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苏轼种花

薛明，

学苏轼种花

多姿多彩的大自然，若失去了花的点缀，就会颜色顿失，满眼苍苍，心灵的原野，若没有花的充实，则会干涸皱裂，渐渐枯竭。无论面对怎样的人生，在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

善良之花、元丰二年，新党得势，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此时苏东坡调任湖州，他在《湖州谢上表》中写了几句牢骚，其中一句“难以追陪新进”引起新党不满，他们认为苏轼在嘲讽新法，于是御史台里的官员们在苏轼以往的诗词里寻章摘句，搜罗了很多苏轼嘲讽新法的“证据”，苏轼被抓入狱，接受审问，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在监狱里，苏轼受到了非人的折磨，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很难想象，侮辱、摧残的对象就是苏东坡!

在阴暗的牢房中，饱受摧残之下，他被迫交代自己的“问题”，他知道，自己一旦承认，就离刑场不远了。御史台的小人带着满满的恶意，罗织起一个个精巧的罪名，把苏轼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可苏轼的名声实在太大，加上太后求情，苏轼侥幸逃得一命。哪怕这样被小人构陷，哪怕曾经受到非人的折磨，苏轼的内心却依然柔软而善良。

在黄州，他不忍看到弃婴白白死去，成立救儿会，救助弃婴。在惠州，他看到农人因为长时间耕种造成腿上溃烂，他推广新式农具，给当地农人带来极大的便利。在海南，他看到野蛮遍地，他主动开办学堂，开化百姓。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能绽放新的希望。他内心的善良，不只是照亮别人，也温暖了自己，正是这些努力，让苏轼的内心没有干涸，当他看到那些侥幸生存下来的婴儿，看到那些不用再被疾病困扰的农人，看到海南学子及第，他内心充盈着感动和力量。这份善良，让苏轼时时刻刻温暖着别人，别人也温暖着他那颗饱聪慧敏感，饱受创伤的心。他知道，只要善念不泯，哪怕远离朝堂，他的生命也依然是有光亮的，不至于荒芜颓唐。

真诚之花、皇帝的新装本是人人看穿的把戏，可是人们却任由皇帝出糗，最后只有一个孩子有点破这一切的勇气。“他什么也没穿啊”，是的，皇帝什么也没有穿，但是说破这一切的人要承担巨大的代价。苏轼那个经典的段子里，他悠然自得地拍着自己的肚皮，问身边侍妾，自己这一肚子是什么。朝云答，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哈哈大笑，认为朝云是他的知己。这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就是苏轼的真诚，他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点破这一切的孩子，面对满朝的世故官僚，只想说出那一句“可是他什么也没穿啊”。新旧两党争得你死我活，把民生国策统统当成了党同伐异的筹码，新党上台，有的政策异想天开，苏轼上书斥责。旧党废除新法，他却为那些行之有效的新法措施叫屈，上书为之辩护。

他不管立场、不问党派，他真诚的像个孩子，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为了百姓的生计，他愿意承担真诚的后果，愿意承担忠而被贬，流离四海的命运。苏轼的内心始终绽放着这朵真诚之花，他坚守自己的承诺，任凭风高雨骤，巍然耸立，绝不卑躬屈膝，用信念赢得赞誉。他始终清澈干净，这份真诚是他内心的信条，是立身的根本。环境再难，也击不垮人，可怕的是内心崩塌，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也正是这份坚守，让苏轼熬过了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涯，同时也让苏轼成为后人的榜样。

乐观之花、苏轼曾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贬谪之地，流放之所，本应是苏轼避之不及的伤心地，却被他当成自己的勋章，成为自己一生最闪耀的地方，这份乐观的心境确实不是常人能及。在黄州，衣食不继，朋友送给他一片荒田，他带着家人亲自下地，宛如老农一般耕种，劳累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拿着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农人唱歌。

面对吃不起羊肉的落魄，他兴致勃勃地买来“贱如泥”的猪肉，摸索出一种特殊的煮肉技巧，发明了中华名吃“东坡肉”。被贬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沉浸在荔枝的欣喜中。被贬到遥远的海南岛，他说，“兹游奇绝冠平生”，为那里美景震撼陶醉。内心绽放的乐观之花，让苏轼成为永远也打不垮的乐天派，他总能在逆境甚至绝境中发现生活的美好，他不愿把生命放在牢骚和郁闷里，用他的乐观豁达，对待生命里的每一次起落。

在心里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正是善良、真诚、乐观，这三朵生命之花，让苏轼拥有了对抗困境的力量。他没有因贬谪伤神，没有因流离而懊恼，从黄州到海南，环境一次比一次恶劣，他的人生却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洒脱。