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洞庭鸭农的生活日常

魚和虾

　　我的嘎公。出生年月不详，1965年元月去世，享年约七十岁。

　　妈妈离去后，两个姐姐开始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我没有别的想法，只希望她俩能找到一个茶盘，因为那是妈妈当年的嫁妆。

　　听妈妈说，当年嘎公（方言，外公）给她的陪嫁无数，其他新娘有的，她都有，簇新的床上用品，木箱子，洗脸架，水桶，马桶，脚盆等等；其他新娘没有的，她也有。接亲和送亲的队伍，不仅用花轿抬走了新娘子，还一同抬走了新式的六弯架子床、三门柜，外加一张漆得油光锃亮的书桌。这是嘎公专门陪给女婿这个读书人的。

　　日用小件中，嘎公还陪上了这个新潮的搪瓷茶盘。将来他女儿在婆家，用茶盘来端水酾茶，会显得与众不同。而“桃红柳绿燕归来”的图案，更是饱含了嘎公对女儿新生活的期待和祝愿。

　　妈妈1948年和爸爸成婚，这个茶盘是仅存的嫁妆。

　　作为一个养鸭为生的农民，嘎公嫁女儿如此手笔，实不多见。

嘎公一世为农，辛劳一生。如果他手紧一点，对佣人和家人抠一点，解放前三年积攒点田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嘎公是一个“民以食为天”的忠实践行者。他带着全家老小、长工短工，面朝田土背朝天，所得收获，基本都用来饱了口福。为了家人的胃，他不惜举债，落得第二年要更加辛苦地从鸭屁股里和田里刨出一年的吃穿用度。嘎公名下无田，他的家人也没有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记忆。

01

西洞庭湖的湖南省安乡县，有一个叫雷马家的地方，这就是嘎公家。大表哥告诉我，早先来这个地方定居的人，一家姓雷，一家姓马，故名。

　　雷马家西边就是虎渡河。现在没人知道雷家在此已经繁衍了多少代。

　　洞庭湖成为稻谷飘香、遍地鱼虾的福地之前，是一片泽国。外地人，其中不少是江西人，来到这儿围湖垦荒。雷、马两家的祖先长途跋涉，抵达澧水的一条支流虎渡河边，停下了脚步。安顿下来之后，他们就从当地人手中购买水面，开始围垦造田种稻子。

比雷、马两家更早来的人，号称是这些水面的主人。他们驾着船，在水中插上一根竹竿，问新来的人，从这里开始，买到哪里？于是买家手指远处，说，就到那里。卖家便在买家所指的大概地方，再插上一根竹竿。随后，卖家买家一起划船，数着摇出的桨数，直到抵达远处水中的另一根竹竿。就这样，一桨多少钱，一共划了多少桨，算账，给钱。

从此，雷、马两家在虎渡河边安营扎寨。到今天，雷家的后代还居住在这里，而马家已经没了踪迹。

雷家当年肯定是买了水面，有过地产的。否则，很难在这里生生不息，延绵数代。只是到了嘎公成为一家之主的时候，他这一支雷家后代已经成了地无一垄的佃农。

嘎公家有十口人，他和嘎嘎（方言，外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他的老母亲，即妈妈的奶奶。由于爷爷去世早，家里人把奶奶叫成了“嗲嗲（方言，爷爷）”。

嘎公维持全家生计，主要靠养鸭子，其次才是种田。嘎公从财主家租种了几石田，一石为十亩（妈妈如是说）。嘎公到底租了多少田，两石，三石，四石？已经无从考证。应该不会太多，因为他只要确保全家有饭吃就行。在这里，“有饭吃”，是指能吃上大米饭。对湖区人来说，像麦子，包谷，粟米等其他粮食做出来的主食，那都不是饭。

为了这几石田，嘎公专门请了一个长工来打理。他的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四个舅舅，给这个种田师傅打下手，当徒弟。

种水稻要耕田，而耕田的主力是水牛。于是，嘎公家养了一头牛。（土改时，这一定被算成了他家持有的重要生产资料。）他请了一个看牛伢儿，专门伺候这头牛。

嘎公每年养一千多只鸭子。鸭子生蛋，卖掉鸭蛋，换来钱用于维持日常开销。隔三岔五，嘎公就要肩挑一担箩筐，里面装着几百上千个鸭蛋，沿着纵横水乡的大堤，走二十多里路，去到县城或者邻县小镇的集市。运气好时，卖完鸭蛋，再买回家里所需的东西。运气不好时，一担鸭蛋怎么挑去，就怎么挑回。如此往复五十多里路，风里雨里，雪里毒日头里，嘎公不知走了多少回。

嘎公往返集市卖鸭蛋，掌管着家里流进流出的现金。每天放鸭子的活计，就只好雇人来做了。所以，家里还请了一个专门放鸭子的长工。舅舅们学种田的同时，也跟着他学放鸭子。

鸭子白天下湖下田吃食，晚上就圈起来。圈鸭子的竹围栏很容易坏，要请篾匠来修理或者编新的。这个篾匠不是长工，但和长工也差不了多少，常年在雷家做事。正是这个篾匠，给嘎公招来了匪祸。

为了让儿子们能认字，会算账，女儿们出嫁后认得票子，少受委屈，嘎公特意请了一个教书先生。白天，“学生”干活；晚上，先生上门，教认字，读书。舅舅们读《诗经》《三字经》《增广贤文》一类的男书，妈妈和姨娘读《女儿经》《四字女经》这些女书。男书多，女书少，妈妈和姨娘读完女书，便跟着舅舅们读男书。就这样，先生在雷家教了好些年的夜学。

这样算下来，嘎公常年要请三、四个长工，外加一位教书先生。可想而知，要维持全家人和帮工们的生计，嘎公肩上的担子还真不轻。

02

嘎公完全主外，家务基本靠他的母亲。先有姨娘当帮手，姨娘出嫁后是妈妈，后来还有大舅二舅娶进来的舅娘。

姨娘还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时，就开始给全家人和长工短工做饭。家里房子大，还有蛇和老鼠在房梁、地上乱串。姨娘天不亮就得起床，黑咕隆咚，很害怕。她把四五岁的妹妹，就是我妈，叫醒，陪她去厨房做饭，帮着烧火。妈妈太小，烧着烧着火，一头倒在灶边的稻草堆里，睡着了。姨娘很恼火，找嗲嗲或者是嘎嘎告状。妈妈最多也只是挨一顿说，到时候该睡还是睡。

嘎嘎从怀上第一胎开始，就不再到田里地里厨房里干活，也与养鸭子卖鸭蛋没了关系。可以说，她从此玉手不沾阳春水。家里的银两，她也不过问。妈妈长大，能认票子会算账后，嘎公就叫她保管家里的钱。他当年让女儿认字，认票子的坚持，这会儿有了小小的回报。

嘎嘎虽不做家务，但从没闲着。她一生最宝贵的青年壮年时期，都在怀孕生孩子。她一共生了十三胎，其中两个双胞胎，最终只有七胎长大成人。妈妈在正中间，她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嘎嘎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张肖像画于1965年（农历）三月，嘎公在四个月前去世。想必这是舅舅们请人给嘎嘎画肖像的原因之一。这是嘎嘎留给后人的唯一影像，现供奉在她的长孙家。

　　嘎嘎每次怀孕，就会有严重的妊娠反应。基本卧床不起，牙龈红肿，溃烂，喝不下，吃不下，更别说操持家务了。

嘎嘎除了喂奶，也不带孩子，脾气还大。稍不如意，就会骂人。嘎公，儿女，都不能幸免。连任劳任怨、脾气温和，给她一个接一个带孩子的婆婆，她也不给面子。

所以，在雷家，无论嘎嘎有没有怀孕生产，让她身心愉快是第一要务。嘎嘎吃什么，怎么做，都与其他家人和帮工不一样。

每天早上，不管谁做饭，都会在灶口稻草燃烧后的灰烬里，埋两个鸡蛋。烧熟，剥好，放到煮好了的桂圆，或荔枝，或红枣汤一起，放上冰糖或红糖，端到嘎嘎的房里。送进去早了，嘎嘎会骂，老子还没睡醒，你们就来吵，想我死啊！送晚了，嘎嘎也是骂，搞么得（什么）鬼去了？还没得（有）早饭，想饿死老子啊？送得恰到好处的日子少，骂是正常，不骂才不正常。妈妈曾说，俺姆妈早上睁开眼睛就骂人。

有一件事情，嘎嘎会做，也喜欢做。那就是打牌，纸牌，麻将都打。赢了，她自然高兴，全家人更高兴，肯定不会骂人了；输了，大家就得小心，准备挨骂。

1980年代，举国上下，麻将复兴，我家也不例外。我们几姊妹都不会，得现学。妈妈有童子功，成了我们的麻将老师。小姨上家里来，妈妈叫她上桌，凑齐三缺一。小姨不愿意，说，一看见麻将，心里就蛮不舒服，就想起小时候姆妈骂人。

当年，嘎嘎痛快宣泄的时候，肯定没想到会给她心爱的幺女儿留下了这么长、这么大的心理阴影。

嘎嘎脾气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无法控制怀孕生子，让她饱受病痛的折磨。另外，还与她的家庭有关。嘎嘎的父母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她的兄弟都习武，当地人叫“武秀才”，专门替人打架。比如，有人在争抢一个河洲子，嘎嘎的兄弟们就可能被一方叫去，和对手干仗。丛林法则，谁打赢了，河洲就归谁。但是，有的时候，伤人太重，对方又非一般草寇，会动用官府来收拾局面。雇来的打手就成了替罪羊，为人顶罪。嘎嘎的一个哥哥因此数次进出牢房，几乎吃了一辈子的“官”饭。

在媒人的撮合下，嘎嘎成了雷家的童养媳，从此过上了安定的日子。但是，家族里天不怕地不怕的血脉，依旧在她身体内流淌。

嘎嘎不认字，但非常喜欢武侠故事，常叫嘎公和她的儿子们念武侠小说给她听。她的记心极好，听完书，就能活灵活现地给别人讲。不管是解放前，还是之后，嘎嘎自己家人受到委屈，她会据理力争；看到不公平的人和事，她也会仗义执言。敢怒敢言，以理服人，让嘎嘎在雷马家小有名气。

　　我的幺舅，嘎公和嘎嘎最小的儿子。七姊妹中，只有他还健在。幺舅和幺舅娘无儿无女，是村里的五保户。目前，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生活完全自理。幺舅虽已不能下河抓鱼捞虾，养鸡种菜还是手到擒来。而且，他依然爱吃爱喝，每天至少两顿酒，缺一滴不可。

03

我们小时候，妈妈不知念叨过多少遍她出嫁前过的日子。一年到头，嘎公家鸡鸭鱼肉不断。当然，靠自家养猪不可能经常有肉吃。但是，只要把鸭蛋换成了钱，就可以买肉。吃鱼好说，舅舅们个个都是“鱼鹭鸶”。他们不用工具，随便到哪个河沟里都可以逮到魚。要吃鸭子，自家鸭棚里抓。鸭蛋想吃多少有多少，咸鸭蛋从没断过。还有自己家养的鸡，种的菜。

为了鸭子长得好，长得快，多下蛋，嘎公家的鸭子除了吃稻谷，还吃荤腥。每隔三两天，嘎公都会买回几十斤鳝鱼，由嗲嗲、姨娘或者妈妈操刀，剁成碎块，喂鸭子。

爸爸1960年代工作调动，我家搬到了把鳝鱼视为上品佳肴的益阳。端午时节，我们听同学或小朋友提起黄瓜紫苏炒鳝鱼，便回家跟妈妈说。妈妈的回答非常凡尔赛：鳝鱼哪么能吃呢？那是喂鸭子的。我们姊妹四个因此从未在家吃到过鳝鱼，也不会做鳝鱼。

后来，妈妈听说鳝鱼补血，便大度地说，你们想吃鳝鱼，可以在外面吃。反正莫指望我搞，我也不晓得怎么搞了吃。妈妈说这番话时，一点也不像平时好学手巧的她，口气里流露出她对鳝鱼的极度不屑。

我家也不吃螃蟹和水鱼，原因和鳝鱼一样，这些都是雷家鸭子的口中食。乌龟壳是嘎嘎常吃补品龟膏的原料，妈妈因此对乌龟高看一眼。

嘎嘎为雷家传宗接代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大功臣。嘎公和全家人对她百依百顺，照顾有加。只要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嘎公都会想方设法买来给嘎嘎吃。

家里除了有干荔枝、干桂圆、蛏干、干墨鱼、干鱿鱼、干海参存货，还会常年备着一种贵重的补品：驴膏。

小时候，听妈妈说过好多次，嘎嘎原先吃的东西，你们见都没见过。我听了很不服气。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岂能有东西没见过，吃得还不如一个旧社会的老太太？不过，我还是好奇，问是什么东西。妈妈说，“驴膏”。还真没听说过，更没有吃过。

于是，我很小从妈妈那里知道了驴膏，还有驴膏是怎么做的。我不喜欢驴膏，妈妈讲的驴膏制作方法真把我吓着了。后来，我把电视广告上的“阿胶”和嘎嘎吃的驴膏对上了号。从此，我对这个中华医药的瑰宝心有余悸，敬而远之。

嘎公有时手头不宽裕，但为了给嘎嘎买驴膏，还有上面提到的那些洞庭湖区不常见的干货海货，他会去财主家赊新谷，一赊就是好几石。“赊新谷”，并不是真去借稻谷，而是借新谷下来后可能卖出的等值的钱。等到嘎公租种的稻谷收割后，用新谷抵账。换句话说，就是嘎公找财主借钱，俩人做了一把今天所说的期货贸易。

　　幺舅和他养的鸡，百分百的原生态。妈妈在世时，幺舅经常给他的小姐姐捎去老母鸡和鸡蛋。（雷欢供图）

　　每到过年前，一家人会忙得不可开交。杀鸡宰鸭，打糍粑、做米豆腐，舅舅们下湖捞鱼打猎。腊鸡腊鸭腊鱼腊肉，还有用湖里各种野物做的腊货，用绳子穿起来，挂在一根根竹竿上，放在禾场，屋檐下晾晒，很是壮观。

禽类的年货好说，家鸡家鸭自己养，野鸡野鸭湖里有。魚更是方便，找一条河沟堵上，车干水，就可能打到几十上百斤魚，有时甚至能有几百斤。但是，猪肉有时是个问题。家里喂了猪，可没有猪过年的日子时常有。猪容易发瘟，喂着喂着就挂了。到过年时，猪栏里可能只有小猪仔。这时，嘎公又去找财主赊新谷，买猪过年。对嘎公和家人来说，没有杀年猪的年，那能叫过年吗？

腊月二十四小年，家里就开始大吃大喝。鲜的腊的，应有尽有。这些腌制的食材，还有能存放一段时间的糍粑等等，要吃很长时间。全家要靠这些年货，度过一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最好能够坚持到插秧的时候。把秧插到田里，一年的生计就有了希望。

小时候过年前，不管是不是吃饭的点儿，只要腊肉煮好了，妈妈会从锅里捞出来，切成大厚片，一边递给我们吃，一边说，“小伢儿盼过年，大人望插田。”

想必当年嘎公看着全家老小欢天喜地过年时，心里想的是来年怎样把鸭子养好，把田种好，新谷下来后怎么去财主家把旧账结了。

顺便说一下嘎公常去赊新谷的财主。这老兄每年一过正月十五，就会披挂上他的行头，外出讨米。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回家的主要目的就是收租子，收回嘎公这些人欠的新谷钱。年复一年，他把省吃俭用和讨米攒的钱用来买了好多的田。到土改时，他也就板上钉钉地戴上了地主的帽子。

04

为了一家人吃饱吃好，嘎公匀不出余钱来买田买地。不过，周围邻居都住茅草房的时候，雷家已经盖起了一栋大瓦屋。1954年洞庭湖发大水，冲垮了雷家大屋。洪水退后，嘎公靠着过去的老底子，原地重建，又立起了一栋新房子，纯瓦的。

后来，四个舅舅分家。瓦屋拆了，瓦也分了。此时的舅舅们，谁都没有了嘎公的实力。虽然各自盖了新屋，却只能半边茅草，半边瓦。即便是半边瓦屋，直到改革开放后好些年，方圆一二十里，那也是独此四份。

大舅的房子在大堤上，成了地标性建筑。1973年夏天，妈妈带我，小姨带两个表弟去看望中风瘫痪的嘎嘎。我们乘船到益阳地区所属的南县北蚌口，然后要走二十多里路，才能抵达常德地区下属的安乡老家。表哥给我指路，说，顺着大堤一直走，路边全是茅草房。你要看见屋顶有瓦，那就到家了。

　　林子后面便是虎渡河。二舅的半边瓦屋就曾矗立在岸边。

　　雷家殷实的生活，带来的不全是好事。

前面提到的修鸭圈篾匠，是个大嘴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从他那里，土匪知道了他东家住着当地少有的大瓦屋，一日三餐，鸡鸭鱼肉。还有，他家养鸭卖蛋，有现钱。于是，土匪洗劫了嘎公家。大舅跟他们对打，土匪用大木棒子砸得他脑袋差点开瓢。抢完后，土匪强迫二舅入这个匪帮，还封成了什么袍哥。这样做，是要堵住雷家的嘴：你家的人也是土匪，看还敢不敢报官。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一个表哥娶的表嫂，竟是当年抢嘎公家土匪头子的亲戚，还没出五服呢。

土改时，给嘎公定什么成份，让嘎公寝食难安，工作队也犯难。一个原因是雷家虽然没有田，但吃的住的比地主家不差，甚至更好；二是在抗日期间，嘎公当过一段时间的保长。有些积极分子想借此机会，把嘎公整成地主。他们和土改工作队的人找到雷家的长工短工，还有当地村民，动员他们控诉嘎公的罪行。

嘎公在雷马家很受人尊重。他粗通文墨，对人诚恳慷慨；待人和颜悦色，说话轻声细语。当保长时，他上传下达，为大家做事，从不欺压乡邻。雷家的种田师傅说，雷家幺爹对我跟对他的儿子一样。我带他的几个儿子作田，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雷家幺爹在家时，跟我一起下田，一起吃饭，从没有看见他在一边吃过独食。我在他那里做工，给我的工钱，从来不会少一分。

那些人没能找到嘎公压迫剥削、横行乡里的证据，很不甘心。他们觉得，讨米的都划成了地主，一直过着好日子的雷家，更应该是地主。但是，土改政策没有条文，多少只鸭子对应什么成分。工作队的依据只能是，有没有田土、有多少田土。工作队确认了嘎公名下无田的事实，把他定成了“中农”。后来考虑到他家的房产和生活水平，嘎公最终被升级到“富裕中农”。

嘎公没有因为当过保长遭批斗，侥幸从剥削阶级队伍里摘了出来，一家人继续住在大瓦屋里。后来，兴起了这个社，那个社，分到手的田全归了过去。大家都成了无产阶级，成了光荣的公社社员。

　　我是在雷马家出生的，也就是人民公社化后的安乡县安宏公社同春大队。只是不到三岁，我离开了嘎公嘎嘎，随父母进了城。二老家的这些过往，都是我后来听妈妈讲的。

2019年四月，我回家看望妈妈，又聊起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她颇有感慨地说，那个时候，最怕两件事。一个是跑日本。躲到芦苇里，看得见亮晃晃的刺刀，吓得命都快没了。再一个就是，土匪作恶，抢东西，还打人。幸亏解放了，赶跑了土匪。

妈妈还说，没有土匪，日子是太平了。只是嘎公嘎嘎的日子跟原先比，那就差了好远好远。嘎公把赚来的钱，都吃掉了。这么也好。要是学那个讨米的财主，吃没吃好的，穿没穿好的，只晓得买田，搞得全家人一世都翻不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