他说他刮了地皮。后来我们查这“反对”的来源，才又知道是那些革命“失宠同志”所造的谣言。从许多情形观察，我们知道琼崖以至于广东将从此多事了。难先先生劝我们回去以后要“埋头苦干”，“谨慎做人”。开了会归来，琼崖特别党部裁撤，另设琼崖党务视察员，但不是由我们主持了。继着民国日报也移交他们去接办，我们被迫从许多党政机关内退出，专来为教育文化及一切关于社会方面的工作而努力。“四一二”②而后，我们始离开府城海口。从此欣欣向荣的琼崖社会及其一切，遭遇空前的浩劫了。
　　
注：
①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团，团长黄镇球。
②此处回忆有误，应该是1927年4月22日琼崖四二二事变后，王文明和罗文淹等人才转移到农村。
　　
　　
五、逃出浩劫
　　突如其来的清党运动，我们当时是摸不到头尾的。大概是四月二十日吧？海口中午听说已经在捕人了，在府城我们几个人下午晚饭后还在学校内唱歌谈笑。我们不相信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情。我们总觉得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们自信凭着纯洁的心理，沸腾的热血而为革命与社会服务是不会有罪的。我们估计就是真的要抓人，也不过是我们的反对者蛊惑当局一时的“报复”行为，绝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祸。
　　夕阳西沉了，苍茫的暮色笼罩了大地的全部，万家灯火正在齐放其光明。我先时同学朱守烈君忽匆匆地跑进我的寝室来。他以极急迫而极严重的语气对我说：“海口抓了许多人，工会，农会甚至市党部都被封了！”他说了马上就要我“走”，我起初还是不肯，经他再三催促，我把这事转告给同事们后，乃和守烈踏出了校门，此时街上的情形已经开始变动了。幸而我们早出了一点，同时也是因晚上看不大清楚，所以才能够安全通过各街道和城门。我避到附近的一个学生家里时，许侠夫早已先我而至了。我们随即派人去探听消息，回来报告说各校门口都布满了兵，教员学生被抓去一大堆了。我们这时才有点疑惑起来，知道事变之来，竟出乎情理之外了。
　　我们当夜就离开府城回到文昌来，据说我校内的寝室及街上住屋都被搜查过，而我们晚上到过的那学生家里也被搜查。我和侠夫回到他的家里，起初还打算静候几天风潮过后，再回府城去，可是由各方面传来的消息，知道这事不是一时所能解决。而且不但海口府城，广州及各省地都同样发生事情了。继着各县也继续“清党”了，他们甚至到乡村来抓人和“没收”东西了！府城、海口及各县的学校，于教员及一部分学生被抓后，解散的解散，停顿的停顿了。后来愈闹愈凶，甚至各乡村的补习学校都被视为“反动”组织而要解散和抓人。弄得满地风雨，人人自危！更好笑的是当时谣传凡是剪头发的女人都要抓，吓得许多胆小的姐妹们马上又开始商议蓄发，埋怨“革命”害人。她们说：“要我们剪发革命的是政府，现在要抓我们的也是政府！”
　　不久，传来更可惊人的消息，说：在海口府城被捕的教职员林基、李爱春、洪钟、陈玉婵（女）及学生多人，皆已于被严刑拷打之后在黑夜里活埋了！①继着各县被捕的教员学生被杀的消息，几乎是无日不有。我们此时虽自身尚能得幸免于难，同时却为同事同学们的被害而悲愤！旋接到王文明等逃出后从某地寄给我们的书信，他说据接广州朋友来函，谓此次“清党”是“汪、蒋分家”，是“右派”反对左派和共产党，我们应当组织“拥汪大同盟”，领导民众来拥护“汪精卫先生”反抗“右派”，同时应当组织乡区县各级民众政府，打倒委任的现政府。信上说他们已经开始做这些工作，要我们在文昌也开始实行。我们接到这信后，随即商定实行的计划：一方面召集回到各乡的学生及地方党部和农会工作人员来开会组织“琼崖拥汪大同盟文昌分盟”，并把计划告诉他们回去各乡村活动，一方面收集乡村枪支，武装青年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这样不久，全县除南区外，各乡区的乡区民政府都成立了，还有各乡区的妇女协会、童子团，也组织起来。于是，我们计划进攻县城，准备于攻占县城之日马上召开县民大会，成立县民政府。我们估计县城驻军一连，再加上县兵连四五十人和一部分“政府派”民团，我们是可以打得下的。如果弄得好的话，可以希望兵不血刃而下县城。于是我们把各县“农民自卫军”集中在某个地点，做军事上的准备。同时约好了各乡区民众政府负责人，准备在进攻县城的那一天，普遍召开各乡区民众祝捷大会，于县城攻下后，列队向县城迸发，参加开县民大会。对于那些骑墙派的民团，则给以“哀的美敦书”的通知，令他们届时率部来归，协同动作。各种准备都已弄好了，我们遂于七月的某日拂晓发动。哪知负指挥军事责任的某君，因为督促队伍开饭太迟了，出发至半途已经天亮，他又因为怕白天攻击牺牲大，乃自行下令把队伍又带转来。由各乡区来会合的民团，因为到达约定地点，看见没有消息，他们也抱怨地各自回去了。县城乃没有攻成。但后来据说，这天闻到我们要进攻的消息，从县长至士兵都逃的精光，若不是我们带兵的人自己打转来，这天真可以不要血刃。
　　后来又一次的计划夺取县城，但又一次的被带兵的人误事，又没有实现。不久，我们把他换掉，交给新自广州回来的潘君（黄埔军校毕业）来带，可是不幸，他又在文教之役牺牲了！
　　县城虽没有拿到，但乡村都是我们的势力，一直到“广州暴动”以后，政府的力量才又迸到乡村来。然那时侠夫已经牺牲，而我已奉调到另一个区域，离开文昌了。
　　我在文昌六个月（四月至九月），足迹遍及县东、北、西各乡村，虽妇孺也都认识，任何天大的事，经我解决，他们无不欢从。我从文昌离开时，他们和她们都落着泪呢！
　　
注：
①此处回忆有误，李爱春于1927年5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枪决，陈玉婵于1927年5月被反动派绞死。

六、挂起招牌

我九月奉调到东路乐会。不久，黄雍、刘明夏、梁秉枢、徐成章等也先后到达，因为响应“广州暴动”，我们也挂起“招牌”来。起初是用“琼崖革命委员会”来做对外的号召，所谓“拥汪大同盟”也不要了。后来再演进而为“琼崖苏维埃政府”，工农革命军也改为“工农红军”了。当时最主要的角色是王文明，对内对外负总责，而我则负对内对外宣传和组织的责任。军事则由冯平、徐成章，梁秉枢等负责。浩浩荡荡，声威盛极一时。以驻军蔡廷锴善战之师，也不敢正眼而视。不过以械弹给养补充困难之故，我们进攻县城而不占领县城，除了陵水之外。全琼崖——尤其是东路和中路、西路的乡村都在“苏维埃”和“红军”的领导之下，对各县城形成了包围的形势。地方上所有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子，通通都有切实而灵活的组织，都是革命工作战斗员。所有的物质经济，都通通加以统制，不让一粒谷、一块板给进攻者利用。
可是，械弹补充问题，始终是没有办法解决，而令我们伤脑筋的。因为琼崖是个岛，陆路不能和外面交通，只全靠船，船是很不容易通过“检查”的。而且即使能够通过，但因为来路远，价钱也非常之贵。好像步枪子弹一颗要四五毛钱，驳壳枪子弹每颗要七八毛，经济也负担不了。后来为解决这问题，我们曾用很大的力量从外面请来一批工人，自己起厂制造。但材料总得向外买，其困难差不多等于买械弹，问题仍解决不了许多。而且自己造的子弹，因为工具的缺乏和技术的不大高明，常常打不出膛，有时反而误事。至于重火器不要说大炮，就是机关枪类的东西也没有。“红军”唯一的武器是各种各样的火枪、驳壳枪。自己做的“手榴弹”，只可以打死自己而不能伤害别人。因此，无论战斗员怎样勇敢善战，除了仅仅可以游击外根本不能攻坚陷城。
其次是工作布置的缺陷，使给养问题也越发的困难了。当时只晓得执行“指示”，“向上发展”，殊不知“向上发展”必须有巩固的后方做它的基础，然后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因此为着要“向上发展”，大家喊着进攻海口府城，夺取文昌、琼山的口号，像后方如陵水、崖县、感恩、昌江等县的工作，几乎没有人注意。易取的地方而我们不注意去夺取并加以建设，遂致“向上发展”发展不了时，屁股后面也是荆棘。退没有路退，连吃饭也大大的成为问题了。不然的话，决不至于后来被困于定安马鞍山，活活饿死几百人。
另外由接济困难而来的医药问题，由交通不便而发生的消息隔断，再加上外面的“大势已去”，孤悬的琼崖更加陷于孤悬而暂时“失败”了。
东路“乐四”（乐会第四区）是苏维埃的根据地，高级机关及其负责人，除冯平在西路澄迈，徐成章、陈垂斌等在万宁陵水外，我们大部都在这里。重山层叠，形势险要，物产丰富，米粮充足，是“在野政府”的良好据点。而且它毗邻黎族地区，若苗黎运动做得好，则进可以发展，而退可以生存，绝不会被剪灭。我们在乐四近一年，驻军只来攻过两次，而且是随来随去，除了消耗些子弹外，一无所获。虽有一次因为“内奸”引路，他们绕过警戒线间道来袭，我们几乎被包围，但经“红军”回击，他们又急剧地退去了，一样毫无损失。这里有“苏维埃政府”的合作社、“红军”干部学校、医院，军械工厂等。“红军”则分布于各县，“乐四”不过留一部分，以资警卫而已。
我们生活由上至下一律平等，除“红军”员兵，起初尚发一点零用钱外，工作人员大家都只由公家供给伙食，不给薪水或任何变形的费用。然而个个都很快活，都很积极，丝毫不觉得烦闷。恋爱在“苏维埃”范围内是自由的，但也有种限制：“红军”家眷，别人绝对不准去和她们“谈情”；男女要同居，须先到“苏维埃政府”去登记，表示双方愿意结为夫妇，然后才可以实行，否则就以纪律制裁、拘禁或罚做苦功。勾引“红军”眷属的，枪毙。赌钱、吃鸦片，绝对禁止，但绝对也没有人吃鸦片和赌博。大家日常的娱乐是唱歌、演剧、运动、爬山、闲谈和吃“东西”。各级工作人员绝少携带家眷的，尤其是那些老弱幼小不能独立生活的眷属不能带到机关或队伍来。因此，大家都能够以全副精神，毫无挂碍的为革命工作而努力。大家除了工作上有事发生论争外，绝少个人彼此间意气之争。 民国十八年开始以后，情形就日非了。一方面以政府军的封锁，使“苏维埃”的活动力和活动范围日益穷蹶，一方面以日久的困斗，大家身体上精神上都有点振作不起来，不像往时的热烈。再则内部因“工作失败”的责任问题，也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于是我们乃陷入了极苦闷的深渊了。我们被困在乐会、定安的山中，“栉风沐雨”、“卧薪尝胆”者将近一年。我们吃的是没有菜没有油——甚至没有盐的稀饭，常常弄不到米，只得吃树叶草根。我们卧的是石堆、木架。我们个个都挨饿因病变得不像“人”形了，但是我们坚决相信我们不应当这样就“算”，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还有新的前途。我们议决“疏散人员”，分头工作。我和另一位朋友乃自告忠勇，请求遣派回文昌活动。冒着极大的危险，经历了许多的危难，“披星戴月”奔向自己的家乡来。但文昌的情形已不容我们再活动了。旧时活动的的青年男女，被捕杀的被捕杀，逃亡的逃亡，整个社会被“镇压”得气也不能透了。于是，我请得“上面”的许准，过了民国十九年旧历元旦，离开文昌，间道来港转沪，结束了我在琼崖的奋斗。我在来港的民船上，赋得五言绝句一首：“艰辛曾历尽，奋斗为不平，争得自由在，头颅愿牺牲”。平仄虽不甚押韵，然亦表达自己的感想耳。

七、最后关头

我抵沪后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息”，旧时的健康乃渐渐复原。外面的同乡朋友对我依旧像往时的亲热，他们说“别的XX①党员或者有人抨击，但你和垂斌大家都相信是不会做坏事的。”因为环境的需要，民国十九年秋，我又回到香港去，起初是说要派我到广西，后来因广西政局转变了，才在香港负报馆的编辑工作。初初是帮编，后来竟交给我主持了。我从此又重温“日卧夜作”的生活。香港的法律规定一切新闻电讯，必须先送检查然后才可以发表。然而好笑得很，只要把“英帝国主义”书成“X帝国主义”，“共产党”写作“XX党”，就是内容激烈一点也可以通过。自然关于香港政府方面的消息是不容易给刊载的。其实一篇文章或新闻是有一定的内容和方向的，就是用“XX”来代替“某某”，人家又何尝不晓得是“某某”呢？但是后来他们又想出缴“担保金”的方法来限制报纸的活动。由港政府下令每家报馆不论大小和久暂，都须缴三千元港币保证金。如果没有钱只好关门，就是缴了钱也得防没收，不敢刊布“反动”的新闻消息。果然，我们的报纸不久就被查封了，发行人被抓去，保证金也被没收。
　　翌年的夏天，我以报馆被封，重又到上海来，复任另一同样性质报纸的编辑，不幸此家报纸又被破获，幸而我得“安然”。后来我又参加某种特殊工作，被派至地方宣传机关服务。在“一二六”②事变时，我负责编辑某鼓吹抗日救国的报纸。但亦未能长久出版，旋即被破获，除哥弄外其他几个工作人员都被逮捕，其中两个被“杀头”。哥弄再辗转而任工厂的工人运动，民国廿二年夏乃在上海被“自首”的同事所捕。此时，旧时同事和朋友，没有一个能得“自由”，都给先后抓光了。
　　据说我已经被“盯梢”好几次了，但都在中途脱了“梢”，没有“盯”上，最后这次才再不能幸免。
　　我被抓后，他们先“架”至南市一家旅馆，经过很好的招待后，开始要我做“反水”的工作：第一发表宣言或登报自首，第二参加“破获”的工作。这于我都认为和“良心”违背，均婉辞拒绝。他们认为我用“外交手腕”，威赫我说要用刑——上老虎凳，灌水龙头，最轻都要打烂屁股。但不晓得为什么没有“实行”，只在旅馆里尝了某大汉的几下老拳，就送往公安局拘留所了。我当时自以为公安局长是我的近邻同乡，或者不敢与我为难。果然，我被捕的消息传至一般同乡们的耳朵去后，有不少人为我说情、活动，甚至公安局内“素未谋面”的同乡也来探看我，安慰我。而自己的“同志”们却在外面为我大“宣传”，说我“叛变”了，我到马路上去抓人了！当时我又是伤感，又是悲愤！
　　
注：
①原文如此，应该是共产。
②此处有误，可能指上海一二八事变，下同。
　　
八、铁窗生活
　　
　　说它是拘留所，毋宁说是人间地狱。约莫四十八市尺见方的一个号子，却关十四五个人，还有一支合抱大的马桶，也得放在里面，不要说是睡觉，就是坐也坐不下。而且马桶放在里面，十几个人轮流屙屎屙尿，那种味道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得闻，气臭无穷。再加上夏天人们身上发出的汗味，真叫人又闷气又呕心。晚上身体还没有靠到地板，捉不尽的臭虫早就成群列队的出来，准备吃大餐，排山倒海而来的蚊子，通宵达旦在你的耳边奏乐，你想闭目都不成。吃饭是一天两餐，餐餐一样菜——白水炒豆芽。粗赤掺沙的霉米饭，一人给送进两碗，如果要多拿，送饭的就不开心。不准唱歌，不准高声谈话，骂人更不得了。
　　同样的号子和我们毗邻的还有两个，据说一个是“优待室”，但看起来情形好像并没有什么优待，一样睡地板，人也是挤得满满的，吃饭屙屎也和我们无异。“优待室”关的是些愿意自首，而希望很快就能够出去的人们——自然是政治犯——据说。但大家都很不愿意进“优待室”。
　　在我们的斜对面，是女拘留所，关的女人虽然没有我们这样多，但也有不少人，还有几岁的小孩也跟他或她的母亲关在里头过不要钱的生活。她们极大多数以至于全部也都是政治嫌疑犯。她们好像“自由”一点，可以出号子来拿水洗脸，洗衣服，甚至“出恭”。她们的隔壁一大间，里面关的是普通案犯，他们进来容易，而出去也快。有时候一大批几十人一下送进来，但有时候一下子又通通放掉了。他们当中吃鸦片的，做生意的，打架，赌钱，偷人家东西的，五光十色，无所不有。有几对“野夫妇”也给捉进来，年纪都很轻，在大家的“漫谈”和注视之下，她们浮现出不胜其羞愤的脸色。因为是“普通”犯吧，所里也给他们和她们以一点“特别”。这特别是不开伙食，各人肚子饿要自己想办法。另外如果你要不守规矩噪闹的话，就给拖出来打的要死。附在这普通犯的旁边，还有一鸟笼似的小小间，政治犯中如果被认为“会噪”的，就调到那里去。
　　对于看守我们的警察，我们得特别客气，大家都要叫他们“先生”，而且声气要特别柔和，否则他们就认为你不懂规矩，不但事事为难，而且会在所里说你的坏话，有时且立遭面斥、调号子。看守中间有几个特别凶，最喜欢打人、骂人，脸孔好像生阎罗。据说他们这几个“资格”也最老，在所里十几年了。女看守是位像猪猡般的肥婆，她的脸孔好像把大葵扇，而她说起话来则像打“破锣”。约莫是四十几岁了，然而她还够风骚，晚晚都要外出几个钟头才回来。据说一晚没有姘男人睡觉她就要发癫。
　　已经送进所里来的政治犯是不要再受酷刑拷问了，据同室被刑讯过的“难友”说，所以大家都有点安心。我进来的第三天才“过堂”，“法官”稍问几句话，就带回来。当时来看我的同乡很多，好像为我感到难过，然而我自己却有点“自豪”。

因为公安局里我有人的关系，特别许准我到办公厅谈话室去会见我的家眷——老婆和小孩。相见之下，女人的心怀总是柔弱而富于情感的，她不禁泪下惨然。我除了给她安慰几句以外，也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别时，她又是咽呜啜泣，小孩也抱着我不肯放手，我此时心肠也有点软下来了。过了两天，她又来看我一次，并弄好了一盘红烧牛肉带来，这于我们这一群“难友”是特别需要而欢迎的。
初被抓进去的头两天，大家都觉得“难过”，但过了几天也都慢慢%魄”起来了。而且大家都是“一路人”，有几个还是老朋友，谈东谈西，说说笑笑，一点也不寂寞。同号中，尤以李楷和张XX最诙谐而故事又最多，整天滔滔不绝。李楷是暗杀宋子文案嫌疑犯，他被抓已经九个月了，因为宋赴美未归，这案不好解决，他现在还得关在这里。又因为他同案的几个人于被捕后从拘留所脱狱逃了，所以他后来又被上了脚镣。张XX，他是在我进来后两天进来的，他对我们讲述他从前在南洋和这次被捕后受刑时假死的故事，大家笑得肚子疼。
每天都有人从号子里解出去，然而每天都有人补进来，号子里从来没有松过，我在这里刚刚关了十天。第十一天——五月廿日——的上午，我乃被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同来的还有七八位，一位是女人。
以过去的经验，押解到龙华来的政治犯总是凶多吉少，但这时的情形却不象往昔那样严厉了。恰恰相反，这时的警备司令部，只要你是政治犯，无不格外“招呼”，天大的案件，最多也不过判两年半的徒刑。因为现任的司令是戴戟，他是十九路军的人。从“一二六”抗战后，十九路军对于革命青年已改变了过去仇视的态度，反而是对现政府表示不满了。
我到龙华第二天就“过堂”，审案的法官姓余，从他的温和的面貌看，可以判断他一定富于“人”的同情心。法官先把我的姓名、年龄、藉贯等等问过以后，他要我自由发表对于国家、现政府和党派的观感。他并特别声明说：“这里不打人，讲错了也不要紧”。我于是一五一十的大发挥。法官听了我讲之后，点点头表示对我的同情。审毕，法官说：“你有什么话如果今天还没有说完的，可以用笔写来对我讲。”退了堂，由原来送我来的弟兄送我回去。回号子后，我作了一篇“上梁王书”式的呈文，送到法官那里去，措词颇慷慨淋漓，可惜没有留存。
龙华拘留所，比起公安局环境要优越一些，管理设备都比较好。房子是新起的，所以也颇清洁卫生。地方很大，一个号子只住六七个人。而且号子的门白天不关，只关“弄堂”大铁门，我们交往谈话都很自由。唱歌，戏笑，以至于开会演讲，都不大有人干涉。有时候我们闹得太凶了，看守先生们也只是在外面喊一声“你们噪什么”，又走了。他们一走了，我们又依旧地笑，依旧地跳。关于卫生的设备，所内有诊断室，每日为病人看病，如果时疫流行，给大家打预防针。洗澡池也有，每星期开放一次。但因为人多，水不大干净，而且生“绣球风”的人太多，容易传染，所以我都是在“弄堂”内自己淋冷水，很少到池里去洗过。
这里的看守好像比公安局的也“好”得多，我们不一定要喊他“先生”，我们叫他“老赵”、“老曹”……他们也不会发脾气。只要你给他一点便宜，你请他寄信、买东西……他们无不尽力“帮忙”。他们很恨公安局里做特务工作的人，他们说：“在司令部的法官的面前，那些家伙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常常为我们报告关于各人案子的消息，他们告诉我们哪个法官最好，司令官怎样孝敬他的母亲，听他母亲的话，“多做一点阴德事，少办几个冤枉人”。除了看守，还有站岗的宪兵，他们和我们也谈得来，从他们的传述，我们可以知道外面一点消息。
吃饭也是一天两餐，饭自由吃到饱，但菜则比公安局还要差，一个号子六七个人共一盘清汤，没有肉，青菜也不过几根，一下筷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一天总觉得肚子饿，特别是早上及午后一两点钟的时候。这时烧饼油条是我们的“上品”，但有时候没有钱也只好“过屠门而大嚼”，咽着馋涎。最开心的事，是“礼拜三”家人或朋友来“接见”，因为既希望有得“食”，又希望接得钱。所以每到“礼拜三”这一天，大家都凝神倾听“先生们”喊自己的名字，如果终于音信杏然，那真不胜懊丧之至！还有如果“接见”没有“食”和钱送来，也羞得对人，以为这人是没有办法的了。“特别接见”更呱呱叫，既可以长谈，又可以有钱有吃。不但看守们看得起，就同“弄堂”的朋友们也“另眼相看”。因为“特别接见”要花五块钱手续费，不是“常人”所能“尝试”的。“特别接见”没有日期时间的限定，只要有钱给所里缴手续费就成了。
“弄堂”内政治案和普通其它各案不分开，大家混杂着住。当时全“弄堂”（共三个弄堂）共有政治案四五十人，其它各案三四十人。其它案中大多数是强盗案，其次为绑匪，也有两个“汉奸”。除了“汉奸”大家都不肯和他讲话外，其余都同食同玩。然而他们中间也常常发生吵架以至互相殴打、互相欺凌的事情，同时，赌钱也是他们不良的现象。我于是向他们做感化和说服的工作，尤其是一个姓周的绑匪犯经我在思想上把他说服以后，他们都把我当他们的“领袖”看。因为这周姓的原来是个中学（复旦中学）生，是“青帮”的小首领，他不但意志强项，而且“读书明礼”，他一“拜倒”，别人更要“望风”。继着，由我提议经过大家的赞成，我们就在狱中组织了一个“难友会”，全体政治案、其它案的难友都一律参加，我被推举为“难友会”主席，另外推举几个人担任文书、慰问、会计各股的工作。“难友会”最大的目的，是团结难友的意志力量，融洽彼此的感情，以实行互相救助。“难友会”的具体工作是代替不认识字的人写信作呈，慰问有病者及指导初来的案犯，从经济上救助贫苦的难友，禁止打架，不准赌钱。“难友会”的经济是由有人接见送钱来的难友捐助“收入”的十分之二。以上这些，我们都做到了。由于大家的议决，后来难友会还发动了“绝食斗争”，并且向龙华拘留所提出要求：每礼拜“开封”两次，即开放弄堂铁门，给案犯出去晒太阳及运动；每礼拜吃一次肉，晚上推迟两个钟头关号子门。斗争的结果除“吃肉”外都达到了我们所提出要求。风潮过后，法官传我去问话，他令我一定要退出“难友会”，不准进行一切活动，并且把我调换了“弄堂”，这难友会也就渐渐涣散了。然而难友们因此益发增加了对于我的敬仰。
这里大家最深恶痛绝的是“汉奸”和“政治叛徒”，每有这种人押解到时，大家不待他“过堂”，就先在“弄堂”内审问，说不对还得吃“苦头”。司令部对这些人也特别办得重，姓严的一个厦门“汉奸”，几天就实行枪毙，吓得另一个“汉奸”案魂不附体。
　　最悲惨的是一个“锄奸团”案，他说他于某处投掷炸弹图炸某奸商不成，被保卫团捕去严刑逼供，硬要他承认是XX党，他自然不能胡说，保卫团对他酷打后再上“老虎凳”，最后还用铁线从他两个肩膀上穿吊起来，直至他疼得昏死过去，他们才放手。后来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把他苦苦地关了四十几天，今天才押解过来。他说时两泪不停地往下掉，一面气喘，一面呕血。我们听了，心坎上顿时涌起了一种莫大的悲痛感！他说他是东北人，二十四岁，于“九一八”后从沈阳某中学奔进关内来的。
　　吾妻有闻已经几个“礼拜三”不来看我了，我心里非常焦急不安。乃从隔壁“弄堂”传来一张纸条，说他看见她和小孩都被关在公安局女拘留所内，我乃知道她也被捕了，然而为的是什么呢？ 炎热的夏天随着秋风而消逝了，“弄堂”内的“老”人都一批一批的“解送”或开释了。我和张X两人，在法官的好意招呼之下，也于九月九日被押解到苏州反省院。
　　
九、在反省院
　　
　　绰约多姿的苏州，盘门外屹立着一所大院子，灰蓝色的围墙，高耸于茂林修竹之间，颇娆景致，空气清新，这就是关政治犯的“江苏反省院”。据说它开办的成绩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虽然它的历史还很短。
　　反省院里的管理和设备，大致同普通学校一样。院长及各级职员，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在社会上“奋斗有年”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就是看守“先生”有的也曾当过总理的卫兵。“反省人”（关到这里来的政治犯），除了作业以后必须返回“号子”不得自由外，一切生活都同学生差不多。
　　我们这一群——在院的“反省人”，包括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有的是在外国留过学的，有的是商人，农人，工人，军人，最多是国内各大中学学校的学生。大家都是为着政治的信仰和对于现状的不满，各从不同的地域被送到这里来。我们因为教育程度的不同，被分编为不同的组级。特别组是些留学生，第一组是高中以上学校的学生，第二、三、四组是中小学生和其它阶层的人。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也得上上课，听听讲和学学字。男女同组，但不同宿舍。除特别组大家在一定的时间集合在一定的教室自行研究外，其它各组都须上课，每组每天至少要上课三堂至四五堂。课外作业有每天一次的早操，隔天一次的打球运动，一周一次的打拳，另外还有军事训练。
　　反省院里的待遇，比拘留所及监狱好些，制服、被单都由院供给，文具、书籍也不须自己出钱买。就是鞋袜等物品如果你真的自己没有钱买，也可以个别向院方申请发给。吃饭每天三餐，一汤一菜，时间一到就由厨房分送到各“号子”去吃。白天不准睡觉，床铺于早起后须折叠整齐，好像军事学校的所为。要是有点散烂污，管理科就指导你重新“再来”。不论上课，出操或在“号子”内，都须肃静，多讲话和吵嘴是不准许的。犯规矩的就调到一个人一间的“号子”，重一点的还要停止各种运动。
　　为了训练反省人对于三民主义的思想及行动，除了上党史及政治课以外，院中并指导他们组织“自治市”，从事实习自治的工作。“自治市”包括全体反省人所住的各“自治区”宿舍。成立的那一天并开个游艺会，藉资庆祝。“自治市”不但负指导反省人的生活的责任，同时对于院方也可以经常提供他们的意见。
　　因为生活无须忧虑，环境也很安静，正是我们读书研究的好机会。各种书籍除关于“反动”方面的不准看读外，都可以向“图书馆”去借。要练字，笔墨纸张都是现成的。各种各样的碑帖，院长也可以特别为我们送来。看完了书，写完了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下下棋，聊聊闲话。他们几乎把外面的事情都忘却了。
　　哥弄同号的难友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王阿华。从王阿华面部灰白焦虑的表现可以看出他的内心过度的憔悴。政治犯，尤其被送到反省院里来的政治犯，照例是各人的行径彼此都不大谈问的，就是在外面本来就认识而且同过事的同志，也故意表示不认识，免得官司上的麻烦。王阿华的身世，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在上海某工厂内被抓来的工人，其余均属茫然。哥弄同他在一个号子里共患难，所知道的也不过如是。然而，人类毕竟是感情的动物，一旦彼此间发生了真挚而浓厚的感情，一切的隐讳都在它的面前揭露了。何况他们原来是同志，根本就无永久互相隐秘的必要呢。一天下午上完了课，我们回到自己的号子，吃过晚饭以后，阿华用柔和而奇怪的眼光注视着哥弄说：“你说我是什么人？巧得很呀，我不是北平人，我不姓王，我是你的同乡，你的家门”。他说着这话时，好像又急迫又喜悦似地。哥弄听了不啻发现了奇迹，连忙握着他的手，低声追问着说：“怎么？你不是姓王？原原本本告诉我！”于是，他们又是亲热又是惊喜地谈了一个晚上，但为提防看守先生听见向院方告密，他们——尤其是阿华说话的声音低得几乎连对面而谈的哥弄都听不清楚。此后，哥弄才知道阿华是岭南藉，生长和读书都在北平，他的父亲是清末的诗人和戏曲作家。因为王阿华出自名门，他又在清华大学毕业。康有为、梁启超、叶恭绰等皆是他父亲的同僚，所以耳濡目染，新旧文学，他都很有心得。他写的一笔好字，据说曾师事过康有为。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正是新文化民主思潮澎湃的当儿，五四运动后，他加入了共产党。大学毕业后，家里要他到美国去留学，可是他不愿，他要为信仰而工作。他被派为北平市的工作人员，开商店作掩护，他当司账。从此时起他奉命学写生意字，抛弃了原来伟丽的书法。后来又派充海员工人在XX总统轮上为管房（茶房），参加指导外洋班海员工人运动。在被捕的前两年，才又调到上海沪西某外商纱厂充工人，担任沪西一带工人运动的指导。在反省院中我们成为了患难之交。

因为阿华童年曾师事过康有为，书法也颇有心得。因此切磋琢磨之间，我真得益不少。尤其是“写字”，因他的鼓励和指导，提高了我对于临碑的志趣。他说康有为逝世后只有郑孝胥可以称“大书家”，于右任先生的成就已次一等了。
由于院长刘幕宇先生夸奖我的字“猛进不已，可入魏晋之室”，及他题我书的册页说：“刀道体魄龙颜骨，活笔微参盖女碑，一卷六朝烟水气，精神寄托亦称奇”，所以引起大家对我“书法”的热爱。尤其是自秘书长董柏崖先生要我为他书“金刚经”后，院中各级职员及“反省人”院友们，都要我写东西，留纪念，好像我是个“书家”。
因为避免“嫌疑”，大家都不大谈国事，而且院中没有报纸看，一点时事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时常所能够谈的是一些关于女儿或家中的事情。同时因为大家都离开“温暖的生活”日久，对于家庭也特别怀念。有一次不知哪家女学校的摩登蜜斯们到我们这里来参观，引起大家都思亲伤脑筋。后来院长知道了，女界要来参观，一律拒绝。
院中规定两个礼拜可以写一次信，邮资如果自己没有钱，院中也可以代付。“接见”则不限时日，随时都可以，但由院中派人监听，不利于反省方面的话不准谈，特别是关于外面的时事绝对不许“泄露”。我在这里最不喜欢人来“接见”，尤其是家里人来“接见”我更不喜欢，因为不见彼此不过挂念而已，见了反而使彼此“触景伤情”，更感不快。
哥弄在反省院刚刚九个满月，因为开释时在“候保室”候保多住了三个礼拜，出院时已是翌年的初秋了。我失去了自由一年有余，然而只此短短时间的隔别，再和社会见面时，一切都觉得有点生疏了。

十、我的恋爱（略）①

十一、几个朋友
我生性孤僻，所以对于俗务我都不大看得上。什么权贵富豪在我的心目中，不过是一种卑鄙龌龊的人类而已。我以为如果天地间真的有“正气”，这“正气”就绝对不会生长在势利之门。我觉得人类最可爱的是热情，真情和同情。除了这，人类就没有更可宝贵的东西。我对于朋友的选择，也就以“热情”，“真情”和“同情”为出发点。
我第一个朋友为符传范，文模。他是琼崖琼东县人，年纪比我小一两岁。我认识他是在中学的第一年，而且“倾盖论交”，即成“莫逆”。我和他同一间学校读书虽不久，但一直到大学，我们都同在一个地域。彼此互相交流，他给予我的鼓进和影响不少。
他以瘦小的身体蕴含着伟大的抱负。他绝顶聪明，但一点也不盛气凌人。他的态度很冷静，而他的心情却非常热烈。他说倚钱的人是铜臭，恃势的人是狗王八。他反对“圣人”和法律，他认为这些东西是虚伪的。他同情妇孺，他同情贫苦无告的人们。他不相信天和命运，他说一切都由于人为。

注：
①原稿有此文，但涉及个人私事较多，未予公开。

他有“温暖”的家庭，“满意”的妻子，但他并不以个人的“满足”为满足。他认为不平的社会得由自己来努力改变。他自上海中法工商专门学校出来后，本想以工读的办法到外国去求深造，但因家庭发生变故，所以没有去成。
民国十五年大时代潮流把他卷入革命的旋涡，他于琼崖“清党”后被杀害于地方恶势力了！他家中遗有年高的父母和弱幼的妻儿，呜呼！
我半生生活奋斗中最得力的朋友是陈垂斌。可以说没有陈垂斌就没有我这么一段历史。我和他不但是多年的同学，而且是半生奋斗生活中的共同计划者与实行者。我们在过去一段宝贵的奋斗中好像左右两只手，彼此都不能须臾离开，而且从也没有离开。就是现在他已经逝去多年了，然而我的心灵仍永远和他的精神密结着，相信他苟死而有知，也绝对不会忘却他尚存人世的朋友！
“觉民”和“华美”都有工读的办法，他就是工读学生中的一个。由于处境的穷苦，我们之间起了“同病相怜”的同情。在学校日常生活中，我们互相注意着彼此的性情、人格和志趣。“五四”运动完全把我们的思想从行为上表现出来。我们契结了今后奋斗人生路上的患难之交。
他是个倜傥不羁豪雄绝伦的青年，体格魁伟而风姿英美。勇敢果断，富于冒险的精神。度量宽阔，情感热烈。心地仁慈而性格顽强。善辞令，讲话又深刻又诙谐，煽动的能力很大。然以其豪雄热烈之故，行动方面，有时会引起别人的妒忌和误会，甚至因此妨碍到做事的前途。
我是他个性唯一能了解和谅解的朋友，他几乎是事无大小都要和我商量，而我对于他的规劝，他也无不乐于接受。我和他的关系如果用古人来比方的话，就好像鲍叔和管仲。
他爱国家的心比爱他自己的家庭和身体还要重厚，因此他常常在想着怎样去给国家出点力。他认为“折樽冲俎”，是一种无需用兵可以战胜强邻的方法，所以他对外交官的事业，非常感兴趣。他觉得巴黎会谈中，顾维钧等能争回既失的青岛，是非常伟大而光荣的功勋。
他是个“愿折不愿屈”的人。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先生北上过沪时，法捕房干涉学生及上海民众欢迎孙先生的大巡行，垂斌曾以两拳对大批干涉巡捕的铁棍恶斗，他被痛击倒仆后，在地上还是高呼打倒法帝国主义的口号。后来大众反攻把他救出，才不致遭他们的毒手。
以狼吞虎咽来形容他吃东西是很恰当的。白斩鸡他自己可以吃一只半，火锅牛肉他还没等二成熟就生吞活剥了。因此他常常泻肚子，他自己也说他会因肠胃病损害他的健康和生命。然而他不怕，吃了泻，泻了还是吃。
对于琼崖青年革命的鼓动和领导，他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一出学校（上海大学）就任琼崖第六师范的教务长。后来又任澄迈中学的校长。青年学生对他的拥护，真无异于弟妹之爱护姐兄。他在琼崖的“大名”是当时读书人都知道的。
他对于“女人”，比我有勇气的多，“机会”在他面前是不会放松的。说了他就做，做了有时候他也不一定说。对于事业他肯卖力气，对于“女人”他也无不肯卖力气。他说，结婚就是挖坟墓，要在她们面前永远称“尊”，就自己永远不要结婚，他和我一样，对女人永远寄予爱护的同情。他和我都一样主张，如果男人与女人发生纠纷，不等问口供，男人“着即先打五百板烂屁股”，然后再“彻查重办”。
琼崖“清党”后，他以赤手空拳，领导崖县本土民众跟地方恶势力作殊死奋斗数年。民国廿二年因为“力尽矢穷”，始被创就戮，年仅三十二三岁！据说他就义时，非常慷慨从容。如此青年，如此牺牲，天乎何忍！
　　说到琼东李杏，命运也非常的哀惨。他和我论交，是到上海求学以后。我们相见较迟，而相处也较暂。但以性情相近的关系，我们的友谊也很真挚。他家境比较康顺，但他天生就体弱多病，艰苦的生活他过不习惯。性情在我们中算他是最柔顺，要他担任艰巨是不相宜的。因为他重义轻财，如果要他办慈善救济事业，那是最恰当不过。
　　对于社会和国家，他的意思只好出钱、出力，出命他觉得未免太苦一点。极艰苦的奋斗，他同情，但他不愿参加。他整个思想和行动，可以说是“乡村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分子。他抱的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和“劝君莫惜金镂衣，劝君惜取少年财”的人生观。以他的健康说，他的寿命不会很长，然而他却相当的怕命短。
　　他颈项下患一种不可救药的无名疮毒，一面读书，一面要到医院去诊病。他几乎没有好的日子过。他无兄弟姐妹，所以很顾虑父母的身后事。他也没有子女，他说自己死了倒很干净。他因病被迫离开学校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坐守愁城等待死神的降临。民国十五年我们正在琼崖“横冲直撞”的时候，李杏我的朋友竟从尘世撒手而西归！“斯人竞有斯疾，呼君只好呼天”，这是我给他哭吊的挽联！
　　最后忆到林基。他的身世，真好像“天仙被谪到凡间”一般。他那多愁善颦的体态，永恒表现着忽乐忽悲的情绪。求学和救国他都一样热心。他的老家是琼山县三江，他的父兄和产业都在南洋，他哥哥在南洋颇有资财。他本人也从南洋归来，所以他具有华侨对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崇高信仰。他认为“人治”靠不住，非要实行“法治”，他进东吴大学专心研究法科。他“华贵”的男女朋友很多，当时为他所崇拜的戴季陶先生，也是他的熟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不反对，他说它和三民主义部分相同；但他又不主张“跨党”，他说国民党已经足够。他的性格是又温良，又恭谦，同时又高洁。你对他只能说之以其理，不能屈之于威武。他对唯利的恋爱观是反对到底的。
　　青年和教育的事业，他都抱有极浓厚的兴趣。因此，民国十五年他东吴大学毕业后，家人要他继续到外国去留学他没有去，他觉得应该乘年轻时为革命做点工作，反而回到琼崖来和朋友们创办学校。琼崖公学建在海口市旧德国领事馆，他任教务主任，兼英文教员，兼琼海六师英文教员。他思想很前进，是一般青年学生所敬爱的教师。起初妒忌者们曾多方破坏，说他们创办的琼崖公学是共产党机关，把他气得满腹怒火，马上写信给戴季陶先生，要他帮忙辟谣。后来校务日渐发达，谣言也归沉寂了。
　　他的一切都令人喜欢，尤其是他那种光明磊落的心理，爱人如己的热情。谁对之都会钦敬。他常常说“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他于琼崖“清党”时，就以这样的态度对付意外的事变，谁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终于被妒忌者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的死是被活埋的，因为怕引起社会的责备，所以在夜半里下手！他被害时只二十五六岁，还没有结婚。兄在南洋接到噩耗，痛不欲生。他的嫂嫂准备了两把驳壳短枪，参加革命，誓要为林基同志复仇杀敌，但也被捕杀，妒忌者们的残忍可见一斑。
　　全琼崖的青年学生对于林基之死，心灵上是永远引为创巨痛深的！
　　陈玉婵①也是我不能忘记的。
　　她是琼山县人，琼崖府城女子职业学校教师。沉静的性格配合着庄严的脸庞，坚决的意志引领着沸热的心肠。苦和死她都是不大怕的。别人都赶着时髦，她说时髦宁可让给别人去赶。她具备新时代妇女的特点和风度。年纪是二十几岁了，对于恋爱她觉得不必强求顺其自然。
　　她被选为琼山县党部妇女部委员，琼崖妇女解放协会委员。在她领导下的女学生和农民妇女是成千成万。她告诉他们怎样读书，怎样为着解放自己而努力。
　　她不大开人家的玩笑，别人要开她的玩笑她也不大允许。她讲了就要行，不能行她也不讲。沉默冷静，踏实负责，是琼崖青年妇女领袖之一。她的前途如日之方升，谁知方升之日竟被蚀。于民国十六年夏，与林基等同被活埋于琼崖府城城头！

注：
①陈玉婵(1899—1927)，女，海南琼山人。琼崖杰出的妇女领袖之一。1924年，考入广东省立工科专业学校。深受新文化影响，爱读进步书刊，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在广州参加省委主办的琼藉大学生集训班。后返琼，由组织安排出任国民党琼山县党部执委兼妇女部长。同年五、六月间，琼山妇女解放协会成立，任主任；同时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琼崖地委，当选委员兼妇女部长。同年秋，成立琼崖妇女解放协会，任主要领导，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5被国民党杀害于府城五公祠后的米铺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